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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人格特质问卷、情绪稳定性问卷与发散思维测验，对182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旨在探究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及情绪稳定性在二者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自变量人格特质中意识性维度对中介变量情绪调节方式的预测效应显著，而其他四个维度对情绪稳定性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 人格特质；恶意创造力；情绪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G449 [文献标志码]A
创造力一直是心理学的热点问题，创造力最主要的研究来源于认知、发展、差异及社会四个心理学方向的取向[1]，无论何种取向，最初的研究者都更倾向于着重研究创造力的积极影响。研究者对创造力的认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心理学观点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不再拘泥于积极的方面。因此，对创造力的“阴暗面”即创造力的消极影响不断深入的研究是心理学的一大趋势。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的概念是由传统的创造力衍生而来，是指个人出于恶意或傷害性的意图而产生的创造力。[2]例如：个别商贩将皮鞋制成牛奶。虽然恶意和伤害性的行为被绝大多数人所排斥，并认为是邪恶和非道德的，但却满足了创造力的两个基本特质，即“新颖性”和“有效性”。[3]
一般来说，个体更容易对他人财产以及某些事物的过程和象征物进行恶意创造，且象征物会涉及某些社会文化领域。[4]其次，从产品角度来说，创造力能产生伤害性或消极性产品；从个体角度而言，创造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具有消极的心理特征，如精神疾患的个体具有易感性强但宜人性差和不诚实等特征；从情境角度而言，创造力高的个体更易于出现一些消极行为，如信任感差、生存危机感、社会拒绝等。[5]
已有研究认为个体创造力的非认知影响因素主要有情绪、动机和人格特质3个方面。[6]Lee等人通过对265名被试进行一系列人格测验和发散思维任务（使用砖和铅笔）来研究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分层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性别、责任心及个体攻击性对恶意创造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攻击性高、责任心低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恶意创造力。[7]
情绪因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广义的情绪概念不仅将情绪定义为情绪体验或情绪状态，也包括个体理解及管理情绪的能力，即情绪智力。[8]James等人最早通过理论研究提出情绪因素是决定创造力产生善恶属性的重要因素，并认为处于负性情绪的个体在完成任务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设置负性目标并产生恶意创造力。[9]Harris等人的研究则更关注于情绪概念本身，即情绪智力与恶意创造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个体情绪智力与问题解决任务范式或是发散思维范式所测量的恶意创造力指数皆呈负相关；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智力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效应具有显著意义。Harris等人认为这一结果分析说明，情绪智力低的人一方面来说从意识层面上，没有意识到他本身的恶意行为是稳妥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意识到其本身行为是不对的，但并不在意他人的想法，而使恶意创造力行为不断的发生。因此，分析个体的情绪智力的高低，可以对潜在的恶意创造力的行为个体进行排查。[10]此外，总结近十年国内外情绪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发现，除了情绪的愉悦度，创造力还受情绪的唤醒度[11]、调节方式、动机[12]等多个维度的影响。而近期的恶意创造力的研究更多的注重于微观层面，有学者通过情绪的激活度、愉悦度、调节聚焦三方面，分析情绪与创造力的关系。[13]
国内外学者总结出人格特质、情绪因素与恶意创造力皆有密切相关。人格影响个体行为，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如何理解和处理问题。同时，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情绪稳定性；情境因素作为外在因素，可能对恶意创造力具有激发作用，由于大学生情绪稳定性水平较差，性别在情绪稳定性方面无差异。[14]综合所述，研究可以从情绪稳定性角度解释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对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分析情绪稳定性的中介作用，并假设个体情绪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则情绪越低，越易产生恶意创造力。情绪稳定性是意识性易冲动、敏感、焦虑，对恶意创造力存在正向影响；外向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则个体越合群、待人热情、积极向上，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随和性的人得分越高，则个性温和、越谦虚、易于相信人，对恶意创造力的负向影响越大；得分越高的意识性人格的人，则个体越遵守秩序，责任心强，自制力强，善于自我约束，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情绪稳定性是人格特质解释恶意创造力的一个中介变量。并希望可以通过对所得数据的统计分析，建构一个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论模型，以表明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及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施测
在黑龙江省某高校随机抽取大学生200名，进行问卷发放，由于有漏答等情况，回收问卷182份，回收率为91%，男生117份，女生65份。施测时被试自愿参加，填答时间不限，纸笔作答时待被试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
（二）研究工具
1.大五人格测验
研究采用的大五人格测验来源于NEO问卷修订本，经张建新等人进行改编，包括神经质、外向性、随和性、开放性以及意识性五个维度。其中，情绪性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易做事冲动、敏感及易焦虑；外向性得分越高，个体越合群乐观、待人热情且积极向上；开放性得分越高，个体想象力越高且具有审美情趣；随和性人格特质的得分越高，个体越谦虚、温和且易于相信人；意识性得分越高，个体越遵守秩序，责任心及自制力强，善于自我约束。此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均在0.75以上。[15]将NEO其简化为Likert五点尺度评量，为1～5评分，有反向计分题。[16]
2.情绪稳定性量表
研究采用的情绪稳定性量表引自牧之、张震主编的《生活心理学全集》，量表由29个问题构成，测量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体近期情绪的起伏变化状态推测其心理健康程度。个体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受其情绪稳定性的影响，稳定性越低的人更倾向于患有心理健康问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17] [13]邓铸，黄荣.情绪与创造力关系研究的新进展[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92-97.
[14]史梦竹，宋旭红.大学生情绪稳定性现状及其亲子依恋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6）：925-928.
[15]王倩雯，赵武.西安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基于NEO-PI-R五因素人格特质量表[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8-16.
[16]沈慧. 中学教师人格特质与工作满意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17]金美东，段辉，汪海彬.情绪稳定性量表在黄山学院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J].黄山学院学报，2016（1）：111-113.
[18]汤梦颖.趋近回避动机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19]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20]朱从庆，董宝林.人格特质与大学生锻炼动机：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1）：94-100.
[21]一帆.误差的来源之一：被试误差[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4（12）：44.
[22]JC Kaufman.Malevolent creativity： A functio- nal model of creativity in terrorism and crime[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8（2）：134-136.
[23]王立国.以人为本，变“堵”为“导”——基层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36-137.
[24]周碧薇，钱志刚.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的影响：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35-139.
[25]潘少萍，黄晓旭.阈下情緒启动的共情能力对情绪反应的影响[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122-125.
[26]张建兴，郑蕾.亲子关系对儿童创造力开发影响因素分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4-137.
[责任编辑]王立国
Abstract：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for malicious research and creative effects，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for malicious creativity，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scious dimension i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mood adjustment mode of intermediate variables， while the other four dimensions had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stability.
Keywords：personality traits； malicious creativity；emotional stability； awareness of personality traits
[关键词] 人格特质；恶意创造力；情绪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G449 [文献标志码]A
创造力一直是心理学的热点问题，创造力最主要的研究来源于认知、发展、差异及社会四个心理学方向的取向[1]，无论何种取向，最初的研究者都更倾向于着重研究创造力的积极影响。研究者对创造力的认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心理学观点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不再拘泥于积极的方面。因此，对创造力的“阴暗面”即创造力的消极影响不断深入的研究是心理学的一大趋势。恶意创造力（malevolent creativity）的概念是由传统的创造力衍生而来，是指个人出于恶意或傷害性的意图而产生的创造力。[2]例如：个别商贩将皮鞋制成牛奶。虽然恶意和伤害性的行为被绝大多数人所排斥，并认为是邪恶和非道德的，但却满足了创造力的两个基本特质，即“新颖性”和“有效性”。[3]
一般来说，个体更容易对他人财产以及某些事物的过程和象征物进行恶意创造，且象征物会涉及某些社会文化领域。[4]其次，从产品角度来说，创造力能产生伤害性或消极性产品；从个体角度而言，创造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具有消极的心理特征，如精神疾患的个体具有易感性强但宜人性差和不诚实等特征；从情境角度而言，创造力高的个体更易于出现一些消极行为，如信任感差、生存危机感、社会拒绝等。[5]
已有研究认为个体创造力的非认知影响因素主要有情绪、动机和人格特质3个方面。[6]Lee等人通过对265名被试进行一系列人格测验和发散思维任务（使用砖和铅笔）来研究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的关系。分层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性别、责任心及个体攻击性对恶意创造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攻击性高、责任心低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恶意创造力。[7]
情绪因素与创造力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广义的情绪概念不仅将情绪定义为情绪体验或情绪状态，也包括个体理解及管理情绪的能力，即情绪智力。[8]James等人最早通过理论研究提出情绪因素是决定创造力产生善恶属性的重要因素，并认为处于负性情绪的个体在完成任务时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设置负性目标并产生恶意创造力。[9]Harris等人的研究则更关注于情绪概念本身，即情绪智力与恶意创造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个体情绪智力与问题解决任务范式或是发散思维范式所测量的恶意创造力指数皆呈负相关；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情绪智力对恶意创造力的预测效应具有显著意义。Harris等人认为这一结果分析说明，情绪智力低的人一方面来说从意识层面上，没有意识到他本身的恶意行为是稳妥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意识到其本身行为是不对的，但并不在意他人的想法，而使恶意创造力行为不断的发生。因此，分析个体的情绪智力的高低，可以对潜在的恶意创造力的行为个体进行排查。[10]此外，总结近十年国内外情绪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发现，除了情绪的愉悦度，创造力还受情绪的唤醒度[11]、调节方式、动机[12]等多个维度的影响。而近期的恶意创造力的研究更多的注重于微观层面，有学者通过情绪的激活度、愉悦度、调节聚焦三方面，分析情绪与创造力的关系。[13]
国内外学者总结出人格特质、情绪因素与恶意创造力皆有密切相关。人格影响个体行为，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体如何理解和处理问题。同时，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情绪稳定性；情境因素作为外在因素，可能对恶意创造力具有激发作用，由于大学生情绪稳定性水平较差，性别在情绪稳定性方面无差异。[14]综合所述，研究可以从情绪稳定性角度解释人格特质与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对人格特质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分析情绪稳定性的中介作用，并假设个体情绪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则情绪越低，越易产生恶意创造力。情绪稳定性是意识性易冲动、敏感、焦虑，对恶意创造力存在正向影响；外向性人格特质得分越高，则个体越合群、待人热情、积极向上，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随和性的人得分越高，则个性温和、越谦虚、易于相信人，对恶意创造力的负向影响越大；得分越高的意识性人格的人，则个体越遵守秩序，责任心强，自制力强，善于自我约束，对恶意创造力存在负向影响。情绪稳定性对恶意创造力具有正向影响，情绪稳定性是人格特质解释恶意创造力的一个中介变量。并希望可以通过对所得数据的统计分析，建构一个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论模型，以表明人格特质、情绪稳定性及恶意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施测
在黑龙江省某高校随机抽取大学生200名，进行问卷发放，由于有漏答等情况，回收问卷182份，回收率为91%，男生117份，女生65份。施测时被试自愿参加，填答时间不限，纸笔作答时待被试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
（二）研究工具
1.大五人格测验
研究采用的大五人格测验来源于NEO问卷修订本，经张建新等人进行改编，包括神经质、外向性、随和性、开放性以及意识性五个维度。其中，情绪性得分越高，说明个体越易做事冲动、敏感及易焦虑；外向性得分越高，个体越合群乐观、待人热情且积极向上；开放性得分越高，个体想象力越高且具有审美情趣；随和性人格特质的得分越高，个体越谦虚、温和且易于相信人；意识性得分越高，个体越遵守秩序，责任心及自制力强，善于自我约束。此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均在0.75以上。[15]将NEO其简化为Likert五点尺度评量，为1～5评分，有反向计分题。[16]
2.情绪稳定性量表
研究采用的情绪稳定性量表引自牧之、张震主编的《生活心理学全集》，量表由29个问题构成，测量目的在于通过对个体近期情绪的起伏变化状态推测其心理健康程度。个体的心理健康很大程度上受其情绪稳定性的影响，稳定性越低的人更倾向于患有心理健康问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5。[17] [13]邓铸，黄荣.情绪与创造力关系研究的新进展[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92-97.
[14]史梦竹，宋旭红.大学生情绪稳定性现状及其亲子依恋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6）：925-928.
[15]王倩雯，赵武.西安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基于NEO-PI-R五因素人格特质量表[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8-16.
[16]沈慧. 中学教师人格特质与工作满意度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17]金美东，段辉，汪海彬.情绪稳定性量表在黄山学院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J].黄山学院学报，2016（1）：111-113.
[18]汤梦颖.趋近回避动机对恶意创造力的影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6.
[19]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20]朱从庆，董宝林.人格特质与大学生锻炼动机：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效应[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1）：94-100.
[21]一帆.误差的来源之一：被试误差[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4（12）：44.
[22]JC Kaufman.Malevolent creativity： A functio- nal model of creativity in terrorism and crime[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2008（2）：134-136.
[23]王立国.以人为本，变“堵”为“导”——基层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136-137.
[24]周碧薇，钱志刚.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抑郁的影响：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35-139.
[25]潘少萍，黄晓旭.阈下情緒启动的共情能力对情绪反应的影响[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122-125.
[26]张建兴，郑蕾.亲子关系对儿童创造力开发影响因素分析[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34-137.
[责任编辑]王立国
Abstract：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for malicious research and creative effects，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ty traits for malicious creativity，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scious dimension i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mood adjustment mode of intermediate variables， while the other four dimensions had no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emotional stability.
Keywords：personality traits； malicious creativity；emotional stability； awareness of personality tra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