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表处女作算起，我已经写了30多年了。这30多年，是人生最精华的段落，当然，也有艰难，但因为有文学陪伴，其实也幸福。
　　我对文学很痴迷。我不敢吹牛说是文学选择了我，实际上，是我自己选择了文学。曾经很遗憾，我大学没有能学文学，父亲是学文科的，他觉得学文科没出息，风险大，于是我就学了水利;后来又留校，直到201 3年才做专业作家，此前我一直是业余写作，是个“票友”。“票友”听起来很闲适、很富贵，其实也迷茫。是写作的幸福感让我始终有一个方向。20世纪90年代，妻子出国，三岁的孩子由老家的父母带，一个家分成了三处。分别的时候我对家人说：你们都好好的，不要担心我，我有写作。是写作让我在那段艰难的时光里，不堕落，没发疯。长夜漫漫，很容易疯掉的，但我是个痴迷的写作者。
　　我小时候生活的小镇曾经有一座塔，叫“寶严塔”。我没有见过它，是父辈的描绘让我有了一个印象。因为方言里“严”和“音”是不分的，《七层宝塔》里，这座塔变成了“宝音塔”。因为这个“音”字，小说里挂在宝塔飞檐上的铃铛就自然出现了。所以，（《七层宝塔》的诞生充满偶然性，它是我30多年写作中，诸多偶然的意外融合。
　　我曾经写过许多乡村背景的小说，获得第一届紫金山文学奖的《暗红与枯白》算一个，另有《红花地》《驴皮记》《大河》《看蛇展去》等，还有长篇小说《白驹》。它们曾经得到过很多褒奖，而且我自认为，就小说品质来说，它们都是优秀的。但在《七层宝塔》前，我确实已多年不写乡村，或许是自身兴趣点已然转移，更多的，恐怕还是乡村正处于巨变中，这种变化精彩而激烈，我有点眼花缭乱，难以把握。
　　机缘不请自来。2016年春节前，我参加活动，参观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房。房子很漂亮，但是我看到，市民广场的居民，他们的谈吐、样貌和举止，显然还是农民。我当时心中一凛，觉得我可以写个小说了。兴奋导致嘴快，一不留神我宣布了我要写。这一来造成了某种被动，不写自己都觉得是放空炮。我想了一年多，某一日，头脑里突然出现了“村庄竖起来”这句话，立即就能写了。
　　《七层宝塔》中的人物，唐老爹、阿虎、赵主任诸人，我极其熟悉，他们本就是我的长辈、同学、朋友。他们一直活着，各忙各的，只需要一个舞台，锣鼓一响，他们随时可以登台。不需要导演，他们自带剧本。
　　曾经以为，学水利是个弯路，除了顺带娶了个同样学水利的老婆，对我的人生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曲折，是损耗。但如果缺少在工程技术上的严格训练，少了依然在搞农村水土资源规划的妻子回家对我的唠叨，倘若没有17岁以前的小镇生活经验，《七层宝塔》即使写出来，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