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哲学，最关注人的情感活动，并将其纳入伦理的范畴来看待。情感活动的异常丰富，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能薪火相传数千年延绵不绝，并赖以构成华夏民族主体伦理旨趣的，大致而言，可以用四字概之：勇、智、敏、仁。其中“仁”是首则，所余三者，互為关联。高人雅士，衡之以自励，持之以修身。而能将此三者荟萃于一身的，此人必在历史上克享大名。
　　先从“勇”谈起。
　　“勇”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一般将其理解为行为活动，而实则不然。许慎《说文解字》：“勇，气也。从力。”此处“从力”，即指“甬”下之“力”。段玉裁则进一步考索，颇为精当，且看段氏《说文解字注》：“力者，筋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力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
　　可知古人初造“勇”字，从心而不从力。归纳二说，可得结论如此：勇者气也，气生力也，力而至心，辄生勇也！
　　气为抽象之物，心乃精神思维，而精神思维包含了情感活动，由此即可明白，勇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活动，气不至则力不达，心不至则勇不生，“勇”是要受“心”去支配的。
　　既然如此，“心”（精神）的高下，就决定了“勇”的雅俗。对此诠释得最为深刻的，莫如宋朝才子苏东坡。我们且看他在《留侯论》里怎么说：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中国历史上，凡能称为“天下大勇者”的豪杰之士，必有人所难及的“过人之节”。这个所谓“节”，坐而论之甚易，起而行之甚难，而其难易的判定，就在于精神境界的高下。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之辈，亦能逞其一己之勇，但那不过是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罢了。项羽以八千子弟，起自江东，不旋踵间，灭强秦，霸西楚，彪悍如此，不谓不勇。然而当垓下之战，欲以一乌骓，一铁戟，冲荡汉军，而不思忍一时之辱，重回江东，积蓄力量，待时而起，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徒以横剑一刎，薄留虚名，其智术与区区一乌江亭长相比且不如，则对其称为鬼雄，自无不可，而颂以人杰，就未免过甚其词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精神的“勇”，并不是一个独立成体的概念，《论语·子罕》：“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孔子将“智、仁、勇”三者相提并论，谓之“三达德”，这是深契哲理的。按照儒家的理论学说，“仁”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以仁的义项为核心，扩展牵连，层层包裹，形成了一个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众义环绕，密如水乳的完整体系，“勇”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义项而已。而项羽行事，摈弃众义，一勇独逞，精神境界孤陋残破，志向既不远，所挟持者也不大，身处绝境，尚不知反躬自省，乃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作譬解，其不智如此，焉能克当“天下大勇者”的人杰之称？倒是当初辱身相从、曾在项羽手下作过“执戟”郎的韩信，他对项羽的评价最为中肯：“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说到韩信，正可与项羽做一对比。当其青年落魄之时，屡遭冷遇，处处白眼，连淮阴市井的屠户恶少都敢当面折辱他：“虽长大，好带刀剑，怯耳！”面对“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的两难选择，韩信沉思良久，最终选择了为凡夫俗子所耻笑的钻裤裆。然而“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就是这样一个能忍人所不忍的钻裤裆的小青年，一朝风云际会，登坛拜将，任左丞相，封齐王、封楚王、封淮阴侯，王侯将相，集于一身，扶汉灭楚，历百战而无一败绩，成了中国历史上不世而出的赫赫战神。一生百战无敌手，当年却能承受胯下之辱，天下大勇者行事如此，盖以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百战不殆足称勇，忍辱胯下可谓敏。敏者，聪明也。假如当初受辱之时，即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固可手刃恶徒，以泄一时之愤，而论法以命抵命，则胸罗兵机的军事杰才，与鲁莽无知的屠户恶少，同殁市井，墓木共拱，岂非不智之至？
　　如此看来，匹夫之勇的“勇”，实“不足以为勇也”！凡大勇之人，必有大智，故成语用“智勇双全”以喻其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哲学的民族，三坟五典，先贤范例，无不蕴涵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原理。这样的民族，以勇、智、仁、敏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精神。这样的民族，虽然饱经忧患，而能深自韬晦。这样的民族，面对列强环伺，种种屈辱，犹能赫然独立，后来居上。这样的民族，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放异彩，难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