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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凝结着乡愁符号的古镇和古村落的建筑与文化风貌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有些“乡愁”不明不白地就被拆掉了，导致人们越来越难找到对故土的认知和精神归属。旧城换新貌，但是这新貌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搬硬造的假古董无法激发人们的共鸣，没有对历史、对先民生活的尊重，也就构不成乡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加入到保护家园的行列中来。那些保存完好的古镇和古村落，可以存放人们内心深處对家园的依恋，寄托对诗意栖居的渴望。
被人们称作“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都市文脉守护者”的阮仪三说：“在发展中守护城乡遗产，留住‘乡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必由之路。”
刀下救平遥
战乱年代，5岁的阮仪三随母亲迁居到老家扬州，这也是他曾祖父、清代大儒阮元的家乡。在那里，阮仪三每天和姐姐一起在私塾读书。
作为家中长子，阮仪三的父亲要求他承担起看守书房的职责。那时候，趴在床上读书的他每天都会听到母亲在窗外呵斥：“仪三，仪三，关灯睡觉了！”而他总是把灯关一会儿，再悄悄打开继续读书。不知不觉，幼年的阮仪三心中埋下了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
17岁那年，阮仪三报名参加了海军。当兵5年后，阮仪三考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师从中国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教授。刚进大学时，陈从周主讲“中国建筑”。第一堂课，陈从周看到阮仪三的大名，脱口道：“你是扬州阮家第四代，‘三’字辈的。阮元你了解吗？”
从此，一场师生忘年交拉开帷幕。阮仪三开始跟着陈从周编教材、调查古建筑。后来，陈从周不给他们班上课了，仍然把他带在身边。外出调研时，他帮忙提包、做笔记；上课时，他把老师的绍兴话翻译成普通话。通过陈从周，他有幸结识了京城的那些大师，享受他们不时打来的电话：“阮仪三，那里有个好城市，去看看。”
后来阮仪三师从董鉴泓教授，学习中国城市建设史。为了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每年一放暑假，阮仪三便随着老师跑城市、做调查。老師年纪大了跑不动，阮仪三就自己跑。这一跑就是20年，跑了中国100多个城市。无论是古都名城，还是人口较少的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时候的城市漂亮极了，虽然有些破败，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江南有水乡的诗情画意，西北则有一座座壮观完整的城墙。”
毕业后的阮仪三留在同济大学教书，但更多的时候他身处挽救古城镇的一线。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现代化的城市设计理念下诞生了一批看似高端又速成的建筑物群。这股强大的“建城”之风所到之处，许多城镇街区纷纷被拆除，速度之快、手段之野蛮，简直史无前例。很多生活在古镇、古村中的居民，甚至这些地区的管理者，对于这些遗存古村镇的价值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殊不知建新拆旧的过程中，被毁坏的历史文化，正是我们的根。
阮仪三曾跟着老师在山西大同沿线做历史城镇调查，那时山西、陕西的城镇，大多保持着唐宋以来的原貌。而时隔10年，阮仪三带学生前往山西做城市规划，此时的平遥，却是一片疮痍。平遥准备在古城中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开辟城中心广场，建设新的商业大街。
被这个宏伟计划吓坏的阮仪三，发现古城西部已经开始动工，100多座明清建筑已被拆毁，城墙也出现了大口子。为了拓宽马路，道路两旁的民居已经被拆除。他强烈要求平遥县政府马上停止这种破坏性建设，以免费重做规划为条件，才暂停了施工。回到上海的阮仪三，又紧急借了3000元，利用暑假迅速带领11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赴平遥，重新制订了一份规划。
惊痛于古城惨状，他马上找到山西省建委，呼吁停止拆除行为，得到的回复是只能停止施工一个月，在这期间要做好规划。阮仪三立即邀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董鉴泓现场指导，请陈从周先生写出书面意见。为了确保平遥县政府接受这个“不合时宜”的规划，他又将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和说明风貌完整的古城价值极高的全部资料直送北京，邀请建设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到平遥考察，以引起山西省和平遥县政府的重视。
那个时候在平遥的日子异常艰苦。阮仪三的学生回忆道：“我们住在平遥县政府招待所，每天晚上要放一杯水，第二天沉淀后，下半部分是黄沙，上面的清水用于刷牙。”因为要重新修缮古城和当时搞开发的规划完全不一样，当地官员认为这是在阻碍平遥发展，对阮仪三和他的团队态度也不好，常常大嗓门嚷嚷。阮仪三却不放在心上，还自费送当地官员去同济大学参加保护古城的培训。
最终平遥古城被完整保存下来，后来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这段“刀下留城救平遥”的经典故事，也开启了阮仪三“古城卫士”的生涯。
誓死护周庄
周庄，差不多同时被抢救了下来。随着苏南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众多江南古镇面临被拆的危机。阮仪三主动提出要为古镇做保护规划。经过调研，当时江南一带的古镇就有170个。阮仪三一个一个跑。
“汽车一响，黄金万两；要想富，先开路。”很多古镇在公路沿线，一开路把老房子都推倒了，把河填掉，把桥拆掉。对于阮仪三的保护规划理念，很多古镇管理者拒绝接受。
阮仪三很痛苦，后来他改变了策略，不再找那些交通沿线的古城镇，转而寻找一些开发意识比较淡泊的地方。当时还很偏僻的周庄，保存着良好的传统民居生态，吸引了阮仪三。他主动提出免费做规划，方案是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镇外面发展工厂。
第一次，护镇心切的阮仪三揣着江苏省建委的红头介绍信去了，可当地官员们不买账：“保护古镇就是保护落后，马达响才是硬道理！”“什么规划？蓝图全在我脑子里！”“我们忙得要死，不要你们知识分子来管闲事。”
再去周庄时，他把刚刚拿到的一笔5000元科研经费直接汇到了周庄的账户里。阮仪三知道，如果以牺牲古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来保护古镇，便不会长远。于是他和地方政府商量，将门票收入的10%作为古镇保护基金，他用3年时间把周庄古镇的给排水、电力等所有基础设施重新完善。听说北京大地建筑事务所设立了一个“大地农村发展基金”的项目，他马上就提出了申请，并且邀请项目负责人金瓯卜考察周庄，成功申请到相关资金。除了申请资金，他还想尽办法帮助周庄古镇进行旅游推广，他把论坛开到周庄，把摄影师请到周庄。古香古色的小桥、流水、人家，瞬间吸引了许多外来的游客，周庄的美景就这样由专家、艺术家带到了上海、北京。 周庄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卖专业反转胶卷的小镇，有些人开了饭店、旅馆，个体经营转向了旅游业。就这样，人和古镇再次实现了和谐。
周庄的旅游火起来了，苏州市规划造一条从周庄西北侧穿镇而过的柏油大马路。公路修到镇门口，遭到阮仪三的阻截：“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要在周庄开路，就从我的身上轧过去！”此役以修路人的退缩而告终。
有些当年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现在每逢过年过节，还来看他。因为经过规划与保护的古城镇，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比盲目建造商业圈效果好得多。
平遥、丽江、周庄、同里、乌镇、甪直、西塘……这些旅游胜地一到节假日就人满为患，风格迥异的旅游胜地的规划都出自阮仪三之手。阮仪三指导下的古镇相继闻名后，不少人开始登门拜访，邀请阮仪三进行规划。
为确保古镇的保护能够严格按照规划进行，每做一个项目，阮仪三都会安排一个学生全程跟踪。在这样的监督之下，当地政府还是会做出一些让阮仪三哭笑不得的决定。比如，在古镇外兴建了一条商业街，又或者在水乡中间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桥……
事实上，阮仪三并不是完全反对新建，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就让他赞赏不已——以現代材质营造苏州清秀的水乡亭台，既保护了整体风貌，又传承了文化。在他看来，建筑与古镇应该留下每一个年代的痕迹，让历史可以读取。
阮仪三推崇的“新旧分开，修旧如故”的规划理念，在国内受到不少阻力，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国际上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了认可：阮仪三于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又在2014年获得美国圣母大学专门针对古城镇保护而设置的“亨利·霍普·里德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
都市文脉的守护者
如今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阮仪三依然致力于文化古城的保护，他每年仍会到全国各地古城进行调查，每年都要花费20万元左右。他笑着说：“我每年调研都要花掉一辆小轿车的钱，而所有的经费都是自己承担。”
至今，阮仪三和老伴仍旧住在同济大学的房子里。不过对于阮仪三来说，房子够住就好，他更着急的是自己做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中国还很不成气候。过了退休年龄后，阮仪三知道自己是在超龄工作，但面对国内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忽视，他觉得重任在肩不能停，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重视古迹的保护与修缮。
面对失落的故乡、消亡的古镇，乡愁最终将变成哀愁。“不要再愁了，我们要留住它！”阮仪三说，“我觉得我们这些有古城保护方面知识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心地去发现和保护古城，能保住一个是一个。”于是在漫长的日子里，他带领着学生，跋山涉水地到一些城镇和村落去调研，去发掘那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镇和村落。
“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后，阮仪三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启动了“遗珠拾粹”项目，项目涉及全国100多个城镇，其中已经有30多个成为国家级的名城、名镇。这些工作都很重要，如果不去调查，不去研究，很多遗存就被湮没了。
阮仪三还建立了“遗产保护工作营”，不仅自己亲力亲为，还发动志愿者一起进行遗产保护，传承这项事业，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散落在各处的乡愁。山西新绛古城，正是一个例子。在走访考察中，阮仪三发现了隋唐园林和古建筑，亲自写报告、做规划；另一边，新绛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也开始运作起来，带动青年人一起参与到保护工作中。
这样一个都市文脉守护者，带领一队古城的忠贞卫士，深入无数城镇和乡村，不仅成为区域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更以实际行动留住了乡愁。一个个曾经被时光遗忘的地方，用最初的美重新打动着这个世界。
（山 儿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17年第5期）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加入到保护家园的行列中来。那些保存完好的古镇和古村落，可以存放人们内心深處对家园的依恋，寄托对诗意栖居的渴望。
被人们称作“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都市文脉守护者”的阮仪三说：“在发展中守护城乡遗产，留住‘乡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必由之路。”
刀下救平遥
战乱年代，5岁的阮仪三随母亲迁居到老家扬州，这也是他曾祖父、清代大儒阮元的家乡。在那里，阮仪三每天和姐姐一起在私塾读书。
作为家中长子，阮仪三的父亲要求他承担起看守书房的职责。那时候，趴在床上读书的他每天都会听到母亲在窗外呵斥：“仪三，仪三，关灯睡觉了！”而他总是把灯关一会儿，再悄悄打开继续读书。不知不觉，幼年的阮仪三心中埋下了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
17岁那年，阮仪三报名参加了海军。当兵5年后，阮仪三考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系，师从中国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教授。刚进大学时，陈从周主讲“中国建筑”。第一堂课，陈从周看到阮仪三的大名，脱口道：“你是扬州阮家第四代，‘三’字辈的。阮元你了解吗？”
从此，一场师生忘年交拉开帷幕。阮仪三开始跟着陈从周编教材、调查古建筑。后来，陈从周不给他们班上课了，仍然把他带在身边。外出调研时，他帮忙提包、做笔记；上课时，他把老师的绍兴话翻译成普通话。通过陈从周，他有幸结识了京城的那些大师，享受他们不时打来的电话：“阮仪三，那里有个好城市，去看看。”
后来阮仪三师从董鉴泓教授，学习中国城市建设史。为了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每年一放暑假，阮仪三便随着老师跑城市、做调查。老師年纪大了跑不动，阮仪三就自己跑。这一跑就是20年，跑了中国100多个城市。无论是古都名城，还是人口较少的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时候的城市漂亮极了，虽然有些破败，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江南有水乡的诗情画意，西北则有一座座壮观完整的城墙。”
毕业后的阮仪三留在同济大学教书，但更多的时候他身处挽救古城镇的一线。
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现代化的城市设计理念下诞生了一批看似高端又速成的建筑物群。这股强大的“建城”之风所到之处，许多城镇街区纷纷被拆除，速度之快、手段之野蛮，简直史无前例。很多生活在古镇、古村中的居民，甚至这些地区的管理者，对于这些遗存古村镇的价值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殊不知建新拆旧的过程中，被毁坏的历史文化，正是我们的根。
阮仪三曾跟着老师在山西大同沿线做历史城镇调查，那时山西、陕西的城镇，大多保持着唐宋以来的原貌。而时隔10年，阮仪三带学生前往山西做城市规划，此时的平遥，却是一片疮痍。平遥准备在古城中纵横开拓几条大马路，开辟城中心广场，建设新的商业大街。
被这个宏伟计划吓坏的阮仪三，发现古城西部已经开始动工，100多座明清建筑已被拆毁，城墙也出现了大口子。为了拓宽马路，道路两旁的民居已经被拆除。他强烈要求平遥县政府马上停止这种破坏性建设，以免费重做规划为条件，才暂停了施工。回到上海的阮仪三，又紧急借了3000元，利用暑假迅速带领11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赴平遥，重新制订了一份规划。
惊痛于古城惨状，他马上找到山西省建委，呼吁停止拆除行为，得到的回复是只能停止施工一个月，在这期间要做好规划。阮仪三立即邀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董鉴泓现场指导，请陈从周先生写出书面意见。为了确保平遥县政府接受这个“不合时宜”的规划，他又将保护古城的规划方案和说明风貌完整的古城价值极高的全部资料直送北京，邀请建设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到平遥考察，以引起山西省和平遥县政府的重视。
那个时候在平遥的日子异常艰苦。阮仪三的学生回忆道：“我们住在平遥县政府招待所，每天晚上要放一杯水，第二天沉淀后，下半部分是黄沙，上面的清水用于刷牙。”因为要重新修缮古城和当时搞开发的规划完全不一样，当地官员认为这是在阻碍平遥发展，对阮仪三和他的团队态度也不好，常常大嗓门嚷嚷。阮仪三却不放在心上，还自费送当地官员去同济大学参加保护古城的培训。
最终平遥古城被完整保存下来，后来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这段“刀下留城救平遥”的经典故事，也开启了阮仪三“古城卫士”的生涯。
誓死护周庄
周庄，差不多同时被抢救了下来。随着苏南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众多江南古镇面临被拆的危机。阮仪三主动提出要为古镇做保护规划。经过调研，当时江南一带的古镇就有170个。阮仪三一个一个跑。
“汽车一响，黄金万两；要想富，先开路。”很多古镇在公路沿线，一开路把老房子都推倒了，把河填掉，把桥拆掉。对于阮仪三的保护规划理念，很多古镇管理者拒绝接受。
阮仪三很痛苦，后来他改变了策略，不再找那些交通沿线的古城镇，转而寻找一些开发意识比较淡泊的地方。当时还很偏僻的周庄，保存着良好的传统民居生态，吸引了阮仪三。他主动提出免费做规划，方案是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镇外面发展工厂。
第一次，护镇心切的阮仪三揣着江苏省建委的红头介绍信去了，可当地官员们不买账：“保护古镇就是保护落后，马达响才是硬道理！”“什么规划？蓝图全在我脑子里！”“我们忙得要死，不要你们知识分子来管闲事。”
再去周庄时，他把刚刚拿到的一笔5000元科研经费直接汇到了周庄的账户里。阮仪三知道，如果以牺牲古镇居民的生活质量来保护古镇，便不会长远。于是他和地方政府商量，将门票收入的10%作为古镇保护基金，他用3年时间把周庄古镇的给排水、电力等所有基础设施重新完善。听说北京大地建筑事务所设立了一个“大地农村发展基金”的项目，他马上就提出了申请，并且邀请项目负责人金瓯卜考察周庄，成功申请到相关资金。除了申请资金，他还想尽办法帮助周庄古镇进行旅游推广，他把论坛开到周庄，把摄影师请到周庄。古香古色的小桥、流水、人家，瞬间吸引了许多外来的游客，周庄的美景就这样由专家、艺术家带到了上海、北京。 周庄成为江苏省第一个卖专业反转胶卷的小镇，有些人开了饭店、旅馆，个体经营转向了旅游业。就这样，人和古镇再次实现了和谐。
周庄的旅游火起来了，苏州市规划造一条从周庄西北侧穿镇而过的柏油大马路。公路修到镇门口，遭到阮仪三的阻截：“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要在周庄开路，就从我的身上轧过去！”此役以修路人的退缩而告终。
有些当年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官员，现在每逢过年过节，还来看他。因为经过规划与保护的古城镇，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比盲目建造商业圈效果好得多。
平遥、丽江、周庄、同里、乌镇、甪直、西塘……这些旅游胜地一到节假日就人满为患，风格迥异的旅游胜地的规划都出自阮仪三之手。阮仪三指导下的古镇相继闻名后，不少人开始登门拜访，邀请阮仪三进行规划。
为确保古镇的保护能够严格按照规划进行，每做一个项目，阮仪三都会安排一个学生全程跟踪。在这样的监督之下，当地政府还是会做出一些让阮仪三哭笑不得的决定。比如，在古镇外兴建了一条商业街，又或者在水乡中间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桥……
事实上，阮仪三并不是完全反对新建，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就让他赞赏不已——以現代材质营造苏州清秀的水乡亭台，既保护了整体风貌，又传承了文化。在他看来，建筑与古镇应该留下每一个年代的痕迹，让历史可以读取。
阮仪三推崇的“新旧分开，修旧如故”的规划理念，在国内受到不少阻力，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国际上对他的所作所为表示了认可：阮仪三于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又在2014年获得美国圣母大学专门针对古城镇保护而设置的“亨利·霍普·里德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
都市文脉的守护者
如今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阮仪三依然致力于文化古城的保护，他每年仍会到全国各地古城进行调查，每年都要花费20万元左右。他笑着说：“我每年调研都要花掉一辆小轿车的钱，而所有的经费都是自己承担。”
至今，阮仪三和老伴仍旧住在同济大学的房子里。不过对于阮仪三来说，房子够住就好，他更着急的是自己做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在中国还很不成气候。过了退休年龄后，阮仪三知道自己是在超龄工作，但面对国内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忽视，他觉得重任在肩不能停，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重视古迹的保护与修缮。
面对失落的故乡、消亡的古镇，乡愁最终将变成哀愁。“不要再愁了，我们要留住它！”阮仪三说，“我觉得我们这些有古城保护方面知识的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尽心地去发现和保护古城，能保住一个是一个。”于是在漫长的日子里，他带领着学生，跋山涉水地到一些城镇和村落去调研，去发掘那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城镇和村落。
“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后，阮仪三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启动了“遗珠拾粹”项目，项目涉及全国100多个城镇，其中已经有30多个成为国家级的名城、名镇。这些工作都很重要，如果不去调查，不去研究，很多遗存就被湮没了。
阮仪三还建立了“遗产保护工作营”，不仅自己亲力亲为，还发动志愿者一起进行遗产保护，传承这项事业，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散落在各处的乡愁。山西新绛古城，正是一个例子。在走访考察中，阮仪三发现了隋唐园林和古建筑，亲自写报告、做规划；另一边，新绛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也开始运作起来，带动青年人一起参与到保护工作中。
这样一个都市文脉守护者，带领一队古城的忠贞卫士，深入无数城镇和乡村，不仅成为区域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更以实际行动留住了乡愁。一个个曾经被时光遗忘的地方，用最初的美重新打动着这个世界。
（山 儿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