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吕不韦最初的人生目标是天下第一大商家。纵然与列国官府打交道，也是保持距离，不涉政事。没有明确的从政志愿，让吕不韦后来的变化显得颇为突兀。结果千古之下，人们更多当他是个投机商，而非范蠡、白圭式的政商名士。
这多少有点不公平。因为吕不韦本身就包含了双重属性———圆通的商贾人格与方正的士子人格。
按照小说设定，他这种混合气质来源于父亲的教导。吕不韦的父亲可以说是《大秦帝国》中最善于教育儿女的家长之一。他为儿子聘请了一名杂家名士做家教，要求多教诸般实用之学，少教甚至不教王道虚礼。这个决定影响了吕不韦一辈子。
在百家学问的滋养下，吕不韦养成了心怀天下的士子人格。随后的商旅生涯，又让吕不韦形成了练达圆通的商贾人格。若不是兼具两种属性，他也会向范蠡、白圭那样踏入政坛。
在商海打拼时，吕不韦的士子人格暂时被封印。世人眼中的他只是个特立独行的商旅奇才。商贾以牟利为本，吕不韦偏偏认为商贾当以信义为本，以利益为末。这分明是士子的价值观。然而此时的吕不韦一心经商，并未将自己当成士子。
多年奔走四方做买卖，让吕不韦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知不觉中，他累积了丰富的社会民生知识，练成了出色的运筹调度能力。卫国商人的老规矩是永远平和冷静地处事待人。这让吕不韦养成了善于协调纠纷、平衡利益、结交朋友的本领。而这些恰恰是成为大政治家的必备功夫。
尽管先前没有治国理民的士人志向，但与生俱来的名士情怀，让吕不韦迟早会迈出自己曾经始终回避的那一步。
邯郸是一切的起点。落难秦王孙嬴异人邂逅了命中贵人吕不韦。他同时也是吕不韦的命中贵人。
范蠡是先从政后经商，白圭是经商出名被魏国聘为丞相。吕不韦走的路与众不同。他与在邯郸落难的秦王孙嬴异人结为同盟，先是替嬴异人争取到了安国君嗣子的资格，两人再择机逃回秦国。接下来的前途一片光明……
假如不掺合这趟浑水，吕不韦大概会一直在商界当巨头。是什么驱使他甘冒倾家荡产的危险，做出这桩对战国历史影响极其深远的政治投机？仅仅因为嬴异人“奇货可居”？
不！吕不韦嘴上对父亲说做这笔生意的理由是———拥立一个君王，吕氏家族的富贵可以延及子孙后代。但恐怕连他自己当时都没意识到，下血本闯入政坛的真正原因，恰恰是他士子人格的全面觉醒。
六国的腐败，吕不韦再熟悉不过了。可自己又能如何？虽有万金财富，却不能匡正朝纲，制止战乱。被乱兵洗劫的遭遇，更令吕不韦痛感商贾的软弱无力。他原本不打算从政，但心中积压了太多太多的思考，不得不找个突破口释放。
见到嬴异人那一刻，吕不韦的困惑也悄然解开了。想要改变世界，光有财富还不行，必须获得制定政策的权力。
最终嬴异人顺利升格成为秦庄襄王，卫国商人吕不韦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丞相。两人都兑现了给对方许下的承诺。
假如吕不韦仅仅是个圆滑的投机商，那么他的故事到此就可以結束了。在六国，贪污腐化混日子的丞相将军比比皆是。既然已经拥立新君，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还被封为文信侯，功名利禄一应俱全，还有什么值得投机商再呕心沥血去做的事呢？
没有了。投机商能做的事，吕不韦已经做完了。接下来要完成的，唯有治国名士的使命。
在当上丞相之前，吕不韦就不再把自己当作商贾。费力不讨好但于国于民长远有利的事情，商贾是不愿干的。愿意做这类艰苦工作的，只有追寻正道大义的士子。
圆通无羁的商贾作风，让吕不韦在秦国官场上如鱼得水。他把一个又一个反对者化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无论是耿介刚烈的将军蒙骜，还是才大心小的纲成君蔡泽，最终都被吕不韦所折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吕不韦的商贾人格逐渐消失，士子人格完全成为主导。他个性中圆融的成分不断递减，方正的成分不断递增。未来的精彩与末尾的悲剧，都跟这个变化息息相关。
吕不韦给自己定下了平生最高难度的挑战目标———修正秦国朝野敬若神明的商君之法。
《大秦帝国》的时间跨度很大。作者在描写各国雄杰的治国方略时，往往也遵循着制度政策的生命周期。在前三部中，作者只谈商君之法的功效，至于其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弊端，则从第四部《阳谋春秋》开始进行全面反映。吕不韦对商君政道的批评，震撼了秦国朝野！
商君之法重赏严刑。吕不韦主张减轻刑罚并以宽政补之。
商君之法重农抑商。吕不韦主张农工商并重。
商君之法鼓吹耕战而轻视文教。吕不韦主张在秦国大兴文华。
商君之法宣扬以战止战，强力征服。吕不韦主张以“义兵”平定天下。
为推行新政，吕不韦制定了扎实的渐进式改革计划。在他的努力下，秦国走出低谷，文武农工商全面振兴。如果没有吕氏新政打下坚实基础，秦始皇不可能一口气并吞八荒。正当新政进展顺利时，太后赵姬和嫪毐引发了秦国自变法以来最大的一次内乱。面对旧情人的瞎折腾，吕不韦第一次不知所措。他再也无力妥善化解冲突，只能干着急。
年轻的秦王政一鸣惊人，粉碎了叛乱。作为秦王的仲父，吕不韦心中百味杂陈。他既为秦王的成长而骄傲，也为自己与秦王的理念分歧而担忧。
只要有利可图，商贾不畏风险。假如注定赔钱，商贾会有多远躲多远。灵活转身是投机商的特长。但文信侯早已失去了商贾的圆滑，只剩下士子特有的执拗。
为了改变秦王政的头脑，吕不韦用尽各种手段。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栽培起来的新兴力量会集体倒向秦王。他更没想到，秦王早已掌握自己的犯罪丑闻，只是隐而不发。吕不韦奉行贵公去私，却因私心向太后进献嫪毐。吕不韦视“义”为万事之本，而忘了秦法不容情。最终，文信侯被罢免相位，秦国也放弃了吕氏宽政，把阳刚过剩的商君之法发挥到了极致。
没了权力，还有财富。但吕不韦不是范蠡，无心弃政从商。政治理想的破灭令他心如死灰。秦王发来的责备信摧毁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他生于商贾之家，却以士人的身份死去。他有很多办法保住自己的权势，却偏偏要跟秦王政较劲，坚持自己开创的政治新思维。
他曾经是那么八面玲珑，能赢得几乎所有人的好感。到头来却成了死脑筋，想不开就服毒自尽。从圆融的实用主义者，变成了固执的理想主义者。这个转变对“投机商”吕不韦真的好吗？
谁知道呢！反正秦国的太阳照常升起。只要《吕氏春秋》还在世上流传，大秦文信侯的理想依然薪火相传。
这多少有点不公平。因为吕不韦本身就包含了双重属性———圆通的商贾人格与方正的士子人格。
按照小说设定，他这种混合气质来源于父亲的教导。吕不韦的父亲可以说是《大秦帝国》中最善于教育儿女的家长之一。他为儿子聘请了一名杂家名士做家教，要求多教诸般实用之学，少教甚至不教王道虚礼。这个决定影响了吕不韦一辈子。
在百家学问的滋养下，吕不韦养成了心怀天下的士子人格。随后的商旅生涯，又让吕不韦形成了练达圆通的商贾人格。若不是兼具两种属性，他也会向范蠡、白圭那样踏入政坛。
在商海打拼时，吕不韦的士子人格暂时被封印。世人眼中的他只是个特立独行的商旅奇才。商贾以牟利为本，吕不韦偏偏认为商贾当以信义为本，以利益为末。这分明是士子的价值观。然而此时的吕不韦一心经商，并未将自己当成士子。
多年奔走四方做买卖，让吕不韦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不知不觉中，他累积了丰富的社会民生知识，练成了出色的运筹调度能力。卫国商人的老规矩是永远平和冷静地处事待人。这让吕不韦养成了善于协调纠纷、平衡利益、结交朋友的本领。而这些恰恰是成为大政治家的必备功夫。
尽管先前没有治国理民的士人志向，但与生俱来的名士情怀，让吕不韦迟早会迈出自己曾经始终回避的那一步。
邯郸是一切的起点。落难秦王孙嬴异人邂逅了命中贵人吕不韦。他同时也是吕不韦的命中贵人。
范蠡是先从政后经商，白圭是经商出名被魏国聘为丞相。吕不韦走的路与众不同。他与在邯郸落难的秦王孙嬴异人结为同盟，先是替嬴异人争取到了安国君嗣子的资格，两人再择机逃回秦国。接下来的前途一片光明……
假如不掺合这趟浑水，吕不韦大概会一直在商界当巨头。是什么驱使他甘冒倾家荡产的危险，做出这桩对战国历史影响极其深远的政治投机？仅仅因为嬴异人“奇货可居”？
不！吕不韦嘴上对父亲说做这笔生意的理由是———拥立一个君王，吕氏家族的富贵可以延及子孙后代。但恐怕连他自己当时都没意识到，下血本闯入政坛的真正原因，恰恰是他士子人格的全面觉醒。
六国的腐败，吕不韦再熟悉不过了。可自己又能如何？虽有万金财富，却不能匡正朝纲，制止战乱。被乱兵洗劫的遭遇，更令吕不韦痛感商贾的软弱无力。他原本不打算从政，但心中积压了太多太多的思考，不得不找个突破口释放。
见到嬴异人那一刻，吕不韦的困惑也悄然解开了。想要改变世界，光有财富还不行，必须获得制定政策的权力。
最终嬴异人顺利升格成为秦庄襄王，卫国商人吕不韦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丞相。两人都兑现了给对方许下的承诺。
假如吕不韦仅仅是个圆滑的投机商，那么他的故事到此就可以結束了。在六国，贪污腐化混日子的丞相将军比比皆是。既然已经拥立新君，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还被封为文信侯，功名利禄一应俱全，还有什么值得投机商再呕心沥血去做的事呢？
没有了。投机商能做的事，吕不韦已经做完了。接下来要完成的，唯有治国名士的使命。
在当上丞相之前，吕不韦就不再把自己当作商贾。费力不讨好但于国于民长远有利的事情，商贾是不愿干的。愿意做这类艰苦工作的，只有追寻正道大义的士子。
圆通无羁的商贾作风，让吕不韦在秦国官场上如鱼得水。他把一个又一个反对者化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无论是耿介刚烈的将军蒙骜，还是才大心小的纲成君蔡泽，最终都被吕不韦所折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吕不韦的商贾人格逐渐消失，士子人格完全成为主导。他个性中圆融的成分不断递减，方正的成分不断递增。未来的精彩与末尾的悲剧，都跟这个变化息息相关。
吕不韦给自己定下了平生最高难度的挑战目标———修正秦国朝野敬若神明的商君之法。
《大秦帝国》的时间跨度很大。作者在描写各国雄杰的治国方略时，往往也遵循着制度政策的生命周期。在前三部中，作者只谈商君之法的功效，至于其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的弊端，则从第四部《阳谋春秋》开始进行全面反映。吕不韦对商君政道的批评，震撼了秦国朝野！
商君之法重赏严刑。吕不韦主张减轻刑罚并以宽政补之。
商君之法重农抑商。吕不韦主张农工商并重。
商君之法鼓吹耕战而轻视文教。吕不韦主张在秦国大兴文华。
商君之法宣扬以战止战，强力征服。吕不韦主张以“义兵”平定天下。
为推行新政，吕不韦制定了扎实的渐进式改革计划。在他的努力下，秦国走出低谷，文武农工商全面振兴。如果没有吕氏新政打下坚实基础，秦始皇不可能一口气并吞八荒。正当新政进展顺利时，太后赵姬和嫪毐引发了秦国自变法以来最大的一次内乱。面对旧情人的瞎折腾，吕不韦第一次不知所措。他再也无力妥善化解冲突，只能干着急。
年轻的秦王政一鸣惊人，粉碎了叛乱。作为秦王的仲父，吕不韦心中百味杂陈。他既为秦王的成长而骄傲，也为自己与秦王的理念分歧而担忧。
只要有利可图，商贾不畏风险。假如注定赔钱，商贾会有多远躲多远。灵活转身是投机商的特长。但文信侯早已失去了商贾的圆滑，只剩下士子特有的执拗。
为了改变秦王政的头脑，吕不韦用尽各种手段。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栽培起来的新兴力量会集体倒向秦王。他更没想到，秦王早已掌握自己的犯罪丑闻，只是隐而不发。吕不韦奉行贵公去私，却因私心向太后进献嫪毐。吕不韦视“义”为万事之本，而忘了秦法不容情。最终，文信侯被罢免相位，秦国也放弃了吕氏宽政，把阳刚过剩的商君之法发挥到了极致。
没了权力，还有财富。但吕不韦不是范蠡，无心弃政从商。政治理想的破灭令他心如死灰。秦王发来的责备信摧毁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柱。他生于商贾之家，却以士人的身份死去。他有很多办法保住自己的权势，却偏偏要跟秦王政较劲，坚持自己开创的政治新思维。
他曾经是那么八面玲珑，能赢得几乎所有人的好感。到头来却成了死脑筋，想不开就服毒自尽。从圆融的实用主义者，变成了固执的理想主义者。这个转变对“投机商”吕不韦真的好吗？
谁知道呢！反正秦国的太阳照常升起。只要《吕氏春秋》还在世上流传，大秦文信侯的理想依然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