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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出了名的不会配音的人。谁也没想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要配一部翻译片——苏联喜剧片《我们好像见过面》,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向配音导演白景晟推荐,让我来完成这个配音的任务。我一听说这件事,脑袋就大了。
硬着头皮来到长影,和白景晟聊了聊,就赶紧要来翻译过来的《我们好像见过面》的剧本,看完以后,心里就更没底儿了。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杂技团的演员,名字叫马克西莫夫。他在片子里随着剧情的发展和需要,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先后扮演了不同年龄、性格、身份和职业的大小24个角色,里面有大学教授、作家、部队首长、摄影师、检察员……再一看原片,这位杂技团演员在扮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语音的音色、语气的声调、讲话的节奏,千差万别。片子还没看完,我的汗就出来了。放映间的灯亮了以后,我就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白景晟。他幽默地把手一摊,表示理解,但他的眼神又告诉我,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不干也得干。
没办法,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研究起剧本里的台词来。看完剧本我就挑几段我觉得简单一点的试着配了几遍,结果晕头转向,不但没有对上口形,连自己的本声都找不到了。干脆去找白景晟,说我实在是不行。可是白景晟不同意。我又建议他再找11个人来,每人配两个角色,效果应该不错,也能缩短工作周期,按时出片。在我的再三劝说下,白景晟倒是勉强同意了,可向蔡楚生一请示,马上遭到这位副局长的反对:“你们丢不丢人?人家一个人演的戏,你们居然要找12个人给他配音!不行!谢添,我相信你一定能配好,就在配音上也创个纪录吧!”
我起早贪黑地练,练得我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没人的时候急得我偷偷地掉过三回眼泪。我在演戏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着急上火,还病过一次。我對自己的声音没有自信,这样干下去非砸不可。我又开始打退堂鼓了,说:“我真的干不了,哪怕买车票的钱我自己出呢,我也得回去。”这一次,蔡楚生真的火了,他干脆就下了一道死命令:“谢添不配完音就甭想回北京。”
人一到没有退路的时候反而轻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反复地看片子,默记每个角色的口形和音色,就连演员的动作我都背下来了。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练,练好一个配一个。为了配一段哑嗓子的词,我干脆先把自己的嗓子给喊哑了。就这样,总算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个任务给啃下来了。这部电影上演以后,观众反映我配音配得挺好。有人说我是“千面人”,有人说我为这部电影的配音创下了奇迹。不管别人说什么,受了多少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檬 男摘自當代中国出版社《谢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一书)
硬着头皮来到长影,和白景晟聊了聊,就赶紧要来翻译过来的《我们好像见过面》的剧本,看完以后,心里就更没底儿了。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位杂技团的演员,名字叫马克西莫夫。他在片子里随着剧情的发展和需要,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先后扮演了不同年龄、性格、身份和职业的大小24个角色,里面有大学教授、作家、部队首长、摄影师、检察员……再一看原片,这位杂技团演员在扮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语音的音色、语气的声调、讲话的节奏,千差万别。片子还没看完,我的汗就出来了。放映间的灯亮了以后,我就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白景晟。他幽默地把手一摊,表示理解,但他的眼神又告诉我,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不干也得干。
没办法,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研究起剧本里的台词来。看完剧本我就挑几段我觉得简单一点的试着配了几遍,结果晕头转向,不但没有对上口形,连自己的本声都找不到了。干脆去找白景晟,说我实在是不行。可是白景晟不同意。我又建议他再找11个人来,每人配两个角色,效果应该不错,也能缩短工作周期,按时出片。在我的再三劝说下,白景晟倒是勉强同意了,可向蔡楚生一请示,马上遭到这位副局长的反对:“你们丢不丢人?人家一个人演的戏,你们居然要找12个人给他配音!不行!谢添,我相信你一定能配好,就在配音上也创个纪录吧!”
我起早贪黑地练,练得我口干舌燥,嗓子都哑了。没人的时候急得我偷偷地掉过三回眼泪。我在演戏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着急上火,还病过一次。我對自己的声音没有自信,这样干下去非砸不可。我又开始打退堂鼓了,说:“我真的干不了,哪怕买车票的钱我自己出呢,我也得回去。”这一次,蔡楚生真的火了,他干脆就下了一道死命令:“谢添不配完音就甭想回北京。”
人一到没有退路的时候反而轻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反复地看片子,默记每个角色的口形和音色,就连演员的动作我都背下来了。就这样一个一个地练,练好一个配一个。为了配一段哑嗓子的词,我干脆先把自己的嗓子给喊哑了。就这样,总算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个任务给啃下来了。这部电影上演以后,观众反映我配音配得挺好。有人说我是“千面人”,有人说我为这部电影的配音创下了奇迹。不管别人说什么,受了多少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檬 男摘自當代中国出版社《谢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