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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岁末一个阳光冬日，北京金台饭店，“中国围产医学发展战略研讨会暨严仁英教授百岁寿辰庆典”正在这里举行。
严仁英的故事，就是一部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史和一位自强不息新中国女性的奋斗史。
大爱：始于从医之志
1932年，严仁英怀着求学从医之志，迈入清华园，成为生物系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清华园的3年，对严仁英来说就是6年，生物系的老师知道她想学医，就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
严仁英愉快地担起了这个“双肩挑”。每个新学期开始，严仁英都会从清华跑到协和医预科，抄下医预科的新课表回家选课。背着两个书包的严仁英奔波在两个学校之间，然而她没有被学业压垮，也没有当书呆子。各科成绩出类拔萃的她还是校篮球队主力，校合唱团和话剧团的演出里也少不了她的身影。
1935年，22岁的严仁英以前3名的成绩如愿以偿考上了美国人开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并拿到了奖学金。经过5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学习，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立志从医的愿望实现了！她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做住院医师。
她喜欢孩子，特别喜欢，在农村的时候流着两条鼻涕，脸上挺脏的孩子她也要接过来抱一抱。
她心中的偶像是恩师林巧稚。
在协和做学生的时候，她有空就去产房感受“甜蜜”。
孕妇有的喊叫，有的呻吟，可她的老师一来就都没声音了。只见她坐在孕妇身边，摸摸肚子，听听胎心，产房里马上安静下来。真神奇！
那一刻，她感受到，老师的爱心就像涓涓细流，安抚着每一个孕产妇……
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33岁的严仁英成了一名年轻的女住院总医师。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用门板抬来的孕妇。一天，有4个人用门板抬着一名孕妇走几十里路赶到医院，其中一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哀求：“大夫，您救救娃他娘吧，肚里的孩子死活都无所谓，家里还有俩呢，我们家不能离开她！”严仁英定睛一看，那孕妇可能临产好几天了，已是半休克状态，孩子也已经死了，便只能做毁胎术，孕妇合并感染和贫血等诸多问题，也是奄奄一息，抢救起来相当困难。
孕妇的生命终于被严仁英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可是无论是险些丧命的产妇，还是死去的婴儿，还有产妇丈夫的哀求，都像一块巨石一样沉沉地压在严仁英的心头。
之后，她又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送来的孕妇有的胎儿胳膊或小腿已经掉出来，满地血淋淋一片甚是凄惨。在为母子生命感叹的同时，严仁英更体会到她心目中“一个人住院两个人出院”那“甜蜜事业”内涵的苦涩和无奈。
大师：开创围产保健先河
1964年，严仁英响应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北京郊区密云县办起了半农半医学习班，这时，她才真正了解到农村严重缺医少药。在农村生孩子是生死关，一把土剪子就把脐带剪断了，有点知识的用火烧烧，然后撕一块破布条子裹上……破伤风很多，产妇死亡率特别高。这不仅让她有了一定要改善农村妇女健康的想法，还使她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临床每次面对和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保健面对的是一个人群，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群人。
1979年，经过民主选举，严仁英全票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她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在花甲之年毅然改行，扛起我国妇幼保健与围产医学的大旗。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计划外妊娠的终止方法全靠人工手术流产。这种手术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存在一定危险性，有的地方使用土法子，扎坏了膀胱，导致出血、感染甚至死人。
严仁英建立起计划生育实验室，开发出终止妊娠的药物，创出抗早孕非手术治疗终止妊娠的路子，最终造福了广大妇女。她是我国药物流产技术最初的先行者。
以往，产前检查初诊要等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要从妊娠初开始。于是，她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这是全国最早的早孕门诊。而配合早孕门诊开办的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着优质服务。从80年代末开始，她还探讨了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高危医学与社会学因素，倡导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对孕妇实行分级管理与高危转诊制度。
90年代初，她关注孕产妇心理保健，提出待产过程中的陪产与心理疏导，促使开展导乐服务降低剖宫产率。她带领研究人员翻译了《妇产科身心学》，并开展有关影响更年期症状发生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研究以及产后抑郁流行病学研究，开拓了妇产科临床与妇女保健服务相结合的新思路。
80年代，严仁英在北京顺义农村进行围产保健高危因素调研，发现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高达4.7%，是造成围产期死亡率第一位的死因。究其原因，与孕妇在妊娠期间缺乏叶酸有关。并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
这一研究成果1996年被卫生部推广。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叶酸增补剂后，以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出生的数字，使我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50%。这是严仁英为妇幼保健研究工作的又一贡献，为此她获得首届“中国人口奖”和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樟树奖”。如今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据此研究成果，调整和制定公共卫生政策。
当年，严仁英有三大心愿：第一，建起妇儿大楼，第二，成立全国围产医学会，第三，创办促成全国围产医学发展的专业杂志。1988年4月24日，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正式成立，严仁英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91年6月1日，北大医院妇儿大楼终于在西安门大街1号建成； 1998年5月，《中华围产医学杂志》问世，严仁英任总编辑。
严仁英用自己的手推开了一扇门——从最早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保护母子平安、有效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到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她为我国妇幼保健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她迈出诊室的一小步，却撑起了我国妇幼保健事业的一片天！
大德： 对人永远坦荡宽容
1949年，严仁英从美国学习回来后，第一项工作竟然是给妓女检查身体。同事们想到她刚刚留洋归来，这个工作似乎有点“不上档次”。没想到，她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去。”
在妓女教养院4个月的医疗工作，她用真诚热情感动了这一特殊群体。
严仁英不仅是医生，还是社会活动家。抗美援朝期间，她两次赴朝，参加反细菌战工作。后来，她成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多次出现在国际舞台，在很多问题上承担着形象大使的重任。
严仁英这种豁达、平和的心态，也帮她顺利地走过了人生低谷。
“文革”期间，丈夫王光超的特殊身份使严仁英卷入一场劫难，她的一切工作不得不停止。王光超是王光美的哥哥。一夜之间，严仁英头上便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刘少奇插到北大医院的黑手”，年逾半百的严主任被贬为卫生员。即便是在医院做清洁卫生工作，她也是一丝不苟。同事回忆说“就属严大夫做卫生时厕所最干净了”。
一天，一个分娩时胎儿太大被告知必须剖宫产的孕妇家属，不同意“挨一刀”，和医生争执起来。接产的医生找到正在刷厕所的“严大夫”。严仁英用手横着竖着比画了一阵，说：“可以不开刀，上个产钳就行了。”接产医生按照她说的做，结果母女平安。
遇到必须剖而家属死活不乐意的情况，严仁英都苦口婆心地劝。渐渐地，上厕所找“严大夫”的人多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妇产科专家。
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宽容的心，严仁英以微笑和坦荡度过了艰难岁月。而恢复工作特别是当选北大医院院长的她，仍然以一个仁者的宽容，与那些曾以各种手段对她进行批斗的人和睦相处，既往不咎，令每一个北大人由衷敬佩。
严仁英当了25年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到第八届），8年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和第三届）。25年中做了多少有分量的议案提案记不清了，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在下乡调研时，形成了“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提案；在国外讲学时，她看到当地中小学生轻松的学习氛围，于是产生了“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提案；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上，她带头发出捐献眼角膜和其他各个器官的倡议以及关于提倡试行安乐死和制定母婴保健法的议案。
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的拼搏奉献中，严仁英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知名医学教育家。从她课堂里走出一代又一代北医学子，早已成为医疗战线的栋梁。
1991年，在严仁英积极倡导与奔走努力下，北京医科大学在公共卫生院设立了妇幼卫生专业，先后招生8届142人。在此间严仁英捐资设立了“严仁英奖学金”，以鼓励和吸引更多学生投身于妇幼保健事业。
严仁英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她和丈夫王光超被誉为“杏林双彦”，夫妻携手走至耄耋之年。
王光超是严仁英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一次急诊经历成就了他俩恒久爱情的开端。一个得白喉的小孩来了，嗓子全被糊住，憋得全身发紫。王光超见状立刻打开消毒包取出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孩子的气管，插上了管子。孩子得救了。当时严仁英就想，这个人一定是个好大夫。
1949年10月，他们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冲破重重阻力和威胁，毅然双双回国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严仁英和王光超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医生济世救人的使命，将自己的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严仁英和王光超晚年生活十分俭朴，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他们却怀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为医务人员捐出2万多元购买设备。
11年前，王光超去世。女儿和女婿就搬来和她一起住。严仁英的饮食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一个鸡蛋和一片面包；中午多吃面食，炸酱面、包子、饺子，8个饺子、3个包子是严老的饭量；晚上以米饭为主，配几个热菜。
95岁高龄时，严仁英仍每周到医院上两个半天的班。上班后，她通常看看文件，为医生看看文章或和医生们一起讨论一下妇幼保健方面的课题、活动等。她常常健步走进病房， 微笑站在床前。双眸凝视患者，双手抚爱孕妇。“昨天晚上睡的一定好吧！瞧，今天脸色红润多了”。“咱们一块下地走一走，那样孩子会好生一些”。顷刻间，一股暖流像阳光撒满病房。在医院走廊里，严仁英也不忘和小患者亲切地打招呼。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医院的婴儿室。
严仁英笔直的腰板和清晰的头脑，让周围的同事们感到：“在严大夫面前，我们不敢说老。”
（责编：萧茵）
严仁英的故事，就是一部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发展史和一位自强不息新中国女性的奋斗史。
大爱：始于从医之志
1932年，严仁英怀着求学从医之志，迈入清华园，成为生物系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清华园的3年，对严仁英来说就是6年，生物系的老师知道她想学医，就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必修课程。
严仁英愉快地担起了这个“双肩挑”。每个新学期开始，严仁英都会从清华跑到协和医预科，抄下医预科的新课表回家选课。背着两个书包的严仁英奔波在两个学校之间，然而她没有被学业压垮，也没有当书呆子。各科成绩出类拔萃的她还是校篮球队主力，校合唱团和话剧团的演出里也少不了她的身影。
1935年，22岁的严仁英以前3名的成绩如愿以偿考上了美国人开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并拿到了奖学金。经过5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学习，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立志从医的愿望实现了！她留在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做住院医师。
她喜欢孩子，特别喜欢，在农村的时候流着两条鼻涕，脸上挺脏的孩子她也要接过来抱一抱。
她心中的偶像是恩师林巧稚。
在协和做学生的时候，她有空就去产房感受“甜蜜”。
孕妇有的喊叫，有的呻吟，可她的老师一来就都没声音了。只见她坐在孕妇身边，摸摸肚子，听听胎心，产房里马上安静下来。真神奇！
那一刻，她感受到，老师的爱心就像涓涓细流，安抚着每一个孕产妇……
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妇产医学界的泰斗、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33岁的严仁英成了一名年轻的女住院总医师。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个用门板抬来的孕妇。一天，有4个人用门板抬着一名孕妇走几十里路赶到医院，其中一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着哀求：“大夫，您救救娃他娘吧，肚里的孩子死活都无所谓，家里还有俩呢，我们家不能离开她！”严仁英定睛一看，那孕妇可能临产好几天了，已是半休克状态，孩子也已经死了，便只能做毁胎术，孕妇合并感染和贫血等诸多问题，也是奄奄一息，抢救起来相当困难。
孕妇的生命终于被严仁英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可是无论是险些丧命的产妇，还是死去的婴儿，还有产妇丈夫的哀求，都像一块巨石一样沉沉地压在严仁英的心头。
之后，她又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送来的孕妇有的胎儿胳膊或小腿已经掉出来，满地血淋淋一片甚是凄惨。在为母子生命感叹的同时，严仁英更体会到她心目中“一个人住院两个人出院”那“甜蜜事业”内涵的苦涩和无奈。
大师：开创围产保健先河
1964年，严仁英响应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北京郊区密云县办起了半农半医学习班，这时，她才真正了解到农村严重缺医少药。在农村生孩子是生死关，一把土剪子就把脐带剪断了，有点知识的用火烧烧，然后撕一块破布条子裹上……破伤风很多，产妇死亡率特别高。这不仅让她有了一定要改善农村妇女健康的想法，还使她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临床每次面对和治疗的是一个人，而保健面对的是一个人群，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预防则可造福一群人。
1979年，经过民主选举，严仁英全票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她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在花甲之年毅然改行，扛起我国妇幼保健与围产医学的大旗。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计划外妊娠的终止方法全靠人工手术流产。这种手术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存在一定危险性，有的地方使用土法子，扎坏了膀胱，导致出血、感染甚至死人。
严仁英建立起计划生育实验室，开发出终止妊娠的药物，创出抗早孕非手术治疗终止妊娠的路子，最终造福了广大妇女。她是我国药物流产技术最初的先行者。
以往，产前检查初诊要等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要从妊娠初开始。于是，她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这是全国最早的早孕门诊。而配合早孕门诊开办的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着优质服务。从80年代末开始，她还探讨了导致孕产妇死亡的高危医学与社会学因素，倡导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对孕妇实行分级管理与高危转诊制度。
90年代初，她关注孕产妇心理保健，提出待产过程中的陪产与心理疏导，促使开展导乐服务降低剖宫产率。她带领研究人员翻译了《妇产科身心学》，并开展有关影响更年期症状发生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研究以及产后抑郁流行病学研究，开拓了妇产科临床与妇女保健服务相结合的新思路。
80年代，严仁英在北京顺义农村进行围产保健高危因素调研，发现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高达4.7%，是造成围产期死亡率第一位的死因。究其原因，与孕妇在妊娠期间缺乏叶酸有关。并证实，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
这一研究成果1996年被卫生部推广。全国80%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叶酸增补剂后，以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出生的数字，使我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50%。这是严仁英为妇幼保健研究工作的又一贡献，为此她获得首届“中国人口奖”和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樟树奖”。如今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据此研究成果，调整和制定公共卫生政策。
当年，严仁英有三大心愿：第一，建起妇儿大楼，第二，成立全国围产医学会，第三，创办促成全国围产医学发展的专业杂志。1988年4月24日，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正式成立，严仁英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1991年6月1日，北大医院妇儿大楼终于在西安门大街1号建成； 1998年5月，《中华围产医学杂志》问世，严仁英任总编辑。
严仁英用自己的手推开了一扇门——从最早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保护母子平安、有效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到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她为我国妇幼保健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她迈出诊室的一小步，却撑起了我国妇幼保健事业的一片天！
大德： 对人永远坦荡宽容
1949年，严仁英从美国学习回来后，第一项工作竟然是给妓女检查身体。同事们想到她刚刚留洋归来，这个工作似乎有点“不上档次”。没想到，她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去。”
在妓女教养院4个月的医疗工作，她用真诚热情感动了这一特殊群体。
严仁英不仅是医生，还是社会活动家。抗美援朝期间，她两次赴朝，参加反细菌战工作。后来，她成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多次出现在国际舞台，在很多问题上承担着形象大使的重任。
严仁英这种豁达、平和的心态，也帮她顺利地走过了人生低谷。
“文革”期间，丈夫王光超的特殊身份使严仁英卷入一场劫难，她的一切工作不得不停止。王光超是王光美的哥哥。一夜之间，严仁英头上便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刘少奇插到北大医院的黑手”，年逾半百的严主任被贬为卫生员。即便是在医院做清洁卫生工作，她也是一丝不苟。同事回忆说“就属严大夫做卫生时厕所最干净了”。
一天，一个分娩时胎儿太大被告知必须剖宫产的孕妇家属，不同意“挨一刀”，和医生争执起来。接产的医生找到正在刷厕所的“严大夫”。严仁英用手横着竖着比画了一阵，说：“可以不开刀，上个产钳就行了。”接产医生按照她说的做，结果母女平安。
遇到必须剖而家属死活不乐意的情况，严仁英都苦口婆心地劝。渐渐地，上厕所找“严大夫”的人多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全国闻名的妇产科专家。
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宽容的心，严仁英以微笑和坦荡度过了艰难岁月。而恢复工作特别是当选北大医院院长的她，仍然以一个仁者的宽容，与那些曾以各种手段对她进行批斗的人和睦相处，既往不咎，令每一个北大人由衷敬佩。
严仁英当了25年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到第八届），8年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和第三届）。25年中做了多少有分量的议案提案记不清了，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人民代表的职责。在下乡调研时，形成了“关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提案；在国外讲学时，她看到当地中小学生轻松的学习氛围，于是产生了“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提案；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上，她带头发出捐献眼角膜和其他各个器官的倡议以及关于提倡试行安乐死和制定母婴保健法的议案。
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的拼搏奉献中，严仁英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知名医学教育家。从她课堂里走出一代又一代北医学子，早已成为医疗战线的栋梁。
1991年，在严仁英积极倡导与奔走努力下，北京医科大学在公共卫生院设立了妇幼卫生专业，先后招生8届142人。在此间严仁英捐资设立了“严仁英奖学金”，以鼓励和吸引更多学生投身于妇幼保健事业。
严仁英有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她和丈夫王光超被誉为“杏林双彦”，夫妻携手走至耄耋之年。
王光超是严仁英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一次急诊经历成就了他俩恒久爱情的开端。一个得白喉的小孩来了，嗓子全被糊住，憋得全身发紫。王光超见状立刻打开消毒包取出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孩子的气管，插上了管子。孩子得救了。当时严仁英就想，这个人一定是个好大夫。
1949年10月，他们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冲破重重阻力和威胁，毅然双双回国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严仁英和王光超始终没有忘记作为医生济世救人的使命，将自己的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严仁英和王光超晚年生活十分俭朴，但在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他们却怀着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为医务人员捐出2万多元购买设备。
11年前，王光超去世。女儿和女婿就搬来和她一起住。严仁英的饮食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一个鸡蛋和一片面包；中午多吃面食，炸酱面、包子、饺子，8个饺子、3个包子是严老的饭量；晚上以米饭为主，配几个热菜。
95岁高龄时，严仁英仍每周到医院上两个半天的班。上班后，她通常看看文件，为医生看看文章或和医生们一起讨论一下妇幼保健方面的课题、活动等。她常常健步走进病房， 微笑站在床前。双眸凝视患者，双手抚爱孕妇。“昨天晚上睡的一定好吧！瞧，今天脸色红润多了”。“咱们一块下地走一走，那样孩子会好生一些”。顷刻间，一股暖流像阳光撒满病房。在医院走廊里，严仁英也不忘和小患者亲切地打招呼。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医院的婴儿室。
严仁英笔直的腰板和清晰的头脑，让周围的同事们感到：“在严大夫面前，我们不敢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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