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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30年的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渐进模式以及取得的成绩，已经得到世界普遍认可。但国企改革的绩效却不能说是改革成就中的亮点。当国企改革走向产权改革的时候，尤其是走到当前民营化阶段，借鉴外国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国企改制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在不同转型战略下，我国国企改革必须分情况地推行民营化，强化民营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做到该过程的去“官员415"和“洋资化”，关键还是要放缓民营化进程。
关键词：经济转型；国企改革；私有化；民营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27-03
一、引言
进行了3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而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和俄罗斯，它们的转型却带来经济的倒退。在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换为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采用了一种国家指导下的转轨模式，而东欧与俄罗斯都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战略(大卫·科茨，2005)。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必然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国企改革，走的是一条不断放松对非国有企业限制的道路，它是实用、渐进、灵活的试验性改革。而东欧和俄罗斯选择的是迅速私有化的国企改革，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下，照搬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模式。
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至今的成就，以及俄罗斯、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带来的经济下滑，甚至使曾经支持“大爆炸”的萨克斯教授也不得不开始审视激进改革的失败案例，为“休克疗法”在俄东“水土不服”寻找自我辩护的理由。在整体改革受到肯定的同时，我国国企改革的道路却引来争执一片。国企民营化，即国有产权的重组，作为国企改革的一种途径，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反对。林毅夫(1999)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缺乏．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并非解决产权问题。而科尔奈(1986)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抱有父爱情结，因此，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本文将通过对俄东私有化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国企民营化受到的挑战进行原因探讨，同时，在俄东与中国在国企改革的不同转型背景下，揭示我国民营化成功的可能性。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俄罗斯、东欧私有化失败的原因分析
作为俄东私有化仿效模板的英美私有化，虽然在一些行业里也存在私有化不成功的现象，但国企私有化达到了其国企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英美私有化是成功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俄东私有化与英美私有化效果的不同呢?
1 俄东私有化背景和进程
俄東私有化，如前文所言，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东欧作为前苏联扶持的“小兄弟”们，一直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又都共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试图通过一次性改革，把已经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
按照科尔奈(1999)的观点，从纯粹的形态上看，俄东的经济转型采用加速私有化战略，即“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
俄东经济转型战略中对国企的改革在于：(1)企业的快速私有化，如俄罗斯转型才三年，私有化的原国企产出就占工业总产出的78.5％(smfisficheskoe obozrenie,1995,p41)；(2)迅速解除国家对企业尚存的指导(大卫·科茨，2004)。
但俄罗斯和东欧国企私有化之间又有所不同。俄罗斯国企私有化，主要把国有资产转让给了旧官僚或新权贵，把国企从国家垄断直接转变成内部人形成的寡头垄断。而东欧的国企私有化，则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本国绝大多数国有资本，以致国有资产对外流失，形成了没有民族资本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我们担心的是，失去了民族资本的东欧国家的经济是否还能站立起来。
2 原因分析
英美国企私有化使经济走出滞涨状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企业效率，促进经济继续发展，而俄东国企私有化却使国民经济陷入了衰退。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俄东私有化难度系数大于英美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时问却远短于英美。
第一，任何国企改革都无法脱离当时经济转型或改革的背景，俄东国企私有化是从整个经济全为国有经济的初始点转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式市场经济；而英美国企私有化只是市场经济的局部改革，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初始点就比俄东小很多，如英国在改革前，国企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美国更少，进行私有化的经济成本也因此比俄东少。
第二，由于俄东经济转型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国企私有化，在短期内，由于制度惯性，国企运转惯性，人们已成形的思维习惯等仍在发生作用，使得大多数国企在私有化后颇感不适。而英美私有化，都较为长期，英国国企私有化跨期20年，美国更是20多年，英美一个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的时间来消化，而俄东却指望短短几年就私有化整个国民经济。
第三，在私有化之前，俄东地区的一般国民都是国企的工人，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私有化的国企，正由于这个直接原因和私有化监管法制的缺乏，俄罗斯的私有化才使国有资产流失到旧官僚和新权贵手中，东欧地区的私有化更是把90％的国有资产以其价值10％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2003)，甚至外国人控制了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工业关键部门，经济失去独立性；而在经济危机或战争后，暂时建设一些国企来满足经济恢复需要的英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资本雄厚，市场运转和监督体制较为成熟，较好地规避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现状及坚持的必要性
1 实践上的挑战
在最近10年，我国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国退自进”，二是“国退民进”，三是“国退洋进”。“国退民进”，指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民营资本进入，俗称民营化。而本文的“民营化”与“国退民进”是不同的，是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干不好的企业，可以实现财产民营化或经营民营化，或民营经济参与部分股权，在国有资本干得好的企业，民营经济要参与竞争。它并非让国有资本全线退让，而是希望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达到优化的协调和配置。
但民营化的实践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一些民营企业用各种不合法的人为压低国有资产价值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如格林柯尔；民营企业收购国企的目的必然不是国企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裁减国企冗余人员，使失业率上升，不利于社会稳定；许多收购国企的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也很落后，在收购国企后并不能提高企业效率，遑论将同企扭亏为盈。
2 理论上的争议
面对实践上的挫折，学术界从最初达成的共识转变成百 家争鸣，人们开始对民营化产生怀疑和反对，甚至有的学者反对产权改革。
周新城(2000)認为，国企改革必须排除私有化思潮的干扰。他认为，把“放小”统一转为出售中小国企，不是搞活国企，反而扭曲了政府的真正意图，进行私有化。 林毅夫(2008)认为．“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国企改革问题的实质，我国虽然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但国企改革出现了私有化端倪，他不主张私有化。
这些观点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质上是把民营化直接等同于私有化，只看见它们表象上具有的某些共同点，把中国的民营化的命运强牵在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国企私有化失败的后果上。我国民营化与俄东私有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实际内涵，绝非单纯的国有资本的财产私有化。 3．坚持产权改革和民营化的必要 第一，俄东国企私有化的失败，不可能只是因为私有化本身而带来的，还有可能是私有化的速度过快，甚至改变国家性质，让惯性带着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国民经济和国民难以迅速吸收。当大多数转型国家都选择了产权改革这条路的时候，产权改革必然是国企改革和经济改革中不能逃避的问题。
第二，当然，不是别国走了一条怎样的路，我国就必须赶时髦继续走，更何况是一条他国失败的路。但是，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政策是运用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再结合我国国情得出的。不能因为我国政治体制和监管体制上存在问题而导致民营化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或其他问题，就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走，民营化不能走。
第三，弗里德曼认为，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的效率最低．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的效率最高。因此，国企改制前，产权不清晰，生产经营业绩低下，亏损的国企甚至需要政府财政补贴，这不利于国企自身的成长，也不利于政府把财政资金最优地用于国家工作中。而国企民营化，使亏损的国企找到自己的买主或使民营资本更大比例地参与产权，私人所有者或股东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竭尽全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或者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可以令企业效率提高，使企业起死回生，这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对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市场主体公平的表现。
第四，国企民营化，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节约纳税者的钱，优化政府财政支出配置。还可以减少国企内部高管腐败的现状，把收入从曾经腐败的高管那里转移到更多的国民手中，使国民不仅仅有需要，还有实际的购买能力，这对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的落实有正外部性。
第五，国企民营化，在短期内，可能增加国企职工的失业，但从长期来看。反而会使这些冗余的国企职工进行行业转移，大多数情况是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
’ 四、俄东私有化与我国民营化的对比分析 私有化并非万恶之源，但它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局限性。从现有的各国经验尤其是俄东的失败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度私有化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政府对国家安全控制能力削弱等问题(魏伯乐、奥兰·扬、马塞厄斯·芬格．2004)。况且我国民营化与俄东私有化也是不同的。
我国国企民营化与俄东国企私有化的相同点，在于都是从计划经济走向产权改革之路，以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更是因为国企改革背景和改革过程的不同，才使得我国国企民营化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在改革背景方面，国企改革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必然体现整个经济转型的特色。俄东国企私有化是基于经济的快速私有化转型战略开展的，政府突然一声令下，便让如整块铁块一样覆盖国民经济的国有经济迅速地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当时，非国有经济基本上没有自然形成和发展，这就为俄东国企私有化埋下失败的伏笔；而我国民营化改革，是在有机发展战略的经济转型下开展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在国有经济周围逐步放开对非国有经济的限制，发展非国有经济，进而在部分国企阻碍经济发展时，一定程度上允许民营企业或个人购买国企。
在改革过程方面，首先，俄东国企私有化速度快，我国民营化进展慢，有利于国民经济对民营化的消化；其次，俄东国企私有化，覆盖面积广，规模大，我国民营化覆盖面积较小，还处于试验摸索阶段；再者，俄东国企私有化，国民手中并无积蓄去参与私有化，又由于缺乏监管，才使得俄罗斯私有化成为俄国原政治领导人和新权贵瓜分国有资产的好机会，也使得东欧国有资产被外国资本家瓜分，而我国民营化是由民营企业或个人参与，同时，我国对国有资产出售的监管体制较俄东私有化时期好。
五、政策建议
无论是从俄东失败的教训，还是从英美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国改革一直以来取得的成效，我们不难得出：
1 对不同领域的国企采取不同的产权改革
要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尤其是坚持对竞争性领域里的亏损中小国企实行财产民营化或经营民营化，对于竞争性领域的大型国企和绩效好的中小国企，最好产权多元化，增加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所占股份，国有股份不能退出，要保持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共有经济的优越性是私有经济不可取代的(大卫·科茨，2008)，也是整个经济产权发展的趋势；对非竞争性领域承担社会功能的公共服务型国企。可以引入一定比例的民营经济，参与竞争，刺激国企改善经营，提高服务质量。
2 强化“民营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设立合理实用的有关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建设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公正监督和公正执行的司法体系，提高民营化过程的透明度和民主度；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设立由各行业资深专家组成的国有资产评估小组，同时，成立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审计部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公正的监督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要使不同权力之间相互制衡。
3 “民营化”过程要去“官员化”，去“外资化”
在民营化过程中，要真正做到政企分离，使政府官员退出民营化过程，做到“官退民进”，建立官员不越位的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人官员手中，使民营化的成果可以归国民享有。
“如果允许外国人参与国有企业的收买的话，其后果将是惨痛的，因为卖给本国人，财产的再分配只发生在一个民族经济体内；如果卖给外国人，其后果将使整个民族经济全面贫困化”(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2003，前言p.4)。因此，在“民营化”过程中，要警惕外国资本利用民营企业而购买国有资本，防止产生我国经济不独立的恶果。对民营资本的来源是否合法，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4 做缓“民营化”进度
从俄东失败的国企产权改革中，我们应该放慢“民营化”的脚步。由于我国“民营化”配套制度还没有跟上来，如健全公正的“民营化”监督体制，民主透明的“民营化”运作机制等，因此，我国目前的“民营化”也只应该还处于增量改革阶段，而非大规模的“存量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在逐步的“民营化”过程中，对已出现和将出现的问题及时制定“药方”。此外，要想使“民营化”真正惠及广大国民，我们还需要时间让国民富起来。
5 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再就业
需要引导民营经济提高自身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能力。从家族式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型(张华、张俊喜、宋敏，2004)。提高其把握收购中小国企的良好运转能力。
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要趁机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同时，加强再就业培训，吸纳国企转制或“精兵简政”后的下岗职工，提高就业率，稳定社会，同时优化经济结构。
总之。正如沃顿商学院教授Mauro Guillen(2007)所说：“无论是激进变革还是渐进改革，仅仅凭借改变公司所有制形式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的金融机构(例如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尚未成熟。”除了民营化，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关键词：经济转型；国企改革；私有化；民营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27-03
一、引言
进行了30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而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和俄罗斯，它们的转型却带来经济的倒退。在以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转换为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采用了一种国家指导下的转轨模式，而东欧与俄罗斯都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战略(大卫·科茨，2005)。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必然是改革的重点。中国国企改革，走的是一条不断放松对非国有企业限制的道路，它是实用、渐进、灵活的试验性改革。而东欧和俄罗斯选择的是迅速私有化的国企改革，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下，照搬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模式。
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至今的成就，以及俄罗斯、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带来的经济下滑，甚至使曾经支持“大爆炸”的萨克斯教授也不得不开始审视激进改革的失败案例，为“休克疗法”在俄东“水土不服”寻找自我辩护的理由。在整体改革受到肯定的同时，我国国企改革的道路却引来争执一片。国企民营化，即国有产权的重组，作为国企改革的一种途径，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反对。林毅夫(1999)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缺乏．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并非解决产权问题。而科尔奈(1986)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使得国家对国有企业抱有父爱情结，因此，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
本文将通过对俄东私有化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国企民营化受到的挑战进行原因探讨，同时，在俄东与中国在国企改革的不同转型背景下，揭示我国民营化成功的可能性。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俄罗斯、东欧私有化失败的原因分析
作为俄东私有化仿效模板的英美私有化，虽然在一些行业里也存在私有化不成功的现象，但国企私有化达到了其国企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英美私有化是成功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俄东私有化与英美私有化效果的不同呢?
1 俄东私有化背景和进程
俄東私有化，如前文所言，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东欧作为前苏联扶持的“小兄弟”们，一直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又都共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试图通过一次性改革，把已经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
按照科尔奈(1999)的观点，从纯粹的形态上看，俄东的经济转型采用加速私有化战略，即“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
俄东经济转型战略中对国企的改革在于：(1)企业的快速私有化，如俄罗斯转型才三年，私有化的原国企产出就占工业总产出的78.5％(smfisficheskoe obozrenie,1995,p41)；(2)迅速解除国家对企业尚存的指导(大卫·科茨，2004)。
但俄罗斯和东欧国企私有化之间又有所不同。俄罗斯国企私有化，主要把国有资产转让给了旧官僚或新权贵，把国企从国家垄断直接转变成内部人形成的寡头垄断。而东欧的国企私有化，则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本国绝大多数国有资本，以致国有资产对外流失，形成了没有民族资本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经济。让我们担心的是，失去了民族资本的东欧国家的经济是否还能站立起来。
2 原因分析
英美国企私有化使经济走出滞涨状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企业效率，促进经济继续发展，而俄东国企私有化却使国民经济陷入了衰退。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俄东私有化难度系数大于英美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时问却远短于英美。
第一，任何国企改革都无法脱离当时经济转型或改革的背景，俄东国企私有化是从整个经济全为国有经济的初始点转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式市场经济；而英美国企私有化只是市场经济的局部改革，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初始点就比俄东小很多，如英国在改革前，国企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美国更少，进行私有化的经济成本也因此比俄东少。
第二，由于俄东经济转型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国企私有化，在短期内，由于制度惯性，国企运转惯性，人们已成形的思维习惯等仍在发生作用，使得大多数国企在私有化后颇感不适。而英美私有化，都较为长期，英国国企私有化跨期20年，美国更是20多年，英美一个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的时间来消化，而俄东却指望短短几年就私有化整个国民经济。
第三，在私有化之前，俄东地区的一般国民都是国企的工人，没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私有化的国企，正由于这个直接原因和私有化监管法制的缺乏，俄罗斯的私有化才使国有资产流失到旧官僚和新权贵手中，东欧地区的私有化更是把90％的国有资产以其价值10％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2003)，甚至外国人控制了这些国家的金融和工业关键部门，经济失去独立性；而在经济危机或战争后，暂时建设一些国企来满足经济恢复需要的英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私人资本雄厚，市场运转和监督体制较为成熟，较好地规避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现状及坚持的必要性
1 实践上的挑战
在最近10年，我国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国退自进”，二是“国退民进”，三是“国退洋进”。“国退民进”，指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民营资本进入，俗称民营化。而本文的“民营化”与“国退民进”是不同的，是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干不好的企业，可以实现财产民营化或经营民营化，或民营经济参与部分股权，在国有资本干得好的企业，民营经济要参与竞争。它并非让国有资本全线退让，而是希望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国民经济中达到优化的协调和配置。
但民营化的实践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一些民营企业用各种不合法的人为压低国有资产价值的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如格林柯尔；民营企业收购国企的目的必然不是国企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利润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裁减国企冗余人员，使失业率上升，不利于社会稳定；许多收购国企的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管理也很落后，在收购国企后并不能提高企业效率，遑论将同企扭亏为盈。
2 理论上的争议
面对实践上的挫折，学术界从最初达成的共识转变成百 家争鸣，人们开始对民营化产生怀疑和反对，甚至有的学者反对产权改革。
周新城(2000)認为，国企改革必须排除私有化思潮的干扰。他认为，把“放小”统一转为出售中小国企，不是搞活国企，反而扭曲了政府的真正意图，进行私有化。 林毅夫(2008)认为．“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国企改革问题的实质，我国虽然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但国企改革出现了私有化端倪，他不主张私有化。
这些观点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实质上是把民营化直接等同于私有化，只看见它们表象上具有的某些共同点，把中国的民营化的命运强牵在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国企私有化失败的后果上。我国民营化与俄东私有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实际内涵，绝非单纯的国有资本的财产私有化。 3．坚持产权改革和民营化的必要 第一，俄东国企私有化的失败，不可能只是因为私有化本身而带来的，还有可能是私有化的速度过快，甚至改变国家性质，让惯性带着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的国民经济和国民难以迅速吸收。当大多数转型国家都选择了产权改革这条路的时候，产权改革必然是国企改革和经济改革中不能逃避的问题。
第二，当然，不是别国走了一条怎样的路，我国就必须赶时髦继续走，更何况是一条他国失败的路。但是，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政策是运用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再结合我国国情得出的。不能因为我国政治体制和监管体制上存在问题而导致民营化过程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或其他问题，就认为产权改革不能走，民营化不能走。
第三，弗里德曼认为，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的效率最低．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的效率最高。因此，国企改制前，产权不清晰，生产经营业绩低下，亏损的国企甚至需要政府财政补贴，这不利于国企自身的成长，也不利于政府把财政资金最优地用于国家工作中。而国企民营化，使亏损的国企找到自己的买主或使民营资本更大比例地参与产权，私人所有者或股东为了利润最大化，必然会竭尽全力去改善经营管理，或者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可以令企业效率提高，使企业起死回生，这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是对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市场主体公平的表现。
第四，国企民营化，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节约纳税者的钱，优化政府财政支出配置。还可以减少国企内部高管腐败的现状，把收入从曾经腐败的高管那里转移到更多的国民手中，使国民不仅仅有需要，还有实际的购买能力，这对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的落实有正外部性。
第五，国企民营化，在短期内，可能增加国企职工的失业，但从长期来看。反而会使这些冗余的国企职工进行行业转移，大多数情况是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
’ 四、俄东私有化与我国民营化的对比分析 私有化并非万恶之源，但它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局限性。从现有的各国经验尤其是俄东的失败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度私有化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政府对国家安全控制能力削弱等问题(魏伯乐、奥兰·扬、马塞厄斯·芬格．2004)。况且我国民营化与俄东私有化也是不同的。
我国国企民营化与俄东国企私有化的相同点，在于都是从计划经济走向产权改革之路，以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更是因为国企改革背景和改革过程的不同，才使得我国国企民营化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在改革背景方面，国企改革作为经济转型的重点，必然体现整个经济转型的特色。俄东国企私有化是基于经济的快速私有化转型战略开展的，政府突然一声令下，便让如整块铁块一样覆盖国民经济的国有经济迅速地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当时，非国有经济基本上没有自然形成和发展，这就为俄东国企私有化埋下失败的伏笔；而我国民营化改革，是在有机发展战略的经济转型下开展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在国有经济周围逐步放开对非国有经济的限制，发展非国有经济，进而在部分国企阻碍经济发展时，一定程度上允许民营企业或个人购买国企。
在改革过程方面，首先，俄东国企私有化速度快，我国民营化进展慢，有利于国民经济对民营化的消化；其次，俄东国企私有化，覆盖面积广，规模大，我国民营化覆盖面积较小，还处于试验摸索阶段；再者，俄东国企私有化，国民手中并无积蓄去参与私有化，又由于缺乏监管，才使得俄罗斯私有化成为俄国原政治领导人和新权贵瓜分国有资产的好机会，也使得东欧国有资产被外国资本家瓜分，而我国民营化是由民营企业或个人参与，同时，我国对国有资产出售的监管体制较俄东私有化时期好。
五、政策建议
无论是从俄东失败的教训，还是从英美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国改革一直以来取得的成效，我们不难得出：
1 对不同领域的国企采取不同的产权改革
要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尤其是坚持对竞争性领域里的亏损中小国企实行财产民营化或经营民营化，对于竞争性领域的大型国企和绩效好的中小国企，最好产权多元化，增加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所占股份，国有股份不能退出，要保持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共有经济的优越性是私有经济不可取代的(大卫·科茨，2008)，也是整个经济产权发展的趋势；对非竞争性领域承担社会功能的公共服务型国企。可以引入一定比例的民营经济，参与竞争，刺激国企改善经营，提高服务质量。
2 强化“民营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
设立合理实用的有关国有资产监管的法律，建设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公正监督和公正执行的司法体系，提高民营化过程的透明度和民主度；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设立由各行业资深专家组成的国有资产评估小组，同时，成立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审计部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公正的监督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要使不同权力之间相互制衡。
3 “民营化”过程要去“官员化”，去“外资化”
在民营化过程中，要真正做到政企分离，使政府官员退出民营化过程，做到“官退民进”，建立官员不越位的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人官员手中，使民营化的成果可以归国民享有。
“如果允许外国人参与国有企业的收买的话，其后果将是惨痛的，因为卖给本国人，财产的再分配只发生在一个民族经济体内；如果卖给外国人，其后果将使整个民族经济全面贫困化”(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2003，前言p.4)。因此，在“民营化”过程中，要警惕外国资本利用民营企业而购买国有资本，防止产生我国经济不独立的恶果。对民营资本的来源是否合法，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4 做缓“民营化”进度
从俄东失败的国企产权改革中，我们应该放慢“民营化”的脚步。由于我国“民营化”配套制度还没有跟上来，如健全公正的“民营化”监督体制，民主透明的“民营化”运作机制等，因此，我国目前的“民营化”也只应该还处于增量改革阶段，而非大规模的“存量改革”。同时，我们还需要在逐步的“民营化”过程中，对已出现和将出现的问题及时制定“药方”。此外，要想使“民营化”真正惠及广大国民，我们还需要时间让国民富起来。
5 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再就业
需要引导民营经济提高自身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能力。从家族式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型(张华、张俊喜、宋敏，2004)。提高其把握收购中小国企的良好运转能力。
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要趁机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同时，加强再就业培训，吸纳国企转制或“精兵简政”后的下岗职工，提高就业率，稳定社会，同时优化经济结构。
总之。正如沃顿商学院教授Mauro Guillen(2007)所说：“无论是激进变革还是渐进改革，仅仅凭借改变公司所有制形式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的金融机构(例如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尚未成熟。”除了民营化，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