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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必要的张力》译后记
一
如果你能同我一起通读《必要的张力》的全部译稿，透过这一堆散乱的稿纸，我相信，你面前也同样会展现一幅科学历史的斑斓画面。它会在你心中激起探索的热情。
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近年来已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我们感到，有必要尽速把库恩这本科学哲学的重要著作介绍给我国读者。库恩的主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尽管已经有了一个中译本，但是，这本书本来就很浓缩，再加上作者特有的那种委婉含蓄的文风，中国读者可能特别不习惯。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更准确地介绍库恩的观点。
《张力》原是一本论文选集，包括库恩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论述其科学观的主要论著。粗读一遍，似乎不过是记录了作者观点的酝酿、形成和后来某些发展的过程，基本内容并未超出于《结构》。但是，即使撇开后来的发展不谈，眼前这幅图画也把《结构》中论述的各个侧面以丰满的史料充实并展开了。没有《张力》，至少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结构》可能还是一块难于溶解的结晶体。
二
《必要的张力》再现了作者三十年来(一九四七——一九七七)思想探险的足迹。对于一位思想家，我们关心的往往不仅是他达到什么结论，而且包括他是怎样达到这些结论的。思想的闪光，不在于一堆僵化的结论，而在于思想的触角是怎样碰击到坚硬的岩石而迸发出来的。
通过本书，库恩那些结论，包括他那个使人困惑的“范式”(或译“规范”)概念，看起来也不再那么扑朔迷离了。
库恩描述了自己走上这条道路的转折点。一九四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碰上了十七世纪力学的起源问题。为了追溯伽利略的先驱，他被引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吃惊地发现，这种《物理学》对于近代物理学来说，几乎是一片沙漠，在这里不大可能找到任何经典力学的萌芽。亚里士多德一代睿智，何以如此幼稚可笑？库恩经过长时间的困惑，终于在这一年的一个炎热的夏日豁然贯通：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各有不同的“思路”或思想框架。从前一种立场看，世界是一个由四元(土、水、氧、火)构成的整体，其中任何变化，都不过是这个整体受到扰动以后各自复归于自己的自然位置。这都是“性质变化”，不需要“物体”、“运动”等概念。这种观点，并不只是亚里士多德的玄想，也是人类幼年时期必经之路。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瑞关于儿童心理学的卓越研究也表明，人在婴儿时期所经历的“感知运动阶段”，正是这种观点的个体重演。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不仅是合理，而且简直是唯一可能的。
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阶段性，它经历着自身的概念变革，或者说是科学内部的世界观变革，心理学上的“格式塔”转换，也即我们常说的“质变”。
这一点我们今天可能会感到不足为奇。只有考虑到库恩所处的文化背景，才能更体会他当时那种“顿悟”的喜悦。长期以来，科学教科书中一直充斥着一种积累主义的科学史观：科学就象砌墙一样愈砌越高。(后来，波普尔用他的科学“不断革命”论开始打破这张直线积累图。但是他的“革命”单位太小，太易于爆发，也同样掩盖了科学发展的阶段性。)这样，以今视古，把今天强加于昨天，正象到原始人的石器中去寻找资本的萌芽，历史就必然成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人类似乎一时失去了理性。在这种“非历史气氛”的笼罩下，当然再也找不到科学发展中的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看不到春兰秋菊、鸢飞鱼跃的蓬勃生机。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思想框架是什么？库恩起初想得简单，似乎无非是科学家们的“一致意见”。但他们又是怎样达到一致的呢？显然没有什么共同协议或公认规则。科学的实际历史不过是：出现了一项重大科学成就，如牛顿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把当时亚里士多德力学所造成的种种迷惘混乱，似乎一下子廓清了，展示了新的道路。于是，大多数科学家被吸引过去，把它奉为圭臬，竟相仿效，成了以后科学研究的“范例”。循着这个基本思路，库恩从语法书中找到了表明动词变位或名词变格模式的“范式”这个字，以借喻这一科学成就为以后研究所指示的行为模式。
“范式”作为一种范例，必然也隐含着一种对世界的总观点，成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具有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因此，与单纯的理论或理论体系不同，范式是一个包含一切决定科学发展因素在内的整体结构。它具有足够的“韧性”，可以不为个别反例所动摇而支配整个常规科学时期，如牛顿力学支配了以后二百年中科学发展的方向。它是科学自我发展的形态，正象社会总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态而发展一样。
从抽象的“理论”到整体的“范式”，是科学哲学一个重大的突破。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某种模糊性。范式似乎无所不包，一切精神的、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统统包罗在内。《结构》出版以后，范式概念在这方面所受批评最多。后来库恩设法加以收缩，但仍强调它作为范例对科学实践的作用。他建议改用“专业母体”，强调它主要是专业工作者所共有的工作基础。就是说：科学是由一定共同体根据已有科学成就发展的，因而必然成为一种“集团产品”，一切其他外在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其次，科学有它自己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只能解决这个“母体”中所孕育的问题，只能是这个“母体”的延伸。
三
库恩把这本论文集题为《必要的张力》，这原是一次讲演的题目。一九五九年他参加一个“识别科学人才”的会议，会上人们多强调所谓“发散式思维”的创造作用，库恩却力排众议，独独强调“收敛式思维”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他认为，只有前者，科学流入胡思乱想，众说纷坛，只会阻碍以后的发展。只有二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牵引的“张力”，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传统同科学革新、常规科学同革命科学之间的“张力”，才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原动力。而且，也只有扎根于收敛式研究之中，才能更有利于打破旧的传统。因此，同波普尔所强调的大胆猜想、自由争论相反，只有这种按部就班的常规研究，才真正标志着科学的特征。
库恩又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传统的认识论把人的认识看作是消极接受外界刺激，由此形成不偏不倚的“中性观察事实”。但是现代科学表明，这里已有主观因素渗入。同样，一个科学共同体一旦有了共同的“范式”，就构成一种先验的框架，它的成员都被纳入同样的知觉结构，从而决定常规科学在一定范围内的定向发展。
库恩的这种常规认识，说明科学认识的形式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从感觉材料开始。科学研究总要先经过专业训练。理科学生从教科书中学习已有理论，而且主要是在模拟例题、进行解题的过程中掌握已有理论。这也正是他进行“精神定向”、使他的认识社会化、与共同体取得一致的过程。这样才能掌握范式作为从事新的研究工作的先验工具。没有这样的基础训练，“思而不学则殆”，他很可能耽于奇思异想不能自拔。可见，任何发散式思维只不过是一定基地上的新的试飞，离开科学已有传统妄想一步登天，历史上的教训并不少。
但是，不能把这一点强调得过头。“学而不思则罔”。如果科学认识只能限制在既定的框架之中，那么，尽管科学共同体顽固地坚守旧框框，科学革命为什么又总是冲决罗网，另选新理论呢？如果象库恩在《结构》中所说，在理论选择中科学团体的赞成就是最高的标准，这种新的选择岂不仍然是主观的吗？于是，常规时期科学家从“信念”出发坚持旧范式，革命时期又从“赞成”出发选择新范式，科学的发展岂不全凭主观臆断，还谈得上什么客观规律呢？毋怪乎库恩曾不断受到人们的指责。
一
如果你能同我一起通读《必要的张力》的全部译稿，透过这一堆散乱的稿纸，我相信，你面前也同样会展现一幅科学历史的斑斓画面。它会在你心中激起探索的热情。
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近年来已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我们感到，有必要尽速把库恩这本科学哲学的重要著作介绍给我国读者。库恩的主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尽管已经有了一个中译本，但是，这本书本来就很浓缩，再加上作者特有的那种委婉含蓄的文风，中国读者可能特别不习惯。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更准确地介绍库恩的观点。
《张力》原是一本论文选集，包括库恩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论述其科学观的主要论著。粗读一遍，似乎不过是记录了作者观点的酝酿、形成和后来某些发展的过程，基本内容并未超出于《结构》。但是，即使撇开后来的发展不谈，眼前这幅图画也把《结构》中论述的各个侧面以丰满的史料充实并展开了。没有《张力》，至少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结构》可能还是一块难于溶解的结晶体。
二
《必要的张力》再现了作者三十年来(一九四七——一九七七)思想探险的足迹。对于一位思想家，我们关心的往往不仅是他达到什么结论，而且包括他是怎样达到这些结论的。思想的闪光，不在于一堆僵化的结论，而在于思想的触角是怎样碰击到坚硬的岩石而迸发出来的。
通过本书，库恩那些结论，包括他那个使人困惑的“范式”(或译“规范”)概念，看起来也不再那么扑朔迷离了。
库恩描述了自己走上这条道路的转折点。一九四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碰上了十七世纪力学的起源问题。为了追溯伽利略的先驱，他被引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吃惊地发现，这种《物理学》对于近代物理学来说，几乎是一片沙漠，在这里不大可能找到任何经典力学的萌芽。亚里士多德一代睿智，何以如此幼稚可笑？库恩经过长时间的困惑，终于在这一年的一个炎热的夏日豁然贯通：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各有不同的“思路”或思想框架。从前一种立场看，世界是一个由四元(土、水、氧、火)构成的整体，其中任何变化，都不过是这个整体受到扰动以后各自复归于自己的自然位置。这都是“性质变化”，不需要“物体”、“运动”等概念。这种观点，并不只是亚里士多德的玄想，也是人类幼年时期必经之路。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瑞关于儿童心理学的卓越研究也表明，人在婴儿时期所经历的“感知运动阶段”，正是这种观点的个体重演。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不仅是合理，而且简直是唯一可能的。
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阶段性，它经历着自身的概念变革，或者说是科学内部的世界观变革，心理学上的“格式塔”转换，也即我们常说的“质变”。
这一点我们今天可能会感到不足为奇。只有考虑到库恩所处的文化背景，才能更体会他当时那种“顿悟”的喜悦。长期以来，科学教科书中一直充斥着一种积累主义的科学史观：科学就象砌墙一样愈砌越高。(后来，波普尔用他的科学“不断革命”论开始打破这张直线积累图。但是他的“革命”单位太小，太易于爆发，也同样掩盖了科学发展的阶段性。)这样，以今视古，把今天强加于昨天，正象到原始人的石器中去寻找资本的萌芽，历史就必然成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人类似乎一时失去了理性。在这种“非历史气氛”的笼罩下，当然再也找不到科学发展中的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看不到春兰秋菊、鸢飞鱼跃的蓬勃生机。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思想框架是什么？库恩起初想得简单，似乎无非是科学家们的“一致意见”。但他们又是怎样达到一致的呢？显然没有什么共同协议或公认规则。科学的实际历史不过是：出现了一项重大科学成就，如牛顿的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把当时亚里士多德力学所造成的种种迷惘混乱，似乎一下子廓清了，展示了新的道路。于是，大多数科学家被吸引过去，把它奉为圭臬，竟相仿效，成了以后科学研究的“范例”。循着这个基本思路，库恩从语法书中找到了表明动词变位或名词变格模式的“范式”这个字，以借喻这一科学成就为以后研究所指示的行为模式。
“范式”作为一种范例，必然也隐含着一种对世界的总观点，成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具有哲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因此，与单纯的理论或理论体系不同，范式是一个包含一切决定科学发展因素在内的整体结构。它具有足够的“韧性”，可以不为个别反例所动摇而支配整个常规科学时期，如牛顿力学支配了以后二百年中科学发展的方向。它是科学自我发展的形态，正象社会总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态而发展一样。
从抽象的“理论”到整体的“范式”，是科学哲学一个重大的突破。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某种模糊性。范式似乎无所不包，一切精神的、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统统包罗在内。《结构》出版以后，范式概念在这方面所受批评最多。后来库恩设法加以收缩，但仍强调它作为范例对科学实践的作用。他建议改用“专业母体”，强调它主要是专业工作者所共有的工作基础。就是说：科学是由一定共同体根据已有科学成就发展的，因而必然成为一种“集团产品”，一切其他外在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其次，科学有它自己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只能解决这个“母体”中所孕育的问题，只能是这个“母体”的延伸。
三
库恩把这本论文集题为《必要的张力》，这原是一次讲演的题目。一九五九年他参加一个“识别科学人才”的会议，会上人们多强调所谓“发散式思维”的创造作用，库恩却力排众议，独独强调“收敛式思维”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他认为，只有前者，科学流入胡思乱想，众说纷坛，只会阻碍以后的发展。只有二者之间所形成的相互牵引的“张力”，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科学传统同科学革新、常规科学同革命科学之间的“张力”，才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原动力。而且，也只有扎根于收敛式研究之中，才能更有利于打破旧的传统。因此，同波普尔所强调的大胆猜想、自由争论相反，只有这种按部就班的常规研究，才真正标志着科学的特征。
库恩又进一步探讨了这种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传统的认识论把人的认识看作是消极接受外界刺激，由此形成不偏不倚的“中性观察事实”。但是现代科学表明，这里已有主观因素渗入。同样，一个科学共同体一旦有了共同的“范式”，就构成一种先验的框架，它的成员都被纳入同样的知觉结构，从而决定常规科学在一定范围内的定向发展。
库恩的这种常规认识，说明科学认识的形式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每一次都从感觉材料开始。科学研究总要先经过专业训练。理科学生从教科书中学习已有理论，而且主要是在模拟例题、进行解题的过程中掌握已有理论。这也正是他进行“精神定向”、使他的认识社会化、与共同体取得一致的过程。这样才能掌握范式作为从事新的研究工作的先验工具。没有这样的基础训练，“思而不学则殆”，他很可能耽于奇思异想不能自拔。可见，任何发散式思维只不过是一定基地上的新的试飞，离开科学已有传统妄想一步登天，历史上的教训并不少。
但是，不能把这一点强调得过头。“学而不思则罔”。如果科学认识只能限制在既定的框架之中，那么，尽管科学共同体顽固地坚守旧框框，科学革命为什么又总是冲决罗网，另选新理论呢？如果象库恩在《结构》中所说，在理论选择中科学团体的赞成就是最高的标准，这种新的选择岂不仍然是主观的吗？于是，常规时期科学家从“信念”出发坚持旧范式，革命时期又从“赞成”出发选择新范式，科学的发展岂不全凭主观臆断，还谈得上什么客观规律呢？毋怪乎库恩曾不断受到人们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