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25—01
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操纵派理论旗手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该理论打破了原语文本的神圣权威，提出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并将译本置于译语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动态研究，探讨影响译者改写原作的操纵力量及译本在其中促进的文化互动。
本文即以改写理论为基石，并以庞德诗歌译作《华夏集》为个案，采取理论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分类描述和对照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内容和形式两大层面深入透析庞德如何受目的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制控，造成了诗集中有意误译、个性化翻译、增删、改写的创造性叛逆，以期对这部译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庞德 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由作为后现代翻译理论旗手的勒菲弗尔提出，他视翻译为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事实上，读者由于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并不能直接接触文学文本，所以文化的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改写形式出现的文本完成的。也正是改写的文本才使原作在译语文化语境获得再生，广为流传。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英美诗坛20世纪初叶现代诗歌最重要的代表。1912年，庞德和几个英美诗人在伦敦发起了“意象派运动”，成为英美现代诗歌的先驱。《华夏集》是庞德在 1913 年获得厄内斯特 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中国诗遗稿后，整理出版的一部译诗集。《华夏集》开篇之作《诗经·采薇》中士兵的怨声载道就给整部诗集定了悲哀基调。经叶维廉先生考证，费氏笔记在这首诗写作背景的介绍中指出这是一名将军以参战士兵的口吻写的一首鼓舞士气的诗歌，旨在让其担负保家卫国的责任。而庞德却对这首诗中部分细节进行了有意误译使其成为了反战诗，比如：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
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牧騤騤。
这一部分描写的是战事的吃紧以及将帅车马壮观的装配使战士有了高昂的斗志。战士的思家之苦和保卫祖国的矛盾心情交织在一起。费氏笔记清楚地记录着：
What is that blooming flower？
Whose is that chariot？ That is our general’s.
The horses are hitched already to the chariot； they seem to be vigorous.
How dare we repose？ We must conquer the enemy even three times in a month.
Those four horses are tied； they are very strong. （Yip， 1969： 170）
费氏笔记可以说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而庞德的处理是这样的：
What flower has come into blossom？
Whose chariot？ The General’s.
Horses， his horses even， are tired. They were strong.
We have no rest， three battles a month.
By heaven， his horses are tired.（Pound， 1915： 5—6）
他有意把费氏笔记中“hitched”“tied”误译成了“tired”，并增添了“by heaven”这一呼告语，以此说明就连将帅的马匹都已经疲倦了，更何况是参战的士兵呢？庞德有意误译和添加无疑就是为了增强征战士兵的悲苦心境。纵观这几句，不难发现庞德都是用现在时态来表述的征战之苦，而除了第三行的“were”之外，这样处理与前边的“tired”形成对比，意在强调战马“曾经”很强壮，但久而不归的频繁战事把它们消磨得也没有了活力，清楚表明了士兵对战争的抱怨，这样更容易引起处于战争氛围中人们的反战共鸣。
庞德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有意误译和改写加重了战争造成的凄惨景象，一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士兵怨声载道的悲凉、凄惨景象和情调被庞德更加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来。该诗集震撼了受到战争冲击的欧美人的心灵，在他们心中产生了共鸣。
《华夏集》自问世以来就一直为中西学界所关注，中国的大部分译界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其中的语言错误，从而将之打入冷宫。本文跳出了从微观语言层面评估《华夏集》的窠臼，采用了理论与个案、描述与解释方法，独辟蹊径在改写理论视角关照下从内容和形式两大层面剖析了该诗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而得出结论，认为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以及译者主体庞德自身的诗学理念和文学翻译思想共同作用造成了诗集中的增、删、改与个性化翻译。这部诗集在此得到了合理、公正的解释。
参考文献：
[1]Pound Ezra. 1968.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卞之琳.人与诗：亿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刘小刚.创造性叛逆：概念、理论与历史描述[D].复旦大学，2006.
作者简介：刘莹（1987—），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翻译理论与研究。
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操纵派理论旗手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该理论打破了原语文本的神圣权威，提出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并将译本置于译语社会文化系统中进行动态研究，探讨影响译者改写原作的操纵力量及译本在其中促进的文化互动。
本文即以改写理论为基石，并以庞德诗歌译作《华夏集》为个案，采取理论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分类描述和对照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内容和形式两大层面深入透析庞德如何受目的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制控，造成了诗集中有意误译、个性化翻译、增删、改写的创造性叛逆，以期对这部译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庞德 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由作为后现代翻译理论旗手的勒菲弗尔提出，他视翻译为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事实上，读者由于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并不能直接接触文学文本，所以文化的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改写形式出现的文本完成的。也正是改写的文本才使原作在译语文化语境获得再生，广为流传。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英美诗坛20世纪初叶现代诗歌最重要的代表。1912年，庞德和几个英美诗人在伦敦发起了“意象派运动”，成为英美现代诗歌的先驱。《华夏集》是庞德在 1913 年获得厄内斯特 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中国诗遗稿后，整理出版的一部译诗集。《华夏集》开篇之作《诗经·采薇》中士兵的怨声载道就给整部诗集定了悲哀基调。经叶维廉先生考证，费氏笔记在这首诗写作背景的介绍中指出这是一名将军以参战士兵的口吻写的一首鼓舞士气的诗歌，旨在让其担负保家卫国的责任。而庞德却对这首诗中部分细节进行了有意误译使其成为了反战诗，比如：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
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牧騤騤。
这一部分描写的是战事的吃紧以及将帅车马壮观的装配使战士有了高昂的斗志。战士的思家之苦和保卫祖国的矛盾心情交织在一起。费氏笔记清楚地记录着：
What is that blooming flower？
Whose is that chariot？ That is our general’s.
The horses are hitched already to the chariot； they seem to be vigorous.
How dare we repose？ We must conquer the enemy even three times in a month.
Those four horses are tied； they are very strong. （Yip， 1969： 170）
费氏笔记可以说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而庞德的处理是这样的：
What flower has come into blossom？
Whose chariot？ The General’s.
Horses， his horses even， are tired. They were strong.
We have no rest， three battles a month.
By heaven， his horses are tired.（Pound， 1915： 5—6）
他有意把费氏笔记中“hitched”“tied”误译成了“tired”，并增添了“by heaven”这一呼告语，以此说明就连将帅的马匹都已经疲倦了，更何况是参战的士兵呢？庞德有意误译和添加无疑就是为了增强征战士兵的悲苦心境。纵观这几句，不难发现庞德都是用现在时态来表述的征战之苦，而除了第三行的“were”之外，这样处理与前边的“tired”形成对比，意在强调战马“曾经”很强壮，但久而不归的频繁战事把它们消磨得也没有了活力，清楚表明了士兵对战争的抱怨，这样更容易引起处于战争氛围中人们的反战共鸣。
庞德在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有意误译和改写加重了战争造成的凄惨景象，一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士兵怨声载道的悲凉、凄惨景象和情调被庞德更加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来。该诗集震撼了受到战争冲击的欧美人的心灵，在他们心中产生了共鸣。
《华夏集》自问世以来就一直为中西学界所关注，中国的大部分译界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其中的语言错误，从而将之打入冷宫。本文跳出了从微观语言层面评估《华夏集》的窠臼，采用了理论与个案、描述与解释方法，独辟蹊径在改写理论视角关照下从内容和形式两大层面剖析了该诗集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而得出结论，认为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以及译者主体庞德自身的诗学理念和文学翻译思想共同作用造成了诗集中的增、删、改与个性化翻译。这部诗集在此得到了合理、公正的解释。
参考文献：
[1]Pound Ezra. 1968.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 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卞之琳.人与诗：亿旧说新[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董明.翻译：创造性叛逆[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刘小刚.创造性叛逆：概念、理论与历史描述[D].复旦大学，2006.
作者简介：刘莹（1987—），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翻译理论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