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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庸塑造的疯癫人物带有社会性、时代性、复杂性、多面性，是艺术自觉和创新的产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过渡意义，体现了其努力实现文学即人学的企图及自身潜藏的欲望企图。
关键词：金庸 小说 疯癫人物 艺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金庸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不仅塑造了郭靖、任我行等或正或邪的人物，还塑造了诸多迥异于常人的疯癫人物，而且这些疯癫形象又几乎分布在为读者和研究者广泛称道与认可的作品之中，如《射雕英雄传》的欧阳锋、傻姑、瑛姑等；《神雕侠侣》的武三通、李莫愁等；《飞狐外传》的钟四嫂等；《倚天屠龙记》的谢逊、殷离；《白马啸西风》之瓦尔拉齐、郑九思的徒弟等；《连城诀》之戚长发、言达平、凌退思、众多未署名的江湖人物、万震山及其诸徒弟等；《天龙八部》的叶二娘、阿紫、游坦之、慕容复、康敏、赵钱孙、疯僧等；《侠客行》之梅芳姑、白自在等；《笑傲江湖》之岳不群、林平之、东方不败……该类人物的塑造体现了金庸在艺术上的自觉与创新：在俗文学领域中，实现雅文学的重大命题——文学即人学的理想。
一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例如：黄药师、杨过、赵敏、韦小宝等；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来源于生活，如此就使得小说人物的开掘，有了更加深广的社会意义。金庸不仅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上迥异于前人，而且在选择和刻写疯癫人物形象上也不落窠臼。疯癫女子的敢爱敢恨，大胆追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即使疯掉也在所不惜的鲜明个性已然昭示了现代女子的性格特征，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对女子的描写与表现，其间所彰显的时代精神、特色自是不言而喻的。如《倚天屠龙记》中，殷离一直苦苦追求着张无忌，但当张无忌终于接受，她却觉得此刻的张无忌并不是初恋时理想中的张无忌，于是便毅然离开。而那些蝇营狗苟于功名利禄、财富地位并最终疯掉的男子们，如：戚长发、慕容复等，更是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境域下，对人们思想现状加以直接反映的体现。故金庸塑造的疯癫形象，体现了较为浓厚的时代特色。思及金庸及其写作的空间疆域——香港，我们有理由说金庸笔下的这些疯癫人物无不是一种隐喻，作为“成人的童话”（华罗庚语）的武侠小说，原来也能够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曲折地传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审美批判。从这个角度上说，金庸秉承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都市的原罪看法。
作为一个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并有着相当文化底蕴和悟性的作家，金庸在艺术上的自觉不仅仅体现在小说情节的创新性建构上，也不仅仅体现在郭靖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济世精神上以及令狐冲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道家冲淡思想的感悟上，它还体现在金庸利用疾病（亦即疯癫）来关注现代人及其所处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上。从这一点来说，金庸不但博取了中国传统文人关注民生的主流思想，而且还很好地融入并承继了“五四”以来现代作家们所建立的疯癫谱系，并使得疯癫人物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时代特色，展现了其艺术上的自觉自为和创新倾向。可以说，这也是金庸塑造众多疯癫人物的重要动因。
不论是在文体样式上，还是在疯癫叙述上，金庸武侠小说都与中国古代尤其是近现代小说有着极强的谱系学联系。
古代典籍《周易》《诗经》《尚书》及《山海经》中已出现丰富的“心病”记载。直至二十六史，疯狂（癫）都被作为一种疾病，人们对其态度也宽容得多，而装疯卖傻也常常变成了在险恶政治斗争中保护自我的一种方法与策略。
及至20世纪之初，受现代西方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忧郁症、迫害妄想、歇斯底里、自恋狂、变态狂等词汇和形象便比较频繁地出现在现代作家的部分作品中。在《呐喊》和《彷徨》的25篇小说中，鲁迅直接写到疾病（包括疯癫）的就有9篇；曹禺《雷雨》中的蘩漪；萧红《生死场》中的王婆；路翎笔下的郭素娥、张振山、蒋纯祖、刘寿春、许小东、罗大斗……不过，“五四”以来的这些疯癫形象是作为独异的个体并具有正面价值的体验而受到肯定的。
到当代，文学所表现的疯癫主题正是鲁迅的预言——个体的“狂人”与“疯子”必然消失，亦个体疯子消失之后众人皆疯的世界图景——的实现，其间的疯癫形象明显是“文革”创伤体验的折射，如苏童《妻妾成群》中的四姨太颂莲、王安忆《小鲍庄》里的鲍秉德的妻子、张炜《古船》中的隋不召、韩少功《爸爸爸》之丙崽、余华《河边的错误》之刑警队长马哲，其他如马原、迟子建、莫言等作家的部分小说，都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倾向，疯癫被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群体经验和精神症候来表现，再现了群体性的疯狂，反映了对大众、社会、政治等的反思与批判。
金庸虽然远在香港，但作为起初十多年《明报》时评的主要撰稿人，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溢出其视线，如《笑傲江湖》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寓言叙事。不过，那时的金庸并没有真正地置身于大陆，也就不可能亲历大陆作家们的“文革”经验而留下政治创伤。因而，金庸就有别于同时代或稍后出现的大陆作家们，其笔下的疯癫人物自有着香港特色——消费主义带来的物质对人的异化和戕害。从这一点上讲，金庸文本具有过渡性意义——从现代到当代、从大陆到香港、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其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既是革新，又是传承，更是一种艺术上的自觉自为。疯癫人物和非疯癫人物的结合，使金庸小说的情节更加摇曳生姿、跌宕起伏，使金庸小说对人性的刻画更具全面性、深刻性、审美性和批判性。因为，疯癫常常给读者带来的异质感知性，使得读者们获取了与诸多文学家塑造健康状态下的文学形象大相径庭的认知角度。同时，作品中的同一个疯癫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性和异常感，使得不同的读者会体验到超越疯癫本身的多层附加意义，从而获得了迥异于体认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和健康人群时的审美感受。
二
在疯癫形象的选择上，金庸并未涉及诸如为信仰而疯癫的人物（除非把追求名利或武功当做信仰），甚至较少地塑造“走火入魔”式的形象（欧阳锋的疯癫主要是黄蓉利用其贪心而使其逆练经脉所致，而不是自身自为或纯粹地走火入魔）。而在传统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神魔类疯癫形象在金庸中完全不存在，这或许又体现了金庸在小说艺术上的独特与个性。因为，不论是能飞檐走壁、一招制敌的普通江湖豪客，还是那些身拥诸如：“吸星大法” “乾坤大挪移”等玄幻怪异、能量巨大的武林高手们，这些形象与之前武侠小说家们塑造的同类人物相比，金庸笔下的他们都是走下“神坛”的人，是生活在虚拟江湖中的真实人物；他们像千百万的平凡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有忧。这就体现了金庸在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新，同时也增加了读者审美的立体性感受。 当然，金庸这种艺术上的创新，不排除是为了吸引更多读者的企图或动因。因为“创新，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是可以转化为价值的，可以转化为双重价值的，一种是艺术的价值，一种是市场的价值”。在这一点上，金庸做得非常成功。金庸不仅做到部部有创新，而且几乎达到了篇篇人物（包括疯癫形象）形象不同的境界，因而，也就为其小说受到读者的青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没有金庸的《明报》，也就没有文人致富的金庸神话。
不可否认，旧派武侠在叙事描写、塑造人物、情节设计上都有可观的成绩，但它们最大的欠缺是人性表现不足。而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大贡献恰恰是将非现实虚拟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这一方面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们在荒诞不经的江湖世界看出现实，反思当下；让人们于虚幻迷离的英雄大侠身上读出丰富、真实的人性，使得神奇怪异的功夫杂糅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金庸武侠小说既有娱乐性、狂欢性，又有深入而严肃的思考和反思。其题材与体裁虽然纯粹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但金庸却能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注入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金庸的小说……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尤其是他注意刻画和表现人性——这虽然是古今中外优秀作品所具有的，但在民国时期本土传统的文学是不多见的——全面提升了这一传统作品的品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这些都是他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贡献使他成为本土文学传统在20世纪的集大成者。”
三
有意味的是，金庸在《明报》于1962年5月因报道大陆“灾民逃亡潮”而名声大噪、发行量剧增、事物繁巨后写的小说，疯癫人物开始大量出现——《连城诀》中几乎所有的人物，《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康敏等近十位形象，直至《侠客行》中借主要人物之口质问自己“我是谁？”。现实中孜孜以求于财富的积累，而小说中则利用疯癫人物对求于利者进行否定；现实中抠门、计算，而小说中却频频出现挥金如土、出手阔绰之辈；现实中致力于《明报》事业的创立、发展、壮大，挣得财富数十亿元，最后出让股权，几乎把《明报》白送给了别人并时刻牵挂之，而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或死或亡或皈依佛教或归隐山林……身为儒商的金庸，其价值的终极追寻究竟是什么，或许从其塑造的疯癫人物身上，我们能得到一点启示。对现在的金庸而言，人生的痛苦与折磨早已飘散，佛经最多只是短暂的灵魂寄托之所，毕竟一种信仰需要生命的长久支撑。少年饱经动荡和流离之苦的金庸渴望过上自由自在、恬淡安适的生活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他在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十年（1991-2001年）以后提出的三个相当苛刻的续约条件，金庸只是想“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着自己最佳的位置”，可是“内心深处也许他常常无所适从”。这一切都可归之为金庸对欲望的虚幻诉求，这也是金庸的宿命和灵魂的止息地。
书里书外，一切激情与狂热都十分正常。金庸只是对疯癫这个正常社会现象和自身显在或潜在的欲望作了精妙地再现而已。因此，任何对金庸小说中疯癫人物的视而不见都是对艺术自身的藐视与怠慢。而金庸之所以在现实中渴求并占有大量的财富却在小说里批判、否定与解构之，原因在于“艺术就是反抗”。金庸反抗的不仅仅是金庸置身的社会，还有金庸自己。疯癫背后是另一番行为的吊诡。
文学是人学，1950年以前的武侠小说家的确没有谁真正达到这一境界，而想写人性的金庸做到了。
参考文献：
[1] 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2] 许兴阳：《金庸〈神雕侠侣〉中李莫愁疯癫行为的分析》，《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
[3] 许兴阳：《〈连城诀〉：名利之兽的疯癫呓语》，《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4] 许兴阳：《金庸〈天龙八部〉中杀婴者叶二娘的疯癫物语》，《新乡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 许兴阳：《金庸〈天龙八部〉中的虐待狂形象》，《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
[6] 许兴阳：《嗜血的自恋者——金庸〈天龙八部〉中康敏行为分析》，《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 许兴阳：《〈笑傲江湖〉中自宫者的疯癫真相》，《作家》（下半月），2012年第11期。
[8] 杨义：《杨义文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 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10] 傅国涌：《金庸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许兴阳，男，1974—，河南固始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关键词：金庸 小说 疯癫人物 艺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金庸在自己的武侠小说中不仅塑造了郭靖、任我行等或正或邪的人物，还塑造了诸多迥异于常人的疯癫人物，而且这些疯癫形象又几乎分布在为读者和研究者广泛称道与认可的作品之中，如《射雕英雄传》的欧阳锋、傻姑、瑛姑等；《神雕侠侣》的武三通、李莫愁等；《飞狐外传》的钟四嫂等；《倚天屠龙记》的谢逊、殷离；《白马啸西风》之瓦尔拉齐、郑九思的徒弟等；《连城诀》之戚长发、言达平、凌退思、众多未署名的江湖人物、万震山及其诸徒弟等；《天龙八部》的叶二娘、阿紫、游坦之、慕容复、康敏、赵钱孙、疯僧等；《侠客行》之梅芳姑、白自在等；《笑傲江湖》之岳不群、林平之、东方不败……该类人物的塑造体现了金庸在艺术上的自觉与创新：在俗文学领域中，实现雅文学的重大命题——文学即人学的理想。
一
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例如：黄药师、杨过、赵敏、韦小宝等；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来源于生活，如此就使得小说人物的开掘，有了更加深广的社会意义。金庸不仅在塑造正面人物形象上迥异于前人，而且在选择和刻写疯癫人物形象上也不落窠臼。疯癫女子的敢爱敢恨，大胆追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即使疯掉也在所不惜的鲜明个性已然昭示了现代女子的性格特征，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对女子的描写与表现，其间所彰显的时代精神、特色自是不言而喻的。如《倚天屠龙记》中，殷离一直苦苦追求着张无忌，但当张无忌终于接受，她却觉得此刻的张无忌并不是初恋时理想中的张无忌，于是便毅然离开。而那些蝇营狗苟于功名利禄、财富地位并最终疯掉的男子们，如：戚长发、慕容复等，更是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境域下，对人们思想现状加以直接反映的体现。故金庸塑造的疯癫形象，体现了较为浓厚的时代特色。思及金庸及其写作的空间疆域——香港，我们有理由说金庸笔下的这些疯癫人物无不是一种隐喻，作为“成人的童话”（华罗庚语）的武侠小说，原来也能够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曲折地传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审美批判。从这个角度上说，金庸秉承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都市的原罪看法。
作为一个深爱中国传统文化并有着相当文化底蕴和悟性的作家，金庸在艺术上的自觉不仅仅体现在小说情节的创新性建构上，也不仅仅体现在郭靖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济世精神上以及令狐冲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道家冲淡思想的感悟上，它还体现在金庸利用疾病（亦即疯癫）来关注现代人及其所处社会本身存在的问题上。从这一点来说，金庸不但博取了中国传统文人关注民生的主流思想，而且还很好地融入并承继了“五四”以来现代作家们所建立的疯癫谱系，并使得疯癫人物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时代特色，展现了其艺术上的自觉自为和创新倾向。可以说，这也是金庸塑造众多疯癫人物的重要动因。
不论是在文体样式上，还是在疯癫叙述上，金庸武侠小说都与中国古代尤其是近现代小说有着极强的谱系学联系。
古代典籍《周易》《诗经》《尚书》及《山海经》中已出现丰富的“心病”记载。直至二十六史，疯狂（癫）都被作为一种疾病，人们对其态度也宽容得多，而装疯卖傻也常常变成了在险恶政治斗争中保护自我的一种方法与策略。
及至20世纪之初，受现代西方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忧郁症、迫害妄想、歇斯底里、自恋狂、变态狂等词汇和形象便比较频繁地出现在现代作家的部分作品中。在《呐喊》和《彷徨》的25篇小说中，鲁迅直接写到疾病（包括疯癫）的就有9篇；曹禺《雷雨》中的蘩漪；萧红《生死场》中的王婆；路翎笔下的郭素娥、张振山、蒋纯祖、刘寿春、许小东、罗大斗……不过，“五四”以来的这些疯癫形象是作为独异的个体并具有正面价值的体验而受到肯定的。
到当代，文学所表现的疯癫主题正是鲁迅的预言——个体的“狂人”与“疯子”必然消失，亦个体疯子消失之后众人皆疯的世界图景——的实现，其间的疯癫形象明显是“文革”创伤体验的折射，如苏童《妻妾成群》中的四姨太颂莲、王安忆《小鲍庄》里的鲍秉德的妻子、张炜《古船》中的隋不召、韩少功《爸爸爸》之丙崽、余华《河边的错误》之刑警队长马哲，其他如马原、迟子建、莫言等作家的部分小说，都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倾向，疯癫被作为一种普遍化的群体经验和精神症候来表现，再现了群体性的疯狂，反映了对大众、社会、政治等的反思与批判。
金庸虽然远在香港，但作为起初十多年《明报》时评的主要撰稿人，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溢出其视线，如《笑傲江湖》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寓言叙事。不过，那时的金庸并没有真正地置身于大陆，也就不可能亲历大陆作家们的“文革”经验而留下政治创伤。因而，金庸就有别于同时代或稍后出现的大陆作家们，其笔下的疯癫人物自有着香港特色——消费主义带来的物质对人的异化和戕害。从这一点上讲，金庸文本具有过渡性意义——从现代到当代、从大陆到香港、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其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既是革新，又是传承，更是一种艺术上的自觉自为。疯癫人物和非疯癫人物的结合，使金庸小说的情节更加摇曳生姿、跌宕起伏，使金庸小说对人性的刻画更具全面性、深刻性、审美性和批判性。因为，疯癫常常给读者带来的异质感知性，使得读者们获取了与诸多文学家塑造健康状态下的文学形象大相径庭的认知角度。同时，作品中的同一个疯癫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性和异常感，使得不同的读者会体验到超越疯癫本身的多层附加意义，从而获得了迥异于体认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和健康人群时的审美感受。
二
在疯癫形象的选择上，金庸并未涉及诸如为信仰而疯癫的人物（除非把追求名利或武功当做信仰），甚至较少地塑造“走火入魔”式的形象（欧阳锋的疯癫主要是黄蓉利用其贪心而使其逆练经脉所致，而不是自身自为或纯粹地走火入魔）。而在传统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神魔类疯癫形象在金庸中完全不存在，这或许又体现了金庸在小说艺术上的独特与个性。因为，不论是能飞檐走壁、一招制敌的普通江湖豪客，还是那些身拥诸如：“吸星大法” “乾坤大挪移”等玄幻怪异、能量巨大的武林高手们，这些形象与之前武侠小说家们塑造的同类人物相比，金庸笔下的他们都是走下“神坛”的人，是生活在虚拟江湖中的真实人物；他们像千百万的平凡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有忧。这就体现了金庸在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新，同时也增加了读者审美的立体性感受。 当然，金庸这种艺术上的创新，不排除是为了吸引更多读者的企图或动因。因为“创新，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中是可以转化为价值的，可以转化为双重价值的，一种是艺术的价值，一种是市场的价值”。在这一点上，金庸做得非常成功。金庸不仅做到部部有创新，而且几乎达到了篇篇人物（包括疯癫形象）形象不同的境界，因而，也就为其小说受到读者的青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没有金庸的《明报》，也就没有文人致富的金庸神话。
不可否认，旧派武侠在叙事描写、塑造人物、情节设计上都有可观的成绩，但它们最大的欠缺是人性表现不足。而金庸对武侠小说的最大贡献恰恰是将非现实虚拟的武侠题材同探索人性这一方面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们在荒诞不经的江湖世界看出现实，反思当下；让人们于虚幻迷离的英雄大侠身上读出丰富、真实的人性，使得神奇怪异的功夫杂糅着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金庸武侠小说既有娱乐性、狂欢性，又有深入而严肃的思考和反思。其题材与体裁虽然纯粹是文学传统的产物，但金庸却能在荒诞不经的想像里注入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金庸的小说……有许多创新的地方，尤其是他注意刻画和表现人性——这虽然是古今中外优秀作品所具有的，但在民国时期本土传统的文学是不多见的——全面提升了这一传统作品的品质，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境界……这些都是他对本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的贡献使他成为本土文学传统在20世纪的集大成者。”
三
有意味的是，金庸在《明报》于1962年5月因报道大陆“灾民逃亡潮”而名声大噪、发行量剧增、事物繁巨后写的小说，疯癫人物开始大量出现——《连城诀》中几乎所有的人物，《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康敏等近十位形象，直至《侠客行》中借主要人物之口质问自己“我是谁？”。现实中孜孜以求于财富的积累，而小说中则利用疯癫人物对求于利者进行否定；现实中抠门、计算，而小说中却频频出现挥金如土、出手阔绰之辈；现实中致力于《明报》事业的创立、发展、壮大，挣得财富数十亿元，最后出让股权，几乎把《明报》白送给了别人并时刻牵挂之，而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或死或亡或皈依佛教或归隐山林……身为儒商的金庸，其价值的终极追寻究竟是什么，或许从其塑造的疯癫人物身上，我们能得到一点启示。对现在的金庸而言，人生的痛苦与折磨早已飘散，佛经最多只是短暂的灵魂寄托之所，毕竟一种信仰需要生命的长久支撑。少年饱经动荡和流离之苦的金庸渴望过上自由自在、恬淡安适的生活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他在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十年（1991-2001年）以后提出的三个相当苛刻的续约条件，金庸只是想“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着自己最佳的位置”，可是“内心深处也许他常常无所适从”。这一切都可归之为金庸对欲望的虚幻诉求，这也是金庸的宿命和灵魂的止息地。
书里书外，一切激情与狂热都十分正常。金庸只是对疯癫这个正常社会现象和自身显在或潜在的欲望作了精妙地再现而已。因此，任何对金庸小说中疯癫人物的视而不见都是对艺术自身的藐视与怠慢。而金庸之所以在现实中渴求并占有大量的财富却在小说里批判、否定与解构之，原因在于“艺术就是反抗”。金庸反抗的不仅仅是金庸置身的社会，还有金庸自己。疯癫背后是另一番行为的吊诡。
文学是人学，1950年以前的武侠小说家的确没有谁真正达到这一境界，而想写人性的金庸做到了。
参考文献：
[1] 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2] 许兴阳：《金庸〈神雕侠侣〉中李莫愁疯癫行为的分析》，《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
[3] 许兴阳：《〈连城诀〉：名利之兽的疯癫呓语》，《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4] 许兴阳：《金庸〈天龙八部〉中杀婴者叶二娘的疯癫物语》，《新乡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5] 许兴阳：《金庸〈天龙八部〉中的虐待狂形象》，《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
[6] 许兴阳：《嗜血的自恋者——金庸〈天龙八部〉中康敏行为分析》，《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 许兴阳：《〈笑傲江湖〉中自宫者的疯癫真相》，《作家》（下半月），2012年第11期。
[8] 杨义：《杨义文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 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10] 傅国涌：《金庸传》，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许兴阳，男，1974—，河南固始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