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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宇宙的概念从何而来？科幻显然是源头之一：20世纪60年代，《星际迷航》里的柯克船长在《魔镜，魔镜》一集里遇到了“另一个自己”，而菲利普·迪克的小说《高堡奇人》（1963）则幻想了一个美国是纳粹傀儡政府的平行世界。自那时起，平行宇宙的想法就进入了主流，一系列文艺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其他世界的图景，其中包括浪漫喜剧《滑动的门》（1998），以及菲利普·罗斯的小说《反美阴谋》（2004）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万一呢”的假设（这部小说设想反犹太飞行家查尔斯·林德伯格在1940年的总统大选中击败了罗斯福）。但也有科学依据支持平行宇宙的观点。1935年，埃尔文·薛定谔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休·艾弗雷特提出了“多重世界”理论，认为打开薛定谔的盒子会导致宇宙分裂：其中一个世界里猫是活的，另一个世界里猫是死的。
最近，物理学家开始大胆支持“多元宇宙”理论。理查德·费曼说光从A传播到B时会采取所有可能的路径，但我们看到的只是最快的一条，因为其他路径都被抵消了。斯蒂芬·霍金在《果壳中的宇宙》（2001）中提出了体育界的多元宇宙，并且宣称存在一个平行宇宙，那里奥运会的金牌都被中美洲小国伯利兹包揽。对霍金来说，宇宙就像一个“太空赌场”，掷骰子会导致许多不同的岔路，我们只能看见其中一条；然而，所有的路都真实存在。
令人惊讶的是，平行宇宙的想法比上面这些参考资料出现得早得多，在古代的哲学和文学作品里，就能找到它的身影。即使是“多元宇宙”这个词，出现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在1895年的一份报纸里，威廉·詹姆斯提到了“多元宇宙般的体验”，而诗人弗雷德里克·奥德·沃德在他1899年的作品《英伦玫瑰诗歌集》里，为这个词语添上了精神层面的色彩：“亦存亦离，既有也无；无处不在，且无影无踪；多元宇宙的恢弘，以此为宗……”
向前追溯这段隐秘的历史，最早提出多元宇宙概念的是德谟克利特，他认为宇宙是由无限虚空中运动着的原子构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结合和重组，我们所见的世界只不过是所有确定会出现的可能性中的一种。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有时候会经历突然的随机运动（“突然转向”），未来的一切并不是像德谟克利特认为的那样被机械的规则确定的，未来的可能性有很多种。伊壁鸠鲁学说不仅仅是物理理论，也是生活哲学，一直流传到了罗马时期。卢克莱修的诗《物性论》，还有西塞罗的《论学院派》，都对其进行了宣扬。
你是否相信存在着无数的世界……就像我们当前在宝尤利附近向普提奥利张望，其他的世界中也有无数的我们，拥有我们的荣誉和成就、我们的头脑和身形、与我们同样年龄，并且正在同样的地点、使用同样的名号讨论着相同的话题？
对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原子论者来说，历史是一连串意外的碰撞。人类活动受到物质定律或者纯粹机遇的支配，而不是来自上帝的意愿。无论何时何地，事情的结果都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因此，李维（并不是原子论者，但是机遇的信徒）推测了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意大利，将会发生些什么。这一类“万一呢”的情境被后来的天主教历史学家排斥，他们认为决定人类活动走向的是神圣的意旨。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上帝雕凿出人的命运，我们只能拙劣地修修形”。
17世纪，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引入了一种新的多元宇宙论。自然界中的许多过程都是经过“优化”的，例如，肥皂泡用球体来最小化表面积，光束在空间中以最快的路径传播，他对此感到痴迷。感受到“神来之笔”的莱布尼茨提出，宇宙的一切细节都经过了上帝的优化。于是“乐观主义”诞生了，该主义认为我们生活在所有世界当中最好的那一个里（这一观念被伏尔泰在《老实人》里毫不留情地嘲讽了一番）。为了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世间存在恶，莱布尼茨做了一幅金字塔形状的图，这座金字塔拥有很多房间，并且无限延伸，每个房间代表一个可能的世界。金字塔的顶端是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莱布尼茨用这个金字塔模拟了塞克图斯·塔奎尼乌斯的各种可能的人生，推测在绝大多数房间里，塞克图斯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在最高的房间里他夺走了卢克蕾莎的贞洁，并遭到驱逐。为什么这会是最好的世界？因为对他的驱逐促成了罗马共和国的建立：恶行引出了更大的善果。或者，像今天的乐观主义者试图与灾祸和解时所说的那样，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和德谟克利特（他是无神论者）不同，莱布尼茨坚持认为可能的世界都只存在于上帝的意识里，由他来选择哪一个成为真实的存在。宇宙就像全息图一样，由上帝投影到每个人的头脑当中，并且通过“和谐原则”来保持一致。它的真实性仰仗上帝的仁慈：他一定不会骗我们去相信虚假的现实。至于虚假的现实会怎样，这种情形被留给了很久之后的作家去思考，暗黑系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和《黑客帝国》（1999）就反映了诸如此类的情形。
亚历山大·蒲柏的诗《人论》（1734）延续了莱布尼茨式的乐观主义（“存在即合理”），
直到19世纪，世界或许是随机产生的这一观点才重新流行起来。英国学者艾萨克·迪斯雷利在1823年推测说“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经常系于单一事件”，他的儿子本杰明·迪斯雷利后来成为英国首相。在《未发生事件之史》（1830）中，他通过探索历史上那些“万一呢”的情形向李维致敬。这些情形包括克伦威尔和西班牙结盟，或者一个在萨拉森人統治下的穆斯林英国，在那里“我们戴着头巾，蓄着胡子，并且建造出了比希腊更宏伟的建筑”。
迪斯雷利的这篇文章是“架空历史”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包括菲利普·迪克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是它的后继者。这些作品的主题通常都是对统治精英对于权力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进行的颠覆性反抗。路易·乔弗里的《拿破仑征服世界》（1812）让这位胜利的皇帝踏上了不列颠的土地，约瑟夫·梅里的《从未发生的历史》则让他抵达了印度，查尔斯·雷努维耶的《乌托邦》完全重写了欧洲历史。最有趣的是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藉星永恒》，基于19世纪的原子理论对德谟克利特式的多元宇宙论进行了升级，声称拿破仑在某些真实存在的平行世界里获得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 布朗基对科学假说也有一定涉猎。他了解足够多的当代科学，能够领会当时两大科学理论的概率本质，即热力学和自然选择。他还注意到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推演之间的亲密关系。马克思曾说，自然选择学说其实就是没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布朗基应该会赞同他的观点。
在村庄里如果你无法遇见改变你人生的陌生人，在城市里你或许就可以。
实际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他的历史理论也同样很机械：无产阶级最终的崛起就像苹果落地一样不可避免。历史的进程只有一条路，并且由阶级斗争推动。而对布朗基来说，原子论意味着有多少星球上革命成功，就有多少星球上革命失败。因此，历史进程只是一种局部的假象，在整个多元宇宙中并没有什么意义。
作为一种伪科学，布朗基这种惨淡却带有理性色彩的看法，可以和其他19世纪知识分子的“噩梦”一较高下，这些“噩梦”包括宇宙热寂以及物种灭绝。但恰恰是这种看法后来启发了德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
20世纪20年代，本雅明开始研究19世纪的巴黎，该研究后来被编纂为《拱廊计划》。到1940年本雅明辞世之时，这些内容仍然只是大量碎片化和无序的笔录和评论。其中一个副产品是《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意象》，在文章中，本雅明评论了赌博和投机的源起，每掷一次骰子就代表了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他将此比作工厂流水线，每个产品都是崭新的，只不过与前一个完全相同。机器操作员终日重复简单的动作，下班之后会在老虎机上找到相同的快感。机械化的世界和资本主义一样，表面上看是提供了常新的希望，实际上为了驱动自己向前发展，它唯一必须产出的是持续增长的需求。
对本雅明来说，19世纪世界观的关键创新在于民众，也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群体。他并没有援引热力学或者自然选择学说，而是用了两个故事——欧内斯特·霍夫曼的《表亲的转角窗》（1822）以及埃德加·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1840）。这两个故事戏剧性地用民众视角取代了个人视角，随之而来的是人生中机遇因素的崛起：在村庄里如果你无法遇见改变你人生的陌生人，在城市里你或许就可以。
在研究中，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对布朗基情有独钟，这或许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本雅明读到《藉星永恒》，并跟他的哲学家同事霍克海默写信时兴致勃勃地谈到它的原因。根据本雅明的观点，布朗基的理论是向旧革命者反抗的一切所做的悲剧性妥协，将中产阶级的存在重塑为宇宙学，多重世界就像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催生出被动和无聊。
博尔赫斯从来没想过，在他笔下的图书馆里，哪怕只想找到一页值得读的内容，一个可怜人都需要穿越几百万光年。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读到了布朗基的书，并告诉了自己的作家朋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卡萨雷斯受到启发写了短篇小说《天体计划》（1948），描绘一个飞行员坠机后进入平行世界的故事。故事情节如同布朗基的著作在另一个宇宙的重排。
博尔赫斯在1936年的随笔《永恒的历史》中提到了布朗基。对他来说，布朗基的视角很美妙，就像他在自己的短篇故事《巴别图书馆》（1941）中描绘的那样，一幢建筑里收藏着各种可能存在的书。博尔赫斯从来没想过，在他笔下的图书馆里，哪怕只想找到一页值得读的内容，一个可怜人都需要穿越几百万光年。对任何真实存在的人来说，这个图书馆跟混沌初开没有什么区别，只有站在文学思考的高点，这个地方才会变得有序。然而对本雅明来说，多元宇宙并不是室内智力游戏，而是对创造它的罪恶社会的反映。
在《拱廊计划》序言的草稿中，本雅明把布朗基的多元宇宙比作波德莱尔的诗《七个老头子》（1857），诗中先后描绘了几位相似的老人，把他们想象成同一個人在某种“邪恶的阴谋”中的复制品。本雅明说，这就是现代性的缩影。
战争是架空历史的典型分裂点，这种威胁是20世纪40年代平行世界故事的流行度增加的原因，因为它如同电影《美好人生》（1946）那样满足了人们逃避的愿望，或者警告人们可能轻易陷入的危局。例如，在博尔赫斯的短篇故事《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1940）中，一个虚拟世界导致了现实世界的毁灭。次年，博尔赫斯在战争间谍故事《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继续了虚拟现实的主题。1983年，美国物理学家赛斯·罗伊德在剑桥大学同博尔赫斯见面时，问他知不知道他的故事诡异地预示了休·艾弗雷特的多重世界理论。博尔赫斯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他表示物理学家借鉴文学并不令人惊讶。毕竟，物理学家也是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的读者。
艾弗雷特、费曼和其他人的理论技术含量都非常高，但是物理学家致力用其他人常用的描述和比喻一类通俗的语言来进行解释，而这些语言由来已久。费曼所持的光沿所有可能路径传播的观点，实际上是莱布尼茨的，只不过没有了上帝的成分。说到这里，还需要提一点，那就是现代的乐观主义思潮已经不再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而是在宇宙刮刮乐里，任何人都可以是赢家。
在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选择了无公害的小说写作作为职业，而我的很多同时代人则投身财经领域，看看他们把我们搞得多惨。乐观主义本身是不错的，但有时科学家需要记着，“事实”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词语。
最近，物理学家开始大胆支持“多元宇宙”理论。理查德·费曼说光从A传播到B时会采取所有可能的路径，但我们看到的只是最快的一条，因为其他路径都被抵消了。斯蒂芬·霍金在《果壳中的宇宙》（2001）中提出了体育界的多元宇宙，并且宣称存在一个平行宇宙，那里奥运会的金牌都被中美洲小国伯利兹包揽。对霍金来说，宇宙就像一个“太空赌场”，掷骰子会导致许多不同的岔路，我们只能看见其中一条；然而，所有的路都真实存在。
令人惊讶的是，平行宇宙的想法比上面这些参考资料出现得早得多，在古代的哲学和文学作品里，就能找到它的身影。即使是“多元宇宙”这个词，出现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在1895年的一份报纸里，威廉·詹姆斯提到了“多元宇宙般的体验”，而诗人弗雷德里克·奥德·沃德在他1899年的作品《英伦玫瑰诗歌集》里，为这个词语添上了精神层面的色彩：“亦存亦离，既有也无；无处不在，且无影无踪；多元宇宙的恢弘，以此为宗……”
向前追溯这段隐秘的历史，最早提出多元宇宙概念的是德谟克利特，他认为宇宙是由无限虚空中运动着的原子构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结合和重组，我们所见的世界只不过是所有确定会出现的可能性中的一种。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有时候会经历突然的随机运动（“突然转向”），未来的一切并不是像德谟克利特认为的那样被机械的规则确定的，未来的可能性有很多种。伊壁鸠鲁学说不仅仅是物理理论，也是生活哲学，一直流传到了罗马时期。卢克莱修的诗《物性论》，还有西塞罗的《论学院派》，都对其进行了宣扬。
你是否相信存在着无数的世界……就像我们当前在宝尤利附近向普提奥利张望，其他的世界中也有无数的我们，拥有我们的荣誉和成就、我们的头脑和身形、与我们同样年龄，并且正在同样的地点、使用同样的名号讨论着相同的话题？
对信奉伊壁鸠鲁学说的原子论者来说，历史是一连串意外的碰撞。人类活动受到物质定律或者纯粹机遇的支配，而不是来自上帝的意愿。无论何时何地，事情的结果都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因此，李维（并不是原子论者，但是机遇的信徒）推测了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意大利，将会发生些什么。这一类“万一呢”的情境被后来的天主教历史学家排斥，他们认为决定人类活动走向的是神圣的意旨。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上帝雕凿出人的命运，我们只能拙劣地修修形”。
17世纪，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引入了一种新的多元宇宙论。自然界中的许多过程都是经过“优化”的，例如，肥皂泡用球体来最小化表面积，光束在空间中以最快的路径传播，他对此感到痴迷。感受到“神来之笔”的莱布尼茨提出，宇宙的一切细节都经过了上帝的优化。于是“乐观主义”诞生了，该主义认为我们生活在所有世界当中最好的那一个里（这一观念被伏尔泰在《老实人》里毫不留情地嘲讽了一番）。为了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世间存在恶，莱布尼茨做了一幅金字塔形状的图，这座金字塔拥有很多房间，并且无限延伸，每个房间代表一个可能的世界。金字塔的顶端是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莱布尼茨用这个金字塔模拟了塞克图斯·塔奎尼乌斯的各种可能的人生，推测在绝大多数房间里，塞克图斯都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在最高的房间里他夺走了卢克蕾莎的贞洁，并遭到驱逐。为什么这会是最好的世界？因为对他的驱逐促成了罗马共和国的建立：恶行引出了更大的善果。或者，像今天的乐观主义者试图与灾祸和解时所说的那样，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和德谟克利特（他是无神论者）不同，莱布尼茨坚持认为可能的世界都只存在于上帝的意识里，由他来选择哪一个成为真实的存在。宇宙就像全息图一样，由上帝投影到每个人的头脑当中，并且通过“和谐原则”来保持一致。它的真实性仰仗上帝的仁慈：他一定不会骗我们去相信虚假的现实。至于虚假的现实会怎样，这种情形被留给了很久之后的作家去思考，暗黑系电影《楚门的世界》（1998）和《黑客帝国》（1999）就反映了诸如此类的情形。
亚历山大·蒲柏的诗《人论》（1734）延续了莱布尼茨式的乐观主义（“存在即合理”），
直到19世纪，世界或许是随机产生的这一观点才重新流行起来。英国学者艾萨克·迪斯雷利在1823年推测说“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经常系于单一事件”，他的儿子本杰明·迪斯雷利后来成为英国首相。在《未发生事件之史》（1830）中，他通过探索历史上那些“万一呢”的情形向李维致敬。这些情形包括克伦威尔和西班牙结盟，或者一个在萨拉森人統治下的穆斯林英国，在那里“我们戴着头巾，蓄着胡子，并且建造出了比希腊更宏伟的建筑”。
迪斯雷利的这篇文章是“架空历史”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包括菲利普·迪克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是它的后继者。这些作品的主题通常都是对统治精英对于权力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进行的颠覆性反抗。路易·乔弗里的《拿破仑征服世界》（1812）让这位胜利的皇帝踏上了不列颠的土地，约瑟夫·梅里的《从未发生的历史》则让他抵达了印度，查尔斯·雷努维耶的《乌托邦》完全重写了欧洲历史。最有趣的是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藉星永恒》，基于19世纪的原子理论对德谟克利特式的多元宇宙论进行了升级，声称拿破仑在某些真实存在的平行世界里获得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 布朗基对科学假说也有一定涉猎。他了解足够多的当代科学，能够领会当时两大科学理论的概率本质，即热力学和自然选择。他还注意到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推演之间的亲密关系。马克思曾说，自然选择学说其实就是没有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布朗基应该会赞同他的观点。
在村庄里如果你无法遇见改变你人生的陌生人，在城市里你或许就可以。
实际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他的历史理论也同样很机械：无产阶级最终的崛起就像苹果落地一样不可避免。历史的进程只有一条路，并且由阶级斗争推动。而对布朗基来说，原子论意味着有多少星球上革命成功，就有多少星球上革命失败。因此，历史进程只是一种局部的假象，在整个多元宇宙中并没有什么意义。
作为一种伪科学，布朗基这种惨淡却带有理性色彩的看法，可以和其他19世纪知识分子的“噩梦”一较高下，这些“噩梦”包括宇宙热寂以及物种灭绝。但恰恰是这种看法后来启发了德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
20世纪20年代，本雅明开始研究19世纪的巴黎，该研究后来被编纂为《拱廊计划》。到1940年本雅明辞世之时，这些内容仍然只是大量碎片化和无序的笔录和评论。其中一个副产品是《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意象》，在文章中，本雅明评论了赌博和投机的源起，每掷一次骰子就代表了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他将此比作工厂流水线，每个产品都是崭新的，只不过与前一个完全相同。机器操作员终日重复简单的动作，下班之后会在老虎机上找到相同的快感。机械化的世界和资本主义一样，表面上看是提供了常新的希望，实际上为了驱动自己向前发展，它唯一必须产出的是持续增长的需求。
对本雅明来说，19世纪世界观的关键创新在于民众，也就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群体。他并没有援引热力学或者自然选择学说，而是用了两个故事——欧内斯特·霍夫曼的《表亲的转角窗》（1822）以及埃德加·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1840）。这两个故事戏剧性地用民众视角取代了个人视角，随之而来的是人生中机遇因素的崛起：在村庄里如果你无法遇见改变你人生的陌生人，在城市里你或许就可以。
在研究中，本雅明发现波德莱尔对布朗基情有独钟，这或许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本雅明读到《藉星永恒》，并跟他的哲学家同事霍克海默写信时兴致勃勃地谈到它的原因。根据本雅明的观点，布朗基的理论是向旧革命者反抗的一切所做的悲剧性妥协，将中产阶级的存在重塑为宇宙学，多重世界就像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催生出被动和无聊。
博尔赫斯从来没想过，在他笔下的图书馆里，哪怕只想找到一页值得读的内容，一个可怜人都需要穿越几百万光年。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读到了布朗基的书，并告诉了自己的作家朋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卡萨雷斯受到启发写了短篇小说《天体计划》（1948），描绘一个飞行员坠机后进入平行世界的故事。故事情节如同布朗基的著作在另一个宇宙的重排。
博尔赫斯在1936年的随笔《永恒的历史》中提到了布朗基。对他来说，布朗基的视角很美妙，就像他在自己的短篇故事《巴别图书馆》（1941）中描绘的那样，一幢建筑里收藏着各种可能存在的书。博尔赫斯从来没想过，在他笔下的图书馆里，哪怕只想找到一页值得读的内容，一个可怜人都需要穿越几百万光年。对任何真实存在的人来说，这个图书馆跟混沌初开没有什么区别，只有站在文学思考的高点，这个地方才会变得有序。然而对本雅明来说，多元宇宙并不是室内智力游戏，而是对创造它的罪恶社会的反映。
在《拱廊计划》序言的草稿中，本雅明把布朗基的多元宇宙比作波德莱尔的诗《七个老头子》（1857），诗中先后描绘了几位相似的老人，把他们想象成同一個人在某种“邪恶的阴谋”中的复制品。本雅明说，这就是现代性的缩影。
战争是架空历史的典型分裂点，这种威胁是20世纪40年代平行世界故事的流行度增加的原因，因为它如同电影《美好人生》（1946）那样满足了人们逃避的愿望，或者警告人们可能轻易陷入的危局。例如，在博尔赫斯的短篇故事《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1940）中，一个虚拟世界导致了现实世界的毁灭。次年，博尔赫斯在战争间谍故事《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继续了虚拟现实的主题。1983年，美国物理学家赛斯·罗伊德在剑桥大学同博尔赫斯见面时，问他知不知道他的故事诡异地预示了休·艾弗雷特的多重世界理论。博尔赫斯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他表示物理学家借鉴文学并不令人惊讶。毕竟，物理学家也是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的读者。
艾弗雷特、费曼和其他人的理论技术含量都非常高，但是物理学家致力用其他人常用的描述和比喻一类通俗的语言来进行解释，而这些语言由来已久。费曼所持的光沿所有可能路径传播的观点，实际上是莱布尼茨的，只不过没有了上帝的成分。说到这里，还需要提一点，那就是现代的乐观主义思潮已经不再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而是在宇宙刮刮乐里，任何人都可以是赢家。
在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我选择了无公害的小说写作作为职业，而我的很多同时代人则投身财经领域，看看他们把我们搞得多惨。乐观主义本身是不错的，但有时科学家需要记着，“事实”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