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出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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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出国路,中国走了30年。
  从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中开始,海外教育成为当代中国寻求开放价值的标志,是当代出同路的开端。
  1978年,公派留学裹挟着使命感,让中国人开始认读世界。国家对于自费出国的放开,彻底掀起了上世纪最庞大的出国潮。
  从精英才能留学,到大众“努力即可为之”;从在西方国家的封锁高压下“悄悄移民”,到自由选择境外居住地,改革开放带来的战略变革,促使出国方式开始多样化。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也让更多的人体尝到出国不仅仅是一种梦想。当中同公司将员工作为跨国触角派遣到海外;当普通国民自由选择境外游;当中同劳工遍布“太阳升起的地方”;当出国中介已然成为独立的行业而越发繁荣,中同走向世界的步伐因为“出国群体”的痕迹而渐渐明晰。
  出国路给中国带来了大批归国精英,为中国真正走向世界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和思想保证。
  而前沿专业知识背后,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被表现为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个体身上的国际化价值观,这被认为是在未来中国安身立命的一种技能。这种只有出国才能形成的“自身人格”正从深远处对中国发生影响。
  我们试图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后30年出国路上的人和事,一同回首中国人走出去,走向世界的进程。
  
  出国路之留学海外
  
  留学的第一粒火种是传教士播下的。
  今天,人们公认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国人是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负载着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学生的所有信息。如果说1872年,清朝政府先后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派遣留学之先河,那么30年前开始的留学大潮使中国真正“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大批留学生回国工作或创业,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国大规模出国路的开端。
  
  打开出国大门
  “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出国留学的大门终于打开。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学大潮。
  “文革”1O年,中国的教育界、科技界饱受冲击,面临着教育资源匮乏、与国外科技差距悬殊的状况。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人才培养被提上日程。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回忆说,当时的党委书记问我,什么叫系统工程?我答不出来,觉得很惭愧。“事实上,我们已经和国际上的理念脱节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外在某些学科正在研究什么。人才培养不是一两年的事情,这是当时国内教育工作的需要。”
  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不仅仅是教育界有这个需要,科研部门也有这个需要,企业里领导先进技术的人最是期待。
  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前教育参赞李振平回顾说,“当时大家考虑的问题是,学生往哪里派。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提出,不能只派语言生,要派去学科学技术的。指向很明显,不是在亚非拉这样的圈子,而是要派去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变化。
  1978年,北京大学周培源校长与美国代表团,经过16天谈判,终于达成口头谅解,明确了“在1978到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到700名留学人员,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人员”。这为后来留学大门的打开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的10年间,以公派生为主流的留学生被派向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美、英、日、德、法,在同家公派留学的基础上。自费出国留学政策也在1981年放开。
  1978年之前的百年留学史上,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人。而之后来的30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40余万人,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扩大留学,让我们这个民族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浪潮。学子们远渡重洋寻求真知。归国后,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和改变着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带来了众多的新的技术项目、新的文化类别以及新的思想内涵。
  
  “海归”推动前行
  
  随着成千上万的公派留学生走出国门,中国留学也无法避免出现世界留学所共有的难题,留学生留而不归,有人甚至称之为“脑力流失”。
  “所有出国的人,去学习的,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过去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回来,回来妥善给安排,告诉他们。他们能够做出贡献,只有回国,起码祖国相信他们。”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这段话,使留学教育获得了新的发展。
  1992年10月,中国教委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留学工作的12字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在这一阶段,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或者为国服务成为了我国留学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了鼓励和吸引留学人员特别是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政府先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指导意义的相关政策,并启动了若干资助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颜永平回忆说,国家在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公派留学进行改革了,采取了经济上的管理手段,归结起来是:公开申请、专家评审、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也是这个时候成立的,专门管理公派留学的相关事宜。
  中国教育部外事局前局长李滔回忆说“由于建立了’新的留学人员选派机制,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那时候,公派留学生的回国率达到98%,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成千上万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也初见成效。”
  从1978年到2008年年底,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超过36万人,尤其近几年留学回国人员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在教育、科研领域,70%以上的高等学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大部分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主任都有过出国留学经历。
  一大批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生力军。
  
  见证中国崛起
  
  美国的数据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的研究型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人数最多,其次是北京大学。第三位才是美国本土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从2002年开始。我国每年都有超过10万人出国留学,其中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到了总人数的90%以上。目前,有中国学生的留学国家达到109个,同样也有100多个国家的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我国与世界上30多个国家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开始形成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互动的局面,国际人才的流动开始转向中国。
  出国留学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开放,促进了各个方面的国际交流。留学生们将中国的现状表述给世界,是世界了解中国的另一扇窗;归国留学生将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研究成果带回给中国,国际交流见证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大提升,是改革开放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世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标志。
  留学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相关联,与国家的社会发展相关联。扩大派遣留学30年,中国的学历教育、中国的教育资源 和综合国力受到全世界关注。
  
  柳百成:亲历者的使命
  
  30年前,柳百成,首批公派访问学者52人团的领队。他们登机的一瞬,开启了当代中国留学的新篇章。
  “我们为学习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来,也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1978年12月,纽约机场,面对数十家电视台的镁光灯,柳百成和他的团队宣读了简短的声明。
  “那些场景我永远忘不了。”如今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柳百成回忆时,难掩激动。
  声明起草人之一,首批赴美访问学者的领队柳百成,如今已是满头白发,但说起首批赴美访问学者的历史意义,还是记忆犹新。“1978年12月26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首批52名赴美访问学者,并为我们送行。连当时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有关负责人,也在当晚到机场欢送我们。”
  让他更难忘记的是五5天之后,1979年1月1日,他和同伴们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升起。“当时真的是热血沸腾,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祖上是小资本家,柳百成一直认为自己出身不好,1956年学校选派学生去前苏联留学,他也因此落选。“我从来没想过,还能有出国的机会。”
  柳百成是最先感受到教育改革的人。1978年,邓小平下令恢复高考,这已经成为当年教育界的改革盛事,没想到教育开放的脚步走得更快。原教育部部长李琦回忆说,“邓小平关于加大派遣留学生的讲话一出来,大家一片振奋,这不仅仅是学术界的大势所趋,更是科技部门的要求。我们太需要到国外去看看、去学习,重要的是,小平同志的指示很明确,这回不是亚非拉,要去发达国家。”文革10年。中国科研几乎停滞,这一消息,像是给中国教育界打了一针兴奋剂。
  然而,对于第一选择的目的地美国,中美当时并没有建交,在协商过程中,美国提出首批留学生以互派相同等级的教授为条件,而在当时的中国,由于长期科研停滞,很多教育者根本没有获得正常的职称资格。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转机出现在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提出了“访问学者”这一概念,使后来见证中美建交以及小平访美的首批访问学者团得以正常组建。
  因为时间紧迫,并没有在全国进行选拔,第一批派遣人员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大体分布是:清华9人,北大10人,中国科学院10人,其他来自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例如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生物研究所等。
  选拔标准有了新要求。柳百成回忆说:在政治合格的基础上,强调英语能力。作为清华材料系唯一的推选名额,柳百成一共经历了从院系到北京市三次全方位的英语选拔,“有点像现在的托福,有听力,口语、书面的选择题”,柳百成最终入选52人团,担任领队。
  柳百成说,即便是上山下乡,他也没忘记白天当铸铁工,晚上翻看外国文学。“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出国,不过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知识的人,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中国出国人员服务部给52人团每人做了两套西装、一套大衣,这三套衣服陪着柳百成见证了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也见证了他在美国的留学岁月。
  
  三大收获
  在基督教会学校长大的柳百成。比较早接触外史书籍,对美国文化并不陌生。初到威斯康辛大学,有人质疑,不知道刚来美国本土的中国人外语怎么样。圣诞夜“从天而降”的中国人在当时一度成为热点,当大家看到柳百成在美国街道熟练地用英语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不久,进入实验室,柳百成和一个韩国学者进行竞争,实验中需要用到扫描电子显微镜,让他庆幸的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清华大学于1976年进口了第一台扫描电子显微镜,因为好学,柳百成曾是第一个使用者,在这次实验中,柳百成也是最先完成实验,从此之后,教授将这个实验室所有的实验交给他负责,到达美国3个月后,柳百成顺利通过了语言关和技术关。
  谈及在美国的生活,柳百成说自己有三大收获:专业技术更加现代,学会了计算机,还有就是交了大批世界各地的朋友。
  他在美国一共写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被评为“美国铸造协会最佳论文”。
  计算机则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柳百成说,第一次去美国家庭参观,就把自己震了,小学三年级的美国孩子在熟练地使用苹果电脑,这让他下定决心,学会使用计算机。柳百成和美国大学生一起,白天听计算机语言课。晚上在计算机中心编制程序,常常是一杯咖啡到次日凌晨。因为在美国的两年认识到了计算机的重要性,回国之后他带了一批博士后开辟了电子科技与铸造业相结合的研究领域。如今,这个领域有很多研究成果在很多国家重大工程得到应用。
  在美国的两年访学生涯,柳百成1年半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半年主动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并持续访问很多学校,这些经历让柳百成广交了朋友。
  “主动融入美国文化,就需要广交朋友”,柳百成说,在威斯康辛大学读书的前几个月,周末都有饭局,他基本上来者不拒,“邀请我说明对中国人目前的状况很感兴趣,我有义务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状况,对泱泱大国来进行宣传。”
  和柳百成在美国一起进修结识的各国学者现在都是各个国家学科研究的带头人。国际会议上也经常遇见,“2009年我们求学30周年了,我们有一个大家的聚会,希望能见到很多老朋友。”
  
  “Sweet Home”
  在美留学期间,美国正处在中美建交的“中国热”中。很多访美学者都应邀去学校或家庭座谈。一次,在一所美国中学,一个高二的学生问柳百成:“柳先生,你对美国印象怎么样?”柳百成说:“我对美国印象很好,在这里我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随之而来的是更尖锐的问题:“那你要不要留在美国?”
  柳百成说当时自己只想到用英文名曲《Home,Sweet home》中的最后一句歌词来回答:“Home,Sweet home,No place like home!”(家,甜蜜的家,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柳百成骄傲地说:“我们的根在中国,中国是最有发展潜力的国家。我们清华一行9人学成后全部回国,也许在中国,我们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比不上在美国的同学,可是为了国家,大家都无怨无悔。”
  第一批访美的访问学者全部回国,并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个团队有7个人当选科学院院士或者工程院院士,清华9个人,有3个当选为院士。
  两年后,柳百成踏上了归国之路。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开辟了用多尺度建模与仿真技术提升传统铸造行业技术水平研究的新领域,在铸造合金物理冶金学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创新成果。
  回顾刚回国的日子,使柳百成更深刻地感受到国内外的差距,留学期间攒了一些钱,买了几大件,刚回北京,同事来他家看冰箱,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14寸日立彩电,成为了他 家最时尚的电器。
  柳百成说自己看过了天外有天,因此有了战斗者的激情,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需要他们这一代来快步弥补。
  2007年,亚洲材料学会,柳百成教授被邀请做大会主题报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注意到中国铸造技术的发展,“用多尺度模拟仿真技术来提升传统制造学科的技术水平”,这是世界材料协会对柳百成的评价。
  柳百成说,自己的成绩单可以更长一些。“国家花这么多的钱派我出去学习,我自己家里根本支持不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养活着你,为人民做贡献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
  
  出国路之海外务工
  
  去海外打洋工
  在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和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全球范围内的人员跨国流动越来越频繁。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增长放慢,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而本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导致对国外劳务需求逐步增加。
  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生物、环保、电信、旅游业等朝阳产业对国际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医护人员、律师、教师的需求和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对普通外来劳动人员的需求也不断加大。
  跨国公司海外员工以及零散海外务工人员是出国路上不能忽略的庞大人群。
  中国6000余家海外投资企业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欧洲及北美等地,近几年,非洲、拉美以及其他地区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成为我国跨国企业投资的重点。我国著名的通讯企业华为公司就始终把海外投资和贸易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上。
  中国跨国公司投资涉及的行业,从初期集中在贸易方式发展到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餐饮旅游以及咨询服务等领域。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行业依次为贸易、资源开发、生产加工、交通运输等。
  目前我国的海外务工人员主要是以普通劳动力为主,素质和技能成为中国劳工赴海外就业的一个瓶颈。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主要市场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近些年,我国与欧美国家也有劳务输出合作。截至到2008年11月末,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79.4万人,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56万人。
  境外需要的劳工,大体可分为具有一定技能的专业工人和不具备技能的普通劳动力两类。通常,不需要掌握很高技能的普通劳动力在任何国家都很难获得签证,因为劳务输入国在输入劳动力时都需要承担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但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一定技能的专业人才,发达国家则普遍持欢迎态度。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都制定了专门政策,吸引高级专业人士来本国就业,如给予“优先配额”、加快就业审批手续、提供长期居留权、为其配偶提供就业许可等。与上述趋势相反,各国对普通劳务的限制逐渐增多,限制主要针对技术和专业水平不高的初级工人。
  
  出国路之海外移民
  
  海外移民,华人遍及世界
  中同向海外移民的历史由来已久,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称,中国的海外移民总数超过3500万人,遍布151个国家,是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
  而从改革开放以来,因新中同被西方国家封锁而停顿的移民风潮再起,形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群体,
  从业已有十几年,曾担任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秘书长的任聪利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卜的利益驱动、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产生的自然吸引力和自然与社会条件产生的促生催化作用,是引发中同海外移民的三大动因。而在这些动因之外,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和鼓励留学的政策,则是推动这次移民热潮的亟要因素。
  
  涌向发达国家
  “这次新移民主要的流向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以美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最多。这跟中国早期移民以东南亚为主要目的地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任聪利这样总结。
  情况的确如此。根据《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美洲是中国移民增长最多的地区,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人数增长很快,一些进入美国受到限制的中国移民也在美周边的美洲同家暂居,致使美洲中国移民在10间人约增长了4.6%,超过了500万人,占中国海外华人移民总数的14%。
  欧洲的中国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了显著的增加。伴随市场全球化引起欧洲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中国经济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和人员交往不断扩大和拓展,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欧洲工作、学习和从事商业活动,移民对象国也从传统的北美扩大到欧洲等地区。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2000年,大约有20万中国人合法居住在西欧各国,欧洲华侨华人总数有148万人,占海外华人移民总数的3.7%。
  大洋洲也是一个中国移民聚集较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澳人利亚和新西兰。洲内主要的国家澳大利亚多年来坚持融入亚洲的政策,发展本国经济,接收了数量不小的亚裔移民。至2002年,大洋洲各同约有华侨华人72万人。
  
  移民伸手可得
  “这个时期早期的移民群体主要是留学生及其家属,其中又以自费留学生为主。”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至2002年底,中国大陆共有58万多人出国留学,其中85%~90%是自费留学者,他们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同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这些留学人员中只有15万多人学成后回国,且回国的多是公费出国留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留学生的回归率很低,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尤其是自费留学人员都留居海外。
  任聪利分析说。“中国学生在留学期间。通常都申请让其家属前往陪读,且大多获准,因此,40多万出国留学不归者连同其家属,数量可达60万~70万人,绝大多数定居在发达国家。这些留学人员及其家属定居当地后,利用发达国家优待家庭团聚移民的政策,再申办各自的家庭成员移民,启动新一轮的亲属移民潮。”
  “早期的留学生都必须学习非常好才可以,而现在的移民要容易得多了,国家的政策也更加宽松,一大批的中学生直接到国外读书,这构成了最新的留学生的相当大的部分。”
  
  出去回来都精彩
  “在21世纪之前,大陆移民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寻求较好的工作和学习、生活条件。移民的主要方式是留学后留下来工作(相当于专业人才的技术移民);家庭团聚移民,留学生的家属以及更早期的移民的家属;很少量的投资移民;还有就是非法移民。”
  “而最近几年来,大陆移民的动机和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移民的动机更多了,不再是单纯地追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国内的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外的工作和生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吸引力。现在的移民,有的是为了自己的生意在国外发展的需要,有的是为了子女教育的需要,也有的是为了家人生活的需要等等。而移民方式的比例也在慢慢变化,投资移民和商业移民的比例在迅速增加。” 相继成立,出入境中介行业进入了一个全面自律的时代。
  截止到2007年,审批通过的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共有503家,其中北京市61家,广东省8f1家。
  
  留学中介 规范与发展同行
  据统计,1978-200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最为141.7万人,而2000-2008年7年间,出国留学的人数是108.32万人,占总量的76.44%,超过2/3的人是在2000年以后出国的。而这些出国留学者中有一半以上是通过留学中介机构获得留学信息、联系留学院校、申请签证的。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桑澎,同意将留学中介机构的发展历程总结为“规范与发展同行”:“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开始增加,1995年开始,自费留学人数急剧上涨,许多留学中介相继产生。据统计,1998年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在北京市从事这项职业的机构和个人有500多家。市场混乱,服务质量较低劣,引起了社会不满。1999年,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制定了规则,开始规范留学中介市场。”
  2000年,教育部审批许可合法的留学中介机构,至今全国审批通过的留学中介机构一共有400家。三年后,留学中介进入鼎盛期。然而由于服务机构实力参差不齐、市场不规范,行业信誉再次受到严重挑战。
  虽然教育部又出台了一些政策来规范市场,但很显然,市场内部的自律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在这种形势下,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在2004年底成立,桑澎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各个中介机构的老总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叫做《首都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诚信公约》。这个《诚信公约》的影响很大,标志着这个行业进入了一个自律的时代。”
  将近10年的时间,留学中介机构走过了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从混乱到有序,从价格竞争到服务竞争,从稚嫩到成熟,从百花争艳到树立品牌,从投诉不断到有单位被评为“消费者满意单位”。留学行业已经走上了一个良性循环。
  但桑澎却认为这些中介机构必须做得更好些才能够生存下去:“从大的环境来讲,在国家的《反垄断法》实施之后,像这些强制审批性的行业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存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无论是否会面对一个开放的市场,留学中介机构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方面是积极发展两个资源:一个是获取国外最优秀的教育资源,一个是在国内建立自己稳定的招生渠道。”作为一个从行业全局来看的管理者,桑澎对留学中介行业的期待很高,但也许只有如此,这个行业才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结语
  30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走出国门仍然是一个奢侈的“精英梦”。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出国路上的桎梏渐渐被放开,越来越多的国家打开大门迎接中国国民,中国经济的腾飞让普通百姓有能力选择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出国”已经成为中同人主动融入世界的心理姿态。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国民在海外人数最多的国家。30年,遍布世界的中国人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纽带,也让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带给古老中国的巨大变化。
  道不孤,必有邻。出同路上的中国人不再踽踽独行。中国人因为“出国”,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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