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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与教学领域，“课堂评价”可以说是一块硬骨头，而我们，一所普普通通的小学，一所2009年成立的新学校，一群平均年龄才27岁的老师，却一直在啃这块硬骨头，在华东师大崔允漷教授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啃了近四年，终于，啃出了一些名堂：《中小学管理》杂志在2013年第1期为我们推出了10个页码的专题文章“教-学-评一致性的实践探索”；《江苏教育》（小学教学版）2013年第6期也用10个页码推出我们的研究成果“基于学习视角的课堂评价信息”。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些“做出来”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来自于教师在课堂实践与课程理论之间反复穿梭中的琢磨，在没有“做”之前，我们一个句子都写不出来！——为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新校集中推出这样规模的成果，对于这两本具有相当影响的杂志来说也是鲜见；在半年之内连续发布这样的成果，这些成果又出自这样年轻的老师们的手，也许这样的学校也不多见。
那么我们就安安分分躺在这些成果慢行？——不，我们并没有停留于此。最近，学校举办“第七届成长课堂研讨会”，我们又把主题锁定在“课堂评价任务的设计与运用”——“课堂评价任务”，这可是硬骨头中间的硬骨头。
难怪，有一位教研员朋友在点评的时候这样说：张校长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话说得雅，其实他想说的是：张菊荣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
于是，我在想：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吗？
想了半天，我觉得有些似是而非，也许事实上，我是一个既极安分又颇不安分的矛盾体。
2009年6月，来到汾湖实小工作，本身就说明了这种矛盾。
其时，我在我们吴江市府所在地松陵城区的一所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我是2008年来到这里的，从市教育局教科室副主任岗位上来到这里担任党支部书记，我原本可以十分舒适的，安安分分地做好党务工作，再加上分管一点德育工作之类的，过一种毫无挑战性的隐居般的悠闲生活。可是，我终究不是个安分的家伙，因为我们搭班的朱校长也非常希望学校能够有新的活力，于是，我就配合朱校长开始了学校改革的“小动作”——说我不安分吧，我又是个十分安分的人，因为我从来就不大相信学校改革可以依靠“大动作”一蹴而就——我们提出了“小步子、小团队、小成果”的“三小”思路，我们开始构建“教育沙龙”，开始“细水长流读专著”的工程，开始建设深度的教研活动，开始提出“教师发展年”的一系列构想……短短一年的时间，学校焕发出来的活力吸引了区域内的诸多眼光，而我，一个党支部书记，竟也发表了《学校发展的“十大关系”》、《发展是“发展中学校”的唯一出路》等10篇教育文章，展开关于学校发展的思考。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决没有掠人之美的意思，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深深地怀念与朱校长相濡以沫的那一年，以及他兄长般的关爱；一直深深地感谢老师们，是他们不断用他们的努力帮助我建立了信念：坚信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欲望，以至于后来，我把这种信念带到了汾湖实小。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只是为了证明：只要条件允许，我会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比如在松陵城区的那所学校，在朱校长与同事们的支持下，我没有成为一个安分的书记！
但我又是那样的安分，所以当2009年6月，汾湖开发区邀请我去那里参与汾湖实小的创办之时，我又是那样的纠结，我似乎更愿意安分于一隅而不愿意挪动，我，不是一个最安分的家伙吗？
再往前推溯，我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我是2002年8月离开了我工作16年的乡镇小学来到市教科室工作的。而在此之前，我又自己放弃了几次“进城”做教研员、教科员的机会，甚至有一年，教育局都通知谈话了，我也礼节性地去“赴谈”了，但谈的结果，是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学校，而宁愿待在那所农村中心小学与那里的领导、同事与孩子们厮守，研究陶行知思想，研究作文教学，并在业余，自得其乐地写作一批一批的小随笔，虽然成果不大，却也坐井观天似的每有收获。
2002年我到了市教科室之后，我也是安安分分地在那里做好自己的工作，似乎不想再离开这里。但同时，又显示出我不安分的一面来——也许，我的不安分就在于我不愿意过一种平庸的生活，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而我的安分可能就在于我的不急躁，我不太相信“速成”的东西，我相信速来的东西也会很容易速去；我也不太迷恋外在的“桂冠”，我相信所有的“桂冠”并不能带来内心真正的强大。——在相关领导的指导与支持下，我在我市中小学开始探索“课堂观察”的理念与实践。关于“课堂观察”的研究，搅动了我们的很多神经，而我，以巨大的精力沉浸其中，实践，思考，总结，再实践——这个过程也体现了我的“不安分”，其实，我只要安安分分地编好杂志、组织好活动、参加好会议，大体上也就可以过日子了，何苦整天跑到老师们的课堂里去呢？何苦在每个晚上发表那些博客呢——我后来统计了一下，关于我市开展课堂观察的情况，我原原本本的记述大约有30万字，此时，我真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我因此获得了不少的收获：在很多的刊物发表了关于课堂观察的研究论文，而发表在《中国教育学刊》的8千余字的论文《课堂观察的基本理念与初步实践》，也许能够代表我们其时获得的高度，这篇文章也催生了后来我与沈正元副局长应出版社之约合作主编的17册《观课议课的问题诊断》（东北师大出版社），课堂观察也终于成为了吴江区域教育科研的一个亮点。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也决无掠人之美的意思。课堂观察成为吴江教育的亮点，是吴江教育人上上下下共同奋斗的成果，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是受益最多的一分子。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说明我“安分又不安分”的特征。
我的在反复犹豫之后决定来到汾湖实小，也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性格。我的犹豫，是因为我的安分；我的心动，是因为我的不安分。——汾湖开发区的领导们动员我去那里，是去开始一种叫做“创业”的事业：那是一所全新的学校。而正是因此，终于还是让我心中的“不安分”战胜了“安分”。
在汾湖实小的足足四年中，我所做的事情，总是在体现着安分中的不安分——我一到那里，就全身心地投入，就安安分分地做校长，心无旁骛，我似乎还没有空余的精力去考虑名啊利啊的那些东西，我既没有成为特级教师的梦想，也没有成为劳动模范的宏愿，更没有升官发财的奢望，或许，这就是我的安分与“没出息”？ 但我又像一个颇不安分的人一样地努力着，像一个真正的劳动模范一样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像一个真正的研究人员一样深度地思考教育、琢磨问题，像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一样去鼓动人，与我的同事们一起登高望远，规划愿景，仰望星空，而又脚踏实地。我总是不愿意“重复”，不愿意过一种让今天与昨天“相似”、让今年与去年“相仿”的生活，我总是处于“求变”、“求新”从而“求进”的思考与实践之中。没有人要求我们每人去“写书”，我们却用四年时间写出了近200本“土书”，这些土书里，藏着学校创业者们的豪情与智慧；没有人要求我们举办“课堂研究节”，我们却每个学期举办“成长课堂研讨会”；没有人要求我们围绕核心不断刷新研究主题，我们却在每一次“成长课堂研讨会”主题研究的新成果；六一儿童节，大家都把孩子们集中在一起，观看一台“精彩表演”，可我们偏偏“分流”举办“天天儿童节”，不求节目的精致，但求孩子们的参与……我们总是不肯随波逐流地过日子，我们总是有些不安分。
有时候，我更像一个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苦苦耕耘，等待着庄稼慢慢地生长。偶然有时候，我也会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像更多的人一样，不要去这样投入，不要去那样辛苦？我何苦呢？从2009年6月到汾湖实小至今的四年中，我写下了近190万字的思考，发表了40多篇教育文章——而做这些，我不会多拿到一分钱的奖金，也不是为了评什么称号积累，我真是何苦呢？——但是，谁让我总是不能“安分”一点呢？总是会有想法，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思考得更明白一些，总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让我们的学校更美好一些，离真正的教育更近一些，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好奇，诸如此类的“好奇”常常占据着我的心：学校文化建设究竟规律何在？学生学习成功的奥妙是什么？教师成长的动力在哪里？……在形而下的实践中，总是纠结于这些形而上的思考，总是会被这些基于学校现场又充满哲学味道的问题“迷”住，我的心又怎么安分得起来呢？
如果有人不理解我，我只好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或许是我命该如此：在应该安分的地方不肯安分，而在不该安分的地方偏又是那样的安安分分？
果真如此，我就认命——我知道在儒家哲学中，“命”就是境界，就是规律，就是人们对自身使命的认识，就是人类对宇宙规律的认同。这个境界我也许永远进入不了，但我现在，必得继续地，去安分我的安分，不安分我的不安分！——安分是我坚定的守候，不安分是我热烈的追求。我的安分是丰富的，它来自我的不安分；我的不安分是淡定的，它的背后依然是安分，我终究是一个既极安分又颇不安分的矛盾体。
（作者系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校长）
那么我们就安安分分躺在这些成果慢行？——不，我们并没有停留于此。最近，学校举办“第七届成长课堂研讨会”，我们又把主题锁定在“课堂评价任务的设计与运用”——“课堂评价任务”，这可是硬骨头中间的硬骨头。
难怪，有一位教研员朋友在点评的时候这样说：张校长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话说得雅，其实他想说的是：张菊荣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
于是，我在想：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吗？
想了半天，我觉得有些似是而非，也许事实上，我是一个既极安分又颇不安分的矛盾体。
2009年6月，来到汾湖实小工作，本身就说明了这种矛盾。
其时，我在我们吴江市府所在地松陵城区的一所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我是2008年来到这里的，从市教育局教科室副主任岗位上来到这里担任党支部书记，我原本可以十分舒适的，安安分分地做好党务工作，再加上分管一点德育工作之类的，过一种毫无挑战性的隐居般的悠闲生活。可是，我终究不是个安分的家伙，因为我们搭班的朱校长也非常希望学校能够有新的活力，于是，我就配合朱校长开始了学校改革的“小动作”——说我不安分吧，我又是个十分安分的人，因为我从来就不大相信学校改革可以依靠“大动作”一蹴而就——我们提出了“小步子、小团队、小成果”的“三小”思路，我们开始构建“教育沙龙”，开始“细水长流读专著”的工程，开始建设深度的教研活动，开始提出“教师发展年”的一系列构想……短短一年的时间，学校焕发出来的活力吸引了区域内的诸多眼光，而我，一个党支部书记，竟也发表了《学校发展的“十大关系”》、《发展是“发展中学校”的唯一出路》等10篇教育文章，展开关于学校发展的思考。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决没有掠人之美的意思，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深深地怀念与朱校长相濡以沫的那一年，以及他兄长般的关爱；一直深深地感谢老师们，是他们不断用他们的努力帮助我建立了信念：坚信每一个人都有成长的欲望，以至于后来，我把这种信念带到了汾湖实小。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只是为了证明：只要条件允许，我会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比如在松陵城区的那所学校，在朱校长与同事们的支持下，我没有成为一个安分的书记！
但我又是那样的安分，所以当2009年6月，汾湖开发区邀请我去那里参与汾湖实小的创办之时，我又是那样的纠结，我似乎更愿意安分于一隅而不愿意挪动，我，不是一个最安分的家伙吗？
再往前推溯，我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我是2002年8月离开了我工作16年的乡镇小学来到市教科室工作的。而在此之前，我又自己放弃了几次“进城”做教研员、教科员的机会，甚至有一年，教育局都通知谈话了，我也礼节性地去“赴谈”了，但谈的结果，是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学校，而宁愿待在那所农村中心小学与那里的领导、同事与孩子们厮守，研究陶行知思想，研究作文教学，并在业余，自得其乐地写作一批一批的小随笔，虽然成果不大，却也坐井观天似的每有收获。
2002年我到了市教科室之后，我也是安安分分地在那里做好自己的工作，似乎不想再离开这里。但同时，又显示出我不安分的一面来——也许，我的不安分就在于我不愿意过一种平庸的生活，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而我的安分可能就在于我的不急躁，我不太相信“速成”的东西，我相信速来的东西也会很容易速去；我也不太迷恋外在的“桂冠”，我相信所有的“桂冠”并不能带来内心真正的强大。——在相关领导的指导与支持下，我在我市中小学开始探索“课堂观察”的理念与实践。关于“课堂观察”的研究，搅动了我们的很多神经，而我，以巨大的精力沉浸其中，实践，思考，总结，再实践——这个过程也体现了我的“不安分”，其实，我只要安安分分地编好杂志、组织好活动、参加好会议，大体上也就可以过日子了，何苦整天跑到老师们的课堂里去呢？何苦在每个晚上发表那些博客呢——我后来统计了一下，关于我市开展课堂观察的情况，我原原本本的记述大约有30万字，此时，我真像是一个忠实的记录员。——我因此获得了不少的收获：在很多的刊物发表了关于课堂观察的研究论文，而发表在《中国教育学刊》的8千余字的论文《课堂观察的基本理念与初步实践》，也许能够代表我们其时获得的高度，这篇文章也催生了后来我与沈正元副局长应出版社之约合作主编的17册《观课议课的问题诊断》（东北师大出版社），课堂观察也终于成为了吴江区域教育科研的一个亮点。
——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也决无掠人之美的意思。课堂观察成为吴江教育的亮点，是吴江教育人上上下下共同奋斗的成果，而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是受益最多的一分子。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说明我“安分又不安分”的特征。
我的在反复犹豫之后决定来到汾湖实小，也是因为这种矛盾的性格。我的犹豫，是因为我的安分；我的心动，是因为我的不安分。——汾湖开发区的领导们动员我去那里，是去开始一种叫做“创业”的事业：那是一所全新的学校。而正是因此，终于还是让我心中的“不安分”战胜了“安分”。
在汾湖实小的足足四年中，我所做的事情，总是在体现着安分中的不安分——我一到那里，就全身心地投入，就安安分分地做校长，心无旁骛，我似乎还没有空余的精力去考虑名啊利啊的那些东西，我既没有成为特级教师的梦想，也没有成为劳动模范的宏愿，更没有升官发财的奢望，或许，这就是我的安分与“没出息”？ 但我又像一个颇不安分的人一样地努力着，像一个真正的劳动模范一样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像一个真正的研究人员一样深度地思考教育、琢磨问题，像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一样去鼓动人，与我的同事们一起登高望远，规划愿景，仰望星空，而又脚踏实地。我总是不愿意“重复”，不愿意过一种让今天与昨天“相似”、让今年与去年“相仿”的生活，我总是处于“求变”、“求新”从而“求进”的思考与实践之中。没有人要求我们每人去“写书”，我们却用四年时间写出了近200本“土书”，这些土书里，藏着学校创业者们的豪情与智慧；没有人要求我们举办“课堂研究节”，我们却每个学期举办“成长课堂研讨会”；没有人要求我们围绕核心不断刷新研究主题，我们却在每一次“成长课堂研讨会”主题研究的新成果；六一儿童节，大家都把孩子们集中在一起，观看一台“精彩表演”，可我们偏偏“分流”举办“天天儿童节”，不求节目的精致，但求孩子们的参与……我们总是不肯随波逐流地过日子，我们总是有些不安分。
有时候，我更像一个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苦苦耕耘，等待着庄稼慢慢地生长。偶然有时候，我也会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像更多的人一样，不要去这样投入，不要去那样辛苦？我何苦呢？从2009年6月到汾湖实小至今的四年中，我写下了近190万字的思考，发表了40多篇教育文章——而做这些，我不会多拿到一分钱的奖金，也不是为了评什么称号积累，我真是何苦呢？——但是，谁让我总是不能“安分”一点呢？总是会有想法，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思考得更明白一些，总是希望自己的思考能够让我们的学校更美好一些，离真正的教育更近一些，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好奇，诸如此类的“好奇”常常占据着我的心：学校文化建设究竟规律何在？学生学习成功的奥妙是什么？教师成长的动力在哪里？……在形而下的实践中，总是纠结于这些形而上的思考，总是会被这些基于学校现场又充满哲学味道的问题“迷”住，我的心又怎么安分得起来呢？
如果有人不理解我，我只好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或许是我命该如此：在应该安分的地方不肯安分，而在不该安分的地方偏又是那样的安安分分？
果真如此，我就认命——我知道在儒家哲学中，“命”就是境界，就是规律，就是人们对自身使命的认识，就是人类对宇宙规律的认同。这个境界我也许永远进入不了，但我现在，必得继续地，去安分我的安分，不安分我的不安分！——安分是我坚定的守候，不安分是我热烈的追求。我的安分是丰富的，它来自我的不安分；我的不安分是淡定的，它的背后依然是安分，我终究是一个既极安分又颇不安分的矛盾体。
（作者系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小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