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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孩子一样，在战术板上摆放球员。在这块迷你草坪上，1998年法国队对决巴西队。球员们只有几厘米高，球衣是画上去的。此种游戏叫做Subbuteo，在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中很流行，而温格、齐达内和布兰克也玩得很开心。这天清晨，日内瓦Le Richemond酒店中，一天的生活又开始了。
布兰克喜欢将自己带入，成为巴西队的主帅。他三下五除二，重新操弄了巴西的阵型：门将1人，后卫1人，前锋9人。温格见之，哈哈大笑，然后下手摆弄法国队的阵型。他针锋相对，稳守为上：1个门将，9个后卫，1个前锋。哄堂大笑。布兰克说：“突前的那个小子是卡里姆·本泽马，我们需要他进球。但自己呆在前面也无聊，这就是单前锋的现代性寂寞。”齐达内倒是一贯沉稳，没说什么，好像他的思绪已重回 1998年。他眼角带着微笑，双手扶住游戏桌，好似在轻柔地抚摸，又像是回到了在马赛的童年。他捏起一名小球员，又捏起小足球。法国队的任意球，所有人屏息凝神。齐达内瞄住对方的球门，一弹指，球应声入网。射门力气太大，巴西队球门被轰到了地上。布兰克和温格对视一眼，齐达内狂笑，法国1比0巴西。
布兰克：此时此刻，我宁愿和巴西交手，也不愿和西班牙交手。
齐达内：是的，我持相同意见。最近几年巴西队略有下滑，因为他们还没找到合适的教练。得有一个真正强势，懂得如何与球员交流、激励他们的教练。
温格：巴西人有时会将我们带回足球的本源——游戏。因为足球首先还是游戏。我个人有一些小的标准，来看一堂训练课是否高效。我会站远一点，打量球员们。如果看到他们玩得开心，很单纯的快乐，我就知道训练成功了。
齐达内：听我说，阿塞纳，我是过来人。当职业球员，不是每天都能笑起来的。有训练、客场、集训和比赛，各种各样的限制都得接受。那就谈不上游戏了。职业足球的一个危机，就是失去游戏精神，进而失去灵感和创造力。我认为这也是如今没有真正10号的原因。几乎没有美丽足球了。大家都很强壮，渐渐也觉得烦了。没有绝妙的传球和盘带，乐趣也就少了……
布兰克：是的，但成功的秘密或许就在其中。得让球员们重拾场上的快乐，找回游戏的简单乐趣。对于法国队的比赛是如此，对于俱乐部也是如此。乐趣，游戏，是在一起的。
温格：没错。刚才玩的这个游戏草坪，毕竟不是真的球场。现代足球中，我们经常忽视的一点，是草皮质量。在阿森纳，我们每10到11个月就换一次草皮，每个赛季都是如此。不然草皮会疲劳的。球员们无法发挥百分百的水平。
既然是在手表之都日内瓦，那就聊聊手表吧……
温格：我喜欢手表，但不过度。手表是男人唯一的首饰。我很清楚的记得自己的第一块手表。我出身天主教圈子，我第一次领圣体时，我的教父送给我一块手表，那是1963年。二十七八岁时，我把它给弄丢了。那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如果有机会，我想再买一块那款表。
齐达内：我的第一款手表？丢了，但同一天，我认识了我妻子。我还记得是哪一天——1991年2月6日。那天，戛纳在下雪，较为罕见。我和伙伴们在雪中打闹，把手表弄丢了。但那天，我认识了那位年轻的姑娘，就是我现在的伴侣。手表对于男人，就像是鞋子和包对于女人，有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喜欢手表，但我并不收藏。我个人喜欢表盘大、读数清晰的。
布兰克：直到16岁时，我还没有戴过手表。我的第一块手表是姥爷送的，黑白两色的机械表。很好用。我当时刚进入蒙彼利埃青训营，我需要遵守训练和比赛时间……
齐达内：我在意大利浸染了钟表文化。是阿涅利老爷子教我的。在尤文图斯，他来到训练场时，所有人都停下不踢了。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正常，就像是学校里，校长进入教室，大家都站起来。在生活中，我们也能遇到很有魅力的人，有光环的，阿涅利就是其中之一。阿涅利非常懂表。他永远戴在衣袖上。他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与众不同。我还记得他有时戴两块表。当我们在罗马、米兰和那不勒斯赢球时，我们凌晨三四点才回到都灵。第二天，早上6点整，他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通话时间也就几分钟，而且我处于睡眠状态，但打这个电话就足够优雅了。在都灵我学会了，对足球和其他事来说，胜利是最重要的。在尤文，我学会了获胜。得不停获胜，才能存在、继续生活。球员必须得出国踢球，才能长见识。树挪死，人挪活，多走动，多改变，拥有野心。阿涅利就是这种理念的化身，他也启发了我。他本身就是榜样，是我生活的榜样。也是在都灵，我拥有了时尚仪式。还有一件事：阿涅利教会了我手表要戴在右手腕，而不是左手。这就是风格。
温格：手表是很美的物品。它们在讲述人与时间的关系。我甚至认为，是人类与精准的关系，人准时与否直接暴露个性。我很怕早到，但我更怕晚到。我在村子里长大，小时候在田地里干活。对于时间，我的理解很农民式的。我很尊重时间。中午，村子里的教堂钟声响起，就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的这段描述可能与现在的情况完全脱节，但时间就是成绩、速度和金钱。我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齐达内：对我来说，守时是心理问题。守时是礼貌的第一要求，不是么？
布兰克：必须的，礼貌问题。职业球员们有时是喜欢玩火的大男孩。当我召集法国队时，我会给出一个时间段，比如12点到13点之间。不管你们信不信，总有几个人会在最后时刻到来，甚至略微晚一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戴的手表倒是很贵……
温格：我会看男人的手腕，来界定他的人格。我会偷偷研究他的穿着，独自和在集体中的行为方式。然后我看他的手表。先看有没有戴表，如果戴了，再确定其风格。因为手表不仅是首饰和工具，也是自然而然的便利。我不喜欢太大的、笨重的、太招眼球的东西。我追求细腻、简单和效率，与我的足球理念一样。有人说50岁了还没有劳力士，就白活了。我觉得这很可笑。
布兰克：方式很重要。我受不了金子，我喜欢钢质手表。腕上戴块大金表，需要勇气，不是么？
温格表示心有戚戚焉。齐达内则目光游离，似乎卷入了回忆的漩涡。他在想什么呢？
齐达内：我在想一件往事。洛洛（布兰克），是你迎接我进入国家队，给我送出了在国家队的第一记助攻。那是1994年8月对阵捷克。我在第63分钟上场，布兰克立即执行战术上的改变。最终，我进了两球，2比2收场。
温格：我对于1998一代的球员保有极大的尊重。我看着齐内丁（齐达内）在戛纳出道。你或许自己不记得，但我记得。劳伦（布兰克），当你还在踢地区少年联赛时，我就听说过你了。有球探跟我说，一定要关注你。球员有两种：一种会慢慢失去对足球的热爱，另一种始终不渝。我觉得齐内丁和劳伦都是后一种。他们没有变。他们热爱足球，懂得一切并非只是游戏。
布兰克：我是那么尊重你，阿塞纳。每当谈起对球衣的热爱，我都想起你。我不知道这种价值观在三四十年后，是否会依然存在。作为法国队主教练，我的理念完全建立在足球回归上。
温格：我的理念建立在对人的乐观预期上。
齐达内没说话，听着，然后笑了，幸福地走开了。
布兰克喜欢将自己带入，成为巴西队的主帅。他三下五除二，重新操弄了巴西的阵型：门将1人，后卫1人，前锋9人。温格见之，哈哈大笑，然后下手摆弄法国队的阵型。他针锋相对，稳守为上：1个门将，9个后卫，1个前锋。哄堂大笑。布兰克说：“突前的那个小子是卡里姆·本泽马，我们需要他进球。但自己呆在前面也无聊，这就是单前锋的现代性寂寞。”齐达内倒是一贯沉稳，没说什么，好像他的思绪已重回 1998年。他眼角带着微笑，双手扶住游戏桌，好似在轻柔地抚摸，又像是回到了在马赛的童年。他捏起一名小球员，又捏起小足球。法国队的任意球，所有人屏息凝神。齐达内瞄住对方的球门，一弹指，球应声入网。射门力气太大，巴西队球门被轰到了地上。布兰克和温格对视一眼，齐达内狂笑，法国1比0巴西。
布兰克：此时此刻，我宁愿和巴西交手，也不愿和西班牙交手。
齐达内：是的，我持相同意见。最近几年巴西队略有下滑，因为他们还没找到合适的教练。得有一个真正强势，懂得如何与球员交流、激励他们的教练。
温格：巴西人有时会将我们带回足球的本源——游戏。因为足球首先还是游戏。我个人有一些小的标准，来看一堂训练课是否高效。我会站远一点，打量球员们。如果看到他们玩得开心，很单纯的快乐，我就知道训练成功了。
齐达内：听我说，阿塞纳，我是过来人。当职业球员，不是每天都能笑起来的。有训练、客场、集训和比赛，各种各样的限制都得接受。那就谈不上游戏了。职业足球的一个危机，就是失去游戏精神，进而失去灵感和创造力。我认为这也是如今没有真正10号的原因。几乎没有美丽足球了。大家都很强壮，渐渐也觉得烦了。没有绝妙的传球和盘带，乐趣也就少了……
布兰克：是的，但成功的秘密或许就在其中。得让球员们重拾场上的快乐，找回游戏的简单乐趣。对于法国队的比赛是如此，对于俱乐部也是如此。乐趣，游戏，是在一起的。
温格：没错。刚才玩的这个游戏草坪，毕竟不是真的球场。现代足球中，我们经常忽视的一点，是草皮质量。在阿森纳，我们每10到11个月就换一次草皮，每个赛季都是如此。不然草皮会疲劳的。球员们无法发挥百分百的水平。
既然是在手表之都日内瓦，那就聊聊手表吧……
温格：我喜欢手表，但不过度。手表是男人唯一的首饰。我很清楚的记得自己的第一块手表。我出身天主教圈子，我第一次领圣体时，我的教父送给我一块手表，那是1963年。二十七八岁时，我把它给弄丢了。那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如果有机会，我想再买一块那款表。
齐达内：我的第一款手表？丢了，但同一天，我认识了我妻子。我还记得是哪一天——1991年2月6日。那天，戛纳在下雪，较为罕见。我和伙伴们在雪中打闹，把手表弄丢了。但那天，我认识了那位年轻的姑娘，就是我现在的伴侣。手表对于男人，就像是鞋子和包对于女人，有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喜欢手表，但我并不收藏。我个人喜欢表盘大、读数清晰的。
布兰克：直到16岁时，我还没有戴过手表。我的第一块手表是姥爷送的，黑白两色的机械表。很好用。我当时刚进入蒙彼利埃青训营，我需要遵守训练和比赛时间……
齐达内：我在意大利浸染了钟表文化。是阿涅利老爷子教我的。在尤文图斯，他来到训练场时，所有人都停下不踢了。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正常，就像是学校里，校长进入教室，大家都站起来。在生活中，我们也能遇到很有魅力的人，有光环的，阿涅利就是其中之一。阿涅利非常懂表。他永远戴在衣袖上。他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与众不同。我还记得他有时戴两块表。当我们在罗马、米兰和那不勒斯赢球时，我们凌晨三四点才回到都灵。第二天，早上6点整，他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通话时间也就几分钟，而且我处于睡眠状态，但打这个电话就足够优雅了。在都灵我学会了，对足球和其他事来说，胜利是最重要的。在尤文，我学会了获胜。得不停获胜，才能存在、继续生活。球员必须得出国踢球，才能长见识。树挪死，人挪活，多走动，多改变，拥有野心。阿涅利就是这种理念的化身，他也启发了我。他本身就是榜样，是我生活的榜样。也是在都灵，我拥有了时尚仪式。还有一件事：阿涅利教会了我手表要戴在右手腕，而不是左手。这就是风格。
温格：手表是很美的物品。它们在讲述人与时间的关系。我甚至认为，是人类与精准的关系，人准时与否直接暴露个性。我很怕早到，但我更怕晚到。我在村子里长大，小时候在田地里干活。对于时间，我的理解很农民式的。我很尊重时间。中午，村子里的教堂钟声响起，就是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的这段描述可能与现在的情况完全脱节，但时间就是成绩、速度和金钱。我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齐达内：对我来说，守时是心理问题。守时是礼貌的第一要求，不是么？
布兰克：必须的，礼貌问题。职业球员们有时是喜欢玩火的大男孩。当我召集法国队时，我会给出一个时间段，比如12点到13点之间。不管你们信不信，总有几个人会在最后时刻到来，甚至略微晚一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他们戴的手表倒是很贵……
温格：我会看男人的手腕，来界定他的人格。我会偷偷研究他的穿着，独自和在集体中的行为方式。然后我看他的手表。先看有没有戴表，如果戴了，再确定其风格。因为手表不仅是首饰和工具，也是自然而然的便利。我不喜欢太大的、笨重的、太招眼球的东西。我追求细腻、简单和效率，与我的足球理念一样。有人说50岁了还没有劳力士，就白活了。我觉得这很可笑。
布兰克：方式很重要。我受不了金子，我喜欢钢质手表。腕上戴块大金表，需要勇气，不是么？
温格表示心有戚戚焉。齐达内则目光游离，似乎卷入了回忆的漩涡。他在想什么呢？
齐达内：我在想一件往事。洛洛（布兰克），是你迎接我进入国家队，给我送出了在国家队的第一记助攻。那是1994年8月对阵捷克。我在第63分钟上场，布兰克立即执行战术上的改变。最终，我进了两球，2比2收场。
温格：我对于1998一代的球员保有极大的尊重。我看着齐内丁（齐达内）在戛纳出道。你或许自己不记得，但我记得。劳伦（布兰克），当你还在踢地区少年联赛时，我就听说过你了。有球探跟我说，一定要关注你。球员有两种：一种会慢慢失去对足球的热爱，另一种始终不渝。我觉得齐内丁和劳伦都是后一种。他们没有变。他们热爱足球，懂得一切并非只是游戏。
布兰克：我是那么尊重你，阿塞纳。每当谈起对球衣的热爱，我都想起你。我不知道这种价值观在三四十年后，是否会依然存在。作为法国队主教练，我的理念完全建立在足球回归上。
温格：我的理念建立在对人的乐观预期上。
齐达内没说话，听着，然后笑了，幸福地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