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历来都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把见义而为视为一种涵养人性、维护良序的美德。但颇为尴尬的是，让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道德冷漠、见义不为的现象，如小悦悦事件。面对需要帮助的小悦悦，路过的十多人竟无一人伸出援手。如此道德冷漠，让我们不得不进行思考：见义因何不为？这里提供两种解释。
　　一、道德成本过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种道德观念被国家广泛地宣讲：道德不是个人利益的计算，而是完全的利他。这意味着道德与道德人付出的成本无涉，道德更多的是义务。所以，人们会看到，由国家树立的为全民学习的道德模范都是大公无私、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如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而且，在国家不断引领的道德动员中，整个社会显现出极好的道德风貌，人人都是做好事不考虑道德成本的活雷锋。
　　问题是，道德与成本无涉的观念在改革开放后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道德人是不计较行动成本、不怕牺牲的纯粹人；那么现在的道德人则是计较道德成本的有血有肉的人。对于今天的道德人来说，如果见义而为不需要付出过高的道德成本，那他就乐于践履道德；反之，如果见义而为需要过高的道德成本，譬如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或伤害，甚至牺牲，那他就不会去见义而为。由此而论，今日诸多的见义不为者，实际并不是反道德者或不道德者，他们有着道德的认识和向善的动机。之所以没有践履道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见义而为的成本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幕：有陌生的老人跌倒而周围的人们却不伸出援手。很多人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不是不想助人，而是害怕对方反咬我一口，这样的代价就太高了。网上流传一则笑话，说三个富人在比谁有钱，一个说：“我家佣人都开宝马。”另一个说：“宝马只是我家运垃圾的车。”最后一个说：“我天天扶老奶奶过马路。”其他两个羡慕地说：“大哥，还是您有钱呐！”由这则笑话可以看出如今好人行动成本的高昂。反过来说，当道德的成本不高或较低时，人们还是乐于助人、见义而为的。譬如，很多人在公共汽车上主动给老人让座，会给很多生了重病但无钱医治的陌生人捐款。这说明他们的道德良知并没有丧失，只要成本可以承受，人们愿意做好人。
　　意识到道德与成本有关，对于重估当下的道德状况和建设善好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当下的道德状况我们没必要过于悲观，认为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其实，很多见义不为者都怀有一颗道德之心，只是成本和代价的高昂使之放弃了道德行为；二是，既然见义不为与成本高昂有密切关系，那么国家和社会就应该将道德建设的重点放到如何降低道德成本，如何避免好人流泪又流血上来。过去的那种过分宣传不怕困苦、不怕牺牲、不计成本的状况必须改变，应该认识到好人也有血有肉，考量行动成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法律和法律人应当承担起基本的道德责任和教化责任。法律远非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与道德无涉，法律实际离不开道德，道德也离不开法律。就后者而言，由于道德的“软性”特性使人们对道德往往缺乏敬畏之心，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人往往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的言论很有市场。所以，法律和法律人要承担其护持道德的责任，赏善罚恶，降低好人的行动成本，同时让坏人付出更高的代价。“彭宇案”判决后，身心受到伤害的彭宇说：“再也不会这么冲动了”。有人评论道，自“彭宇案”后，社会道德滑坡30年。虽说这样的评论过分夸大了彭宇案的影响，但很多见义想为的人自“彭宇案”后，不再信任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不敢相信他们不会反过来诬陷自己。对于他们来说，道德的成本太高了，他们无法承受。当然他们也知道受助者中也有好人，但伸出援手帮助一个陌生人，没有法律保障，这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为了避免风险，他们选择了见义不为。所以，法律道德责任的严重缺失，制造、加剧了普遍道德感的缺失以及信任的危机。[1]
　　二、道德能量有限
　　康德认为道德是理性的，但实际上，道德也是一种好的情感。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有的哲学家认为道德就是道德感，而道德情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能量。需要强调的是，道德能量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消耗。如果社会上的道德刺激过于频繁，人的道德能量耗散过多，道德主体就会为了防止能量透支而对他人的不幸和苦难进行选择，漠然置之或见义不为。
　　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念也许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在过往的道德教育中，道德人似乎拥有无穷的能量、可以无限付出，是一个持久的博爱的好人。但事实是，道德的能量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博爱实际上也是有限度的。对于这一点，奥地利习性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有很好的论说：“拥挤不堪的摩登大都市涌动着难以数计的人群，那一个个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的身影，那一张张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的面孔仿佛是魔术中的幻想，我们已无法从中辨出同胞的身影。我们的博爱已随着同胞数量的剧增，随着居住得过近而稀释，仿佛再也难觅这人类之爱的痕迹了。要是谁还奢求这真诚而温暖的同胞之爱的话，就只有将自己的朋友浓缩到一个极小的数量……我们不得不进行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直觉地’与其他那些原本可以成为我们朋友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因此，正是在那些大都市中，抢劫、谋杀以及强奸会在光天化日之下，会在极其繁华热闹的主干道上发生，却无一个‘过客’对此加以制止。”[2]
　　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对当下中国社会中的道德冷漠和见义不为现象的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开放社会、商业社会，进入娱乐时代、传媒时代。每一天，当人们打开电视、翻看报纸、浏览网页时，层出不穷的种种信息，尤其是凶杀、战争、灾难等悲情事件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庞大的刺激量使人的情感变得麻木和迟钝，从而在面对真实的不幸和遭遇而需要自己伸出援手时，人们反而变得冷漠、无动于衷。人们常常会说：“这么多事情，怎么都能顾得过来呢？”我们所能顾及的、选择的“道德刺激”都是那些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和事，而不是所有的人和事，否则自身的道德能力就无法保存。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路人对小悦悦见死不救了。同样，也可以解释当下现实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反道德的行为”。有人要跳楼，一些围观者不但不对跳楼人抱同情和关爱之心，反而朝其喊道：“你倒是跳呀！”这些人之所以有如此反常的表现，其中一个原因则是他们也为普通人，但在生活中却“被要求”承受过多的“道德刺激”，这使得他们的道德心理处于超负荷状态，所以当有人跳楼刺激到他们的神经的时候，神经本已脆弱的他们就会显得特别不耐烦，希望赶紧结束这一刺激，就会喊出“你倒是跳呀”这样的话语，他们的这一反应和周围其他看客满脸漠然的反应是一样的，区别是后者在大量的刺激作用下已经变得麻木了。
　　理解道德情感是一种能量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也不无意义。一是我们的传媒不要为了吸引人们的眼球，为了提高点击率、商业利润而无限制地传播凶杀、灾难等悲惨的信息，无底线地去消费人们的“道德情感”，这只会让人们变得更加冷漠。这一点既需要传媒的自律，也许要国家的教育和引导。二是政府机构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减少社会上的道德刺激量。倘若政府忽视了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会让饱受大量道德刺激的人们变得麻木和冷漠。人们就会这样想：这是政府该做的，不是我们该做的，如果我们什么都要去做，那我们怎么顾得过来。当下中国，很多的道德刺激实际上是完全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即使出现了也可以很好地解决。
　　人的问题是复杂的，不能对之做简单化地分析。对于道德冷漠和见义不为的现象分析也同样如此。这里只是尝试性地作出两种解释，这一问题还需我们进行更多角度、更深层次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李长伟．成本、信任与共同体的教化[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2（5）.
　　[2]康拉德?洛伦茨．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M]．徐筱春，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29-30．
　　【李长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子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