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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2018年第6期刊发了笔者的《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初战江南》一文，同年第12期“读者来信”栏目刊发了王辅一研究员的《对〈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初战江南〉史实的考证》（以下简称《考证》）。王辅一研究员既是革命前辈，也是新四军研究的资深专家，其意见不能不引起重视;《考证》对拙文点名提出批评意见，亦不能不作出回应。
《考证》认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4月派出的是“先遣队”而非“先遣支队”，并对“将‘先遣队’错为‘先遣支队’的原因”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关于新四军先遣支队与先遣队的不同称谓，笔者此前已有关注，如拙文第一段即原文引用了项英致陈毅信中的话：“先遣队的确起到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基础。”拙文之所以使用“先遣支队”这一规范名称，主要是考虑到与权威著作表述和学界主流观点相一致，并有相关历史文献作为依据。“先遣支队”“先遣队”两种提法并存虽然由来已久，但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和进行考证，研究者也只是偶有提及（如周再兴《韦岗战斗历史及展览研究》一文提到，“关于这支队伍的编制到底是先遣队还是先遣支队，还是存在争议”。参见《新四军与上海》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页）。以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考证的，只有王辅一研究员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的两篇成果：一是批评拙文的《考证》;二是《铁军》2016年第1期发表的《读者来信》（以下简称为《读者来信》）。这两封信内容大致相同，但《考证》似乎隐去了一些重要信息，有些表述也不如《读者来信》严谨（后文将会说明）。新四军先遣支队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考证》提出的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实则很有价值，笔者读后颇受教益，只是感到有些史料引用不尽准确，有些重要文献未予关注，有些分析判断难以成立。因此不揣浅陋，搜集相关材料草成此文，权作回应，敬请方家指正。
1938年4月以来，关于粟裕率领到江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的新四军先遣部队的名称，在历史文献和回忆史料中一直存在“先遣支队”和“先遣队”两种提法，即使同一当事人，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篇文献中，也有二说杂用的现象。据笔者考察，目前权威著作中，一般使用“先遣支队”的表述。比如：（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2）《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本书编写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83页）;（4）《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军事历史卷”，虽然没有专门条目，但在“新四军”“新四军第1支队”“新四军第2支队”“韦岗战斗”等相关条目下，均称“先遣支队”;（5）《新四军战史》（本书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6）《中国抗日战争史（修订版）》中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7）《粟裕傳》和《粟裕年谱》（均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此外，《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王辅一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项英传》（王辅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新四军简史》（王辅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等也称“先遣支队”，但如《考证》中所说，王辅一著《项英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已改称“先遣队”。可见，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一般都使用“先遣支队”的名称。许多论著在涉及原文为“先遣队”时，也通常在注释中说明其系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
刊登于本刊2018年第12期的“读者来信”
《考证》指出，其作者2004年在参加南京军区军史馆筹建时曾对此作过考证，并以大量史料说明，“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人，均称‘先遣队’而非‘先遣支队’，应当是可信的”。笔者认为，这些史料基本准确，也很能说明问题，当时新四军领导人留下的这些文电、日记等文献中，大多数称“先遣队”，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并非“均称”，称“先遣支队”者亦有之（后面举例说明）;粟裕《先遣队的回忆》一文中，除标题外，正文中有七处均称“先遣支队”，仅有一处称“先遣队”。因此对这些材料需作全面考察和辩证分析。
《考证》所列史料中主要涉及五人，即叶挺、项英、陈毅、赖传珠、粟裕。
关于叶挺。《考证》指出，“当年，叶挺致三战区电三处，均称‘先遣队’”。此说并不准确。经笔者查阅，《考证》所说的“叶挺致三战区电”，严格来讲分别是顾祝同和陈诚致蒋介石电中转引的新四军电文，其中《顾祝同关于新四军东进部署致蒋介石电》（1938年4月29日）称：
新四军已点验完竣（点验情形另案呈报），曾令该军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兹据该总司令转该军四月二十六日报称：“职遵令部署如次：（一）调各支队侦察连□组为先遣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先遣司令，负责指挥。（二）先遣支队于本月感日由潜口乘车至南陵、宣城间分从黄池镇、裘公渡附近入敌境进行侦察。（三）第一支队于艳日起，向太平、泾县推进。（四）后续按第三支队、第二支队之序列，待命跟进。（五）军部于三十日移太平。”等情。谨呈。”（“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之《新四军·参考资料》
《考证》认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4月派出的是“先遣队”而非“先遣支队”，并对“将‘先遣队’错为‘先遣支队’的原因”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关于新四军先遣支队与先遣队的不同称谓，笔者此前已有关注，如拙文第一段即原文引用了项英致陈毅信中的话：“先遣队的确起到了先锋作用，奠定了我们在江南发展和胜利基础。”拙文之所以使用“先遣支队”这一规范名称，主要是考虑到与权威著作表述和学界主流观点相一致，并有相关历史文献作为依据。“先遣支队”“先遣队”两种提法并存虽然由来已久，但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和进行考证，研究者也只是偶有提及（如周再兴《韦岗战斗历史及展览研究》一文提到，“关于这支队伍的编制到底是先遣队还是先遣支队，还是存在争议”。参见《新四军与上海》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7页）。以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考证的，只有王辅一研究员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的两篇成果：一是批评拙文的《考证》;二是《铁军》2016年第1期发表的《读者来信》（以下简称为《读者来信》）。这两封信内容大致相同，但《考证》似乎隐去了一些重要信息，有些表述也不如《读者来信》严谨（后文将会说明）。新四军先遣支队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考证》提出的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实则很有价值，笔者读后颇受教益，只是感到有些史料引用不尽准确，有些重要文献未予关注，有些分析判断难以成立。因此不揣浅陋，搜集相关材料草成此文，权作回应，敬请方家指正。
一、“先遣支队”是目前权威著述中较为一致的规范提法
1938年4月以来，关于粟裕率领到江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的新四军先遣部队的名称，在历史文献和回忆史料中一直存在“先遣支队”和“先遣队”两种提法，即使同一当事人，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篇文献中，也有二说杂用的现象。据笔者考察，目前权威著作中，一般使用“先遣支队”的表述。比如：（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2）《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本书编写组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83页）;（4）《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军事历史卷”，虽然没有专门条目，但在“新四军”“新四军第1支队”“新四军第2支队”“韦岗战斗”等相关条目下，均称“先遣支队”;（5）《新四军战史》（本书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6）《中国抗日战争史（修订版）》中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7）《粟裕傳》和《粟裕年谱》（均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此外，《新四军事件人物录》（王辅一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项英传》（王辅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新四军简史》（王辅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等也称“先遣支队”，但如《考证》中所说，王辅一著《项英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已改称“先遣队”。可见，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一般都使用“先遣支队”的名称。许多论著在涉及原文为“先遣队”时，也通常在注释中说明其系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
二、对《考证》所列材料的考证
《考证》指出，其作者2004年在参加南京军区军史馆筹建时曾对此作过考证，并以大量史料说明，“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人，均称‘先遣队’而非‘先遣支队’，应当是可信的”。笔者认为，这些史料基本准确，也很能说明问题，当时新四军领导人留下的这些文电、日记等文献中，大多数称“先遣队”，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并非“均称”，称“先遣支队”者亦有之（后面举例说明）;粟裕《先遣队的回忆》一文中，除标题外，正文中有七处均称“先遣支队”，仅有一处称“先遣队”。因此对这些材料需作全面考察和辩证分析。
《考证》所列史料中主要涉及五人，即叶挺、项英、陈毅、赖传珠、粟裕。
关于叶挺。《考证》指出，“当年，叶挺致三战区电三处，均称‘先遣队’”。此说并不准确。经笔者查阅，《考证》所说的“叶挺致三战区电”，严格来讲分别是顾祝同和陈诚致蒋介石电中转引的新四军电文，其中《顾祝同关于新四军东进部署致蒋介石电》（1938年4月29日）称：
新四军已点验完竣（点验情形另案呈报），曾令该军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兹据该总司令转该军四月二十六日报称：“职遵令部署如次：（一）调各支队侦察连□组为先遣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先遣司令，负责指挥。（二）先遣支队于本月感日由潜口乘车至南陵、宣城间分从黄池镇、裘公渡附近入敌境进行侦察。（三）第一支队于艳日起，向太平、泾县推进。（四）后续按第三支队、第二支队之序列，待命跟进。（五）军部于三十日移太平。”等情。谨呈。”（“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之《新四军·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