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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以其代表作《大地》以及另外两部传记性作品荣获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并生动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向西方展示了中国这个尚未被熟知的古老国家，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赛珍珠的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但是小说所展示的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守土情节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大地》； 中国农民； 守土情节
赛珍珠曾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1]”。所以，她写作中国题材作品的根本意义在于，她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由于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本身，而《大地》的创作目的在于真实的去介绍中国，所以对于该小说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生活和农民性格有着重要意义。
一、守土情节的表现
在《大地》中，赛珍珠描写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娶妻生子，逃荒，离家置业，回到家乡。即使是在饥荒年代一家人濒临死亡，他宁愿南下乞讨，甚至卖掉自己的女儿，也决不卖田。他坚信只要有土地在，人就不会消亡。王龙从一个没有任何产业的人，到地主，最后走到生命的尽头，甚至他在死之前也要对两个儿子说，不要卖地，地就是命。人可以死，地不能忘。王龙把土地当作命根子，当他的后代准备卖地时，他愤怒至极骂卖地的儿子是“败家子”，卖地的人必定要“倒霉”。细致的描写，淋漓精致地展现了王龙根深蒂固的守土情节。
虽然王龙只是赛珍珠小说中的一个农民，但是他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传统农民，他身上所展现的守土情节，也是所有中国传统农民都有的。江苏有一首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唱道“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呀嘛在街头。”守土可以高楼饮美酒，离土只能流落在街头。
王龙因为灾害宁愿乞讨卖儿卖女也要守着自己的土地，中国历史上流民因为失去土地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揭竿而起，都是为了土地，都是为了能够守着自己的那一份土地。为什么中国传统农民会有如此之重的守土情节呢？
二、守土情节产生的历史根源
安居乐土一直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汉民族一直对于房屋、土地、居地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易传》上说“安土孰乎仁，故能爱。”《礼记》也说“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土地因为农业经济的需要，而在中国这样传统的农业民族文化中得到彰显。在汉民族的农业生活中，土地是维系农业生产的根本，有了土地农业民族才有了安定生活的保障。所以，我们古老的先民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珍视自己的土地，并将这种珍视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渐渐形成安于土的性格特征。[2]究其守土情节产生的历史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中国的重农抑商思想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商君书·恳令》中說“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乡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又在《商君书·农战》中说“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为使民归心于农，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实行土地私有，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的负担，比如：汉初为恢复经济与民休息，实行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隋文帝则颁布农民五十岁可以免征租庸的法令；到了唐代，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可以免租免役；明代初减免赋税，对灾害地区无偿给以赈济等等。另一方面打压商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统治者也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比如盐铁酒专卖；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就算“以末致财”的大商人，虽然家资数千万乃至成万万，也会“用本守之”，购土地、求田宅。[3]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和泥土是分不开的，“乡村里的人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4]统治者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抑制土地兼并，防止農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使农民祖祖辈辈固定在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上，土地也就成了农民生存的保障，对于土地的感情自然就十分浓厚，产生深厚的守土情节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小农经济的特征所决定。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是大家所熟知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中的两句，这两句生动地描写了小农经济的生活场景。
我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时期，是一种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收益低的经济形态，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其长处在于，“使人尽其劳，使地尽其力。”[5]不同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小农经济具有稳定性特征。小农经济下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极性，在比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一个农民，只要他不是太懒惰，只要不是有什么旱涝灾害，只要家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如重大疾病，就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在稳定的生产生活下，他们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了小农意识，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他们世代在自己家占有的土地上，以家为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抚妻育儿，传宗接代。他们最根本的权利，就是对土地的占有。在这种心理和社会现实的作用下，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生死存亡。又由于农业经济的“资产笨重，难于迁移”[6]，使得传统农民更加安土重迁。正如小说中王龙所说金银珠宝可能会被盗贼偷走，但是土地不会，守着土地就可以创造财富。 第三、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还有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形态的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传统文化对过敏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守土情节的形成也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荀子《荀子致士》也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
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是老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一幅充满田园气息的农村欢乐图。“民重死而不远徙”，农民守着自己的土地，安定地过一辈子。
另外，孔子《大同》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所提出的大同社会带有明显的原始共产主义和乌托邦的特征，因为超越了时代和种种局限而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納。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原则早已被载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他说倡导的“男有分，女有归”就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一个家庭靠着土地安定地过日子。
“安其居，乐其俗”、“男有分，女有归”、“良田美池”，在圣贤所宣传的社会模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普通农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守土情节，有了土地，这些理想的社会模式才会实现，才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第四、封建的专制制度
恩格斯曾提过专制制度与封闭的“守土”式的生活方式是互为条件的，“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支柱。”[7]这里所提到的与世隔绝的冷漠态度就是只关注自己的土地，守着自己的土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虽然恩格斯指出这种冷漠态度是俄国专制制度强有力的支柱，但是同样适用于中国这个封建专制国家。农民具有的那种对自然、对社会、对现实世界的抗争精神慢慢地被蛮横的封建专制制度所打压磨灭，农民的性格自然的只能封闭、内向、隐蔽，以求得生存的机会。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震慑，农民面对封建通知只剩下惶恐，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只能守着土地过自己的日子。
注释：
[1]姜春香.赛珍珠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兼论小说《大地》对中国农民的解读（J）.河南师范大学.2010.9
[2]张丽霞.从《说文解字》看先民的安土乐居心理（J）语文学刊.2008年第一期
[3]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M）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22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10
[5]呂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172页
[6]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7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95页
参考文献：
[1]赛珍珠《大地》，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3]方勇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
[4]翦伯赞《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老子道德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关键词】：《大地》； 中国农民； 守土情节
赛珍珠曾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1]”。所以，她写作中国题材作品的根本意义在于，她要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由于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本身，而《大地》的创作目的在于真实的去介绍中国，所以对于该小说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生活和农民性格有着重要意义。
一、守土情节的表现
在《大地》中，赛珍珠描写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娶妻生子，逃荒，离家置业，回到家乡。即使是在饥荒年代一家人濒临死亡，他宁愿南下乞讨，甚至卖掉自己的女儿，也决不卖田。他坚信只要有土地在，人就不会消亡。王龙从一个没有任何产业的人，到地主，最后走到生命的尽头，甚至他在死之前也要对两个儿子说，不要卖地，地就是命。人可以死，地不能忘。王龙把土地当作命根子，当他的后代准备卖地时，他愤怒至极骂卖地的儿子是“败家子”，卖地的人必定要“倒霉”。细致的描写，淋漓精致地展现了王龙根深蒂固的守土情节。
虽然王龙只是赛珍珠小说中的一个农民，但是他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传统农民，他身上所展现的守土情节，也是所有中国传统农民都有的。江苏有一首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唱道“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呀嘛在街头。”守土可以高楼饮美酒，离土只能流落在街头。
王龙因为灾害宁愿乞讨卖儿卖女也要守着自己的土地，中国历史上流民因为失去土地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揭竿而起，都是为了土地，都是为了能够守着自己的那一份土地。为什么中国传统农民会有如此之重的守土情节呢？
二、守土情节产生的历史根源
安居乐土一直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汉民族一直对于房屋、土地、居地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易传》上说“安土孰乎仁，故能爱。”《礼记》也说“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土地因为农业经济的需要，而在中国这样传统的农业民族文化中得到彰显。在汉民族的农业生活中，土地是维系农业生产的根本，有了土地农业民族才有了安定生活的保障。所以，我们古老的先民在农业生产生活中，珍视自己的土地，并将这种珍视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渐渐形成安于土的性格特征。[2]究其守土情节产生的历史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从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中国的重农抑商思想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商君书·恳令》中說“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乡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又在《商君书·农战》中说“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为使民归心于农，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实行土地私有，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的负担，比如：汉初为恢复经济与民休息，实行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隋文帝则颁布农民五十岁可以免征租庸的法令；到了唐代，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可以免租免役；明代初减免赋税，对灾害地区无偿给以赈济等等。另一方面打压商业的发展。，《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统治者也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比如盐铁酒专卖；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就算“以末致财”的大商人，虽然家资数千万乃至成万万，也会“用本守之”，购土地、求田宅。[3]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和泥土是分不开的，“乡村里的人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4]统治者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抑制土地兼并，防止農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使农民祖祖辈辈固定在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上，土地也就成了农民生存的保障，对于土地的感情自然就十分浓厚，产生深厚的守土情节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小农经济的特征所决定。
“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是大家所熟知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中的两句，这两句生动地描写了小农经济的生活场景。
我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于春秋时期，是一种规模很小、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收益低的经济形态，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其长处在于，“使人尽其劳，使地尽其力。”[5]不同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小农经济具有稳定性特征。小农经济下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和简单的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极性，在比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一个农民，只要他不是太懒惰，只要不是有什么旱涝灾害，只要家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如重大疾病，就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在稳定的生产生活下，他们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地上自耕自作，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而长期形成了小农意识，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他们世代在自己家占有的土地上，以家为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抚妻育儿，传宗接代。他们最根本的权利，就是对土地的占有。在这种心理和社会现实的作用下，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生死存亡。又由于农业经济的“资产笨重，难于迁移”[6]，使得传统农民更加安土重迁。正如小说中王龙所说金银珠宝可能会被盗贼偷走，但是土地不会，守着土地就可以创造财富。 第三、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精神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还有作为社会生活基础形态的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传统文化对过敏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农民的守土情节的形成也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
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荀子《荀子致士》也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
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是老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一幅充满田园气息的农村欢乐图。“民重死而不远徙”，农民守着自己的土地，安定地过一辈子。
另外，孔子《大同》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所提出的大同社会带有明显的原始共产主义和乌托邦的特征，因为超越了时代和种种局限而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納。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原则早已被载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他说倡导的“男有分，女有归”就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一个家庭靠着土地安定地过日子。
“安其居，乐其俗”、“男有分，女有归”、“良田美池”，在圣贤所宣传的社会模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普通农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守土情节，有了土地，这些理想的社会模式才会实现，才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
第四、封建的专制制度
恩格斯曾提过专制制度与封闭的“守土”式的生活方式是互为条件的，“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支柱。”[7]这里所提到的与世隔绝的冷漠态度就是只关注自己的土地，守着自己的土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虽然恩格斯指出这种冷漠态度是俄国专制制度强有力的支柱，但是同样适用于中国这个封建专制国家。农民具有的那种对自然、对社会、对现实世界的抗争精神慢慢地被蛮横的封建专制制度所打压磨灭，农民的性格自然的只能封闭、内向、隐蔽，以求得生存的机会。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震慑，农民面对封建通知只剩下惶恐，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只能守着土地过自己的日子。
注释：
[1]姜春香.赛珍珠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兼论小说《大地》对中国农民的解读（J）.河南师范大学.2010.9
[2]张丽霞.从《说文解字》看先民的安土乐居心理（J）语文学刊.2008年第一期
[3]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一册（M）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22页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10
[5]呂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172页
[6]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7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95页
参考文献：
[1]赛珍珠《大地》，王逢振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3]方勇译注《孟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
[4]翦伯赞《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6]《老子道德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陶渊明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8]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