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500强的CEO收到了同一位陌生女人的来信。
　　今年，郑楚然，这个来自广州中山大学的大四女生将500封倡议就业公平的信件邮寄给全国500强企业的CEO，呼吁500强企业发表平等用工声明，取消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此次行为源于她和周围的女生求职遭到不公平对待、屡屡碰壁的经历。
　　尽管如今以世界500强为首的大企业总是在各种场合大谈社会责任，但“就业歧视”这一隐藏在职场中的狙击手却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对弱势的求职者射出致命一击。
　　“本职位只限男生”、“入职女员工三年之内不得生育”、“面容姣好、身高1.65米以上”……这些都见惯不怪了吧？不仅如此，女性往往还受到“同工不同酬”的待遇。英国《每日邮报》曾公布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女性的平均工资水平要比其男同事低27％。而克兰菲尔德大学2010年的“富时指数企业女性董事报告”表明，25%的大公司仍存在全部是男性的董事会，女性要做到高管，往往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加艰辛的努力。
　　而在中国，会成为就业歧视理由的因素除了性别外，还有很多，包括身高、长相、学历、户籍，以及潜伏在近亿中国公民体内的乙肝病毒。
　　2012年7月，中航工业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在新员工入职体检时，违反规定，检查员工的乙肝五项。其中8名被查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应届大学生，被企业拒签。而当他们多方求告无果，无奈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求助时，却被认为是无理取闹，要求职者回家养病。冷漠的回答令当事人倍感心寒。
　　劳动力“雇方市场”常被看作是就业歧视难以消弥的原因。有研究显示，竞争越激烈的岗位就业歧视越明显，而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量又创新高，达到680万之多，焦虑的应届生们对用人单位的挑肥拣瘦多半默默忍受，因为排在身后的还有一大批渴求工作的同龄人。
　　但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已故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教授蔡定剑就认为劳动力过剩并不是就业歧视产生的主要原因，“从目前存在的各种就业歧视中，性别歧视、身份歧视、政治面貌歧视最为严重，这是传统的社会偏见甚至封建意识的反映。”而恰恰相反，正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激烈，令求职者对公平竞争的渴求更迫切，该问题更需要重视和解决。“这就好比分蛋糕，在蛋糕一时无法做大的情况下，唯有公平的分法才能稳定秩序；否则，求职者积累怨气，社会就可能发生紊乱。”
　　蔡定剑的理论很容易令人回想起2003年那一场血案：当年，浙江大学的毕业生周一超报名参加一场拟招收9名乡镇公务员的考试时，笔试排名第三，面试后总成绩排名第五，却因为体检被查出乙肝“小三阳”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他于激愤中拔刀刺向当地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的两名工作人员，造成一死一重伤的后果，自己也被判处极刑。
　　除了就业压力和传统观念，相关法律的空白以及缺乏可操作性，也是就业歧视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法律所禁止的歧视类只有七种，远未涵括社会上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同时，法律并未对“就业歧视”作出明确的界定，相关法律条文多数是就反歧视作出原则性的宣告，未规定具体救济措施。由于司法救济途径的不畅通，现实中求职者通过诉讼来反对就业歧视的案例寥寥无几。以公务员就业歧视维权案为例，自2002年到2010年8年间的案件维权者仅“安徽乙肝歧视第一案1例”胜诉，即便如此，原告的利益诉求仍未获得满足。
　　而反观国外的经验。在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ttee，简称EEOC），平均每年处理超过70万件就业歧视控诉案件，这个机构主要职能为：强制执行和解释。一旦企业被其确认涉嫌就业歧视，他们将面临的是最严厉的惩罚。
　　祖布雷克女士曾是华尔街瑞士银行的一名雇员，后因被男上司认为“又老又丑不能胜任工作”而遭解雇。祖布雷克女士旋即提起“性别歧视”诉讼，最终法院判决瑞士银行付给祖布雷克女士2900万美元赔偿金。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任何企业都要分外小心触碰就业歧视这根高压线。
　　而在德国，联邦反歧视局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证明匿名求职程序能提升妇女以及移民的就业机会。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则估计，匿名求职机制不仅能规避许多歧视的发生，还将减少数十亿的经济损失。因为就业歧视不仅仅损害的是求职者的人格尊严和平等就业的权利，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对人力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甚至会激化内部矛盾，使公司市场竞争力下降。
　　面对中国的就业歧视现状，蔡定剑开出四条药方：一是呼吁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对“就业歧视”进行统一、明确的定义；二是设置独立的准国家机构“平等机会委员会”，主要采用调解等准司法方式来解决就业中的争议；三是借鉴外国的经验，鼓励NGO为被歧视者代言，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应通过内部守则规定反歧视问题；四是针对可能存在的“隐性歧视”，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即由企业负责证明其在招聘过程中不存在歧视。
　　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