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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国家文化战略的视角，从对内、对外文化传播两个维度，探讨了外语院校作为文化传播者在服务国家的新使命中涉及的文化安全风险与文化传播使命。同时，提出外语院校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找到自己在国际传播力建设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服务国家战略的突破口。
关键词：外语院校;文化传播;国家文化安全
纵观外语院校的发展历程，文化传播者角色始终贯穿于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的全部实践之中。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在面对某些西方国家发动的对华舆论战猛烈炮火时，从容面对且强势发声。中国外语院校作为外语人才的培养者和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播者，在这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正在接受世纪大考的检验。2020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强调，中国外语教育正面临新挑战、承担新使命，要培养时代需要、国家期待的外语专业人才;同年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宣言》，指出文科教育要创新发展，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正可谓，新使命定义了新角色。新时代需要能够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外语人才。为此，外语院校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对内与对外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冷静、理性地审视自身实践是否以履行、完成新使命为旨归。
对内文化传播中的风险与警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院校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为国家的经贸、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外语院校更多是在“西学东渐”，外语教育更多是把外国的文化传播给国内的受众，即对内传播，让中国了解世界、让国人掌握外语，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进而开拓国际视野，培养国际思维，拥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和中国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外语院校应该意识到—外语教育对于国家的文化安全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当下，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尚未真正确立，[1]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文化风险和造成的文化后果，在苏联解体中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国家文化安全意识的“空位”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中的“派生要素”， 也是当前备受关注的“非传统安全要素”。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保持与延续，实质是国家的社会特征的保持与延续。[2]它关系社会共识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关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是社会稳定、统一的保障。文化安全之所以在当代国家安全中不可或缺，是因为“在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素中，以往的‘文化侵略’和如今的‘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内容”。[3]而外语院校引进、传授外国文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时，缺少文化安全意识，缺少对本土文化的有效保护机制。在常规的外语教学中，外语院校从语言应用能力等工具层面考虑得多，而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则较少考虑。
外语院校首先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冷战。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一书中，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4]当今，由互联网和新媒体建构的外语学习环境赋予了外语学习者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们可随时随地获得海量的学习资源。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其发达的传媒系统和语言优势，早已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巧妙的方式“渗透”在各类外语学习媒介和学习资料中，我们引进的外国教学资源也决非仅仅是一些影像资料或教科书，外语学习者在竞相使用这些媒介和资料的过程中，习得的绝非仅仅是作为工具的语言，其中无法剥离西方思维方式的“涵化效果”①。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国家安全意识的缺位，会给外语教学带来极大隐患：教师作为教育者，无法把握受教育者在外语学习中习得的文化价值内涵;作为传播者，无法左右学生所接受和吸纳的内容，也大多没有考虑到如何去掌控和干预这种传播效果。教师很难影响学生文化价值观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的实际过程。
外语院校更要警惕的是外国文化对青年人的影响。一旦青年一代价值取向错位、文化主体性缺失，那么在21世纪兴起的文化交流热潮中有可能使我们丧失振兴民族文化的大好机会。青年高端人才流失严重的警钟一直在我们耳畔长鸣。国内外研究显示：在中国读本科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只有34%的人目前在中国工作，而接近56%则前往美国继续深造。最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AI研究员，有90%的人在毕业后会继续留在美国至少五年，仅硅谷就有2万清华学子。[5]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急功近利的心态影响青年人的价值观，本土文化自身软实力的建设脚步尚未来得及凝聚并形成强大的当代民族文化认同，当代个人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很少受到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外语院校的学生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本国文化，他们最喜欢的节日、影片、明星、音乐、发型、服装以至于饮食都“洋味”十足。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浸入式影响之深、之广可谓触目惊心，而且这一切都悄然而至，在国人并未察觉中进行着。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我们有可能在浑然不觉中建设着他国的文化软实力，其危害之大不言而喻。虽然人才培养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外语院校作为最接近学生的文化传播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传播的战场上似乎已难辞其咎。因此，外语院校有责任更有义务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意识，把外语教学提高到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目前，外语院校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虽然已经开始规划外国文化教学中的引导與干预机制，尤其是课程思政的建设，将思想文化建设提到了外语教学的重要位置。除了按照常规进行语言技能的培养之外，外语教学应当把外国文化做成“镜子”，以外为鉴，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觉，使其能够借助跨文化传播的思维方式来反观自己的文化，进而培育出理性的文化自信，并学会用国际语言传达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国家层面，需要建立类似美国国家外语中心（FLC）这样一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制定外语政策的机构，来指导外语院校如何履行国家的文化战略。[6]简言之，应当避免作为“西学东渐”传播主体的外语院校在目的及手段上与国家战略发生现实层面的脱节。 2.本土文化培育的“缺失”
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 生活方式安全等。在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领域，既存在过度引入异域文化，也存在没有练好内功，没有很好传承、光大和创新本土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外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的问题。有研究表明：“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有着一种共通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 [7]在外语高校的课程设置里，除了翻译课较多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之外，其他课程中，本土文化的学习很少作为必修课，而必修课中涉及本土文化的外语表达训练也处于极其稀薄的状态。一个不能表达自己的民族，必然被别人表达。如果我们的外语院校连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不会用外语表达，那就无法扭转在国际话语场上被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图进行抹黑、歪曲的现实。
正是由于这种本土文化培育的缺少，导致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庞大的外语学习群体中，能够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国际学术交流者凤毛麟角;我国也急需能够带着文化自信，用恰当的表述方式在国际舆论场上表达中国文化的独特立场和独特贡献的学者。
目前，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重建和再构的重要历史时刻。外语院校在对内传播外国文化同时，要加强讲授内容的“民族性”，通过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两条路，来建构学习者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培育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白春仁（2005年）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教授和研究俄国的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国情等，而我们的目标说到底是振兴与发展中国文化。这是学科的出发点和归宿。” [8]外语工作者作为文化传播者，理应遵循传播活动的双向性与互动性，在掌握外语工具传授外国文化的同时，不能忘记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使学习者群体能够深刻理解自己的文化，掌握本土文化的外语表达，积淀“走出去”的资本，改变“中国文化失语”的状态，以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实现我们期待的传播效果。
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使命与担当
既然外语院校肩负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使命，就不得不站在我国对外传播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身对外传播的脚步。当前，我国的对外传播正面临一个亟待突破的瓶颈或核心问题，即国际传播力的提升问题。所谓国际传播力，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是指国际传播能力或传播效果实现的程度。而文化方面的国际传播力，后者直接决定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否能够落到实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仅仅需要新闻媒体在国际传播场上突破重围，更需要外语院校积极担当其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与使命。外语院校云集了外国语言与跨国跨文化传播的精英，本身就是现代对外传播体系中文化传播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为扮演好高端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外语院校除了应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跨文化对话能力之外，还应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提升外语人的国际传播能力。
1.加强对象国国情和受众研究
从国际传播的规律看，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力的桎梏是受众研究的薄弱，即我们在文化传播中“不知彼”而做不到精准传播，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远远不够。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普遍而言，我们对对象国（尤其是除美国以外的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传播历史与嬗变、文化现实、文化传播中的接受习惯、各种文化话语的表述方式等缺乏科学而系统的研究。虽说近几年已经开展了不少针对外国人眼中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我们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每个国家的外国人中究竟有哪些群体在关注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媒介接受渠道，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接受程度与认同程度等问题。而且，除了美食等表层符号外，我们对不同语言文化区域、不同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文化深层价值的诉求，信息需求以及影响这些文化诉求的当地政治态势、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等要素都不够了解。而这些正是外语院校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
外语院校的研究者可以利用接触外国和外国人的有利条件，通过关注对象国的国情、社情、民情以及主流媒体的涉华舆情，结合人际传播，开展受众研究。这既能服务于本校的语言文化教学，又能为国家战略积累扎实的基础性数据和研究成果。在受众与舆情研究中，对于影响力广泛的书籍、海外汉学家、著名学者、各种智库等意见领袖的研究尤其可以成为外语院校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者们可从文化层面切入受众研究，同时关注境外媒体动向，及时掌握境外舆论动态，和国内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研究在专业与语言、社会文化背景方面形成优势互补，准确把握对象国主流社群的接受特征，实现话语对接，真正把文化的对外传播推向深处。近年来，很多外语高校的国别区域研究已经启动，还实现了和政府工作部门联动，实现研究方向与国家需求的即时对接。尽管这些努力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相信，这些建立在大量一手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工作将把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带向一个新的起点，也一定会给国际传播力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2.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内容和传播规律研究
除受众研究外，如何针对不同受众群体选取本土恰当的文化传播内容并利用正确的传播方式，也是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也给我们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选取合适内容，帮助外国人正确、全面理解中国文化带来了“新困惑”。澳洲学者曾谈到，澳洲开设的“中国文化”课在编写大纲时，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澳洲本土人坚决反对将“铁杵磨成针”这样经典的中国文化故事编入课本。[9]还有，西方寥寥数语就能概括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我们也需要寻找高度一致的外文表达方式，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简约地传达给世界。张西平先生（2011年）认为“中国尚缺乏在全球如此大规模传播自己文化和语言的经验和历史”。[10] 因此，外语院校才要开启担当“大规模传播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大任，外语院校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后疫情时代如何推进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加强对外文化传播规律的研究，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赢得更多的主动权，不是传播学界和传媒行业的专属任务，而是外语院校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做好基础性、应用性、战略储备性工作的落脚点，是在新时代对外文化传播中发力的突破口。
在“十四五”教育新征程开始之际，外语高校作为国家高端文化传播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风险意识，履行新使命，挑起大规模传播自己语言和文化的重任，做好外语教育，讲好中国故事，为增强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贡献新力量。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眼中的北京”（项目编号：19JDXCA0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涵化效果，来自美国学者格伯纳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 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俞新天.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构建与传播[J].国际问题研究，2011（6）：5-19.
[2][3]刘跃进.当代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J].文化艺术研究，2011，4（2）：15-21.
[4]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J].读书，2002（5）：96-103.
[5]90%的中国籍博士留下建设美国：最新美国华人数据大公开[EB/OL].（2020-07-02）[2021-01-11].https：//new.qq.com/omn/20200702/20200702A0G7E000.html.
[6]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06（3）：115-118.
[7]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1）.
[8]白春仁.俄罗斯学呼唤沟通文化的自觉[J].中国俄语教学，2005（3）：1-4.
[9]郭英杰.文化传播的政治：话语、认同及软实力[D].北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2.
[10]张西平.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1（1）：26-34.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责任编辑：翟 迪]
关键词：外语院校;文化传播;国家文化安全
纵观外语院校的发展历程，文化传播者角色始终贯穿于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的全部实践之中。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时期，中国在面对某些西方国家发动的对华舆论战猛烈炮火时，从容面对且强势发声。中国外语院校作为外语人才的培养者和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传播者，在这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正在接受世纪大考的检验。2020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强调，中国外语教育正面临新挑战、承担新使命，要培养时代需要、国家期待的外语专业人才;同年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宣言》，指出文科教育要创新发展，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正可谓，新使命定义了新角色。新时代需要能够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外语人才。为此，外语院校应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对内与对外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冷静、理性地审视自身实践是否以履行、完成新使命为旨归。
对内文化传播中的风险与警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院校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为国家的经贸、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外语院校更多是在“西学东渐”，外语教育更多是把外国的文化传播给国内的受众，即对内传播，让中国了解世界、让国人掌握外语，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化，进而开拓国际视野，培养国际思维，拥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和中国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外语院校应该意识到—外语教育对于国家的文化安全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当下，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尚未真正确立，[1]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文化风险和造成的文化后果，在苏联解体中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国家文化安全意识的“空位”
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中的“派生要素”， 也是当前备受关注的“非传统安全要素”。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保持与延续，实质是国家的社会特征的保持与延续。[2]它关系社会共识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关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是社会稳定、统一的保障。文化安全之所以在当代国家安全中不可或缺，是因为“在威胁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素中，以往的‘文化侵略’和如今的‘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都是不容忽视的内容”。[3]而外语院校引进、传授外国文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时，缺少文化安全意识，缺少对本土文化的有效保护机制。在常规的外语教学中，外语院校从语言应用能力等工具层面考虑得多，而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则较少考虑。
外语院校首先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冷战。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一书中，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4]当今，由互联网和新媒体建构的外语学习环境赋予了外语学习者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们可随时随地获得海量的学习资源。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其发达的传媒系统和语言优势，早已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巧妙的方式“渗透”在各类外语学习媒介和学习资料中，我们引进的外国教学资源也决非仅仅是一些影像资料或教科书，外语学习者在竞相使用这些媒介和资料的过程中，习得的绝非仅仅是作为工具的语言，其中无法剥离西方思维方式的“涵化效果”①。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国家安全意识的缺位，会给外语教学带来极大隐患：教师作为教育者，无法把握受教育者在外语学习中习得的文化价值内涵;作为传播者，无法左右学生所接受和吸纳的内容，也大多没有考虑到如何去掌控和干预这种传播效果。教师很难影响学生文化价值观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的实际过程。
外语院校更要警惕的是外国文化对青年人的影响。一旦青年一代价值取向错位、文化主体性缺失，那么在21世纪兴起的文化交流热潮中有可能使我们丧失振兴民族文化的大好机会。青年高端人才流失严重的警钟一直在我们耳畔长鸣。国内外研究显示：在中国读本科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只有34%的人目前在中国工作，而接近56%则前往美国继续深造。最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AI研究员，有90%的人在毕业后会继续留在美国至少五年，仅硅谷就有2万清华学子。[5]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急功近利的心态影响青年人的价值观，本土文化自身软实力的建设脚步尚未来得及凝聚并形成强大的当代民族文化认同，当代个人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很少受到国家文化安全的考虑。外语院校的学生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本国文化，他们最喜欢的节日、影片、明星、音乐、发型、服装以至于饮食都“洋味”十足。西方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浸入式影响之深、之广可谓触目惊心，而且这一切都悄然而至，在国人并未察觉中进行着。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我们有可能在浑然不觉中建设着他国的文化软实力，其危害之大不言而喻。虽然人才培养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外语院校作为最接近学生的文化传播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传播的战场上似乎已难辞其咎。因此，外语院校有责任更有义务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意识，把外语教学提高到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
目前，外语院校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虽然已经开始规划外国文化教学中的引导與干预机制，尤其是课程思政的建设，将思想文化建设提到了外语教学的重要位置。除了按照常规进行语言技能的培养之外，外语教学应当把外国文化做成“镜子”，以外为鉴，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觉，使其能够借助跨文化传播的思维方式来反观自己的文化，进而培育出理性的文化自信，并学会用国际语言传达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国家层面，需要建立类似美国国家外语中心（FLC）这样一些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制定外语政策的机构，来指导外语院校如何履行国家的文化战略。[6]简言之，应当避免作为“西学东渐”传播主体的外语院校在目的及手段上与国家战略发生现实层面的脱节。 2.本土文化培育的“缺失”
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 生活方式安全等。在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领域，既存在过度引入异域文化，也存在没有练好内功，没有很好传承、光大和创新本土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外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的问题。有研究表明：“纵观我国多层次英语教学，在增大文化含量上却有着一种共通的片面性，即仅仅加强了对英语世界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各层面精神文化内容的介绍，而对于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 [7]在外语高校的课程设置里，除了翻译课较多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之外，其他课程中，本土文化的学习很少作为必修课，而必修课中涉及本土文化的外语表达训练也处于极其稀薄的状态。一个不能表达自己的民族，必然被别人表达。如果我们的外语院校连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不会用外语表达，那就无法扭转在国际话语场上被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图进行抹黑、歪曲的现实。
正是由于这种本土文化培育的缺少，导致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庞大的外语学习群体中，能够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国际学术交流者凤毛麟角;我国也急需能够带着文化自信，用恰当的表述方式在国际舆论场上表达中国文化的独特立场和独特贡献的学者。
目前，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重建和再构的重要历史时刻。外语院校在对内传播外国文化同时，要加强讲授内容的“民族性”，通过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两条路，来建构学习者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培育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白春仁（2005年）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教授和研究俄国的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国情等，而我们的目标说到底是振兴与发展中国文化。这是学科的出发点和归宿。” [8]外语工作者作为文化传播者，理应遵循传播活动的双向性与互动性，在掌握外语工具传授外国文化的同时，不能忘记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使学习者群体能够深刻理解自己的文化，掌握本土文化的外语表达，积淀“走出去”的资本，改变“中国文化失语”的状态，以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实现我们期待的传播效果。
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使命与担当
既然外语院校肩负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使命，就不得不站在我国对外传播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身对外传播的脚步。当前，我国的对外传播正面临一个亟待突破的瓶颈或核心问题，即国际传播力的提升问题。所谓国际传播力，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讲，是指国际传播能力或传播效果实现的程度。而文化方面的国际传播力，后者直接决定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否能够落到实处。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不仅仅需要新闻媒体在国际传播场上突破重围，更需要外语院校积极担当其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与使命。外语院校云集了外国语言与跨国跨文化传播的精英，本身就是现代对外传播体系中文化传播方面最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为扮演好高端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外语院校除了应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跨文化对话能力之外，还应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提升外语人的国际传播能力。
1.加强对象国国情和受众研究
从国际传播的规律看，目前我国国际传播力的桎梏是受众研究的薄弱，即我们在文化传播中“不知彼”而做不到精准传播，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远远不够。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普遍而言，我们对对象国（尤其是除美国以外的国家）的文化传统、文化传播历史与嬗变、文化现实、文化传播中的接受习惯、各种文化话语的表述方式等缺乏科学而系统的研究。虽说近几年已经开展了不少针对外国人眼中中国文化的研究，但我们至今仍不十分清楚每个国家的外国人中究竟有哪些群体在关注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媒介接受渠道，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接受程度与认同程度等问题。而且，除了美食等表层符号外，我们对不同语言文化区域、不同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文化深层价值的诉求，信息需求以及影响这些文化诉求的当地政治态势、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等要素都不够了解。而这些正是外语院校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
外语院校的研究者可以利用接触外国和外国人的有利条件，通过关注对象国的国情、社情、民情以及主流媒体的涉华舆情，结合人际传播，开展受众研究。这既能服务于本校的语言文化教学，又能为国家战略积累扎实的基础性数据和研究成果。在受众与舆情研究中，对于影响力广泛的书籍、海外汉学家、著名学者、各种智库等意见领袖的研究尤其可以成为外语院校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者们可从文化层面切入受众研究，同时关注境外媒体动向，及时掌握境外舆论动态，和国内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研究在专业与语言、社会文化背景方面形成优势互补，准确把握对象国主流社群的接受特征，实现话语对接，真正把文化的对外传播推向深处。近年来，很多外语高校的国别区域研究已经启动，还实现了和政府工作部门联动，实现研究方向与国家需求的即时对接。尽管这些努力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相信，这些建立在大量一手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工作将把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带向一个新的起点，也一定会给国际传播力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2.加强对外文化传播内容和传播规律研究
除受众研究外，如何针对不同受众群体选取本土恰当的文化传播内容并利用正确的传播方式，也是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也给我们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选取合适内容，帮助外国人正确、全面理解中国文化带来了“新困惑”。澳洲学者曾谈到，澳洲开设的“中国文化”课在编写大纲时，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澳洲本土人坚决反对将“铁杵磨成针”这样经典的中国文化故事编入课本。[9]还有，西方寥寥数语就能概括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我们也需要寻找高度一致的外文表达方式，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简约地传达给世界。张西平先生（2011年）认为“中国尚缺乏在全球如此大规模传播自己文化和语言的经验和历史”。[10] 因此，外语院校才要开启担当“大规模传播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大任，外语院校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后疫情时代如何推进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加强对外文化传播规律的研究，在国际舆论场上为中国赢得更多的主动权，不是传播学界和传媒行业的专属任务，而是外语院校服务国家文化战略，做好基础性、应用性、战略储备性工作的落脚点，是在新时代对外文化传播中发力的突破口。
在“十四五”教育新征程开始之际，外语高校作为国家高端文化传播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风险意识，履行新使命，挑起大规模传播自己语言和文化的重任，做好外语教育，讲好中国故事，为增强民族的文化影响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贡献新力量。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眼中的北京”（项目编号：19JDXCA00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涵化效果，来自美国学者格伯纳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 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俞新天.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构建与传播[J].国际问题研究，2011（6）：5-19.
[2][3]刘跃进.当代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J].文化艺术研究，2011，4（2）：15-21.
[4]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J].读书，2002（5）：96-103.
[5]90%的中国籍博士留下建设美国：最新美国华人数据大公开[EB/OL].（2020-07-02）[2021-01-11].https：//new.qq.com/omn/20200702/20200702A0G7E000.html.
[6]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06（3）：115-118.
[7]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1）.
[8]白春仁.俄罗斯学呼唤沟通文化的自觉[J].中国俄语教学，2005（3）：1-4.
[9]郭英杰.文化传播的政治：话语、认同及软实力[D].北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2.
[10]张西平.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1（1）：26-34.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责任编辑：翟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