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深圳：春风从这里吹遍神州
1977年11月，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一一深圳首次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视察全国的第一站。此时，深圳边防部队正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感到颇为吃力，对此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发言，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对于“先走一步”的具体形式——创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表示了支持，他说：“就叫特区嘛!”不久，位于珠江口左岸的蛇口公社开山炮惊天动地，“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巨幅宣传牌匾高高竖立，深圳特区开发建设就此全面展开。
1984年，特区深陷“姓资姓社”、是不是“新租界”的非议漩涡中。1月24日，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来到深圳，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挥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八年后的1992年初春，当木棉花刚刚绽放枝头时，邓小平再次来到这座充满开拓气质的城市，他嘱托市委书记李灏：“你们要搞得快一点!”不久，这位老人的春天之旅被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传遍大江南北。
珠海：人居福地的特色之路
与深圳相比，珠海的发展似乎总是“慢上半拍”，但正是这一慢让珠海走得从容淡定，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之一，近三十年来，珠海肩负着中央赋予特区的历史使命，发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人才和资金，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的奇迹，如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引进我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等。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珠海已从一个边陲渔村成长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充满生机活力、颇具规模的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珠海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称号，是惟一以整体城市景观入选“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的城市，1998年荣获联合国人居中心授予的“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珠海还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连续6次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2007年，珠海又被国家权威机构评为“中国十大和谐名城”和“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
温州：从“另类”到“主流”
三十年前，当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厂涌现在浙南大地，当十万供销员越过千山万水走入全国人民的视野中时，温州便被贴上了“另类”的标签。人们对它充满好奇但又有所顾忌，这样的复杂心情持续到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将“姓资姓社”的阴霾一扫而空，温州开始以民营经济策源地的形象站立于中国城市之林。也就在同时，生活在各个城市的人们发现，超过百万计的温州人已经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并开始影响着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
对此，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委会专家对温州评价道：“这是一个善于分工也乐于使用合力的城市，一个喜欢以小见大更会以小搏大的城市，一个懂得无中生有的城市。她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着生机勃勃的经济模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从“另类”到“主流”，温州以她的具体行动抒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全球大市场
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了义乌人的经商传统，激发了义乌人的创业激情，在历史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义乌创造了令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三十年来，义乌确立并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从“鸡毛换糖”、马路市场起步，通过繁荣发展小商品市场，积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以商贸业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路。
自1982年在全国率先創办小商品市场以来，经过五易其址、十次扩建，义乌业已形成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20多条专业街相支撑，运输、产权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市场总面积达到260万平方米，汇集了41个行业1901个大类40余万种商品。市场经营户有5万余户。截至2007年底，义乌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成为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流通中心、展示中心和中国重要的商品出口基地。
厦门：从海岛小城到现代化海湾型城市
1981年10月15日，随着位于厦门市区西北部湖里第一声开山炮响，“国家大厦之门”骤然敞开，这座肩负“试验田”、“窗口”和“排头兵”历史使命的城市，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群山翘盼，海不扬波。1984年2月8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一路风尘从深圳、珠海走来，他将深邃的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台湾，他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些更快些”的殷殷嘱托撒播在特区人的心田里，他将香樟树的根脉深埋在鹭岛的沃土中……
随后的岁月中，厦门努力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始终秉持“开明、守信、开拓、竞争、奉献”精神火炬，把一个昔日封闭的海防前哨、海岛小城建设成为繁荣发达、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海湾型城市，并全面推进了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开放型的经济格局，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
沈阳：“铁老黑”到“蓝青绿”的嬗变
辽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沈阳，而沈阳60％的工业又集中在铁西。烟囱曾经是铁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核心标志，它记录了铁西昔日的辉煌，也记录了东北昔日的辉煌。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基本建成了涵盖全面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落伍了，东北一度成为全国下岗职工最多，困难企业和城市困难居民最集中的地区。
200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此前一年，沈阳市作出“东搬西建”决策，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技术改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资料显示：2001年以来，沈阳市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共投入433亿元用于大规模的城市环境建设和改造，生态型城市成为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新的追求目标，按规划重点实施“东部青山半入城”、浑河城区段水系及两侧滨水生态和休闲绿地建设等工程，营造远郊环城生态圈，形成蜿蜒密集、纵横交错的森林生态防护体系。2005年，沈阳城区新增绿地面积是2000年绿化面积总和的2.5倍，2007年，沈阳大气优良天数达到323天。 今天的沈阳，成功实现了从“铁老黑”到“蓝青绿”的嬗变。
重庆：西部“龙头”的三个机遇
重庆的改革开放是在城乡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背景下进行的，加之特殊区位和老工业基地等复合因素，重庆作为国家改革战略的率先试点城市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重庆进行经济综合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就此拉开了中国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帷幕。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庆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三峡移民、国企改革、生态环保和扶贫四件大事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着它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努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上海：由“中国的”迈向“世界的”
1980年代，当东南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时，上海紧紧稳住国有经济重镇、工业中心城市这个“大后方”，贡献著全国财政收入的1/7。这段时间上海的“后卫”角色，有力地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到1990年代，上海抓牢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机遇，加快建立各类要素市场体系，带动长三角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前锋”。进入新世纪，上海将构建公共服务型行政体系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人手，充分发挥“前锋”优势，努力提升国际通行规则下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贡献。
角色的转变，实际是改革系统工程的逐步推进，其核心在于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联动性。上海的改革历程就是一个以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目标，深化企业、市场、社会、政府“四位一体”的配套改革历程。
上海是通过改革开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功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缩影。今天的上海，不光是全国重要的科技、贸易、金融和信息中心，更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地方，一个全球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对此，一些国际主流媒体将上海形容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典范”。
南京：不断“变矮”的金陵饭店
1983年，南京城市的“中心地标”——金陵饭店落成开业。此后多年里这座“鹤立鸡群”的白色高层建筑，成为许多南京人心中的“第一高度”。然而，当时间的指针向后拨动二十多年后，人们发现金陵饭店“变矮了”——在它周围有更多的姿态各异的摩天高楼巍然耸立。然而，这还仅仅是南京“长高”的一个典型缩影。数字显示：截至2006年，南京市已建设、在建的高楼一共达到2200幢，竣工1608幢，排在重庆、广州等城市之后位列第九。
与南京高度拓展的还有它的宽度和广度。
改革开放初期，六朝古都南京囿于明城墙内，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着3万人，人口密度居全国19个副省级城市之首。挣脱古城束缚，于老城外拓展新的空间。“一城三区”(“一城”，在秦淮新河以北、外秦淮河以西14公里的长江岸边，建一座56平方公里的河西新城。“三区”，就是110平方公里的东山新市区、80平方公里的仙林新市区、190平方公里的江北新市区)布局构想，让南京主城区一下从50多平方公里的老城扩增到436平方公里。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序曲”——南京人将更宽的视野投向“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因为南京不仅“需要秦淮河的婉约，也需要扬子江的豪迈”。
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唱响“大海宣言”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天津这个“老牌”北方经济中心进入了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运行质量最好的时期：经济，总量30年跨越五个千亿台阶，GDP由1978年的82.6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050.40亿元；人均GDP30年攀升两个发展层次，由1978年的1133元，增加到2007年的46122元，财政收入30年迈出三大步，由1978年的39.2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04.65亿元。
速度令人振奋，“动力引擎”——天津滨海新区的作用功不可没。1993年，新区生产总值为112.36亿元，占全市比重20.9％；经过9年高速增长，到2002年实现生产总值862.45亿元，占全市比重提高到40.1％，提前1年实现“10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目标。2006年，以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为标志，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新区生产总值增加到2364，08亿元，占全市比重达46.8％。14年来，新区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20.6％，高于全市同期10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更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之间：2008年1～4月份，滨海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1147.22亿元，同比增长34.9％，上海浦东新区同期实现工业总产值1139.49亿元，同比增长5.2％——滨海新区正带动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21世纪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香港：“东方之珠”今更璀璨
30年前，内地国门初开、百废待兴，急需吸引外资。在这一历史性转变时刻，香港凭借同文同种和地理上的优势，率先投资内地，将根脉更加深入紧密地扎在祖国的沃土中。
到2007年底，港澳在广东直接投资项目超过10万个，实际投入1200多亿美元，占广东实际吸收外来资金的2/3，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正是这些充沛的投资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竞争力的开放型、动态化产业集群，成为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
与此同时，外来投资也催生珠三角地区城镇群的崛起。以深圳为例，3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3万多人口、几条小街道的边陲小镇。最早进入这里的外资企业就是香港企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深圳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80％一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2007年，深圳GDP比1978年增长了789倍，成为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之一。而商务部的统计显示，在改革开放初期，港澳资曾一度占到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80％以上。截至今年9月底，内地实际使用港资3415.9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四成多，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常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平白的话语道出了内地与香港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则更为直接地表述道：过去30年，香港利用内地庞大的腹地和增长的速度，得到巨大的商机。离开了国家政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香港就不容易获得今天的经济成果和地位。他在前不久一个纪念改革开放的论坛上深情地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演绎了香港与祖国血浓于水的故事，”他还寄语香港年轻一代：“在生逢其时的大时代长袖善舞，抒写出香港与祖国同在的辉煌文章。”
1977年11月，一个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一一深圳首次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视察全国的第一站。此时，深圳边防部队正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感到颇为吃力，对此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发言，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对于“先走一步”的具体形式——创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表示了支持，他说：“就叫特区嘛!”不久，位于珠江口左岸的蛇口公社开山炮惊天动地，“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巨幅宣传牌匾高高竖立，深圳特区开发建设就此全面展开。
1984年，特区深陷“姓资姓社”、是不是“新租界”的非议漩涡中。1月24日，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来到深圳，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挥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八年后的1992年初春，当木棉花刚刚绽放枝头时，邓小平再次来到这座充满开拓气质的城市，他嘱托市委书记李灏：“你们要搞得快一点!”不久，这位老人的春天之旅被一篇名为《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传遍大江南北。
珠海：人居福地的特色之路
与深圳相比，珠海的发展似乎总是“慢上半拍”，但正是这一慢让珠海走得从容淡定，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四大经济特区之一，近三十年来，珠海肩负着中央赋予特区的历史使命，发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人才和资金，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的奇迹，如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引进我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等。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珠海已从一个边陲渔村成长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充满生机活力、颇具规模的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珠海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称号，是惟一以整体城市景观入选“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的城市，1998年荣获联合国人居中心授予的“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珠海还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连续6次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城”荣誉称号。2007年，珠海又被国家权威机构评为“中国十大和谐名城”和“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
温州：从“另类”到“主流”
三十年前，当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厂涌现在浙南大地，当十万供销员越过千山万水走入全国人民的视野中时，温州便被贴上了“另类”的标签。人们对它充满好奇但又有所顾忌，这样的复杂心情持续到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将“姓资姓社”的阴霾一扫而空，温州开始以民营经济策源地的形象站立于中国城市之林。也就在同时，生活在各个城市的人们发现，超过百万计的温州人已经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并开始影响着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
对此，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委会专家对温州评价道：“这是一个善于分工也乐于使用合力的城市，一个喜欢以小见大更会以小搏大的城市，一个懂得无中生有的城市。她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着生机勃勃的经济模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从“另类”到“主流”，温州以她的具体行动抒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全球大市场
改革开放的春风，激活了义乌人的经商传统，激发了义乌人的创业激情，在历史长河的弹指一挥间，义乌创造了令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三十年来，义乌确立并坚定不移地实施“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从“鸡毛换糖”、马路市场起步，通过繁荣发展小商品市场，积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以商贸业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路。
自1982年在全国率先創办小商品市场以来，经过五易其址、十次扩建，义乌业已形成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20多条专业街相支撑，运输、产权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市场总面积达到260万平方米，汇集了41个行业1901个大类40余万种商品。市场经营户有5万余户。截至2007年底，义乌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17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成为全球最大的日用消费品流通中心、展示中心和中国重要的商品出口基地。
厦门：从海岛小城到现代化海湾型城市
1981年10月15日，随着位于厦门市区西北部湖里第一声开山炮响，“国家大厦之门”骤然敞开，这座肩负“试验田”、“窗口”和“排头兵”历史使命的城市，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群山翘盼，海不扬波。1984年2月8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一路风尘从深圳、珠海走来，他将深邃的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台湾，他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些更快些”的殷殷嘱托撒播在特区人的心田里，他将香樟树的根脉深埋在鹭岛的沃土中……
随后的岁月中，厦门努力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始终秉持“开明、守信、开拓、竞争、奉献”精神火炬，把一个昔日封闭的海防前哨、海岛小城建设成为繁荣发达、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海湾型城市，并全面推进了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开放型的经济格局，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
沈阳：“铁老黑”到“蓝青绿”的嬗变
辽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大部分集中在沈阳，而沈阳60％的工业又集中在铁西。烟囱曾经是铁西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核心标志，它记录了铁西昔日的辉煌，也记录了东北昔日的辉煌。作为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基本建成了涵盖全面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东北老工业基地落伍了，东北一度成为全国下岗职工最多，困难企业和城市困难居民最集中的地区。
200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举措。此前一年，沈阳市作出“东搬西建”决策，把部分老企业从铁西区搬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帮助老企业安置职工、转换机制、技术改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资料显示：2001年以来，沈阳市在保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共投入433亿元用于大规模的城市环境建设和改造，生态型城市成为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新的追求目标，按规划重点实施“东部青山半入城”、浑河城区段水系及两侧滨水生态和休闲绿地建设等工程，营造远郊环城生态圈，形成蜿蜒密集、纵横交错的森林生态防护体系。2005年，沈阳城区新增绿地面积是2000年绿化面积总和的2.5倍，2007年，沈阳大气优良天数达到323天。 今天的沈阳，成功实现了从“铁老黑”到“蓝青绿”的嬗变。
重庆：西部“龙头”的三个机遇
重庆的改革开放是在城乡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背景下进行的，加之特殊区位和老工业基地等复合因素，重庆作为国家改革战略的率先试点城市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198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并辟为外贸口岸。重庆进行经济综合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重庆就此拉开了中国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帷幕。
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庆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三峡移民、国企改革、生态环保和扶贫四件大事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着它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努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将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上海：由“中国的”迈向“世界的”
1980年代，当东南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时，上海紧紧稳住国有经济重镇、工业中心城市这个“大后方”，贡献著全国财政收入的1/7。这段时间上海的“后卫”角色，有力地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到1990年代，上海抓牢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机遇，加快建立各类要素市场体系，带动长三角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前锋”。进入新世纪，上海将构建公共服务型行政体系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人手，充分发挥“前锋”优势，努力提升国际通行规则下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贡献。
角色的转变，实际是改革系统工程的逐步推进，其核心在于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联动性。上海的改革历程就是一个以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目标，深化企业、市场、社会、政府“四位一体”的配套改革历程。
上海是通过改革开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功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缩影。今天的上海，不光是全国重要的科技、贸易、金融和信息中心，更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地方，一个全球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对此，一些国际主流媒体将上海形容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典范”。
南京：不断“变矮”的金陵饭店
1983年，南京城市的“中心地标”——金陵饭店落成开业。此后多年里这座“鹤立鸡群”的白色高层建筑，成为许多南京人心中的“第一高度”。然而，当时间的指针向后拨动二十多年后，人们发现金陵饭店“变矮了”——在它周围有更多的姿态各异的摩天高楼巍然耸立。然而，这还仅仅是南京“长高”的一个典型缩影。数字显示：截至2006年，南京市已建设、在建的高楼一共达到2200幢，竣工1608幢，排在重庆、广州等城市之后位列第九。
与南京高度拓展的还有它的宽度和广度。
改革开放初期，六朝古都南京囿于明城墙内，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着3万人，人口密度居全国19个副省级城市之首。挣脱古城束缚，于老城外拓展新的空间。“一城三区”(“一城”，在秦淮新河以北、外秦淮河以西14公里的长江岸边，建一座56平方公里的河西新城。“三区”，就是110平方公里的东山新市区、80平方公里的仙林新市区、190平方公里的江北新市区)布局构想，让南京主城区一下从50多平方公里的老城扩增到436平方公里。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序曲”——南京人将更宽的视野投向“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因为南京不仅“需要秦淮河的婉约，也需要扬子江的豪迈”。
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唱响“大海宣言”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天津这个“老牌”北方经济中心进入了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运行质量最好的时期：经济，总量30年跨越五个千亿台阶，GDP由1978年的82.6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050.40亿元；人均GDP30年攀升两个发展层次，由1978年的1133元，增加到2007年的46122元，财政收入30年迈出三大步，由1978年的39.2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04.65亿元。
速度令人振奋，“动力引擎”——天津滨海新区的作用功不可没。1993年，新区生产总值为112.36亿元，占全市比重20.9％；经过9年高速增长，到2002年实现生产总值862.45亿元，占全市比重提高到40.1％，提前1年实现“10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的目标。2006年，以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为标志，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新区生产总值增加到2364，08亿元，占全市比重达46.8％。14年来，新区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20.6％，高于全市同期10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更为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滨海新区与浦东新区之间：2008年1～4月份，滨海新区实现工业总产值1147.22亿元，同比增长34.9％，上海浦东新区同期实现工业总产值1139.49亿元，同比增长5.2％——滨海新区正带动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21世纪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香港：“东方之珠”今更璀璨
30年前，内地国门初开、百废待兴，急需吸引外资。在这一历史性转变时刻，香港凭借同文同种和地理上的优势，率先投资内地，将根脉更加深入紧密地扎在祖国的沃土中。
到2007年底，港澳在广东直接投资项目超过10万个，实际投入1200多亿美元，占广东实际吸收外来资金的2/3，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正是这些充沛的投资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形成了独具竞争力的开放型、动态化产业集群，成为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
与此同时，外来投资也催生珠三角地区城镇群的崛起。以深圳为例，30年前，这里还是一个3万多人口、几条小街道的边陲小镇。最早进入这里的外资企业就是香港企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深圳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80％一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2007年，深圳GDP比1978年增长了789倍，成为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之一。而商务部的统计显示，在改革开放初期，港澳资曾一度占到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80％以上。截至今年9月底，内地实际使用港资3415.9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四成多，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
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常说：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平白的话语道出了内地与香港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现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则更为直接地表述道：过去30年，香港利用内地庞大的腹地和增长的速度，得到巨大的商机。离开了国家政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香港就不容易获得今天的经济成果和地位。他在前不久一个纪念改革开放的论坛上深情地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演绎了香港与祖国血浓于水的故事，”他还寄语香港年轻一代：“在生逢其时的大时代长袖善舞，抒写出香港与祖国同在的辉煌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