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而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在中国有近30%的成年人超重。到2013年，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了。但是，到底该怎么办呢？
　　现代公司花费无数的美元让人们相信垃圾食品便宜又好吃。美国的含糖饮料要为从1977年至2001年的国民体重增长负20%的责任。同时，现在的工作基本没什么体力消耗。汽车减少了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机会。在这些大的趋势之下还有些次要因素：比如住宅附近是否有操场，学校能否提供合适的午餐，父母是否有时间准备饭菜，在热量和运动之间人们似乎无可救药地偏向了前者。
　　这对卫生系统和库房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肥胖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病、关节炎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令人担忧的是，亚洲人在肥胖程度比西方人轻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健康问题了。在发展中国家，肥胖可能限制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工人生产效率低，还会加大卫生系统的负担。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一个人是胖的，就随他（她）去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伤害的不只是他自己，那么国家就可能会进行干预。在富裕国家，医疗费用很高而且通常是由纳税人集体承担的。肥胖者会因为穆勒的测试而尖叫。
　　第二个说法是惩罚那些超重的人。日本已经对公民的腰围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如果工人不瘦下来，他们的雇主将面临罚款。但减肥是很困难的，人可能因为多种原因发胖，包括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工作，这不是他们的错。
　　第三个说法是比较中庸的“软性家长主义”受到行为经济学家的青睐。这种想法是不限制人的选择，而是诱使其选择胡萝卜而不是薯条。比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的大碳酸饮料瓶销售禁令将于2013年3月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