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疟疾是最为流行而凶险的传染病之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
　　疟疾曾长期在旧大陆各地区肆虐，如14世纪时曾发生了罗马教廷避居意法边境的“阿维农之囚”事件。现有研究表明，其中虽有亲法教皇想就近得到法国支持的原因，但担心染上罗马热症、避开疟疾流行区也是其重要原因。
　　在中国的史书上，疟疾也是一名常客。汉武帝征伐闽越时，“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东汉马援率八千汉军，南征交趾，然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清乾隆年间数度进击缅甸都因疟疾而受挫，有时竟会“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1693年，康熙皇帝得了疟疾，病情严重。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进献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帝的疟疾，由此金鸡纳树皮制作的特效药也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清末，繁華市镇云南思茅从1919年开始，由于疟疾的流行，使原本七八万人口的市镇，到新中国成立时仅剩944人。季羡林在《赋得永久的悔》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思茅是有名的地方。可是，在过去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地地道道的蛮烟瘴雨之乡。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八年，这里暴发了两次恶性疟疾，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病死亡。县大老爷的衙门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疾病往往是医生面对并去解决的事情，其他知识领域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不会对此花费太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疾病有时确实改变了历史。譬如，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征讨俄国惨败而归，并非俄国将士有多英勇，而是斑疹伤寒的蔓延，以每天致死6000名法国士兵的速度，成为真正击溃拿破仑的绝杀武器，进而直接改写了欧洲近代史。《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里说道，拿破仑在滑铁卢输得精光，“史家可以引述100条不同的理由，他们很少把这个人痔疮发作的事情列入其中，可是，因为痔疮发作，这位伟大的战略家就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部队了。”关键时刻的某个小毛病，或许真的足以令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戏剧性的改变。
　　煊赫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其衰落也一样和疾病有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特赖特的著作《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中写道，公元前1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在罗马附近的低湿地区流行，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酿成大流行。传染范围先是局限在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继而整个地区都被抛荒，成为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
　　古罗马作家在公元前2-3世纪的作品中也描述了疟疾。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借助疟疾将恐惧描绘得活灵活现。据史书记载，但丁本人正是死于这种恐怖的疾病。疟疾也导致罗马人胎儿的成活率急剧下降。难以治疗的疟疾引起人们身体长时间的虚弱，缩短了人的寿命，自然也导致国力衰退。身体持续病患，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振现象。此后的国力日衰，也就可以想见了。
　　2011年，英美考古学家从一处古罗马坟墓中发掘出来的小童骸骨中发现了曾遭疟疾感染的基因证据，他们据此认为，古罗马帝国可能因疟疾猖獗而衰亡。这次发掘的古墓是位于意大利罗马以北112公里处的鲁那诺镇附近的一座婴儿坟墓，年代约为公元450年。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科技研究这个古代疟疾个案，他们从这具3岁幼儿骸骨的腿骨中仔细分离出基因样本，发现它和另外一个感染疟原虫的样本有98%相似。研究人员表示，两次独立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他们认为，该名3岁幼儿因为感染疟原虫丧命。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玉尚有“传染病改变历史”的判断，他说过：“其实早在1955年，我国医史学家范行准就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提醒人们注意传染病在改变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传染病足可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埃及亡于血吸虫病，中国也有金、明两个朝代亡于鼠疫。’”
　　17世纪末期，苏格兰遭受了始料未及的大饥荒。为了摆脱经济困局，苏格兰人需要战胜三个敌人：疟疾、黄热病、西班牙人。
　　被疟疾折磨得毫无抵抗力的苏格兰殖民者，遭受了西班牙军队的攻击。当时的达连虽然是块处女地，但早已经被西班牙视为囊中之物，不容他人染指。面对西班牙人的攻击，很多苏格兰人病得几乎连站起来投降都困难。1700年，“达连计划”宣告彻底失败，苏格兰损失了2000人，以及153000镑资金，约占苏格兰全部流动资本的1/4，这对苏格兰经济的打击可想而知。英格兰趁机多方运作，苏格兰议会最终含泪卖身，接受了英格兰的合并计划，苏格兰达连计划的损失由英格兰承担，因此，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复存在。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欧洲人从15世纪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迅速对美洲进行殖民，但对近在咫尺的非洲，欧洲人的殖民则要晚得多，一直到19世纪才大范围展开。更有意思的是，非洲大陆绝大多数地区就算曾经当过欧洲殖民地，欧裔人口也相当有限，只在南方的南非、纳米比亚等地才稍成气候。
　　为什么欧洲人放着家门口的非洲不去殖民，反倒宁可去美洲呢？当然是疟疾在作怪。由于对疟疾认识不清，欧洲人长期没有有效的治疗疟疾方法，而非洲大陆又是疟疾的发源地。直到1870年，欧洲人才控制了非洲大陆的10%，而且殖民地局限于沿海地区，至于非洲内陆地区，则靠着疟疾的保护尚未被欧洲人染指。
　　欧洲人真正获得靠谱的疟疾药物是在发现美洲以后，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发现，秘鲁的美洲土著用当地一种叫金鸡纳树的植物的树皮，来治疗高烧时发冷打摆子的症状。传教士们效仿土著拿金鸡纳树的树皮去治疗也有打摆子症状的疟疾，结果居然误打误撞，这种植物里面含的奎宁还真能治疗疟疾。
　　提纯奎宁用以医治疟疾则是19世纪的事情了。有了药物级的奎宁，欧洲人才打开了非洲内陆的大门，从而几乎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了全非。
　　◎ 来源|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