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都城的选址更多的是考虑到对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凡强盛的王朝，一般多建都于北方，遂成就了西安、洛阳和北京的盛世辉煌。地处江南的南京则是一个例外，其钟灵毓秀的自然形胜，古时就被称为“储王气，藏英灵”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在中国著名古都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来看，都城的选址更多的是考虑到对国内的政治辐射力和对外的防御功能。凡强盛的王朝，一般多建都于北方，遂成就了西安、洛阳和北京的盛世辉煌。地处江南的南京则是一个例外，其钟灵毓秀的自然形胜，古时就被称为“储王气，藏英灵”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在中国著名古都中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孙中山和蒋介石选择南京作为建都地，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辛亥革命以后，确定新的政治中心成为革命党人之首要，一时就有武昌与上海之争。武昌是首义之地，鄂军都督府于1921年11月7日就建立新政府问题通电各地，请各省派代表至武昌组织临时政府。而江浙方面则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定在上海，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提出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
　　随着南京的光复，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由武汉、上海齐聚南京，29日召开代表会议，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达成一致，南京成为临时政治中心。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中心：清王朝身处北京，革命党人立于南京。孙中山曾允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促使末代皇帝逊位，自己愿让出总统一职。至于都城，他认为南京和北京都可以，但更倾向于南京。
　　袁世凯是从北方起家，一旦离开经营多年的老巢落户南方，犹如虎落平阳。至于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他们不仅在生理上，更有一种心理上的水土不服。随着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遭到严峻挑战。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雄厚，革命党人力所不及，参议院只能屈从强权，于4月2日开会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的努力一时夭折。
　　袁世凯力主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其思谋，但据当时的现实情况，尚不足以“改弦更张”。选择北京，代表了当时地方的意愿：一则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继续以此为政治中心，当有承继之意；二则南京历史上都为短命王朝，从政治风水的角度而观也不适宜；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图谋东北的危局下，维持北京的地位，对制约日本、抑制复辟势力有着一定的作用。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持续到1927年时已是朽木难支，国民党人强势出击，于是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
　　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最初赞成将首都设在武汉，随后便一改初衷，原因有二：一是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控制了两湖地区，在他的地盘上，显然影响到蒋氏个人权威的发挥；二是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两湖地区民众运动基础较弱，迁都武汉，可以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然而事事难料，计划不如变化，当北伐打到武汉后，那里的“赤化”程度暴涨，已失去作为政治中心的氛围。蒋介石决定“另起炉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这既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亦表明自己的“正统”，有一种明确的承继关系：同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国民党人多江浙人士，对于这块土地，他们最为熟悉也最易掌控。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当日，即发表国民党中央建都南京的宣言：“政府谨遵总理遗志，接受多数同志之主张，依据中央政治会议，于4月18日在南京办公。南京地位在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均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越益重大。”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还有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的一个国民党中央，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安国军政府尚存，呈现出一个多头政治中心的局面。不过，这种情势未能维持多久，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3个中央对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