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传播贵州省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晚晴》与贵州省博物馆联合打造“档案”专栏,传承文化之美,共享文化之乐。
贵州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历史贵州单元,近期新展出了一幅重量级书法文物,出自明朝一代书画宗师董其昌之手,经考证,它竟然和一段贵州土司叛乱的历史有因果联系。从诗题推知这幅书法作品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这一年,贵州水西宣抚司土司安邦彦起兵响应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明,自称“罗甸大王”,率十万叛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军情紧急。董其昌一位叫侯恂的朋友临危受命,被授贵州巡按,监察并参与平定安邦彦叛乱的军事行动,以解贵州之围。这件作品便是董其昌于侯恂赴黔前夕所写,以作送别之物。
一代宗师养成记
董其昌,生于1555年,
卒于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万历十六年进士,曾仕翰林院编修、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宗师。
绘画方面,他融会贯通,以禅入画,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论,创中国文人画高峰。书法方面,他突破赵孟頫与文征明书风的笼罩,集前人之大成,又自成一家,是晚明书坛领袖。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等书论和画论留世。
早年的董其昌对书法并不在行,甚至是其“短板”。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自述其学书经历:“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受此事刺激,董其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董其昌初学唐朝颜真卿的书法,后又改学钟繇、王羲之的技法,十余年后功力大增。据《松汇志》记述,“少好书画,临真迹,至忘寝食。中年悟人微际遂自成名家。行楷之妙,胜绝一代。”正是董其昌的勤奋进取、超越前人的精神和勇气,使得他超越古人终成一代宗师,中晚期就已“造请无虚日,尺素短笔,争购宝之”。到了清朝,康熙偏爱董其昌书法,认为其书法“天姿迥异”“非诸家所能及也”,常将董其昌书法列于座右,晨夕观赏,亲手临摹。雍正的书法也是从学董其昌入手。乾隆年间,董其昌流美端庄的书风仍为书学正脉。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纵25.7厘米,横175.5 厘米,纸本,通篇为董作七律,两首,二十三行,款三行,起首处有一方印已模糊难辨,款后钤“宗伯学士”“董其昌”白文印,诗题和内容都表明它是为送别侯恂赴黔之行而作:
“夜郎氛祲未全消,使者单车万里遥。自昔长缨曾请借,即今铜柱拟重标。阴符圯上书三卷,令甲明廷诏六条。
圣主宵衣睠南顾,舞干何日罢征苗?绣衣持斧拥裢旄,戎马间关气益豪。报国肯回王子驭,酬知频拭吕虔刀。皂囊弹事风霜笔,羽扇谈兵虎豹韬。行矣捷书宜早奏,汉家麟阁五云高。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二首。董其昌。”
受书人侯六真,名恂,字若谷,号六真,晚号清壑老人、南园老人,河南商丘人。其子就是明末清初散文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就是孔尚任《桃花扇》戏剧中李香君爱情故事的男主角。商丘侯氏为名门望族,家世显赫,晚明的侯家不仅在政治上官居要职,而且在天启年间魏忠贤党羽猖獗横行的情势中,始终保持刚正不阿的门风。据考,董其昌与侯家的关系,缘于他与侯恂父亲侯执蒲的堂兄侯执躬同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已丑科进士,有同年之谊。董其昌曾应侯恂父亲侯执蒲所请,为逝世的侯瑀(侯执躬父亲)撰写过《侯太公墓表》,后收录在《容台诗集》里。
作《赠侯侍诗行书横幅》这年,董其昌已六十八岁高龄,刚度过二十年之久的乡里蛰居岁月进京就职仅半年,此时正是他书画艺术名声震扬朝野及海内外的高峰时期。以诗文或书画为临别赠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由来已久的礼仪。作为伟大的书画家,董其昌写给任何朋友的赠诗都兼具书法的价值,因此,即便不以诗作所传达的交情论,董其昌的书迹本身在当时就是令人渴望的酬赠。由此可见董其昌对侯氏的重视,且双方关系匪浅。
因为没有任何后世藏家的印章或提拔等痕記,暂时也未查到相关文献资料记载,这幅作品几百年间的流传经过不得而知。似乎在漫长的光阴流转中,幽幽暗暗,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所幸兜兜转转中,因缘际会来到了贵州省博物馆。档案资料显示这件作品是博物馆前辈陈恒安先生于1961年向贵州一名叫李循的人士收购,一直妥善保管在文物库房,出于对珍贵纸质文物的保护,鲜有出展。
康熙皇帝曾评价董其昌的字:“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精确地概括了董其昌的书风。《赠侯侍诗行书横幅》一如其书风古淡潇洒,行距空阔疏荡,笔墨在黑白互补与篇章结构中相得益彰,一种不经意而为的形态,实际上却包含着其全部内力的匠心独运。
趁着春风微微,伴着幽幽花香,一起来贵州省博物馆体验大师空灵淡雅的艺术之美吧!
贵州省博物馆基本陈列历史贵州单元,近期新展出了一幅重量级书法文物,出自明朝一代书画宗师董其昌之手,经考证,它竟然和一段贵州土司叛乱的历史有因果联系。从诗题推知这幅书法作品作于天启二年(1622年),这一年,贵州水西宣抚司土司安邦彦起兵响应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明,自称“罗甸大王”,率十万叛军进围黔中首府贵阳,军情紧急。董其昌一位叫侯恂的朋友临危受命,被授贵州巡按,监察并参与平定安邦彦叛乱的军事行动,以解贵州之围。这件作品便是董其昌于侯恂赴黔前夕所写,以作送别之物。
一代宗师养成记
董其昌,生于1555年,
卒于1637年,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万历十六年进士,曾仕翰林院编修、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等。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宗师。
绘画方面,他融会贯通,以禅入画,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论,创中国文人画高峰。书法方面,他突破赵孟頫与文征明书风的笼罩,集前人之大成,又自成一家,是晚明书坛领袖。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等书论和画论留世。
早年的董其昌对书法并不在行,甚至是其“短板”。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自述其学书经历:“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伯长,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受此事刺激,董其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董其昌初学唐朝颜真卿的书法,后又改学钟繇、王羲之的技法,十余年后功力大增。据《松汇志》记述,“少好书画,临真迹,至忘寝食。中年悟人微际遂自成名家。行楷之妙,胜绝一代。”正是董其昌的勤奋进取、超越前人的精神和勇气,使得他超越古人终成一代宗师,中晚期就已“造请无虚日,尺素短笔,争购宝之”。到了清朝,康熙偏爱董其昌书法,认为其书法“天姿迥异”“非诸家所能及也”,常将董其昌书法列于座右,晨夕观赏,亲手临摹。雍正的书法也是从学董其昌入手。乾隆年间,董其昌流美端庄的书风仍为书学正脉。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赠侯侍诗行书横幅》,
纵25.7厘米,横175.5 厘米,纸本,通篇为董作七律,两首,二十三行,款三行,起首处有一方印已模糊难辨,款后钤“宗伯学士”“董其昌”白文印,诗题和内容都表明它是为送别侯恂赴黔之行而作:
“夜郎氛祲未全消,使者单车万里遥。自昔长缨曾请借,即今铜柱拟重标。阴符圯上书三卷,令甲明廷诏六条。
圣主宵衣睠南顾,舞干何日罢征苗?绣衣持斧拥裢旄,戎马间关气益豪。报国肯回王子驭,酬知频拭吕虔刀。皂囊弹事风霜笔,羽扇谈兵虎豹韬。行矣捷书宜早奏,汉家麟阁五云高。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二首。董其昌。”
受书人侯六真,名恂,字若谷,号六真,晚号清壑老人、南园老人,河南商丘人。其子就是明末清初散文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就是孔尚任《桃花扇》戏剧中李香君爱情故事的男主角。商丘侯氏为名门望族,家世显赫,晚明的侯家不仅在政治上官居要职,而且在天启年间魏忠贤党羽猖獗横行的情势中,始终保持刚正不阿的门风。据考,董其昌与侯家的关系,缘于他与侯恂父亲侯执蒲的堂兄侯执躬同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已丑科进士,有同年之谊。董其昌曾应侯恂父亲侯执蒲所请,为逝世的侯瑀(侯执躬父亲)撰写过《侯太公墓表》,后收录在《容台诗集》里。
作《赠侯侍诗行书横幅》这年,董其昌已六十八岁高龄,刚度过二十年之久的乡里蛰居岁月进京就职仅半年,此时正是他书画艺术名声震扬朝野及海内外的高峰时期。以诗文或书画为临别赠物,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由来已久的礼仪。作为伟大的书画家,董其昌写给任何朋友的赠诗都兼具书法的价值,因此,即便不以诗作所传达的交情论,董其昌的书迹本身在当时就是令人渴望的酬赠。由此可见董其昌对侯氏的重视,且双方关系匪浅。
因为没有任何后世藏家的印章或提拔等痕記,暂时也未查到相关文献资料记载,这幅作品几百年间的流传经过不得而知。似乎在漫长的光阴流转中,幽幽暗暗,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所幸兜兜转转中,因缘际会来到了贵州省博物馆。档案资料显示这件作品是博物馆前辈陈恒安先生于1961年向贵州一名叫李循的人士收购,一直妥善保管在文物库房,出于对珍贵纸质文物的保护,鲜有出展。
康熙皇帝曾评价董其昌的字:“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精确地概括了董其昌的书风。《赠侯侍诗行书横幅》一如其书风古淡潇洒,行距空阔疏荡,笔墨在黑白互补与篇章结构中相得益彰,一种不经意而为的形态,实际上却包含着其全部内力的匠心独运。
趁着春风微微,伴着幽幽花香,一起来贵州省博物馆体验大师空灵淡雅的艺术之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