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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直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法则，各类文献中关于保护环境的相关记载不绝于书。
历史悠久的环保意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直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法则，各类文献中关于保护环境的相关记载不绝于书。《尚书·吕刑》有“禹平治水土”的记载，《尚书·吕刑》作于周穆王之时，距今已将近3000年，可见当时对水土保持的观念已相当明确。
商周时期已设有专门对山川河泽进行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在周代，大司徒是六卿之一，掌管农林渔牧。负责山川林泽的机构叫做“虞”和“衡”，其中，虞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监督机构，衡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执行机构，为了配合虞衡实施职责，还制定有一定的惩罚法令。另外，掌管狩猎的机构叫做“迹人”，凡打猎者均受命于它。
周文王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周礼·地官》中规定，不植树的庶民，死后都不许用椁，偷盗树木的庶民，都会受到刑罚。此外，周代还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这些政令虽然严苛，但都体现了中国古人朴素的环保意识。
春秋时代，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他的施政方针中，亦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管仲认为 “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对山林草木的认识与保护，相当深切而积极。
公元前526年，郑国因久旱不雨，乃派遣官员到桑山祁雨，本应历植林木，结果反而滥砍树木，此一举动即刻受到了惩罚。
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两座战国到秦代的古墓，在出土的大量秦简中，发现了一部《田律》。在这部环境保护法中，不但有保护植物林木、鸟兽鱼鳖的具体规定，还有让水道不堵塞的严格措施。《田律》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即规定不可进入山林砍伐树木，不可堵塞林间孔道，不可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可捕捉幼兽、幼鸟或取鸟卵，不可张设诱捕鸟兽的陷阱等。对于当时来说，这已是相当完备的一部“环保法”了。
古代城市的环境治理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密集地区的活动导致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古代中国，人们很早就注意了这些问题，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
从考古发掘来看，考古工作者在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灰坑（即垃圾坑）。这些灰坑有的利用天然的坑穴，有的则由人工挖掘而成，里面堆积着大量的废弃物或焚烧后的灰烬。这说明古人多以填埋、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使其尽量远离人们的居住环境，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另外，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睢阳平粮台龙山文化时代城址中，还考古发现了埋于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
成书于西汉的《泛胜之书》中记载：“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由此可见，早在商朝，老百姓就已经知道把粪便这种特殊的垃圾倒入田中来施肥浇田。为了积肥，那时的人们开始建有厕所，并对家畜进行舍饲。
据《周礼》记载，周代还设有专门的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包括“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通“涤”，是“清扫”的意思，“狼”则是“道路狼藉”的意思。因此“條狼氏”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清扫道路上的垃圾。《周礼》中还记载：“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井匽”一说是路厕，一说为排除污水秽物的设施，无论是哪种说法，都说明周代不仅有公共环境管理人员，也有公共卫生设施。
到了汉朝，“圂”作为一种新兴的厕所被发明出来。《说文解字》记载：“圂，厕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圂上面是厕所，下面是一个猪圈，人们在上面方便后，排泄物落到下面的猪圈中供猪食用。《汉书》中“厕中群豕出，坏大宫灶”的记载，说明汉朝的厕所中已经养着大群的猪了，做到了垃圾的循环再利用。
唐朝为了处理垃圾问题，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唐律疏议》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在街道上随便扔垃圾，会被处罚六十大板，倒水则不受惩罚。
针对环境卫生问题，唐朝还有完善的垃圾处理流程，城市设立有垃圾的指定倾倒位置，为此，还出现了专门以回收垃圾、处理粪便为职业的人，还有人因此走向发家致富之路。《太平广记》就有这样的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
到了宋朝，已出现“垃圾”一词。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写道：“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在当时的都城，打扫街道、清运垃圾，都由政府差人来负责。粪便因为可以用作肥料，是由私人经营的，但政府亦行监管之职。《梦粱录》中还讲道：“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专门挨家挨户收“马桶”的人叫“倾脚头”，这些人为了争夺倒马桶的地盘，竟然要闹到官府去诉讼。
古人变废为宝的智慧
自古以来书写材料多用竹简和缣帛，但是简重而缣贵，使用起来不方便也不便宜。《后汉书》蔡伦传中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纸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纸的前身是树皮、麻头、破布以及渔网这类人们弃之不用的废料。蔡伦造纸，变废为宝，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纸类似的还有墨。据明代朱常淓《述古书法纂》考究：“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由此可见，“文房四宝”之一的墨的前身，乃是不受待见的煤烟。苏东坡在《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见饷各长寸许戏作小诗》中写道：“书窗拾轻煤，佛帐扫余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这首诗既道出了掃烟制墨的艰辛，又将光润的墨比作玉，可见煤烟的华丽转身也是东坡先生所宝爱。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有用石油烟制墨的记载。鄜延境内有石油，“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从沈括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他勇于尝试的品格，还可以看出他变废为宝的冲动。
东晋的陶侃厉行俭约，其变废为宝的故事历来传为美谈。据《晋书》记载：“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令人把造船剩下的木屑竹头收藏起来，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意。后来一次新春朝会，恰逢雪后初晴，大厅前的雪化了，地面却很潮湿，陶侃便叫人把木屑拿来铺在地上，解决了行路不便的问题。等到桓温伐蜀时，一时找不到竹钉装船，又是陶侃收藏的竹头解了燃眉之急，发挥了军事作用。（来源：《光明日报》《北京晚报》）
历史悠久的环保意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直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法则，各类文献中关于保护环境的相关记载不绝于书。《尚书·吕刑》有“禹平治水土”的记载，《尚书·吕刑》作于周穆王之时，距今已将近3000年，可见当时对水土保持的观念已相当明确。
商周时期已设有专门对山川河泽进行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在周代，大司徒是六卿之一，掌管农林渔牧。负责山川林泽的机构叫做“虞”和“衡”，其中，虞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监督机构，衡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执行机构，为了配合虞衡实施职责，还制定有一定的惩罚法令。另外，掌管狩猎的机构叫做“迹人”，凡打猎者均受命于它。
周文王时期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周礼·地官》中规定，不植树的庶民，死后都不许用椁，偷盗树木的庶民，都会受到刑罚。此外，周代还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这些政令虽然严苛，但都体现了中国古人朴素的环保意识。
春秋时代，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他的施政方针中，亦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管仲认为 “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对山林草木的认识与保护，相当深切而积极。
公元前526年，郑国因久旱不雨，乃派遣官员到桑山祁雨，本应历植林木，结果反而滥砍树木，此一举动即刻受到了惩罚。
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两座战国到秦代的古墓，在出土的大量秦简中，发现了一部《田律》。在这部环境保护法中，不但有保护植物林木、鸟兽鱼鳖的具体规定，还有让水道不堵塞的严格措施。《田律》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即规定不可进入山林砍伐树木，不可堵塞林间孔道，不可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可捕捉幼兽、幼鸟或取鸟卵，不可张设诱捕鸟兽的陷阱等。对于当时来说，这已是相当完备的一部“环保法”了。
古代城市的环境治理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密集地区的活动导致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古代中国，人们很早就注意了这些问题，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治理。
从考古发掘来看，考古工作者在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灰坑（即垃圾坑）。这些灰坑有的利用天然的坑穴，有的则由人工挖掘而成，里面堆积着大量的废弃物或焚烧后的灰烬。这说明古人多以填埋、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使其尽量远离人们的居住环境，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另外，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睢阳平粮台龙山文化时代城址中，还考古发现了埋于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
成书于西汉的《泛胜之书》中记载：“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由此可见，早在商朝，老百姓就已经知道把粪便这种特殊的垃圾倒入田中来施肥浇田。为了积肥，那时的人们开始建有厕所，并对家畜进行舍饲。
据《周礼》记载，周代还设有专门的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包括“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通“涤”，是“清扫”的意思，“狼”则是“道路狼藉”的意思。因此“條狼氏”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清扫道路上的垃圾。《周礼》中还记载：“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井匽”一说是路厕，一说为排除污水秽物的设施，无论是哪种说法，都说明周代不仅有公共环境管理人员，也有公共卫生设施。
到了汉朝，“圂”作为一种新兴的厕所被发明出来。《说文解字》记载：“圂，厕也，从囗，象豕在囗中也。”圂上面是厕所，下面是一个猪圈，人们在上面方便后，排泄物落到下面的猪圈中供猪食用。《汉书》中“厕中群豕出，坏大宫灶”的记载，说明汉朝的厕所中已经养着大群的猪了，做到了垃圾的循环再利用。
唐朝为了处理垃圾问题，国家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唐律疏议》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在街道上随便扔垃圾，会被处罚六十大板，倒水则不受惩罚。
针对环境卫生问题，唐朝还有完善的垃圾处理流程，城市设立有垃圾的指定倾倒位置，为此，还出现了专门以回收垃圾、处理粪便为职业的人，还有人因此走向发家致富之路。《太平广记》就有这样的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
到了宋朝，已出现“垃圾”一词。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写道：“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在当时的都城，打扫街道、清运垃圾，都由政府差人来负责。粪便因为可以用作肥料，是由私人经营的，但政府亦行监管之职。《梦粱录》中还讲道：“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专门挨家挨户收“马桶”的人叫“倾脚头”，这些人为了争夺倒马桶的地盘，竟然要闹到官府去诉讼。
古人变废为宝的智慧
自古以来书写材料多用竹简和缣帛，但是简重而缣贵，使用起来不方便也不便宜。《后汉书》蔡伦传中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纸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纸的前身是树皮、麻头、破布以及渔网这类人们弃之不用的废料。蔡伦造纸，变废为宝，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纸类似的还有墨。据明代朱常淓《述古书法纂》考究：“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由此可见，“文房四宝”之一的墨的前身，乃是不受待见的煤烟。苏东坡在《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见饷各长寸许戏作小诗》中写道：“书窗拾轻煤，佛帐扫余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这首诗既道出了掃烟制墨的艰辛，又将光润的墨比作玉，可见煤烟的华丽转身也是东坡先生所宝爱。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有用石油烟制墨的记载。鄜延境内有石油，“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从沈括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他勇于尝试的品格，还可以看出他变废为宝的冲动。
东晋的陶侃厉行俭约，其变废为宝的故事历来传为美谈。据《晋书》记载：“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令人把造船剩下的木屑竹头收藏起来，当时人们都不解其意。后来一次新春朝会，恰逢雪后初晴，大厅前的雪化了，地面却很潮湿，陶侃便叫人把木屑拿来铺在地上，解决了行路不便的问题。等到桓温伐蜀时，一时找不到竹钉装船，又是陶侃收藏的竹头解了燃眉之急，发挥了军事作用。（来源：《光明日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