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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确立郡县制始，中国实行的一元化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穿插有数次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甚至统治全国的时期，但强大的汉族文化及其以皇权为核心的内法外儒精神，通过“用夏变夷”的方式，使得这种政体未曾发生根本的改变，而成为世界延续最为长久的政权形式。衙署是中国古代各级政权代表中央行使地方管理职能的办公机构，即省、府、州、县官员的治事之所。作为封建皇权派驻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的代表，统治者基于“民非正不治，政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对衙署设置都非常重视。 “县治有署，用以建表率，肃观瞻而敷王政也。署以表位，位以建政。” “周庐直卫壮观云哉，盖亦肃堂皇之体焉”，“崇墉浚隍，所以守国也；高堂远廉，所以养尊也”等 ，就是经常出现在中国典籍中的词语了。故可见，与其说衙署仅仅是行政之所，无宁说更是皇权统治的权杖，首先体现的是国家即帝王的意志，而威慑一方。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未改变的功能。因此衙署建筑首要的性格即体现皇权威严尊崇。对于建筑来说，体量和位置是体现尊严和地位、气势的重要表情（要素）。衙署曾在各地城市中普遍出现，在城市中最为醒目，其选址在城市规划中最为重要。在严格的封建皇权的制约和传统礼乐精神的指导下，其总体布局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而备受关注。
一、择中论和对称构图在中国城市中的体现
中国自秦以来即建立了以郡县制为主要形式的官僚整体的专制国家，国家结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庞大官僚系统，最高统治者是皇帝，通过这个等级制的官僚群体对国家实行全面的控制。作为权力象征的各级衙署自然是这种政治权利形态下的产物，成为国家统治各个地方的据点，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城市布局。中国古代城市可以说是以同心式的二维空间观念上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择中论”和“对称”这两个观念对于衙署在城市中的位置的重要性。
“择中论”的观念起源甚早，《吕氏春秋•慎势篇》就提到：“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此指国都），择国之中而立宫”；“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择中论在衙署布局中的表现，就是要尽量将衙署安排于城内居中的位置，以表达其庄重尊崇，成为城市中最显赫的建筑群。衙署内最重要建筑“大堂”，同样也要位于衙署内居中的部位，以体现其统率全局的地位，其他建筑则前呼后拥，左辅右弼，成为它的陪衬。
“对称”是人类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最早的审美形态，其意象意义体现为秩序、庄严和尊贵的美。《乐记•乐论篇》说：“中正无邪，礼之质也”，说明人们很早就已将对称引申到人类社会中，纳入到“礼”的范畴并将其理论化了。基于此，对称自然也是衙署布局中广泛运用的手法。
二、京城
皇宫是京城里最重要的建筑群，其实，皇宫也可以认为是国家最高等级的衙署，其在京城中的位置布局与地方衙署一样并更加典型，也依据了对称和择中的方式。“京”字原意为人工筑成的高大土堆，“京城”就是高大的城墙，周代分封建国，王城以下，公、侯伯、子男之城规模依次减小，“京城”就特指为周天子所在的王城了，以后指称为全国的都城。
中国所见最早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记载，是关于西周陪都和东周都城洛邑规划制度的《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可以想见，这是一座理想化的城市构图：城市轮廓方方正正、中轴对称，宫殿就位在城市的中心 。
在周代，以王城為中心，依与王城的距离，按五百里为度，由近而远，把国土划分为回字状的五圈，称为“五服”，其名称分别为“甸、侯、宾、要、荒”。在这五圈的中央，正是宫殿的所在，更是“择中论”的一种大范围的表现。
事实上，《考工记》的说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美学理想在城市艺术上的反映。统治者追求的理性秩序在这里起了直接的作用，是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在现实中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元大都最接近《考工记》所提出的理想，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明清北京是中国城市理想与世界观最为成熟的形式 。
明清北京呈凸字形平面，北部称内城，内有皇城，皇宫称紫禁城，在皇城内纵轴线上，三城相套。太庙和社稷坛位在宫城正门午门前左右。南部称外城（原拟在内城四方都兴建外城，但只建成了南部），其内南部有天坛，内城以北有地坛，东、西各有日坛和月坛，形成外围的四个重点，簇拥着宫城。
三、衙署在地方城市中的显要位置
一定的政治文化造就了相应的城市规划。中国封建社会在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下，地方城市带有鲜明的封建伦理化的政治特点：城市不仅是一个聚居的地方，更是封建皇朝派驻各地的政治统治中心，为了强化政权，展示正统思想的一整套井然有序的理性逻辑，在儒家礼乐精神指引下，中国城市面貌体现了一种“家天下”的封建伦理理念，显现了一个以点带面的政治统治格局和中国城市的构图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象征统治政权的机构——衙署（也像京城中的皇宫一样），在地方城市中呈现出居中为要的现象。
按礼制制度，各地行政中心——衙署应置于城市中心地带，坐北朝南，在大部分城市中也正是这样。如河北衡水县，其县衙由“知县陈敏健，创建于城中央”（乾隆《衡水县志》卷三《建置志》）；江苏“松江府府署在城之中，前临官街，后枕水，旧华亭县署也”（嘉庆《松江府志》卷一四；现存河南内乡“县治居城之中，元大德八年（1304年）县尹潘逵始建厅堂廨舍”（《内乡县志》）。
西安和沈阳在地方性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
西安改建于明初洪武三年，朱元璋恢复封土建国古制，封其次子朱爽为秦王，在城内修建了规模颇大的秦王府，拥有实权，故秦王府当时具有衙署的性质。因西安为十字街，秦王府被置在十字交点东北，为了平衡全城布局，使王府尽量居中，乃将东、北两面城墙略向外移。
沈阳的后金宫殿，从全国的角度视之，实际也是一座地方性衙署。此城初建时也是十字街，宫位在东西大街以南全城中心附近，由南大街分成东西二部。为了将它尽量居中，乃将此城向南扩展，街道也改成井字，宫殿才居于全城中心最显赫的位置，同时也解决了全宫被分隔为两部的问题。（图6）
明清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地方城市，以十字街道布局最普遍，可能是唐代里坊制的厥遗，甘肃酒泉、山西大同、辽宁兴城等都是这样，衙署位在十字中心附近，基本与西安同。江苏南通、山东莱芜、甘肃兰州、山西太谷和江苏松江等城则是对这种布局方式的变通。
南通纵长方形，只在东、南、西墙中部开城门，无北门，城内为丁字干道，其南北干道自丁字交点稍向北延伸出头，尽端置州衙，坐北朝南。明中叶以后，在城南加筑新城，延伸了城市中轴。
山东莱芜的布局几乎与南通完全相同，也是在丁字大街向北出头的一端置衙署。
兰州为横长方形，在黄河南岸，主干道与南通近似，呈丁字形，但丁字不出头，在交点北侧直接置州衙，又在州衙西侧另设南北向街道，通北门抵河滨。
太谷可以说是西安、南通和兰州三城的综合。太谷重修于明景泰元年（1450），清代成为全国票号业中心。城方形，东、南、西三面中间各开一门。城内为丁字干道，在干道交点建鼓楼，与西安相似；楼北丁字出头，尽端建县衙，与南通相似；北大街和北门都偏在西侧，则与兰州相似。
江苏松江与太谷大致相同，也是衙署居中，街道正交，北大街偏西，但南大街偏东。松江为江南水乡城市，与苏州、绍兴等许多江南城市一样，城内也有不少纵横若网的水街。
保定直隶总督署也可以作为衙署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例证。现直隶总督署前身是明大宁都司署，清初为参将署，其时，直隶巡抚署在城西北隅，为肃观瞻，雍正七年，重新相度选址，认为参将署基址较好，遂改建为直隶总督署 ，并进行大规模扩建。保定城呈不严格的十字街布局，总督署坐落于西大街南侧，南大街西部，处于保定城的中心地带和地势最高的地区。总督署之东紧邻保定府署和清河道署（1898年改为天主教堂，现存），西有按察使司监狱和布政使司经历厅，北为保定同知署，组成一个以总督署为核心的衙署群，各署前以东西道路相连。在整个衙署群前为风景秀丽的古莲花池和学子荟萃的莲池书院，以及笔帖式署。
但这种“择中而立”的规划并不绝对，一些地方官衙并不建于城市的中心。
这主要是因为：一、如果在稍偏于中心有显要高地，衙署往往会选址于此；二、今朝城市在原城基础上有所扩充变动，而衙署仍沿袭旧址未变；三、城市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衙署选址往往出于军事的考虑，不一定是城市中心；四、出于基地的限制和风水影响等因素。以上各种情形，在古籍中常有所记载，如山东青城“县治在城南” ；山西平遥“县治在城中之西” ；陕西白河“县署在城内正东” ；湖北宜都“县署在城北隅” ；江苏苏州“府治在城西南吴县丽娃乡南宫里，初秦置会稽郡，即楚春申君、歇子甲君所居，为郡廨。汉因之，相沿称黄堂” 。
河南南阳初成于春秋初，称宛城，位于紫山之南，白河之北，负阴抱阳。金代时南阳称申州，城址未大变，是金与南宋对峙的前沿地带。金申州署在城的西南隅，与西、南城墙相邻，可能其选址有军事上的意义。元代南阳府衙在金申州署旧址上建立，明、清亦沿袭旧址，现仍存。
有时，一座城市往往不止一座行政衙署，或总督与巡抚同城，或巡抚与布、臬二司及道员同城，道员与知府同城，知府与知县同城，以及两县治同城等，“盖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必得分治而后克济，非徒取其备官己也” 。
衙署以其庞大的建筑群占据了城市区域内相当一部分空间，加上在其周围有一系列的建筑作为陪衬，如同“众星拱月”般地形成了其地位最崇的身份代表。严整有序的建筑布局，形成了强大的气场——即所谓“高牙大纛（dào）,鳞次相望”，更加显示了其作为皇权代表的显赫地位。所以，所谓“居中”的“中”，不宜过于执着地理解为几何中心，其更大的意义在于“重要”和“尊崇”，无论官衙位于城市何处，自觉不自觉之中都会成为城市的中心，形成这个城市中人口最密集、市容最繁华、交通最发达的地区。
有学者指出：“艺术是文化的外化，文化是艺术的内涵。”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形成普遍的艺术形态和艺术语言。建筑藝术的背后是含义丰富的文化。对于中国而言，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从未断过，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哲学理念和文脉传承。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使皇权至上的观念一以贯之，在儒家礼乐倡导的“尊卑、等级”的精神支持下，形成了有规则的政治体制，城市布局在其影响下形成了有规律的模式。坐落于被赋予政治属性的城市中的衙署是维系皇帝与黎民的纽带，巩固帝王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机构，其性格是双重而矛盾的统一体，其布局充分地显示了古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风貌。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用PDF形式查看。
一、择中论和对称构图在中国城市中的体现
中国自秦以来即建立了以郡县制为主要形式的官僚整体的专制国家，国家结构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庞大官僚系统，最高统治者是皇帝，通过这个等级制的官僚群体对国家实行全面的控制。作为权力象征的各级衙署自然是这种政治权利形态下的产物，成为国家统治各个地方的据点，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城市布局。中国古代城市可以说是以同心式的二维空间观念上发展起来的。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择中论”和“对称”这两个观念对于衙署在城市中的位置的重要性。
“择中论”的观念起源甚早，《吕氏春秋•慎势篇》就提到：“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此指国都），择国之中而立宫”；“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择中论在衙署布局中的表现，就是要尽量将衙署安排于城内居中的位置，以表达其庄重尊崇，成为城市中最显赫的建筑群。衙署内最重要建筑“大堂”，同样也要位于衙署内居中的部位，以体现其统率全局的地位，其他建筑则前呼后拥，左辅右弼，成为它的陪衬。
“对称”是人类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的最早的审美形态，其意象意义体现为秩序、庄严和尊贵的美。《乐记•乐论篇》说：“中正无邪，礼之质也”，说明人们很早就已将对称引申到人类社会中，纳入到“礼”的范畴并将其理论化了。基于此，对称自然也是衙署布局中广泛运用的手法。
二、京城
皇宫是京城里最重要的建筑群，其实，皇宫也可以认为是国家最高等级的衙署，其在京城中的位置布局与地方衙署一样并更加典型，也依据了对称和择中的方式。“京”字原意为人工筑成的高大土堆，“京城”就是高大的城墙，周代分封建国，王城以下，公、侯伯、子男之城规模依次减小，“京城”就特指为周天子所在的王城了，以后指称为全国的都城。
中国所见最早的关于城市规划的记载，是关于西周陪都和东周都城洛邑规划制度的《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可以想见，这是一座理想化的城市构图：城市轮廓方方正正、中轴对称，宫殿就位在城市的中心 。
在周代，以王城為中心，依与王城的距离，按五百里为度，由近而远，把国土划分为回字状的五圈，称为“五服”，其名称分别为“甸、侯、宾、要、荒”。在这五圈的中央，正是宫殿的所在，更是“择中论”的一种大范围的表现。
事实上，《考工记》的说法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美学理想在城市艺术上的反映。统治者追求的理性秩序在这里起了直接的作用，是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在现实中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元大都最接近《考工记》所提出的理想，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明清北京是中国城市理想与世界观最为成熟的形式 。
明清北京呈凸字形平面，北部称内城，内有皇城，皇宫称紫禁城，在皇城内纵轴线上，三城相套。太庙和社稷坛位在宫城正门午门前左右。南部称外城（原拟在内城四方都兴建外城，但只建成了南部），其内南部有天坛，内城以北有地坛，东、西各有日坛和月坛，形成外围的四个重点，簇拥着宫城。
三、衙署在地方城市中的显要位置
一定的政治文化造就了相应的城市规划。中国封建社会在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下，地方城市带有鲜明的封建伦理化的政治特点：城市不仅是一个聚居的地方，更是封建皇朝派驻各地的政治统治中心，为了强化政权，展示正统思想的一整套井然有序的理性逻辑，在儒家礼乐精神指引下，中国城市面貌体现了一种“家天下”的封建伦理理念，显现了一个以点带面的政治统治格局和中国城市的构图模式，这种模式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象征统治政权的机构——衙署（也像京城中的皇宫一样），在地方城市中呈现出居中为要的现象。
按礼制制度，各地行政中心——衙署应置于城市中心地带，坐北朝南，在大部分城市中也正是这样。如河北衡水县，其县衙由“知县陈敏健，创建于城中央”（乾隆《衡水县志》卷三《建置志》）；江苏“松江府府署在城之中，前临官街，后枕水，旧华亭县署也”（嘉庆《松江府志》卷一四；现存河南内乡“县治居城之中，元大德八年（1304年）县尹潘逵始建厅堂廨舍”（《内乡县志》）。
西安和沈阳在地方性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
西安改建于明初洪武三年，朱元璋恢复封土建国古制，封其次子朱爽为秦王，在城内修建了规模颇大的秦王府，拥有实权，故秦王府当时具有衙署的性质。因西安为十字街，秦王府被置在十字交点东北，为了平衡全城布局，使王府尽量居中，乃将东、北两面城墙略向外移。
沈阳的后金宫殿，从全国的角度视之，实际也是一座地方性衙署。此城初建时也是十字街，宫位在东西大街以南全城中心附近，由南大街分成东西二部。为了将它尽量居中，乃将此城向南扩展，街道也改成井字，宫殿才居于全城中心最显赫的位置，同时也解决了全宫被分隔为两部的问题。（图6）
明清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地方城市，以十字街道布局最普遍，可能是唐代里坊制的厥遗，甘肃酒泉、山西大同、辽宁兴城等都是这样，衙署位在十字中心附近，基本与西安同。江苏南通、山东莱芜、甘肃兰州、山西太谷和江苏松江等城则是对这种布局方式的变通。
南通纵长方形，只在东、南、西墙中部开城门，无北门，城内为丁字干道，其南北干道自丁字交点稍向北延伸出头，尽端置州衙，坐北朝南。明中叶以后，在城南加筑新城，延伸了城市中轴。
山东莱芜的布局几乎与南通完全相同，也是在丁字大街向北出头的一端置衙署。
兰州为横长方形，在黄河南岸，主干道与南通近似，呈丁字形，但丁字不出头，在交点北侧直接置州衙，又在州衙西侧另设南北向街道，通北门抵河滨。
太谷可以说是西安、南通和兰州三城的综合。太谷重修于明景泰元年（1450），清代成为全国票号业中心。城方形，东、南、西三面中间各开一门。城内为丁字干道，在干道交点建鼓楼，与西安相似；楼北丁字出头，尽端建县衙，与南通相似；北大街和北门都偏在西侧，则与兰州相似。
江苏松江与太谷大致相同，也是衙署居中，街道正交，北大街偏西，但南大街偏东。松江为江南水乡城市，与苏州、绍兴等许多江南城市一样，城内也有不少纵横若网的水街。
保定直隶总督署也可以作为衙署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例证。现直隶总督署前身是明大宁都司署，清初为参将署，其时，直隶巡抚署在城西北隅，为肃观瞻，雍正七年，重新相度选址，认为参将署基址较好，遂改建为直隶总督署 ，并进行大规模扩建。保定城呈不严格的十字街布局，总督署坐落于西大街南侧，南大街西部，处于保定城的中心地带和地势最高的地区。总督署之东紧邻保定府署和清河道署（1898年改为天主教堂，现存），西有按察使司监狱和布政使司经历厅，北为保定同知署，组成一个以总督署为核心的衙署群，各署前以东西道路相连。在整个衙署群前为风景秀丽的古莲花池和学子荟萃的莲池书院，以及笔帖式署。
但这种“择中而立”的规划并不绝对，一些地方官衙并不建于城市的中心。
这主要是因为：一、如果在稍偏于中心有显要高地，衙署往往会选址于此；二、今朝城市在原城基础上有所扩充变动，而衙署仍沿袭旧址未变；三、城市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衙署选址往往出于军事的考虑，不一定是城市中心；四、出于基地的限制和风水影响等因素。以上各种情形，在古籍中常有所记载，如山东青城“县治在城南” ；山西平遥“县治在城中之西” ；陕西白河“县署在城内正东” ；湖北宜都“县署在城北隅” ；江苏苏州“府治在城西南吴县丽娃乡南宫里，初秦置会稽郡，即楚春申君、歇子甲君所居，为郡廨。汉因之，相沿称黄堂” 。
河南南阳初成于春秋初，称宛城，位于紫山之南，白河之北，负阴抱阳。金代时南阳称申州，城址未大变，是金与南宋对峙的前沿地带。金申州署在城的西南隅，与西、南城墙相邻，可能其选址有军事上的意义。元代南阳府衙在金申州署旧址上建立，明、清亦沿袭旧址，现仍存。
有时，一座城市往往不止一座行政衙署，或总督与巡抚同城，或巡抚与布、臬二司及道员同城，道员与知府同城，知府与知县同城，以及两县治同城等，“盖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必得分治而后克济，非徒取其备官己也” 。
衙署以其庞大的建筑群占据了城市区域内相当一部分空间，加上在其周围有一系列的建筑作为陪衬，如同“众星拱月”般地形成了其地位最崇的身份代表。严整有序的建筑布局，形成了强大的气场——即所谓“高牙大纛（dào）,鳞次相望”，更加显示了其作为皇权代表的显赫地位。所以，所谓“居中”的“中”，不宜过于执着地理解为几何中心，其更大的意义在于“重要”和“尊崇”，无论官衙位于城市何处，自觉不自觉之中都会成为城市的中心，形成这个城市中人口最密集、市容最繁华、交通最发达的地区。
有学者指出：“艺术是文化的外化，文化是艺术的内涵。”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形成普遍的艺术形态和艺术语言。建筑藝术的背后是含义丰富的文化。对于中国而言，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从未断过，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哲学理念和文脉传承。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使皇权至上的观念一以贯之，在儒家礼乐倡导的“尊卑、等级”的精神支持下，形成了有规则的政治体制，城市布局在其影响下形成了有规律的模式。坐落于被赋予政治属性的城市中的衙署是维系皇帝与黎民的纽带，巩固帝王统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机构，其性格是双重而矛盾的统一体，其布局充分地显示了古代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风貌。
注：文章内所有公式及图表请用PDF形式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