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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新闻发言人”，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不久前离职的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在铁道部宣传部工作了8年的王勇平，被媒体表述为用了不到8分钟时间就“名扬全国”。在这场猝不及防的重大事故面前，王勇平的个性化语言和惯有的职业性微笑，都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多说多错”，新闻发言人也因此被不少人士称为“高危职业”。
另一则引发关注的事件，是在新闻发布制度上一直处于领跑地位的外交部，近日打破了1995年以来形成的每周两次新闻发布的惯例，从2011年9月1日起实行一周五次。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指出此举是为了满足记者的采访需求，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给大家提供信息。
架起沟通桥梁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学界普遍认为，2003年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迎来标志性发展的一年。据报道，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从那年4月初到6月24日的短短两个多月里，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国家部委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首批新闻发言人名单。
不少学者指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契合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要求，是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多给人神秘的感觉。而保障公众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作为政府部门，如何主动作为满足公众知情权？除了日常可以接触到的部门公告、领导讲话、门户网站等，新闻发言人借助媒介平台与公众沟通，可以以较短的时间、较快的速度和较有效的方式，向广大公众传达政府的信息。
“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的是人与人直接面对面的沟通，更能及时进行官民互动，实现充分交流。”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普通市民对这项制度予以肯定。
事实上，在公众中塑造良好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新闻发言人制度已成为现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此外，该制度还能够促进政府的形象建设，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
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而作为公开披露政府信息的规范化程序，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升温”，被认为是新一轮政府“透明工程”的开始。
遭遇“七年之痒”
有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经基本建立，2010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发布会就达到1700多场。同时，人们对新闻发布会的态度，也从漠不关心到现在一遇到公共事件就主动呼吁政府出来说清楚。这其中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新闻发言人都是背稿子，讲的东西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只讲既定性的内容，不接地气。”
“很多地方把新闻发言人当成了为某一方利益服务的‘辩护律师’，而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真相和公共信息的‘人民公仆’。”
…………
近日，有媒体专门对新闻发言人的不同形态表现作了详细的归类：无可奉告型、照本宣科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不一而足。还有些地方，新闻发布异化成了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公布后再无后续，甚至将新闻发言人当成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有媒体这样评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状：“可以预见，将不断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卷入公共危机中，它们在舆论面前的笨拙将不断显现。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说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各家各户到底怎么去弄，没有统一的要求，国家只给了原则性的方针，比如说信息发布要及时、全面、准确。但具体的细致方案还得看各部委自己的安排。”
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而王勇平的调任，更是让不少人感叹新闻发言人不好当。
“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后，与王勇平同是“后非典时代”第一批部委发言人的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博客上发表了《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其中提到颇多作为新闻发言人应当注意的问题，譬如“发言人在拥有许许多多技术手段的同时，应当也是有丰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诚、善良和美好的人”、“新闻发布会应该在充分准备、并能给记者准确翔实和鲜活的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召开”、“无论什么时候说话，怎么说话，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这听起来是个常识，然而不少发言人的发言都有悖于这个常识”……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兼任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人本身在机关都是官员，有自己的级别和其他职务，“不说肯定能进步，说好了可能进步，说坏了肯定受影响”。加上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不具有媒体从业经验，与媒体、民众的互动较少，使得他们在面对记者的疑问时常会手忙脚乱。
“新闻发言人应当善于领悟和发掘社会的关注点，能够在政府发布的信息与公众关注的信息之间找到结合点，并且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丰富媒体工作经验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宋建勋告诉记者。
应对网络挑战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是，网络的飞速发展，对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网民近5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即时化、多样化、便捷化、国际化。在几乎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事件当事人、目击者、受害者及其家属、利益冲突方、民间组织等等，都是天然的民间发言人。
而民间表达的意愿在网络平台上持续爆发，更是让不少新闻发言人措手不及。网络中的意见惯于质疑，渴望权威解释又对权威不屑一顾，经常热闹围观，最关键的是他们热衷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舆论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原因之一。
不少学者担心，危机事件发生，如果人们从正式渠道得到的信息不足以解除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就很容易造成谣言的迅速传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指出，这样的传播存在“极化”的因素：观点是极端的，信息是极端的，态度是极端的。而这样的传播生态被认为是多年以来信息公开体制积弊爆发的结果。
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新闻发言人由于各种原因，掌握不了核心信息，知道的甚至还不如网民多。例如在“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针对获救的小女孩和掩埋车头的情况，王勇平掌握的信息“还不如记者多”。
“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团队应当给予新闻发言人足够的信息支撑，最终给公众更翔实的信息。”史安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此外，新闻发言人不应只讲官话，要讲人话，与人民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更容易被接受。高高在上的，没有人要听。”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记者。
“网络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迫使政府官员随时准备应对外界的提问。但新闻发言人也是社会人，需要研究和掌握网络传播的特点。”宋建勋说，“网络中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对此，更需要新闻发言人持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态度，及时、准确、全面地回应舆情，与公众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2009年7月以来，云南、贵州、广东、江苏等省份部分地区已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以更好更快地回应民众。不少政府部门还开设了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发布信息，与网民进行沟通，这其中，外交部的“外交小灵通”深受赞誉。此外，加强新闻发言人培训也是较好的手段。据了解，浙江省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每年都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以期全面提高新闻发言人队伍的素质，更好地实现党务公开、政务公开。
2011年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同月，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中心主办的第八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如何保证新闻发布的权威性、时效性、准确性和接受性，如何提高同媒体打交道能力、新闻发布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引起热议的“郭美美事件”和动车事故等都成为了这次培训的样本。
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
另一则引发关注的事件，是在新闻发布制度上一直处于领跑地位的外交部，近日打破了1995年以来形成的每周两次新闻发布的惯例，从2011年9月1日起实行一周五次。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指出此举是为了满足记者的采访需求，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给大家提供信息。
架起沟通桥梁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学界普遍认为，2003年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迎来标志性发展的一年。据报道，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从那年4月初到6月24日的短短两个多月里，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国家部委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首批新闻发言人名单。
不少学者指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契合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要求，是大势所趋。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多给人神秘的感觉。而保障公众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作为政府部门，如何主动作为满足公众知情权？除了日常可以接触到的部门公告、领导讲话、门户网站等，新闻发言人借助媒介平台与公众沟通，可以以较短的时间、较快的速度和较有效的方式，向广大公众传达政府的信息。
“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的是人与人直接面对面的沟通，更能及时进行官民互动，实现充分交流。”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普通市民对这项制度予以肯定。
事实上，在公众中塑造良好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新闻发言人制度已成为现代高效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此外，该制度还能够促进政府的形象建设，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
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而作为公开披露政府信息的规范化程序，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升温”，被认为是新一轮政府“透明工程”的开始。
遭遇“七年之痒”
有学者认为，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经基本建立，2010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发布会就达到1700多场。同时，人们对新闻发布会的态度，也从漠不关心到现在一遇到公共事件就主动呼吁政府出来说清楚。这其中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制度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新闻发言人都是背稿子，讲的东西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只讲既定性的内容，不接地气。”
“很多地方把新闻发言人当成了为某一方利益服务的‘辩护律师’，而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真相和公共信息的‘人民公仆’。”
…………
近日，有媒体专门对新闻发言人的不同形态表现作了详细的归类：无可奉告型、照本宣科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不一而足。还有些地方，新闻发布异化成了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公布后再无后续，甚至将新闻发言人当成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有媒体这样评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状：“可以预见，将不断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卷入公共危机中，它们在舆论面前的笨拙将不断显现。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说是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各家各户到底怎么去弄，没有统一的要求，国家只给了原则性的方针，比如说信息发布要及时、全面、准确。但具体的细致方案还得看各部委自己的安排。”
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而王勇平的调任，更是让不少人感叹新闻发言人不好当。
“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后，与王勇平同是“后非典时代”第一批部委发言人的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博客上发表了《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其中提到颇多作为新闻发言人应当注意的问题，譬如“发言人在拥有许许多多技术手段的同时，应当也是有丰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诚、善良和美好的人”、“新闻发布会应该在充分准备、并能给记者准确翔实和鲜活的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召开”、“无论什么时候说话，怎么说话，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这听起来是个常识，然而不少发言人的发言都有悖于这个常识”……
此外，我国目前的新闻发言人是职务化的，兼任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人本身在机关都是官员，有自己的级别和其他职务，“不说肯定能进步，说好了可能进步，说坏了肯定受影响”。加上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不具有媒体从业经验，与媒体、民众的互动较少，使得他们在面对记者的疑问时常会手忙脚乱。
“新闻发言人应当善于领悟和发掘社会的关注点，能够在政府发布的信息与公众关注的信息之间找到结合点，并且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丰富媒体工作经验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宋建勋告诉记者。
应对网络挑战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是，网络的飞速发展，对新闻发言人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网民近5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得即时化、多样化、便捷化、国际化。在几乎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事件当事人、目击者、受害者及其家属、利益冲突方、民间组织等等，都是天然的民间发言人。
而民间表达的意愿在网络平台上持续爆发，更是让不少新闻发言人措手不及。网络中的意见惯于质疑，渴望权威解释又对权威不屑一顾，经常热闹围观，最关键的是他们热衷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舆论事件越来越频繁的原因之一。
不少学者担心，危机事件发生，如果人们从正式渠道得到的信息不足以解除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就很容易造成谣言的迅速传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指出，这样的传播存在“极化”的因素：观点是极端的，信息是极端的，态度是极端的。而这样的传播生态被认为是多年以来信息公开体制积弊爆发的结果。
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些新闻发言人由于各种原因，掌握不了核心信息，知道的甚至还不如网民多。例如在“7·23”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针对获救的小女孩和掩埋车头的情况，王勇平掌握的信息“还不如记者多”。
“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团队应当给予新闻发言人足够的信息支撑，最终给公众更翔实的信息。”史安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此外，新闻发言人不应只讲官话，要讲人话，与人民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更容易被接受。高高在上的，没有人要听。”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记者。
“网络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迫使政府官员随时准备应对外界的提问。但新闻发言人也是社会人，需要研究和掌握网络传播的特点。”宋建勋说，“网络中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对此，更需要新闻发言人持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态度，及时、准确、全面地回应舆情，与公众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2009年7月以来，云南、贵州、广东、江苏等省份部分地区已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以更好更快地回应民众。不少政府部门还开设了官方微博，第一时间发布信息，与网民进行沟通，这其中，外交部的“外交小灵通”深受赞誉。此外，加强新闻发言人培训也是较好的手段。据了解，浙江省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每年都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以期全面提高新闻发言人队伍的素质，更好地实现党务公开、政务公开。
2011年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同月，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教育中心主办的第八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如何保证新闻发布的权威性、时效性、准确性和接受性，如何提高同媒体打交道能力、新闻发布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引起热议的“郭美美事件”和动车事故等都成为了这次培训的样本。
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