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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约专栏作家，原国网北京电力建设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华北电力大学客座教授。
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功将决定着下一个30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随后，在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习近平屡屡提及。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同样被提及。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的经济工作，被看作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会议发布稿中虽无一处提到“供给侧”，但是却数次提到“供给”问题。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作为指引中国经济走向的中央决策，正在走上前台。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框架下，我国经济走出了一轮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但是，工业污染，产能过剩，三驾马车前进乏力，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互联网金融泡沫的泛滥，使得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陷于杠杆膨胀与通缩加剧、去杠杆与防通缩抉择两难的困境之中。宏观层面的积极、宽松政策，或落于对高杠杆火上浇油、对防通缩于事无补的尴尬境地。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需要有区别于以往的、更强有力的金融深化与结构性改革，并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逐渐取得共识。此时，特别需要经济理论上的支持与呼应。与“需求侧”相对应的“供给侧”呼声渐起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供给理论被称为萨伊定律（Say’sLaw），也称作萨伊市场定律（Say’sLawofMarket），其主要内容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萨伊定律”来源于19世纪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法国经济学家让-马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萨伊其实并非最早提出定律内容的人，真正提出相关概念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Mill）。萨伊定律作为主流的著名经济学理论，曾风靡一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需求理论，又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久，为了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凯恩斯（Keynesian）提出应当抑制战时消费需求，增加储蓄。凯恩斯主义横空出世。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的基础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的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他提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可以不太严格的用“需求决定供给”来表达。这与萨伊定律相悖。 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虑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 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目前国内的学术热点相似，美国经济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供给侧改革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供给学派。在货币方面受制于供给学派主张回归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有类似的稳定诉求而且更为现实的货币主义因此受到青睐。这些重要人物的宏观管理取向彻底扭转了“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制定氛围，共同推动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实践。结果美国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滞胀的泥潭，更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美国当时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中国目前却处在通缩的边缘）。按货币主义的思路，美联储从1982年起开始了M2作为调控中介目标，让货币增长等于年增长率和预期通胀之和。结果表明，这个思路对美国来说是适合的。仅控制住了通胀显然是不够的，增长的动力还需要解决。理论上，拉弗（ArhurBetzLaffer）在微观上提出了减税，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在中观上提出了调整产业准入。政策上，美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税收改革法案，如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前述货币政策的结合，颇有点像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而且减税确实导致了后续的财政危机，但就结果来说，政策是成功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减税更是因此成为供给理论的代名词，并已融入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小布什和奥巴马期间都有所效仿；另一方面，国会则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在运输、通讯、能源、金融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掀起了一场解除管制的运动。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逆差巨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汇率改革上逐步放弃了自由和开放的原则，人为进行了系列干预（广场协议等）。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入，使美国在80年代由债权国彻底变为债务国，但债务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军事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这样，借着资本的出出进进，美国把竞争力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制造业转移了出去，国内的军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消费得到了保障，GDP按产业部类来说，其增长也逐渐过渡到由按产业递进规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来支撑。而且由于服务业中一半以上是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纽带的生产性服务业，结合着人口结构和能源价格走低等有利因素，美国劳动生产率必然呈现跃升态势。这样的经济结构结合着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美国国家创新机制，共同带动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显然不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拿起供给理论、放下需求理论那么简单；在改革实践方面不是照搬仿效美国当年供给革命那样就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选择内容会更丰富，改革的任务会更艰巨更宏大。已有机构将政策选择诸多研究的结论总结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即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即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即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即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即尽快实施中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即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摒弃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即促进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即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五并重”的基本内容：一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二是“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三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四是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五是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在上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可以说“双创”是发展的灵魂与先行；“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这个“五并重”是想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谋变的大智慧、大策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将决定着下一个30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成功将决定着下一个30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随后，在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习近平屡屡提及。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供给侧改革”同样被提及。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的经济工作，被看作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会议发布稿中虽无一处提到“供给侧”，但是却数次提到“供给”问题。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6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作为指引中国经济走向的中央决策，正在走上前台。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框架下，我国经济走出了一轮令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但是，工业污染，产能过剩，三驾马车前进乏力，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互联网金融泡沫的泛滥，使得中国经济前景堪忧。当前的中国经济正陷于杠杆膨胀与通缩加剧、去杠杆与防通缩抉择两难的困境之中。宏观层面的积极、宽松政策，或落于对高杠杆火上浇油、对防通缩于事无补的尴尬境地。摆脱这种两难境地，需要有区别于以往的、更强有力的金融深化与结构性改革，并以此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逐渐取得共识。此时，特别需要经济理论上的支持与呼应。与“需求侧”相对应的“供给侧”呼声渐起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供给理论被称为萨伊定律（Say’sLaw），也称作萨伊市场定律（Say’sLawofMarket），其主要内容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萨伊定律”来源于19世纪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法国经济学家让-马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对萨伊定律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萨伊其实并非最早提出定律内容的人，真正提出相关概念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Mill）。萨伊定律作为主流的著名经济学理论，曾风靡一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需求理论，又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久，为了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凯恩斯（Keynesian）提出应当抑制战时消费需求，增加储蓄。凯恩斯主义横空出世。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的基础上，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的需求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他提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可以不太严格的用“需求决定供给”来表达。这与萨伊定律相悖。 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虑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 在上世纪70年代，与目前国内的学术热点相似，美国经济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供给侧改革问题，出现了著名的供给学派。在货币方面受制于供给学派主张回归到金本位制的操作性，有类似的稳定诉求而且更为现实的货币主义因此受到青睐。这些重要人物的宏观管理取向彻底扭转了“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政策制定氛围，共同推动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实践。结果美国不但走出了70年代滞胀的泥潭，更为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做好了铺垫。
美国当时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中国目前却处在通缩的边缘）。按货币主义的思路，美联储从1982年起开始了M2作为调控中介目标，让货币增长等于年增长率和预期通胀之和。结果表明，这个思路对美国来说是适合的。仅控制住了通胀显然是不够的，增长的动力还需要解决。理论上，拉弗（ArhurBetzLaffer）在微观上提出了减税，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在中观上提出了调整产业准入。政策上，美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税收改革法案，如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前述货币政策的结合，颇有点像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而且减税确实导致了后续的财政危机，但就结果来说，政策是成功的，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减税更是因此成为供给理论的代名词，并已融入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小布什和奥巴马期间都有所效仿；另一方面，国会则举行了上百次有关准入听证会，在运输、通讯、能源、金融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掀起了一场解除管制的运动。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逆差巨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在汇率改革上逐步放弃了自由和开放的原则，人为进行了系列干预（广场协议等）。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入，使美国在80年代由债权国彻底变为债务国，但债务主要被政府支出在了军事和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这样，借着资本的出出进进，美国把竞争力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制造业转移了出去，国内的军事科技和基本生活水平或者说消费得到了保障，GDP按产业部类来说，其增长也逐渐过渡到由按产业递进规律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来支撑。而且由于服务业中一半以上是作为连接第二第三产业纽带的生产性服务业，结合着人口结构和能源价格走低等有利因素，美国劳动生产率必然呈现跃升态势。这样的经济结构结合着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美国国家创新机制，共同带动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显然不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拿起供给理论、放下需求理论那么简单；在改革实践方面不是照搬仿效美国当年供给革命那样就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选择内容会更丰富，改革的任务会更艰巨更宏大。已有机构将政策选择诸多研究的结论总结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八双”的基本要点是：“双创”即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即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即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双扩”即在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双转”即尽快实施中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即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摒弃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即促进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双到位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即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五并重”的基本内容：一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二是“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三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四是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五是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在上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可以说“双创”是发展的灵魂与先行；“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这个“五并重”是想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谋变的大智慧、大策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将决定着下一个30年或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