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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 系。中苏关系经历了50年代的“蜜月”时期，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恶 化，60年代末，双方在边界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对中苏两国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开始寻找导致这两 个友好兄弟盟国反目成仇的原因。
关键词：历史分歧 ;军事威胁 ;外交纠纷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的中苏交恶，是世界当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中共与苏共的意见分歧其实由来已久。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先是怀疑中共的力量，将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将对华军事援助全部交给了国民政府，要求中共“诚意拥蒋，拥护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始终承认国民政府，认为统一中国的人非蒋莫属，认为中共应解散军队，参加蒋介石政府。苏共后来又怀疑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认为中共并不是正在的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又怀疑中共是“铁托式的胜利”，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在行动上对中共缺乏支撑，并进行限制。在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败退到广州时，欧美各国驻华使馆中只有苏联使馆随同南迁，以此表示自己与中共没有联系。但另一方面，苏联又通过秘密渠道提醒中共领导人应尽快成立中央政府，以免外国趁机干涉。苏联既是最后抛弃国民党旧中国的国家之一，又是最早承认共产党新中国的国家。这充分体现了苏联的“脚踩两只船”的实用主义政策。①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两国政府曾一度进入“蜜月期”，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以及其他经济援助，并派出大量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政府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斯大林提出一种观点，即由苏联领导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由中国负责领导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共与苏共之间也是存在巨大分歧的。苏联主张“和平共处”，采取战略防御策略，其当时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就是“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在其疆域周围建立“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对处于东西方之间热点地区的革命斗争持消极态度。但是，对中国而言，当时苏提出的对美缓和、对美合作的政策方针是难以接受的。在经济上，中国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在外交上，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朝鲜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越南战争的战火已在中国南疆燃烧，印度接连挑起边界冲突，印度尼西亚掀起反华浪潮，日本仇视中国，中国领土台湾还处于被割裂的状态，美国当时与台湾当局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进行着频繁的入侵和军事挑衅，中美两国当时实际上处于“准战争”状态。在那种国力虚弱、四面环敌的状况下，中国的外交战略绝不可能是与帝国主义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在边界问题上，中苏也是冲突不断。中国、苏联和西方一致认同的第一次边界事件是1960年7月发生在新疆的纠纷。苏联边防军在博孜格尔山口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但是，苏方事后辩解说：中国牧民故意侵入苏联领土，并且不顾苏联边防军人的劝告，拒绝返回新疆。1962年4月，在中苏西段边界，特别是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又发生更大规模的中国边民越境到苏联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中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攻击，观点截然对立，都欲将责任推到对方身上。随后，中国公开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力图揭开历史的疮疤，清算一些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第一次边界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首先于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两次向苏联方面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64年2月，中苏第一次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才在北京举行。以后这种谈判时断时续，直到苏联解体，边界问题也没有解决。更加深了中苏两党、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上，苏共逐渐把和平共处原则由苏联一国的对外政策总路线上升到整个国际共运对外战略总路线的高度，并企图把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好国家的对外政策全部纳入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轨道。苏共的这一方针，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抵制和反对。然而，中共所提出的带有浓厚反帝色彩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为苏共所否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双边经济关系中，两国也存在着不平等之处。在两国货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比值压得较低。在合营公司方面，名为联合创办，实际上由苏联控制。②苏联方面甚至企图把四个合营公司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涉及两国实际利益时，苏联暴露出某些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中苏关系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在军事问题上，中苏两党的分歧更为明显。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奉行事不关己的超脱态度。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苏联即撤回了全部在朝鲜的军事顾问。但苏联为鼓动中国出兵朝鲜，允诺将派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在朝鲜作战。然而当中国政府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后，苏联突然改变主意，以空军尚未准备好为借口拒绝出兵。③苏联作为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战争采取观望态度。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却在百废待兴、国力异常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出兵，遏制美国的扩张，保卫朝鲜的独立和安全。正是朝鲜战争暴露了中苏对外战略上的分歧。
苏联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反对中国的。1955年，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项议案，呼吁“不论何方，都在台湾周围地区避免敌对行动”。④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在其主权范围内采取军事行动的自主权。赫鲁晓夫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这些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也从其世界战略出发，压抑中国纵然印度。1959年，印度武装部队越过边界向中国边防部队猛烈开火，导致了边界冲突事件。苏联从其南下印度洋和利用印度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战略出发，不顾苏印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采取貌似公允，实则偏袒印度的立场。
此外，苏联还企图在军事上极力控制中国，在这方面的中苏分歧集中地放映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1958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由双方合资共建一座长波电台，以改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通讯指挥系统。⑤中方表示，同意建设电台，但费用由中方承担，主权属于中国，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但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全部主权的立场不予重视。其间，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苏方以其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而中方自然条件优越为由，希望同中方商议建立一支共同舰队。双方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苏方同意中国拥有长波电台的全部主权，并收回了共同舰队的想法。此后中苏在军事上的矛盾日益白热化，并在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中国政府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只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并不具备广泛的适用性。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应以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外交策略的重要标准，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军事阵营等因素的束缚，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团结大多数国家，这样才能有效打击少数敌对势力。中苏关系的破裂虽然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是同时也给新兴的中国上了一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由盲目追求意识形态的对立，变为实用为主的成熟路线。
参考文献：①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②郝承敦：《从冷战到冷和——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与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③王鑫：《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关系恶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⑤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关键词：历史分歧 ;军事威胁 ;外交纠纷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的中苏交恶，是世界当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中共与苏共的意见分歧其实由来已久。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先是怀疑中共的力量，将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将对华军事援助全部交给了国民政府，要求中共“诚意拥蒋，拥护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始终承认国民政府，认为统一中国的人非蒋莫属，认为中共应解散军队，参加蒋介石政府。苏共后来又怀疑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认为中共并不是正在的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后期，斯大林又怀疑中共是“铁托式的胜利”，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在行动上对中共缺乏支撑，并进行限制。在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败退到广州时，欧美各国驻华使馆中只有苏联使馆随同南迁，以此表示自己与中共没有联系。但另一方面，苏联又通过秘密渠道提醒中共领导人应尽快成立中央政府，以免外国趁机干涉。苏联既是最后抛弃国民党旧中国的国家之一，又是最早承认共产党新中国的国家。这充分体现了苏联的“脚踩两只船”的实用主义政策。①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两国政府曾一度进入“蜜月期”，两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以及其他经济援助，并派出大量专家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政府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斯大林提出一种观点，即由苏联领导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由中国负责领导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共与苏共之间也是存在巨大分歧的。苏联主张“和平共处”，采取战略防御策略，其当时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就是“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在其疆域周围建立“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对处于东西方之间热点地区的革命斗争持消极态度。但是，对中国而言，当时苏提出的对美缓和、对美合作的政策方针是难以接受的。在经济上，中国受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在外交上，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拒绝承认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朝鲜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越南战争的战火已在中国南疆燃烧，印度接连挑起边界冲突，印度尼西亚掀起反华浪潮，日本仇视中国，中国领土台湾还处于被割裂的状态，美国当时与台湾当局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进行着频繁的入侵和军事挑衅，中美两国当时实际上处于“准战争”状态。在那种国力虚弱、四面环敌的状况下，中国的外交战略绝不可能是与帝国主义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在边界问题上，中苏也是冲突不断。中国、苏联和西方一致认同的第一次边界事件是1960年7月发生在新疆的纠纷。苏联边防军在博孜格尔山口追打中国牧民，造成流血事件。但是，苏方事后辩解说：中国牧民故意侵入苏联领土，并且不顾苏联边防军人的劝告，拒绝返回新疆。1962年4月，在中苏西段边界，特别是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又发生更大规模的中国边民越境到苏联的事件。关于这一事件，中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攻击，观点截然对立，都欲将责任推到对方身上。随后，中国公开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力图揭开历史的疮疤，清算一些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第一次边界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首先于1960年8月22日和9月21日两次向苏联方面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建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64年2月，中苏第一次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才在北京举行。以后这种谈判时断时续，直到苏联解体，边界问题也没有解决。更加深了中苏两党、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上，苏共逐渐把和平共处原则由苏联一国的对外政策总路线上升到整个国际共运对外战略总路线的高度，并企图把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好国家的对外政策全部纳入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轨道。苏共的这一方针，自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抵制和反对。然而，中共所提出的带有浓厚反帝色彩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为苏共所否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双边经济关系中，两国也存在着不平等之处。在两国货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比值压得较低。在合营公司方面，名为联合创办，实际上由苏联控制。②苏联方面甚至企图把四个合营公司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涉及两国实际利益时，苏联暴露出某些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中苏关系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在军事问题上，中苏两党的分歧更为明显。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奉行事不关己的超脱态度。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苏联即撤回了全部在朝鲜的军事顾问。但苏联为鼓动中国出兵朝鲜，允诺将派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在朝鲜作战。然而当中国政府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后，苏联突然改变主意，以空军尚未准备好为借口拒绝出兵。③苏联作为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战争采取观望态度。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却在百废待兴、国力异常虚弱的情况下依然出兵，遏制美国的扩张，保卫朝鲜的独立和安全。正是朝鲜战争暴露了中苏对外战略上的分歧。
苏联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反对中国的。1955年，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项议案，呼吁“不论何方，都在台湾周围地区避免敌对行动”。④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在其主权范围内采取军事行动的自主权。赫鲁晓夫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这些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也从其世界战略出发，压抑中国纵然印度。1959年，印度武装部队越过边界向中国边防部队猛烈开火，导致了边界冲突事件。苏联从其南下印度洋和利用印度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全球战略出发，不顾苏印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采取貌似公允，实则偏袒印度的立场。
此外，苏联还企图在军事上极力控制中国，在这方面的中苏分歧集中地放映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1958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由双方合资共建一座长波电台，以改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通讯指挥系统。⑤中方表示，同意建设电台，但费用由中方承担，主权属于中国，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但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全部主权的立场不予重视。其间，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苏方以其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而中方自然条件优越为由，希望同中方商议建立一支共同舰队。双方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苏方同意中国拥有长波电台的全部主权，并收回了共同舰队的想法。此后中苏在军事上的矛盾日益白热化，并在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
由此可见，建国初期，中国政府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只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并不具备广泛的适用性。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应以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外交策略的重要标准，不能拘泥于意识形态、军事阵营等因素的束缚，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团结大多数国家，这样才能有效打击少数敌对势力。中苏关系的破裂虽然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但是同时也给新兴的中国上了一课，使中国的外交政策由盲目追求意识形态的对立，变为实用为主的成熟路线。
参考文献：①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②郝承敦：《从冷战到冷和——当代国际关系演变与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③王鑫：《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关系恶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⑤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 人民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