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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蒋光慈小说创作中有一种潜隐的个人复仇意识,这种个人复仇意识在其主要的小说中都有或隐或显的流露,作者对这种个人复仇意识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或肯定赞美,或表示理解,最后却归向了对革命暴力的反思,而这也使蒋光慈的小说成为了“左翼”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个性存在。
关键词:蒋光慈 复仇意识 暴力反思 个性存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蒋光慈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形象,恰如他所主编的一份“左联”刊物的名字:《拓荒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但其小说创作中所贯穿的或隐或显的个人复仇意识却使其走向了其理论倡导的反面,最后归向对暴力革命的反思,从而使其小说成为“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中的另类存在。
复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或文学作品中都曾出现过关于复仇的故事,《史记》中就有这样关于复仇的记载,“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都是关于复仇的故事,在唐代则有徐广元替父报仇,然后自首,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复仇正当的大讨论,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则有鲁迅的《铸剑》,曹禺的《原野》等有关复仇的作品,在国外则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梅里美的《高龙巴》等关于复仇的文学,复仇已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其复仇意识早已成为了一种伦理观念渗透进人们的思想深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复仇意识早已成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之一种。
在我国古老的传统观念里有这样一句话“父债子偿”,这是从“施仇”一方而言,那么,其若从“复仇”一方而言则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父仇子报”,这种观念早已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生根发芽,如果一个人背负深仇大恨而不报,那么他将遭到世人的讥笑,他就将被视为一个“不孝子”,从而也就违背了传统的“孝悌”伦理观念,使其一生都将背负沉重的伦理负担而无法得到世人的认可。正是因这种“父仇子报”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在其父遭毒打而后又被气死,其母被迫自刺喉而亡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复仇,书中有一段关于其复仇想像的描写:
“……我走向前向刘老太爷劈头一菜刀,将他头劈为两半,他的血即刻把我的两手染红了,并流了满地、满桌子、满酒杯里。他从椅子上倒下地来了,两手继续地乱抓;一班贵客惊慌失措的跑了,有的竟骇得晕倒在地上。
大厅中所遗留的是死尸,血迹,狼籍的杯盘,一个染了两手鲜血的我。我对着一切狂笑,我得着了最后的胜利。”
这种复仇想像是汪中内心深处潜隐的复仇意识的自然流露。由于个人力量的不足,在进行了复仇想像之后,汪中就开始了将复仇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他开始想加入土匪队伍,欲借助其力量以实现自己复仇的愿望,这不仅使人想到了伍子胥借助吴越力量为父兄报仇的行为,少年汪中的复仇故事则恰如伍子胥故事的现代演绎,由此也可见复仇观念在人们思想中的巨大影响,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想到汪中最后的走向革命也是情理中的必然,这并不是说汪中有多么深刻的革命思想和为革命而献身的伟大胸怀,而只不过是其个人复仇意识的延续而已。
汪中在自身力量不足时只能在想像中或欲借助外力以实现其复仇理想,而《短裤党》中的刑翠英,《菊芬》中的菊芬,《最后的微笑》中的阿贵等则将这种复仇意识直接付诸了实际行动。刑翠英在丈夫李金贵牺牲后,就愤而单枪匹马地持刀冲入警察署,在砍死了两个警察后被如雨的枪弹扫射而亡。菊芬在目睹了革命党人的被残害,社会的黑暗之后,愤而起了想杀人的念头,产生了一种极“左”的复仇心理,而姐姐的被捕入狱成为了其将这种复仇心理付诸于实际行动的催化剂,终于在暗杀一个政府官员时被捕牺牲。阿贵因其生路被断而走上了复仇的道路,在偷了革命者张应生的枪后,在一天里连杀了工会特务刘福奎和工头张金魁,部分地达到了其复仇的目的,自己也含笑奔赴黄泉。以上这些个人复仇行为虽然带有盲动性,但蒋光慈并非要对什么样的复仇方式才是合理的进行探讨,而是表达了对这种个人复仇行为的肯定和赞颂,如在《菊芬》中作者就借江霞之口明确地表示:“我只感觉到菊芬的伟大,菊芬是人类的光荣。……我应当效法菊芬,崇拜菊芬。”《最后的微笑》中,他这样以赞美的态度描写阿贵“被一种胜利的愉快所笼罩住了,他觉得他做了一桩惊人的事业,……他胜利了。”作者将阿贵视作一个“充满着胜利的微笑”而倒下去的英雄,其他如《野祭》、《逃兵》等都有对这种略带盲动性的个人复仇行为的描绘,蒋光慈给这种个人复仇行为敷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使其罩上了符合传统伦理观的光环。
蒋光慈的小说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个人复仇意识,我认为是与其出身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分不开的。蒋光慈虽说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但其实这种“小康”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经不起一点天灾人祸的打击,再加上其祖父曾做过“轿夫”这一被世人耻笑的低贱职业,这一切形成了蒋光慈对社会不公和贫富不等极度仇恨的天性,如怒砸李荫堂的轿子,脚踢泥捏县知事,怒打校长等一系列事件则是其复仇天性的具体实践。蒋光慈从少年起就对古代侠盗非常崇拜,有一种侠盗情结,他曾说:“曾忆起幼时我爱读游侠的事迹,那时我的小心灵中早已种下不平的种子。”在读中学时,他曾自号侠生,表示一生要行侠仗义,“我之所以自号侠生,将来一定要做一个侠客,削尽人间的不平!”而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更使其这种反抗天性和侠盗情结带上了暴力的色彩,菊芬、阿贵等个人暗杀复仇行为则恰是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流露。
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复仇与暴力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只要是复仇就必然要使用暴力,这当然是复仇的一种方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暴力复仇的另类复仇方式,那就是“身体复仇(或“性复仇”),当然,这种复仇方式仅限于女性,她们用自己美丽的胴体做武器,向其所仇恨的社会与个人进行报复,在此,她们女性所特有的身体与姿色成为了弥补其自身力量不足缺陷的资源,成为了其所能利用的实施复仇行为的重要工具。这种另类复仇方式一般并不被世人所理解,甚至还会遭到世人的诟病,但蒋光慈对这种另类个人复仇却表示了难有的宽容与理解。在《冲出云围的月亮》这篇小说中,主人公王曼英本是一个富家小姐,为大革命时代社会激烈的潮流所陶醉,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革命的康庄大道,然而,革命并不是华丽的青春游戏,革命是极其残酷的,在经过了恐慌、逃亡之后,王曼英对社会失去了希望,产生了一种想要毁灭这黑暗世界的复仇心理,而自身的虚弱决定了其不可能采用暴力复仇,于是她就使用了“身体复仇”这一极端的复仇方式,她就这样地“利用着自己的肉体所给予的权威,向敌人发泄自己的仇恨!”这不仅使人想到了茅盾的《蚀》三部曲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同样利用身体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但茅盾先生只是客观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中出现的这种特殊现象,而蒋光慈却对这种另类个人复仇方式表示了理解,给了王曼英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圆满的结局。
作为一名革命文学家,虽然蒋光慈在留学苏俄期间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其作品中一再表现对暴力个人复仇的赞美和对另类复仇方式的理解,但蒋光慈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残存在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观念使其不得不对暴力革命的过激之处进行反思,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对暴力个人复仇进行肯定,另一方面却又对革命暴力进行着反思,这种思想矛盾一直纠缠着蒋光慈,这在《短裤党》、《野祭》等小说中已崭露端倪,而在后来的作品《丽莎的哀怨》、《咆哮了的土地》中,这种矛盾纠结终于有了一个头绪,最终归向了对革命暴力的反思,蒋光慈毕竟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五四”时期对“人”的关注的时代精神对蒋光慈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而使其能够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对革命暴力进行反思,使其作品成为了“左翼”文学中的另类。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阶级去推翻另一个阶级,要求本阶级去向另一个阶级复仇,走的是集体反抗的道路,比如当时的“左翼”组织就要求革命战士进行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集体反抗行为,即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要求如此,这就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蒋光慈创作的小说中,革命者自我预设的道义绝对优越,掩遮了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权力的理性认知。道义绝对优越所鼓动的革命激情,使革命蜕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杀。暴力或许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正当,但永远不会成为合法。蒋光慈笔下的人物曾疑虑暴力的合法性,却无法从合法性求得暴力的正当;他们只得依据自我预设的道义优越赋予革命暴力的绝对正义。而在蒋光慈的思想深处,其残存的人道主义观念使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进行了化约和抽绎,其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复仇,对革命暴力造成的大量的无谓的牺牲进行了人道关怀和人性反思,这是蒋光慈思想的独特之处,成就了其作品的独特性。
当我们自身的生存权利和人生自由得不到伸张,我们的利益遭到残酷的侵害时,我们就会想到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伸张人性、张扬人道,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和自由,但革命并不就是暴力,“复仇不一定就是施暴”如果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利而使他人(尤其是并非革命对象的其他人)的人性遭到践踏,那不就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吗?这正是蒋光慈所要反思的。
在《短裤党》中,在第五节和第八节的两个暴力场景中,邢翠英和鲁正平虽是革命者,但在施暴之后却禁不住起了些许恻隐之心,此时的他们并不是基于革命的立场,而是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待这场施暴行为的,虽然这种人道的观念只是一闪,但却已经显露了蒋光慈思想的矛盾。《野祭》中革命文学家陈季侠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屠杀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杀人如割草一般,还说什么仁慈、博爱、王道、和平!”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之所以一再延宕其为父报仇的行为,是因为其一直在思索这种复仇暗杀是否符合人道等一系列问题,而《最后的微笑》中的阿贵在一天里连杀了两个人之后,竟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杀人到底是不是应当的事情呢?”“而且人又不是畜牲,如何能随便地杀呢?”这恰恰是阿贵人性思想的闪现,但其实阿贵的顾虑也就是蒋光慈的顾虑,正是蒋光慈人性思想的闪现。
有人这样评论《丽莎的哀怨》,说作者“只强调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的‘独特性’,而忽略了她仍具有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普遍性’,从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她的沦落身世表示了同情与怜悯之意,把她写成一个‘天涯沦落人’,一只‘可怜的小羊’,而对她灵魂中丑恶、堕落的一面,却未作充分的揭露。再加上艺术描写中,将其昔日的显赫华贵和今天的没落凄苦对比得太强烈,容易使读者从‘人’的角度去同情她。这一切就必然使小说不自觉地悖离了作者原先的创作意图,表现出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对当时的革命同路人小资产阶级来说,更会产生革命残酷可怕的消极作用。这确实是违背作家的创作初衷,为作家始料所不及的。”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评论,作品中固然会给人一种对丽莎的同情之感,但这种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同情,恰恰从另一面表露了作家对革命暴力的反思,不但没有违背作家的创作初衷,反而是作家创作初衷的一个体现,只不过作家是采取了委婉含蓄的方式而已。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建立了一个民主新政权,这是革命的正义性,但是,革命是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贵族都消灭呢?是不是一定意味着要把所有的贵族都扫地出门才叫革命的彻底呢?是不是剥夺一切贵族的生存权利和人生自由才是革命的目的呢?……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蒋光慈对革命暴力的反思所在。写到此,笔者想到了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对赵刺猬和赖和尚在革命正义旗帜下所采取的暴力过激和对地主家人人性的践踏等进行了直接的反思,这是与《丽莎的哀怨》殊途同归的。
如果说在《短裤党》、《最后的微笑》等中只是人性的一闪,在《丽莎的哀怨》中还有所顾虑的话,那么,在《咆哮了的土地》这篇小说中,作者则卸去了其顾虑的心理负担,脱去了其含蓄的外衣,直接对革命暴力进行了反思。李杰因其父反对其与贫农之女云姑相爱,云姑自杀,李杰愤而背叛了其地主家庭,带着向其父亲复仇的心理投向了革命,在这里个人复仇与集体革命联系到了一起。当李杰与张进德回到家乡领导建立了农会之后,面对农会人员李木匠逼问李家老楼到底烧不烧时,李杰产生了极为痛苦的挣扎:
“啊!李敬斋是他的敌人,可以让他去。李家老楼也不是他的产业了,也可以烧去。但是这病在床上的母亲,这无辜的世事不知的小妹妹,可以让他们烧死吗?可以让他们无家可归吗?啊?……”
对李杰来说,无论是基于个人复仇,还是基于革命对象的地主阶级,如果李敬斋都应该受到惩罚的话,那么,作为地主家人的李杰的母亲和不谙世事的小妹妹也该受到惩罚吗?难道就因为她们与地主有亲缘关系就该同罪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杰作为地主的儿子又当如何呢?李杰说他自己是“很痛苦的”,他所“痛”的是什么?亲情抑或革命的暴烈?烈焰中坍塌的是李家老楼,锻炼成“坚硬”的只怕是革命的道义论。革命诉求阶级正义,它必得让对立阶级的无辜生命一起殉葬。这阶级正义昭彰了什么?实际上,李杰的痛苦挣扎正是作者蒋光慈的矛盾纠结,在这里,蒋光慈借用革命者李杰之口对革命暴力进行了自己的反思,从而使这部表现农民运动的革命小说带有了更多的人性色彩。
纵观蒋光慈的小说,从为牺牲的丈夫复仇,奋不顾身举起菜刀向警察署寻死的女革命党人邢翠英(《短裤党》)、因姐姐入狱毅然行刺政府委员而失败的菊芬(《菊芬》),到枪杀仇人后自杀的纱厂工人王阿贵(《最后的微笑》),牺牲肉体而获得摧毁整个社会快感的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有明显的宣泄个人憎恨与复仇的情绪。蒋光慈少年反抗天性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其小说带有较强的个人复仇意识,然而,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残存的人道主义观念又使其在肯定和赞美这种个人复仇意识的同时,又对革命暴力进行了自己的反思,这种矛盾纠结在其作品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并最终指向了对革命暴力的反思,而正因为此,使蒋光慈的小说成为了“革命文学”中另类的独特个性存在。
参考文献:
[1] 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2] 吴腾凰、徐航:《蒋光慈评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
[3] 李标晶:《蒋光慈创作的历史意义——兼谈对无产阶级早期作家的评价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
[4] 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5] 魏朝勇:《革命、暴力与正义——蒋光慈文学世界中的政治想象》,《开放时代》,2006年。
[6] 蒋明玳:《略论蒋光慈的中长篇小说创作》,《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
[7] 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作者简介:
王家琳,女,1981—,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乔相军,男,1980—,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国新闻社河北分社。
关键词:蒋光慈 复仇意识 暴力反思 个性存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蒋光慈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形象,恰如他所主编的一份“左联”刊物的名字:《拓荒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但其小说创作中所贯穿的或隐或显的个人复仇意识却使其走向了其理论倡导的反面,最后归向对暴力革命的反思,从而使其小说成为“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中的另类存在。
复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或文学作品中都曾出现过关于复仇的故事,《史记》中就有这样关于复仇的记载,“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都是关于复仇的故事,在唐代则有徐广元替父报仇,然后自首,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复仇正当的大讨论,在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则有鲁迅的《铸剑》,曹禺的《原野》等有关复仇的作品,在国外则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梅里美的《高龙巴》等关于复仇的文学,复仇已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其复仇意识早已成为了一种伦理观念渗透进人们的思想深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复仇意识早已成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之一种。
在我国古老的传统观念里有这样一句话“父债子偿”,这是从“施仇”一方而言,那么,其若从“复仇”一方而言则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父仇子报”,这种观念早已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生根发芽,如果一个人背负深仇大恨而不报,那么他将遭到世人的讥笑,他就将被视为一个“不孝子”,从而也就违背了传统的“孝悌”伦理观念,使其一生都将背负沉重的伦理负担而无法得到世人的认可。正是因这种“父仇子报”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在其父遭毒打而后又被气死,其母被迫自刺喉而亡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复仇,书中有一段关于其复仇想像的描写:
“……我走向前向刘老太爷劈头一菜刀,将他头劈为两半,他的血即刻把我的两手染红了,并流了满地、满桌子、满酒杯里。他从椅子上倒下地来了,两手继续地乱抓;一班贵客惊慌失措的跑了,有的竟骇得晕倒在地上。
大厅中所遗留的是死尸,血迹,狼籍的杯盘,一个染了两手鲜血的我。我对着一切狂笑,我得着了最后的胜利。”
这种复仇想像是汪中内心深处潜隐的复仇意识的自然流露。由于个人力量的不足,在进行了复仇想像之后,汪中就开始了将复仇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他开始想加入土匪队伍,欲借助其力量以实现自己复仇的愿望,这不仅使人想到了伍子胥借助吴越力量为父兄报仇的行为,少年汪中的复仇故事则恰如伍子胥故事的现代演绎,由此也可见复仇观念在人们思想中的巨大影响,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想到汪中最后的走向革命也是情理中的必然,这并不是说汪中有多么深刻的革命思想和为革命而献身的伟大胸怀,而只不过是其个人复仇意识的延续而已。
汪中在自身力量不足时只能在想像中或欲借助外力以实现其复仇理想,而《短裤党》中的刑翠英,《菊芬》中的菊芬,《最后的微笑》中的阿贵等则将这种复仇意识直接付诸了实际行动。刑翠英在丈夫李金贵牺牲后,就愤而单枪匹马地持刀冲入警察署,在砍死了两个警察后被如雨的枪弹扫射而亡。菊芬在目睹了革命党人的被残害,社会的黑暗之后,愤而起了想杀人的念头,产生了一种极“左”的复仇心理,而姐姐的被捕入狱成为了其将这种复仇心理付诸于实际行动的催化剂,终于在暗杀一个政府官员时被捕牺牲。阿贵因其生路被断而走上了复仇的道路,在偷了革命者张应生的枪后,在一天里连杀了工会特务刘福奎和工头张金魁,部分地达到了其复仇的目的,自己也含笑奔赴黄泉。以上这些个人复仇行为虽然带有盲动性,但蒋光慈并非要对什么样的复仇方式才是合理的进行探讨,而是表达了对这种个人复仇行为的肯定和赞颂,如在《菊芬》中作者就借江霞之口明确地表示:“我只感觉到菊芬的伟大,菊芬是人类的光荣。……我应当效法菊芬,崇拜菊芬。”《最后的微笑》中,他这样以赞美的态度描写阿贵“被一种胜利的愉快所笼罩住了,他觉得他做了一桩惊人的事业,……他胜利了。”作者将阿贵视作一个“充满着胜利的微笑”而倒下去的英雄,其他如《野祭》、《逃兵》等都有对这种略带盲动性的个人复仇行为的描绘,蒋光慈给这种个人复仇行为敷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使其罩上了符合传统伦理观的光环。
蒋光慈的小说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个人复仇意识,我认为是与其出身和独特的生命体验分不开的。蒋光慈虽说出生于一个“小康之家”,但其实这种“小康”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经不起一点天灾人祸的打击,再加上其祖父曾做过“轿夫”这一被世人耻笑的低贱职业,这一切形成了蒋光慈对社会不公和贫富不等极度仇恨的天性,如怒砸李荫堂的轿子,脚踢泥捏县知事,怒打校长等一系列事件则是其复仇天性的具体实践。蒋光慈从少年起就对古代侠盗非常崇拜,有一种侠盗情结,他曾说:“曾忆起幼时我爱读游侠的事迹,那时我的小心灵中早已种下不平的种子。”在读中学时,他曾自号侠生,表示一生要行侠仗义,“我之所以自号侠生,将来一定要做一个侠客,削尽人间的不平!”而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更使其这种反抗天性和侠盗情结带上了暴力的色彩,菊芬、阿贵等个人暗杀复仇行为则恰是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流露。
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复仇与暴力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只要是复仇就必然要使用暴力,这当然是复仇的一种方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暴力复仇的另类复仇方式,那就是“身体复仇(或“性复仇”),当然,这种复仇方式仅限于女性,她们用自己美丽的胴体做武器,向其所仇恨的社会与个人进行报复,在此,她们女性所特有的身体与姿色成为了弥补其自身力量不足缺陷的资源,成为了其所能利用的实施复仇行为的重要工具。这种另类复仇方式一般并不被世人所理解,甚至还会遭到世人的诟病,但蒋光慈对这种另类个人复仇却表示了难有的宽容与理解。在《冲出云围的月亮》这篇小说中,主人公王曼英本是一个富家小姐,为大革命时代社会激烈的潮流所陶醉,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革命的康庄大道,然而,革命并不是华丽的青春游戏,革命是极其残酷的,在经过了恐慌、逃亡之后,王曼英对社会失去了希望,产生了一种想要毁灭这黑暗世界的复仇心理,而自身的虚弱决定了其不可能采用暴力复仇,于是她就使用了“身体复仇”这一极端的复仇方式,她就这样地“利用着自己的肉体所给予的权威,向敌人发泄自己的仇恨!”这不仅使人想到了茅盾的《蚀》三部曲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同样利用身体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但茅盾先生只是客观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中出现的这种特殊现象,而蒋光慈却对这种另类个人复仇方式表示了理解,给了王曼英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圆满的结局。
作为一名革命文学家,虽然蒋光慈在留学苏俄期间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其作品中一再表现对暴力个人复仇的赞美和对另类复仇方式的理解,但蒋光慈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残存在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观念使其不得不对暴力革命的过激之处进行反思,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对暴力个人复仇进行肯定,另一方面却又对革命暴力进行着反思,这种思想矛盾一直纠缠着蒋光慈,这在《短裤党》、《野祭》等小说中已崭露端倪,而在后来的作品《丽莎的哀怨》、《咆哮了的土地》中,这种矛盾纠结终于有了一个头绪,最终归向了对革命暴力的反思,蒋光慈毕竟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五四”时期对“人”的关注的时代精神对蒋光慈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而使其能够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对革命暴力进行反思,使其作品成为了“左翼”文学中的另类。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阶级去推翻另一个阶级,要求本阶级去向另一个阶级复仇,走的是集体反抗的道路,比如当时的“左翼”组织就要求革命战士进行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集体反抗行为,即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仍要求如此,这就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蒋光慈创作的小说中,革命者自我预设的道义绝对优越,掩遮了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权力的理性认知。道义绝对优越所鼓动的革命激情,使革命蜕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杀。暴力或许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正当,但永远不会成为合法。蒋光慈笔下的人物曾疑虑暴力的合法性,却无法从合法性求得暴力的正当;他们只得依据自我预设的道义优越赋予革命暴力的绝对正义。而在蒋光慈的思想深处,其残存的人道主义观念使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进行了化约和抽绎,其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复仇,对革命暴力造成的大量的无谓的牺牲进行了人道关怀和人性反思,这是蒋光慈思想的独特之处,成就了其作品的独特性。
当我们自身的生存权利和人生自由得不到伸张,我们的利益遭到残酷的侵害时,我们就会想到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伸张人性、张扬人道,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和自由,但革命并不就是暴力,“复仇不一定就是施暴”如果为了伸张自己的权利而使他人(尤其是并非革命对象的其他人)的人性遭到践踏,那不就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吗?这正是蒋光慈所要反思的。
在《短裤党》中,在第五节和第八节的两个暴力场景中,邢翠英和鲁正平虽是革命者,但在施暴之后却禁不住起了些许恻隐之心,此时的他们并不是基于革命的立场,而是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待这场施暴行为的,虽然这种人道的观念只是一闪,但却已经显露了蒋光慈思想的矛盾。《野祭》中革命文学家陈季侠面对即将来临的大屠杀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杀人如割草一般,还说什么仁慈、博爱、王道、和平!”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之所以一再延宕其为父报仇的行为,是因为其一直在思索这种复仇暗杀是否符合人道等一系列问题,而《最后的微笑》中的阿贵在一天里连杀了两个人之后,竟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杀人到底是不是应当的事情呢?”“而且人又不是畜牲,如何能随便地杀呢?”这恰恰是阿贵人性思想的闪现,但其实阿贵的顾虑也就是蒋光慈的顾虑,正是蒋光慈人性思想的闪现。
有人这样评论《丽莎的哀怨》,说作者“只强调她作为一个‘受害者’的‘独特性’,而忽略了她仍具有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普遍性’,从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她的沦落身世表示了同情与怜悯之意,把她写成一个‘天涯沦落人’,一只‘可怜的小羊’,而对她灵魂中丑恶、堕落的一面,却未作充分的揭露。再加上艺术描写中,将其昔日的显赫华贵和今天的没落凄苦对比得太强烈,容易使读者从‘人’的角度去同情她。这一切就必然使小说不自觉地悖离了作者原先的创作意图,表现出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对当时的革命同路人小资产阶级来说,更会产生革命残酷可怕的消极作用。这确实是违背作家的创作初衷,为作家始料所不及的。”笔者却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评论,作品中固然会给人一种对丽莎的同情之感,但这种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同情,恰恰从另一面表露了作家对革命暴力的反思,不但没有违背作家的创作初衷,反而是作家创作初衷的一个体现,只不过作家是采取了委婉含蓄的方式而已。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建立了一个民主新政权,这是革命的正义性,但是,革命是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贵族都消灭呢?是不是一定意味着要把所有的贵族都扫地出门才叫革命的彻底呢?是不是剥夺一切贵族的生存权利和人生自由才是革命的目的呢?……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蒋光慈对革命暴力的反思所在。写到此,笔者想到了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对赵刺猬和赖和尚在革命正义旗帜下所采取的暴力过激和对地主家人人性的践踏等进行了直接的反思,这是与《丽莎的哀怨》殊途同归的。
如果说在《短裤党》、《最后的微笑》等中只是人性的一闪,在《丽莎的哀怨》中还有所顾虑的话,那么,在《咆哮了的土地》这篇小说中,作者则卸去了其顾虑的心理负担,脱去了其含蓄的外衣,直接对革命暴力进行了反思。李杰因其父反对其与贫农之女云姑相爱,云姑自杀,李杰愤而背叛了其地主家庭,带着向其父亲复仇的心理投向了革命,在这里个人复仇与集体革命联系到了一起。当李杰与张进德回到家乡领导建立了农会之后,面对农会人员李木匠逼问李家老楼到底烧不烧时,李杰产生了极为痛苦的挣扎:
“啊!李敬斋是他的敌人,可以让他去。李家老楼也不是他的产业了,也可以烧去。但是这病在床上的母亲,这无辜的世事不知的小妹妹,可以让他们烧死吗?可以让他们无家可归吗?啊?……”
对李杰来说,无论是基于个人复仇,还是基于革命对象的地主阶级,如果李敬斋都应该受到惩罚的话,那么,作为地主家人的李杰的母亲和不谙世事的小妹妹也该受到惩罚吗?难道就因为她们与地主有亲缘关系就该同罪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杰作为地主的儿子又当如何呢?李杰说他自己是“很痛苦的”,他所“痛”的是什么?亲情抑或革命的暴烈?烈焰中坍塌的是李家老楼,锻炼成“坚硬”的只怕是革命的道义论。革命诉求阶级正义,它必得让对立阶级的无辜生命一起殉葬。这阶级正义昭彰了什么?实际上,李杰的痛苦挣扎正是作者蒋光慈的矛盾纠结,在这里,蒋光慈借用革命者李杰之口对革命暴力进行了自己的反思,从而使这部表现农民运动的革命小说带有了更多的人性色彩。
纵观蒋光慈的小说,从为牺牲的丈夫复仇,奋不顾身举起菜刀向警察署寻死的女革命党人邢翠英(《短裤党》)、因姐姐入狱毅然行刺政府委员而失败的菊芬(《菊芬》),到枪杀仇人后自杀的纱厂工人王阿贵(《最后的微笑》),牺牲肉体而获得摧毁整个社会快感的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有明显的宣泄个人憎恨与复仇的情绪。蒋光慈少年反抗天性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其小说带有较强的个人复仇意识,然而,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残存的人道主义观念又使其在肯定和赞美这种个人复仇意识的同时,又对革命暴力进行了自己的反思,这种矛盾纠结在其作品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并最终指向了对革命暴力的反思,而正因为此,使蒋光慈的小说成为了“革命文学”中另类的独特个性存在。
参考文献:
[1] 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2] 吴腾凰、徐航:《蒋光慈评传》,团结出版社,2000年。
[3] 李标晶:《蒋光慈创作的历史意义——兼谈对无产阶级早期作家的评价问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
[4] 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5] 魏朝勇:《革命、暴力与正义——蒋光慈文学世界中的政治想象》,《开放时代》,2006年。
[6] 蒋明玳:《略论蒋光慈的中长篇小说创作》,《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
[7] 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作者简介:
王家琳,女,1981—,河北邢台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乔相军,男,1980—,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国新闻社河北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