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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都仅仅局限于各自的领域，没有交合。其实，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学范式不是不可通约的，而是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两者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彰显出一个较完整的翻译研究框架，能够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语言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因素。
[关键词]翻译研究 语言学 文化 范式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12-0057-02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两大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同时，有不少国内外译界学者纷纷撰写文章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致形成了“语言学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着重于语言内部结构及语言构成规律等，而文化范式则注重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对近年翻译研究的查阅可看出，文化范式显然比语言学范式更具影响力。然而，过度强调翻译中的文化研究似乎有点喧宾夺主，让人觉得不知是研究翻译还是研究文化。而且，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毅然与文本内的讨论相决裂，[1]甚至许多译界学者把两种研究范式看成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并认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已取代了语言学研究。然而，另有一些人认为，文化范式并没有完全代替语言学范式。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研究视角的多重性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特征也需要多元的翻译研究范式。因此，没有哪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全解释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所有现象。笔者认为，翻译研究范式应该是多元互补而非互相排斥的，新理论的提出并非就意味着对旧理论的否定，每一个研究范式都应该能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翻译。本文欲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进行评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设想两种范式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以期把对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建构一个较整体性的翻译研究框架。
一、翻译研究的两大范式之评述
（一）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翻译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然而，翻译研究却长期没有受到学术界学者的重视。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是翻译家的体会感悟和经验总结，主要局限于翻译的内容与形式或翻译技巧上。进入20世纪，西方语言学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也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进而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期间，学者们纷纷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系统分析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规律，使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将一直拘泥于经验范畴进行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放于科学的层面上来探讨，并逐渐形成了科学的语言学范式。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把翻译看做一种言语行为，探讨其中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并试图通过对语言的构成规律和转换规律的研究，使得翻译研究理性化、系统化，进而为翻译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打下基础。[2]一时间，语言学研究范式在翻译研究中彰显出一枝独秀的局面。
然而，尽管语言学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使翻译一时找到了理论支撑，但是以追求信息或意义“对等”为目标的语言学范式强调的是翻译研究的规范化、形式化，它以文本分析和语义探求为特征，脱离语境求忠实对等，这样便容易产生过于机械化和简单化等缺陷。[3]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忽视了翻译的人文性与译者的主体性等外部因素，使得翻译研究的视阈异常狭窄。20世纪80年代，已有一些界内学者意识到仅仅局限于语言内部的翻译研究具有许多不足，不能够解释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因此，许多学者开始寻求从一种新的视角对翻译的外部因素进行探讨。
（二）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仅仅局限于语言内部研究，忽视了翻译过程中诸如主体、语境等外部因素。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一些学者意识到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同样决定着译者及翻译活动。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应运而生了。诸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强调文化因素对翻译各方面的影响。一时间，各种术语和理论流派如“意识形态”、“操纵”、“话语权”、“赞助人”以及“多元系统”、“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很快吸引了不少界内人士的目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也接踵而至，进而形成了文化研究范式。
翻译的文化范式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研究诸如权利关系、后殖民主义等更为宏大的理论流派。由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各种文本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各种操纵因素自然成为文化范式研究的热点和中心。[4]因此，翻译的文化范式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使其向外部的一切因素敞开，形成了多元的翻译理论体系。
不可否认，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确实对翻译研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些依靠语言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翻译研究的泛文化倾向过分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往往忽视了翻译文本和语言转换规律。虽然翻译活动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但是它终究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没有了翻译文本翻译也就无从谈起了。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似乎也脱离了翻译活动的核心。所以，近些年来，也已不乏界内学者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并且呼吁回归翻译本体，注重翻译活动本身的研究。 那么，是否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又是对文化范式研究的否定呢？学者们是否能够跨越非此即彼的观念呢？
二、两大翻译研究范式之互补论
（一）两者之间的联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提高，译界学者对翻译的研究也逐渐系统化起来。语言学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其不足之处。在做研究和分析时，两者只局限于各自的领域，没有跨出自己的范围彼此寻找结合点。如此看来，两者似乎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那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之间是否有联系，是否能够互相补充呢？
我们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征，文化是语言的内涵和本质，[5]语言和文化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翻译活动虽然是以语言的转换活动为本质属性，但是也脱离不了对影响翻译的两种文化进行处理和分析。 正如王克非所说：“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6]由此可见，翻译活动既是语言的转换活动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如果单从语言学视角或文化视阈来研究翻译的话似乎都不够全面，两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上所述，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那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也不是不可通约的，应该是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每一方所不足的恰恰是对方所具有的，两者可以取长补短。 （二）新时代语境下两者结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看，翻译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也说明了翻译研究缺乏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目前，西方的翻译界也出现了理论短缺现象。一贯以套用西方理论的中国翻译学界从西方引进新的理论，在短时期内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当前翻译研究的两大范式也都或多或少存在自身的不足，不能够全面地解释翻译中出现的种种现象。鉴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要想更加全面地对翻译加以研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似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不应只局限于各自的领域，而应该寻找相互的关联性。新时期下，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翻译研究，使得翻译研究同时兼顾语言内部构成规则和使用规则以及外部诸多影响译者及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个较完整的翻译研究框架。从而能够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的等诸多因素。因此，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两者的结合也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研究既离不开语言也离不开文化。无论是单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单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似乎有失偏颇，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翻译的本质属性也决定了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来研究翻译是更全面、更合理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并非是不可通约、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是翻译研究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当然，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或两种范式的结合都似乎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翻译现象。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在多种范式并存和众多理论学派争鸣的境况中，翻译研究也呈现出跨学科、综合性等特点，以及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 参 考 文 献 ]
[1] Bassnett，S.2001. Cultural Construc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2.
[2] 李菁.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52-55.
[3] 喻锋平.国内外翻译研究转向及范式转换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2）：78.
[4] 司显柱.论翻译研究范式创新：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J].中国外语，2011，（2）：100.
[5] 孔德亮等.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模式构建[J].外国语，2012，（2）：17.
[6]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27.
[责任编辑：陈 明]
[关键词]翻译研究 语言学 文化 范式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12-0057-02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两大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同时，有不少国内外译界学者纷纷撰写文章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致形成了“语言学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着重于语言内部结构及语言构成规律等，而文化范式则注重语言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对近年翻译研究的查阅可看出，文化范式显然比语言学范式更具影响力。然而，过度强调翻译中的文化研究似乎有点喧宾夺主，让人觉得不知是研究翻译还是研究文化。而且，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毅然与文本内的讨论相决裂，[1]甚至许多译界学者把两种研究范式看成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并认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已取代了语言学研究。然而，另有一些人认为，文化范式并没有完全代替语言学范式。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翻译研究视角的多重性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特征也需要多元的翻译研究范式。因此，没有哪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全解释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所有现象。笔者认为，翻译研究范式应该是多元互补而非互相排斥的，新理论的提出并非就意味着对旧理论的否定，每一个研究范式都应该能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翻译。本文欲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进行评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设想两种范式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以期把对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建构一个较整体性的翻译研究框架。
一、翻译研究的两大范式之评述
（一）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翻译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然而，翻译研究却长期没有受到学术界学者的重视。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是翻译家的体会感悟和经验总结，主要局限于翻译的内容与形式或翻译技巧上。进入20世纪，西方语言学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也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进而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期间，学者们纷纷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系统分析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规律，使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将一直拘泥于经验范畴进行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放于科学的层面上来探讨，并逐渐形成了科学的语言学范式。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把翻译看做一种言语行为，探讨其中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并试图通过对语言的构成规律和转换规律的研究，使得翻译研究理性化、系统化，进而为翻译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打下基础。[2]一时间，语言学研究范式在翻译研究中彰显出一枝独秀的局面。
然而，尽管语言学转向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使翻译一时找到了理论支撑，但是以追求信息或意义“对等”为目标的语言学范式强调的是翻译研究的规范化、形式化，它以文本分析和语义探求为特征，脱离语境求忠实对等，这样便容易产生过于机械化和简单化等缺陷。[3]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忽视了翻译的人文性与译者的主体性等外部因素，使得翻译研究的视阈异常狭窄。20世纪80年代，已有一些界内学者意识到仅仅局限于语言内部的翻译研究具有许多不足，不能够解释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因此，许多学者开始寻求从一种新的视角对翻译的外部因素进行探讨。
（二）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仅仅局限于语言内部研究，忽视了翻译过程中诸如主体、语境等外部因素。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一些学者意识到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同样决定着译者及翻译活动。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应运而生了。诸多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强调文化因素对翻译各方面的影响。一时间，各种术语和理论流派如“意识形态”、“操纵”、“话语权”、“赞助人”以及“多元系统”、“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很快吸引了不少界内人士的目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也接踵而至，进而形成了文化研究范式。
翻译的文化范式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研究诸如权利关系、后殖民主义等更为宏大的理论流派。由于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各种文本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各种操纵因素自然成为文化范式研究的热点和中心。[4]因此，翻译的文化范式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使其向外部的一切因素敞开，形成了多元的翻译理论体系。
不可否认，翻译的文化研究范式确实对翻译研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些依靠语言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翻译研究的泛文化倾向过分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往往忽视了翻译文本和语言转换规律。虽然翻译活动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但是它终究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没有了翻译文本翻译也就无从谈起了。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似乎也脱离了翻译活动的核心。所以，近些年来，也已不乏界内学者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并且呼吁回归翻译本体，注重翻译活动本身的研究。 那么，是否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又是对文化范式研究的否定呢？学者们是否能够跨越非此即彼的观念呢？
二、两大翻译研究范式之互补论
（一）两者之间的联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的提高，译界学者对翻译的研究也逐渐系统化起来。语言学研究范式和文化研究范式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也各有其不足之处。在做研究和分析时，两者只局限于各自的领域，没有跨出自己的范围彼此寻找结合点。如此看来，两者似乎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那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之间是否有联系，是否能够互相补充呢？
我们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征，文化是语言的内涵和本质，[5]语言和文化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翻译活动虽然是以语言的转换活动为本质属性，但是也脱离不了对影响翻译的两种文化进行处理和分析。 正如王克非所说：“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6]由此可见，翻译活动既是语言的转换活动同时也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如果单从语言学视角或文化视阈来研究翻译的话似乎都不够全面，两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上所述，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那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也不是不可通约的，应该是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每一方所不足的恰恰是对方所具有的，两者可以取长补短。 （二）新时代语境下两者结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看，翻译研究的泛文化倾向也说明了翻译研究缺乏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目前，西方的翻译界也出现了理论短缺现象。一贯以套用西方理论的中国翻译学界从西方引进新的理论，在短时期内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当前翻译研究的两大范式也都或多或少存在自身的不足，不能够全面地解释翻译中出现的种种现象。鉴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要想更加全面地对翻译加以研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似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不应只局限于各自的领域，而应该寻找相互的关联性。新时期下，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翻译研究，使得翻译研究同时兼顾语言内部构成规则和使用规则以及外部诸多影响译者及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个较完整的翻译研究框架。从而能够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语言和文化的等诸多因素。因此，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两者的结合也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研究既离不开语言也离不开文化。无论是单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单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似乎有失偏颇，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翻译的本质属性也决定了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来研究翻译是更全面、更合理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范式并非是不可通约、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是翻译研究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当然，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任何一种研究范式或两种范式的结合都似乎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翻译现象。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在多种范式并存和众多理论学派争鸣的境况中，翻译研究也呈现出跨学科、综合性等特点，以及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 参 考 文 献 ]
[1] Bassnett，S.2001. Cultural Construc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2.
[2] 李菁.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52-55.
[3] 喻锋平.国内外翻译研究转向及范式转换综述[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2）：78.
[4] 司显柱.论翻译研究范式创新：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J].中国外语，2011，（2）：100.
[5] 孔德亮等.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的模式构建[J].外国语，2012，（2）：17.
[6]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27.
[责任编辑：陈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