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国和秦朝的历史上，有两个名声显赫的人物，这就是吕不韦和李斯。他们一先一后，担任丞相，主持秦国政事，为秦国的强盛和灭六国及建立统一的大秦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吕不韦、李斯的人生结局并不圆满，吕不韦自杀而死，李斯身具五刑腰斩于咸阳街头。他们怎样由功臣变为罪人？如何看待吕不韦、李斯的人生悲剧？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得到一些启迪吗？
　　
　　商人只富不贵，吕不韦弃商从政
　　古往今来，大凡有成就之人，都在年轻时代立下志向，这是激励、鼓舞自己努力奋斗、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吕不韦、李斯也在年轻时立下了志向。
　　先看吕不韦。吕不韦出身于商人之家，其父因经商发财，“家富万金”。吕不韦也是经商高手，他靠着“贩贱卖贵”，积累了千金家财。然而，正当吕不韦的生意蒸蒸日上，一片光明之际，他却在邯郸做出决定，弃商从政，并把定立国君作为自己的目标。吕不韦为什么改变自己的志向呢？原来，他发现经商虽然能成为富翁，但是，商人只富不贵，政治地位并不高。吕不韦要做既富且贵之人，必须走仕途之路。吕不韦还了解到秦国的政治状况，当时老太子安国君尚未继王位，对立谁为嫡嗣犹豫不决，而其子异人因母亲的失宠被派到邯郸为人质，吕不韦认为可以利用异人进行政治投机。他用商人的口气说道:“此奇货可居！”当时安国君的宠妃华阳夫人无子，却能在安国君面前说一不二，吕不韦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带着重礼，只身入秦，游说华阳，使华阳夫人认异人为干儿子，说服安国君立异人为嫡嗣。当秦昭王和安国君相继去世后，异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新国君。异人称王，自然忘不了帮助他的吕不韦，他颁布的第一个诏令，就是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并封吕不韦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食邑，吕不韦集官、爵、封地于一身，在秦国少有。
　　吕不韦凭借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观察和对秦国形势的准确判断，定立国君成功，一举登上丞相高位，掌控了秦国朝政，实现了自己的志向。如何评价吕不韦的所作所为呢？
　　首先，吕不韦敢想敢干，在战国特定的环境下用金钱改变了秦国的历史进程。虽然他靠的是赤裸裸的走后门，经济行贿，从道德层面看是不可取的，然而，立异人为嫡嗣的成功，解决了秦国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潜在危机，防止了内乱，客观上有利于秦国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吕不韦以定立国君，执掌秦国大政为人生目标，可谓志向高远，但他却是从商人“赢利”的角度观察问题，唯利是图。最初，他见了异人，先说“奇货可居”；又回到家与父亲商议。《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和父亲的对话：问：“耕田之利几倍？”答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曰：“百倍。”又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答曰：“无数。”吕不韦与其父对话，句句都是如何赢利。正是父亲所说立国君可赢“无数”利，坚定了吕不韦搞政治投机的信心。
　　吕不韦以“赢利”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为达到目的，他甚至把自己的妻子赵姬送给了异人！从结果看，吕不韦成功了，而且在秦国执政期间，显示了卓越的才干。然而在功成名就之时，吕不韦却丧失理智，一步走错，陷入灭顶之灾。
　　
　　吕不韦的人生悲剧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办事精明果断，担任秦国丞相、辅佐嬴政期间，更有不俗的政绩，如果一切顺利，吕不韦的人生将会圆满谢幕。然而，他却走上了人生歧路。吕不韦错在哪儿？错在他没有处理好与赵姬的关系。
　　本来，他当初为了增加政治投机的保险系数，在邯郸将赵姬送给了异人，异人回到秦国，顺利当上了秦王，赵姬为王后，吕不韦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如果吕不韦至此彻底了结与赵姬的情缘，应该是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哪知吕不韦对赵姬还一往情深，赵姬对他亦恋恋不舍，《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尤其异人死后，赵姬守寡，吕不韦更是堂而皇之地出入后宫，肆无忌惮，这一切都被已经长大懂事的嬴政看在眼里，一场灾祸悄悄蔓延！“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是堂堂的一国丞相，他这样不检点，让朝廷官员、民间百姓该怎么看？精明的吕不韦也意识到自己走错了一步，“恐觉祸及己”，大事不好！如果他就此止步，事情也许还不太糟糕，但是他自作聪明，想做一件对得起赵太后的事，引进大阴人，代替自己陪伴赵太后，谁知引狼入室，办了一件愚不可及之事。是个野心家，他和赵太后生了两个儿子，企图干掉嬴政，篡夺秦国大权。并在嬴政亲政之时，发动了军事政变。
　　吕不韦在 事件中虽然严重失职，但是他如果果断抉择，协助嬴政平定叛乱，事情还会有转机。但是，他竟然对 毫无动作，是嬴政亲自发兵平定了叛乱。
　　吕不韦的观望和钻营投机心理，使他丧失了最后一次改变处境的机会。尽管嬴政和他之间有微妙的关系，但嬴政还是下决心免除了吕不韦的相权，并让他回到封地洛阳，在那里可以享用十万户租税。应该说嬴政还是给吕不韦安排了舒适的晚年生活。谁知吕不韦到洛阳后又耐不住寂寞，广泛交结六国人士，家中酒席不断。《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吕不韦的活动被政治警觉十分敏感的嬴政得知，嬴政终于感到必须对吕不韦采取最后的一招了，他向吕不韦发出信件，告诉他，你对秦既无功又无亲，不要留在洛阳，全家迁往蜀地！面对这样一封绝情信，吕不韦无言可辩，他后悔自己的一再失误，觉得一切都晚了，于是喝下毒酒自杀身亡。
　　吕不韦在为政上足智多谋，堪称高手，但在情感上出了差错，他为情所困，为情所扰，加之他习惯以商人的视角观察、思考问题，看风使舵，见利就钻，终于铸成大错，悔之晚矣。
　　
　　“老鼠哲学”让李斯身败名裂
　　再看李斯。与富有的吕不韦相比，李斯家境贫寒，他出身上蔡“闾巷布衣”之家，年轻时为郡小吏，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一开始就讲述了李斯“仓鼠一叹”的故事。
　　在李斯办公处附近的厕所里，常有一些老鼠跑来跑去，这些老鼠又脏又臭，每天吃脏东西，见到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到惊吓赶忙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仓库里的老鼠，吃的是囤积的粮食，住在大屋子里，不怕风雨，不用担心人或狗的惊扰，养得又肥又大。李斯见到同是老鼠，却是两种境遇，一种又臭又脏，很狼狈;一种又肥又大，很舒坦。李斯由老鼠想到了人，想到了自己，于是叹息道：“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意思是：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李斯对老鼠的感叹，可称“老鼠哲学”。
　　如何看待李斯的话呢？
　　此话有反传统的味道。中国古代有一种传统思想，认为“君子固穷”、“安贫守贱”。即满足自己的处境，貌似清高，实则缺乏进取心、上进心。李斯认为，凡是有出息的人就要身居高位，享受舒适的生活。这种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自己不满足现状，激励自己努力奋斗、不断进取。从这个角度看，此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李斯把自己的志向与仓鼠相比，想当一只坐食仓粟的大老鼠，品位实在不高。事实证明，李斯的一生就是以“老鼠哲学”支配自己的行动，像老鼠那样善于钻营，善于保存自己。李斯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与他狭隘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自私自利思想有着直接关系。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决定进入政坛。他不是富翁，不能像吕不韦那样花钱搞政治投机，他先去拜师学艺，增长本领，向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学帝王之术”，为后来从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李斯完成学业，向老师告别时，再次表露了自己的志向，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意思是: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李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要努力奋斗，追求功名富贵，改变自己卑贱、贫穷的地位。
　　可以说，苦于贫贱而追求富贵，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富贵和保持富贵，这就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既是他人生志向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根源。
　　李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秦国，凭借学到的“帝王之术”，帮助秦王嬴政谋划灭六国的战争。统一后，又帮助秦始皇建立巩固统治的各项制度，展示了出众的才华，受到秦始皇的赏识，其官职步步攀升，从长史、客卿、廷尉，最后担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丞相。秦始皇对李斯的贡献十分赞赏，与他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结为儿女亲家！
　　就李斯而言，经过自己的奋斗已实现了功名富贵，其内心是不是满足了呢？有一年，担任三川郡守的长子李由回到咸阳，李斯举行盛大家宴，“百馆长皆前为寿，门前车骑以千数。”面对如此盛大豪华的场面，李斯发出了内心的感慨。他说:“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骛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这话的意思是：唉呀！我听荀卿说过“事情不要搞得过了头”。我李斯原是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百姓，皇帝不了解我才能低下，才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现如今做臣子的没有人比我职位更高，可以说是富贵荣华到了极点。然而事物发展的极点就要开始衰落，我还不知道归宿在何方啊！
　　这段话是了解李斯内心世界的重要材料。第一，李斯很清楚，自己能够有荣华富贵的今天，全靠秦始皇的提拔，他对秦始皇是感恩戴德的。第二，李斯既说“物禁大盛”又说“物极则衰”，说明他明白“月盈则亏”的道理，他的困惑是，荣华富贵有了，我的下一步将归向何方？其实，这时已经60多岁的李斯若是真的聪明，告老还乡才是明智的选择。可惜的是，他和吕不韦一样，没有把人生之路走正、走好，贪恋富贵，结果晚节不保，葬送前程！
　　
　　李斯的人生悲剧
　　如果说吕不韦的人生之路不圆满主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情感问题，那么李斯则是在名利富贵问题上迷失了方向，进而落得更加悲惨的下场。
　　李斯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反面呢？
　　李斯所信奉的是“老鼠哲学”，即千方百计保住荣华富贵。为此，他处处迎合秦始皇。且不说他随秦始皇出巡到处立碑刻石，歌功颂德，在震惊历史的焚书坑儒事件中他的表现更是十分恶劣。焚书的起因是讨论管理国家的方法，博士淳于越提出在偏远地区可以分封子弟为王，是作为郡县制的补充形式，并非实行西周那样的全面分封（汉以后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究竟实行与否，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李斯却小题大做，视这种主张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提出了摧残文化的焚书建议，加剧了秦的社会矛盾。在坑儒事件中，李斯又一反常态，对秦始皇的暴虐行为，不加任何阻拦，听任秦始皇被方士蒙骗，实际上是一种失职的行为。他的这种做法就是司马迁所批评的“阿顺苟和”。
　　李斯的彻底蜕变是在秦始皇死后，赵高策动政变，欲改变秦始皇的遗诏，立胡亥，杀扶苏。论当时李斯的地位和权力，远远高于赵高，对赵高的倒行逆施，李斯完全有能力制止。但是他只想保住荣华富贵，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在赵高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之下，李斯终于被拉上贼船。政坛强人李斯，无计可施，只有“仰天长叹，垂泪太息”，感叹命运不济。
　　李斯原以为和赵高搞在一起就可以保住荣华富贵了，其实大错特错。赵高在杀害了扶苏、蒙恬、蒙毅；杀害了秦国诸公子、公主之后，又把屠刀对准了李斯，他们罗织李斯谋反罪，将其投入死牢。行刑的时刻到了，李斯和次子被押出牢门，他无比伤感，对儿子说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具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意思是，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去上蔡东门打猎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说罢，父子二人相对痛哭。
　　李斯的人生悲剧在于他贪恋功名富贵，其实在他功成名就之时，完全可以衣锦归乡，而且他也意识到“物极则衰”，但是，“老鼠哲学”支配了他的行动，他相信“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不愿意激流勇退，见好就收，结果成了赵高的帮凶，最后自食恶果。正如唐人胡兽在《题李斯墓》诗中写道:“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
　　古往今来，贪恋富贵，唯利是图之人总没有好下场。由于他们的私心埋藏很深，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凸现，但到权大名高时，到生死考验时，其阴暗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显露出来，最后将自己拖入泥潭。吕不韦、李斯的人生悲剧不就是深刻的教训吗？
　　(摘编自《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与李斯》孙立群著 中华书局 2007.4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