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电荒再次袭击中国。与2004年用电需求高于发电能力不同，此次电荒则是在用电需求环比下降的过程中，全国大约有2.8亿千瓦的火电装机容量处于闲置状态下发生的。因此，舆论将电荒原因无一例外地指向发改委电价管制制度，市场煤价过高导致企业发电越多越亏损，发电厂被迫减少发电。
　　事实上，电荒是一系列体制与政策的反映，而不仅仅因为价格管制。首先，出现电荒的地区多在长江以南，根据中国始自1999年的“西电东送”战略，政府鼓励水资源和煤炭资源集中的西南、西北和山西、陕西和内蒙西部的“三西”地区就地发电，输往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东部电力投资受到严格控制。但今年湖南湖北等地发生大旱导致水电供应减少，连本地需求都无法满足，更别说向东部输送。而在东北、西北和蒙西，则出现电力过剩找不到买家的“窝电”现象，这些都是“西电东送”战略带来的问题。
　　其次，当发改委近期被迫调高了部分省份的上网电价后，那些没有允许涨价的地区，就会以停机检修等理由减少电力供应制造电荒，施加压力以调高价格。其三，近些年发电企业投资规模膨胀，债务压力过大，发电持续亏损，窟窿就会更大，这是他们不愿也不能承受的。而且，由于货币政策持续紧缩，发电企业也不愿意垫付更多的资金储存电煤。其四，严格的节能减排考核让“西电东送”出现新的难题，西部把电卖给东部但能耗却留在了西部，这导致西部地区政府为了政绩考核，不愿意继续向东部输送电力，而东部电力投资因受到抑制无法自足。更重要的是，西部火电装机参数普遍低于东部发达地区，低效率、高污染，并不利于环保，也促使政府干预发电以满足节能考核。
　　造成电荒的直接原因无疑是价格管制，发改委控制了电价但放开了煤价，这是一种奇怪的组合，或许是改革进程中止的产物。这意味着“电网分离”改革是一个半拉子工程，打破厂网全垄断格局的目的是为了刺激竞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改革的结局是，出现一个全垄断的电网、半垄断的电厂以及市场化的煤炭市场，由于煤炭自由定价且实现价格联盟，相当于全垄断。最终，发电企业被上(发改委与电网)下(煤炭联盟)游夹在中间，受到电网垄断(管制价格)与煤炭垄断(市场价格)双重压迫。发电企业的博弈能力只有利用半垄断地位减少供电制造电荒。
　　可以看出，目前的电力体制提供了一种无序博弈的格局，地方电厂、五大电力集团与各地电网、地方政府等相关主体都以非市场化的手段确保各自的利益，比如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冲突导致输配协调。这种行业、企业与地区行政分割在电力领域遇到风吹草动之时，就会制造涟漪式的结构性电荒。
　　这意味着电力改革是失败的，而且造成比此前电力部门全垄断更为混乱的局面。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相关企业的能量过于强大，挟持了改革并将行业陷入一种混沌状态，以便在事实上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自我膨胀。比如电网分离后，现在电网侧重新大拳投资发电并上下游各个领域蔓延，如果完成超高压建设实现技术垄断，电网或许成为一个超级垄断企业。
　　因此，中国电力改革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业监管机构以及改革方案，目前仅仅在发改委下面设有能源局以及对行业影响力不大的电监会。这导致行业缺乏监管，发展没有统一规划。处于各种恐龙级企业无序竞争状态。但在新的世纪，能源领域的投资对科学性与经济性要求更高，这种无序竞争与缺乏监管的格局无疑既缺乏经济性，也没有技术性约束。比如超高压这一数倍三峡大坝的投资，竞然没有中立的机构进行审评就获得批准。
　　在一个对能源需求如此之大之快的国家，竞然没有一个能源主管部门是很奇怪的事情，即使在早已度过能源需求膨胀期的美国，仍然有一个强有力的能源部。在中国迅速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更应该需要一个能源监管与规划部门以确保能源安全。事实上，由于中国能源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太过强大，并能左右政策的制定与改革的进程，即使成立能源部，或许与目前的格局一样，仍然无法撼动这些恐龙。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目前的电荒之际，一些专家与公司呼吁加快建设跨区域、远距离的特高压电网解决电荒。我们认为，对于这一巨大的投资项目，应该吸取三峡建设的教训，推进决策科学与民主，而不宜仓促决定。事实上，超高压建设的目的仍然是“西电东送”，但“西电东送”政策现在到了该检讨的时候了，水电的不稳定性、火电节能减排的区域博弈以及东部过于依赖西部电力的经济风险等问题都需要重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