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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贵州省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晚晴》与贵州省博物馆联合打造“档案”专栏，传承文化之美，共享文化之乐。
贵州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历史贵州单元，近期新展出了一幅重量级书法文物，出自明朝一代书画宗师董其昌之手，经考证，它竟然和一段贵州土司叛乱的历史有因果联系。从诗题推知这幅书法作品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这一年，贵州水西宣抚司土司安邦彦起兵响应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明，自称“罗甸大王”，率十万叛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军情紧急。董其昌一位叫侯恂的朋友临危受命，被授贵州巡按，监察并参与平定安邦彦叛乱的军事行动，以解贵州之围。这件作品便是董其昌于侯恂赴黔前夕所写，以作送别之物。
一代宗师养成记
董其昌，生于1555年，
卒于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万历十六年进士，曾仕翰林院编修、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宗师。
绘画方面，他融会贯通，以禅入画，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论，创中国文人画高峰。书法方面，他突破赵孟頫与文征明书风的笼罩，集前人之大成，又自成一家，是晚明书坛领袖。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等书论和画论留世。
早年的董其昌对书法并不在行，甚至是其“短板”。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自述其学书经历：“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受此事刺激，董其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董其昌初学唐朝颜真卿的书法，后又改学钟繇、王羲之的技法，十余年后功力大增。据《松汇志》记述，“少好书画，临真迹，至忘寝食。中年悟人微际遂自成名家。行楷之妙，胜绝一代。”正是董其昌的勤奋进取、超越前人的精神和勇气，使得他超越古人终成一代宗师，中晚期就已“造请无虚日，尺素短笔，争购宝之”。到了清朝，康熙偏爱董其昌书法，认为其书法“天姿迥异”“非诸家所能及也”，常将董其昌书法列于座右，晨夕观赏，亲手临摹。雍正的书法也是从学董其昌入手。乾隆年间，董其昌流美端庄的书风仍为书学正脉。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纵25.7厘米，横175.5 厘米，纸本，通篇为董作七律，两首，二十三行，款三行，起首处有一方印已模糊难辨，款后钤“宗伯学士”“董其昌”白文印，诗题和内容都表明它是为送别侯恂赴黔之行而作：
“夜郎氛祲未全消，使者单车万里遥。自昔长缨曾请借，即今铜柱拟重标。阴符圯上书三卷，令甲明廷诏六条。
圣主宵衣睠南顾，舞干何日罢征苗？绣衣持斧拥裢旄，戎马间关气益豪。报国肯回王子驭，酬知频拭吕虔刀。皂囊弹事风霜笔，羽扇谈兵虎豹韬。行矣捷书宜早奏，汉家麟阁五云高。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二首。董其昌。”
受书人侯六真，名恂，字若谷，号六真，晚号清壑老人、南园老人，河南商丘人。其子就是明末清初散文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就是孔尚任《桃花扇》戏剧中李香君爱情故事的男主角。商丘侯氏为名门望族，家世显赫，晚明的侯家不仅在政治上官居要职，而且在天启年间魏忠贤党羽猖獗横行的情势中，始终保持刚正不阿的门风。据考，董其昌与侯家的关系，缘于他与侯恂父亲侯执蒲的堂兄侯执躬同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已丑科进士，有同年之谊。董其昌曾应侯恂父亲侯执蒲所请，为逝世的侯瑀（侯执躬父亲）撰写过《侯太公墓表》，后收录在《容台诗集》里。
作《赠侯侍诗行书横幅》这年，董其昌已六十八岁高龄，刚度过二十年之久的乡里蛰居岁月进京就职仅半年，此时正是他书画艺术名声震扬朝野及海内外的高峰时期。以诗文或书画为临别赠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由来已久的礼仪。作为伟大的书画家，董其昌写给任何朋友的赠诗都兼具书法的价值，因此，即便不以诗作所传达的交情论，董其昌的书迹本身在当时就是令人渴望的酬赠。由此可见董其昌对侯氏的重视，且双方关系匪浅。
因为没有任何后世藏家的印章或提拔等痕記，暂时也未查到相关文献资料记载，这幅作品几百年间的流传经过不得而知。似乎在漫长的光阴流转中，幽幽暗暗，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所幸兜兜转转中，因缘际会来到了贵州省博物馆。档案资料显示这件作品是博物馆前辈陈恒安先生于1961年向贵州一名叫李循的人士收购，一直妥善保管在文物库房，出于对珍贵纸质文物的保护，鲜有出展。
康熙皇帝曾评价董其昌的字：“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精确地概括了董其昌的书风。《赠侯侍诗行书横幅》一如其书风古淡潇洒，行距空阔疏荡，笔墨在黑白互补与篇章结构中相得益彰，一种不经意而为的形态，实际上却包含着其全部内力的匠心独运。
趁着春风微微，伴着幽幽花香，一起来贵州省博物馆体验大师空灵淡雅的艺术之美吧！
贵州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历史贵州单元，近期新展出了一幅重量级书法文物，出自明朝一代书画宗师董其昌之手，经考证，它竟然和一段贵州土司叛乱的历史有因果联系。从诗题推知这幅书法作品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这一年，贵州水西宣抚司土司安邦彦起兵响应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明，自称“罗甸大王”，率十万叛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军情紧急。董其昌一位叫侯恂的朋友临危受命，被授贵州巡按，监察并参与平定安邦彦叛乱的军事行动，以解贵州之围。这件作品便是董其昌于侯恂赴黔前夕所写，以作送别之物。
一代宗师养成记
董其昌，生于1555年，
卒于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万历十六年进士，曾仕翰林院编修、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宗师。
绘画方面，他融会贯通，以禅入画，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论，创中国文人画高峰。书法方面，他突破赵孟頫与文征明书风的笼罩，集前人之大成，又自成一家，是晚明书坛领袖。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等书论和画论留世。
早年的董其昌对书法并不在行，甚至是其“短板”。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自述其学书经历：“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受此事刺激，董其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董其昌初学唐朝颜真卿的书法，后又改学钟繇、王羲之的技法，十余年后功力大增。据《松汇志》记述，“少好书画，临真迹，至忘寝食。中年悟人微际遂自成名家。行楷之妙，胜绝一代。”正是董其昌的勤奋进取、超越前人的精神和勇气，使得他超越古人终成一代宗师，中晚期就已“造请无虚日，尺素短笔，争购宝之”。到了清朝，康熙偏爱董其昌书法，认为其书法“天姿迥异”“非诸家所能及也”，常将董其昌书法列于座右，晨夕观赏，亲手临摹。雍正的书法也是从学董其昌入手。乾隆年间，董其昌流美端庄的书风仍为书学正脉。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纵25.7厘米，横175.5 厘米，纸本，通篇为董作七律，两首，二十三行，款三行，起首处有一方印已模糊难辨，款后钤“宗伯学士”“董其昌”白文印，诗题和内容都表明它是为送别侯恂赴黔之行而作：
“夜郎氛祲未全消，使者单车万里遥。自昔长缨曾请借，即今铜柱拟重标。阴符圯上书三卷，令甲明廷诏六条。
圣主宵衣睠南顾，舞干何日罢征苗？绣衣持斧拥裢旄，戎马间关气益豪。报国肯回王子驭，酬知频拭吕虔刀。皂囊弹事风霜笔，羽扇谈兵虎豹韬。行矣捷书宜早奏，汉家麟阁五云高。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二首。董其昌。”
受书人侯六真，名恂，字若谷，号六真，晚号清壑老人、南园老人，河南商丘人。其子就是明末清初散文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就是孔尚任《桃花扇》戏剧中李香君爱情故事的男主角。商丘侯氏为名门望族，家世显赫，晚明的侯家不仅在政治上官居要职，而且在天启年间魏忠贤党羽猖獗横行的情势中，始终保持刚正不阿的门风。据考，董其昌与侯家的关系，缘于他与侯恂父亲侯执蒲的堂兄侯执躬同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已丑科进士，有同年之谊。董其昌曾应侯恂父亲侯执蒲所请，为逝世的侯瑀（侯执躬父亲）撰写过《侯太公墓表》，后收录在《容台诗集》里。
作《赠侯侍诗行书横幅》这年，董其昌已六十八岁高龄，刚度过二十年之久的乡里蛰居岁月进京就职仅半年，此时正是他书画艺术名声震扬朝野及海内外的高峰时期。以诗文或书画为临别赠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由来已久的礼仪。作为伟大的书画家，董其昌写给任何朋友的赠诗都兼具书法的价值，因此，即便不以诗作所传达的交情论，董其昌的书迹本身在当时就是令人渴望的酬赠。由此可见董其昌对侯氏的重视，且双方关系匪浅。
因为没有任何后世藏家的印章或提拔等痕記，暂时也未查到相关文献资料记载，这幅作品几百年间的流传经过不得而知。似乎在漫长的光阴流转中，幽幽暗暗，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所幸兜兜转转中，因缘际会来到了贵州省博物馆。档案资料显示这件作品是博物馆前辈陈恒安先生于1961年向贵州一名叫李循的人士收购，一直妥善保管在文物库房，出于对珍贵纸质文物的保护，鲜有出展。
康熙皇帝曾评价董其昌的字：“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精确地概括了董其昌的书风。《赠侯侍诗行书横幅》一如其书风古淡潇洒，行距空阔疏荡，笔墨在黑白互补与篇章结构中相得益彰，一种不经意而为的形态，实际上却包含着其全部内力的匠心独运。
趁着春风微微，伴着幽幽花香，一起来贵州省博物馆体验大师空灵淡雅的艺术之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