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
　　
　　对我来说，得意时使我更具远见和信心，而失意时则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谦卑。我发现任何事物都有山穷水尽的一天，只有对上帝的信赖，才是惟一永远可靠的保证。40年来，除非有特殊原因，我从未错过一次星期天的弥撒。现在，我更以日日行跪拜礼作为每天的开始。我从不为祷告上帝而害羞，特别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每当困难逼近我，试图打垮我时，每当前途暗淡，看来毫无转机时，总会有些奇迹发生在我身上——一个侍者把毕生的积蓄交给我，一位生意上的劲敌把我的一切都取走后又突然都归还与我。上天仿佛给了我一项承诺，那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来扯我的后腿，定会有7个人出来拉我一把。我能把这些归功于谁呢？只有那听了祷告的上帝！
　　我不会变魔术从帽子里抓出一只兔子，但在这段萧条时期，如果我需要一只兔子，它还真能及时出现在我眼前。1929年，不景气的现象已使东海岸经济陷于瘫痪状态，逼得人们纷纷跳楼自杀。南部情况虽然好些，但灾难的浪潮也不断袭来，砰砰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一次比一次更令人痛楚而倦怠。
　　尽管大家都在往下跌，我还是设法使“艾尔帕索希尔顿”于1930年11月5日建立起来。这件事如今写来，好像只需一笔带过，殊不知当时要造起任何建筑物都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我身无分文，却还要盖旅馆，就像玩无中生有的把戏似的。
　　“艾尔帕索希尔顿”揭幕那天，报纸上报道说有近15000人前来观礼，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来自整个德州和墨西哥的人，比旅馆一年的宾客居住人数还多。他们到此，不过是想看看旅馆究竟怎样，当他们看到那华丽的套房，直达云霄的19层大厦和300多间以印地安、西班牙和拓荒者的传统风格布置的房间时，无不惊讶、叹为观止。因为他们真正想见到的，正是一种他们盼望已久的奇迹的发生，并想从中拾取一些对人生的信心，我们的确没有令他们失望。
　　他们希望开一个舞会热闹一下，我们照办了。一个晚上，我们的厨师宰了1200只鸡招待客人。
　　当着众多宾客，我再三表示，我对美国充满信心，这的确是个黄金之国，成功机会很多。经济恐慌虽然出现，但决不会停滞不动，一切危机都会过去的。我这么说了，也相信会这样，宾客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危机消失以前，我们还要经历多少苦难？
　　
　　危机
　　
　　“艾尔帕索希尔顿”开幕典礼一过，打击便接踵而来，使我几乎濒于崩溃。我再也不寻求更多的旅馆了，我所作的努力仅仅为了保住我现有的几家旅馆，哪怕只剩一家也好。然而，我为保住家人温饱而辛苦做的计划，最后仍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首先是旅馆的生意开始衰退。萧条时期，人们极少出游，商人的货物也乏人问津，失业人数日益增多。马林、路巴克、圣安吉罗、艾尔帕索……我所属的8家旅馆，生意都大不如前。每天，我都和赫尔敦在“达拉斯希尔顿”的办公室中商量对策，经常熬到深夜，但仍改变不了局势。
　　收入在一周一周地减少，而支出却与以前相差无几。我们竭力节省每一项开支，关闭一些房间以免浪费电灯和暖气。我们还停止了房间电话的使用，这样每台可省下15分钱。与此同时，我们还鼓励大家的集体合作精神，共渡难关。尽管伙食不好了，又节省了电气，我仍要求大家对顾客笑脸相迎，还再三强调：“要时刻保持干净的床铺、毛巾和新的肥皂，我们可不能在这方面省；但也要留意浪费的地方，哪怕是一支钢笔、一张纸、一瓶墨水，也要能省则省！”
　　尽管如此，收益仍在下降。而地租、贷款利息和各种捐税又样样都不能少。我常用冷毛巾敷头，以减轻头疼的折磨。我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我让马林那边送25元，艾尔帕索送35元来应急。我把自己的钱也都垫上去了，又用保险来抵押贷款。
　　记得有一天，我与玛莉商量用保险抵押贷款一事，她立即答应了，我当时感动极了。
　　“唐尼，你当然只能这样做。”妻子坚决表示，“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开口借时低声下气，还了以后就不再如此了。”
　　她真的坚强地撑了下来，我多么珍惜她对我的信心啊！可是当我取得了保险贷款，赶去帕兰佛解决问题时，再次使她大失所望了，因为我把一个4人桥牌会给忘了。
　　也许有些话我该对她说却没有说，也许我该花更多的时间向她解释，可当时实在是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刚解决完帕兰佛的问题，马林方面又旋即陷入了困境，我于是又赶往马林。情况总是这样，我几乎跑遍了整个德州，马不停蹄，而玛莉却孤伶伶地独守空房。
　　很快，我们连利息也付不出了；一笔笔的捐税拖欠着，似乎永无尽头；地租缴不出来，只好将韦可的一家旅馆转让出去。显然，我必须从帽子里再变出一只肥硕的兔子来，但帽子却是空的。谁还有这笔我急需的钱呢？我又去向谁开口呢？当时就数格劳夫斯敦的莫迪一家情况最好了，我便想去碰碰运气。他们虽然有钱，但若想借到也没那么容易，只是我实在太急迫了。一祷告完，我就不顾一切地向格城进发了。
　　格劳夫斯敦城几乎就等于是莫迪家族的了，他们拥有格城的棒球队、好几家银行、旅馆、保险公司和报馆。他们自己组成了一个商会，不与其他商会来往。有一点他们与巴顿洛奇的朗恩家族不同，那就是他们在政治角逐中一直出师不利。
　　老莫迪和他的儿子希恩是莫迪家族中的重要人物，我与他们都不熟，只知道他们是一对很有趣的搭档。希恩当时35岁，目中无人，人们私下里都叫他“梅达斯王”，这个名字很适合他。据说有一次，老莫迪突然大发慈悲，捐了200元给莫迪家族以外的商会。他儿子竟大发雷霆，找上门来逼问老莫迪道：“爸，你这算什么？难道仇人也犯得上去帮他吗？”
　　希恩·莫迪喜欢树敌，他还公开表示，他巴不得仇人越多越好。我有一位开保险公司的朋友曾找过他借钱周转一下，被他一口回绝了，我朋友憋着气说：“希恩，我总想不通为什么与你交往的人中十个有九个要说你的坏话。”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希恩笑着说，“我就喜欢他们这样，我巴不得100个人中就有99个说我的坏话呢！”
　　那种时候，为了筹到急需的30万元，我不得不找了这个控制了美国人寿保险的人。
　　火车越是接近格城，我越是惶惑不安。但出乎我的意料，我跟莫迪家的协议并没有费多少时间，他们听了我的倾诉后，磋商了一阵就答应了贷款。我的祷告果然带来了希望。当我签下了以“希尔顿旅馆”的公司股票作为抵押换取急需的贷款合同时，还在害怕这只大白兔会一下子又从袖口溜走，那我可真是承受不起这个打击了。
　　在我举步维艰，濒于崩溃的最后一刹那，终于时来运转，出现了一线生机。这30万元现款，足可以用来周转以换取时间上获得的新的利润。要在借款用完以前把问题全部解决，只有等待经济好转，宾客蜂拥而至，但实际上，世事并不总是尽如人意。
　　
　　悲惨的1931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发愁，忽然抬头看到母亲站在我的面前。她是特意从艾尔帕索赶来看看我情况如何的。我强装笑脸，但她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内心。她拿出一张道奇堡一家报纸的新闻简报来，内容是劳弗斯威勒家具公司庆祝建立75周年的消息。这家公司是我的外祖父当年赤手空拳建立的，75年来经久不衰；而我才干了仅12年就越来越糟，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只怕我选错了职业，”我神情沮丧地对母亲说，“也许我去学造摇篮或棺材都比干这个强！”
　　母亲从椅子里站起身来，带着劳弗斯威勒家族的特有气质——一种不屈不挠的拓荒精神，对我说：“现在有人跳楼，有人沉默，也有人向上帝祷告。唐尼，祷告，你应该虔诚地祷告，千万别泄气，一切会过去的。”
　　母亲走后，我戴上帽子去找鲍伯·桑顿。我向他借20万元来周转，他听后望着窗外说：“你看见对面那座培克旅馆的16层大厦吗？”我默然点头，不知他用意何在。“唐尼，如果给了你20万，我看我自己就只能从那边的窗口跳下去了。棉花已跌到5分钱一磅，今年夏天将是蝗虫泛滥的季节。”
　　他说的全是实情，不过碍于情面，他还是借给我5.5万元。旅馆就像个无底洞似的一口吞下了这些钱，却仍不见任何起色。债台增高，分文不进，情况更加险恶，我想以时间取胜的办法彻底失败了。
　　一名州长代表来到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纸公文，说：“我手上有份法院的判决，你必须付这笔款了，否则我就要把封条钉在墙上了。”
　　“你封吧！”我绝望地吼叫起来，“拿我的梯子好了！”
　　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墙是大理石的，根本钉不上去。”他有些不好意思，“你肯定早就知道会这样。”
　　“那不就结了？我一定会还钱的，但这需要时间。”他给了我时间，我果然如期付清。
　　北卡罗莱纳州的一家家具店又控告我欠债不还。我欠他们10万元，早已基本还清，只剩178元款未付，这笔钱却把我拖进了法庭。律师与我私下商量，要我宣告破产，我坚决不肯。
　　我对桑顿说：“我的信用还没消失，信用是我生命的血液，我决不承认自己失败了，一宣告破产，就表明我对上帝的信心不够坚定。希望一旦破灭，那我就与行尸走肉无异了。”
　　每天早上离开教堂，信心和希望重又充满我的胸膛，一些事情的发生，也让我更加强了信心与希望。一次，我连坐车的钱都付不起了，一个年轻的侍者走来把一包东西塞给我。“只是些饭钱而已，希尔顿先生！”他说完便一溜烟地跑了。我一看有300元——他平生的积蓄。还有一次，一名加油站的工人竟帮我付了汽油费。“我不怕你还不了钱。”他笑着对我说。
　　这些人对我的信任，以及桑顿对我的支持，我都铭记在心。但我还是越发潦倒，甚至连房租也付不起了。我不得不向朋友借钱，把玛莉和孩子们送到了艾尔帕索母亲那儿。那里至少还有吃的住的，母亲在那儿独自处理她自己的财产：每个月可以从圣·安东尼奥和沙卡洛收到一些房租，她还买了一座小农场以贴补家用。海伦婚后与丈夫分居，也来和母亲同住。
　　与此同时，我还为我手下们的家庭担忧。他们与我同甘共苦，无限忠诚，我也想方设法来及时付给他们薪水，并让他们的家庭搬来旅馆，吃住免费。如马林的欧文、达拉斯的赫尔敦、阿比林的屈吕安都是如此。
　　不景气时，我还得到了不少人才，像威尔富。他是个文雅的年轻人，是逝去的小弟的好友，也是我桥牌桌上的劲敌。他和以上提到的几位就是我所谓的“旅馆家庭”，如果失去了这些旅馆，我们都将无处安身。
　　我又四处奔波，从这家旅馆跑到那一家，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能借的钱都借了，运气仍然不佳。我就这样度过了1931年那个最悲惨的年份。
　　
　　转机：虽胜尤败
　　
　　过去由于照顾众多的旅馆使我太分心，因而达拉斯和阿比林的旅馆已陷于财政困难。在合并的9个月中，我一直努力使两部分合而为一，但一直未能成功，如今事情终于有了一个了断。
　　这是1932年底的事，全国的经济仍然没有起色，我又重新回到起点，一筹莫展。在我心中，又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虽只有一线希望，却值得一试。我回到“艾尔帕索希尔顿”，准备以此作为新的起点。
　　这个新的努力方向说来很简单。莫迪家族打算把他们在艾尔帕索赔钱的产业卖掉，地主马西亚斯把土地租借给我，但提出一个条件。
　　“我现在拥有这座建筑物的所有权，你必须先把欠的租还了，再谈长期租约。”他这么说。
　　过去我曾筹集过100万元，也真的筹到了；但如今我不能再这么冒险了。我只需30万元，但能筹到手的连3毛都没有。
　　这几个月的生活就像一场梦魇。一方面，我要和莫迪家族对抗，希望结束“国家旅馆公司”的悬案。希恩则坚称我和他父亲订下的合约无效，我和他终于成了对头。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可能会拖上好几年。我虽有合约在手，但他们却有持久作战的本钱，这也正是我所缺乏的。另一方面，我跑遍德州，希望筹到30万元以重整家业。这真是双面作战。
　　从那时起，我开始记日记。如今读起这些日记，只觉得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哀兵的诉说。这期间也有一些可喜的事情，像“玛莉又怀孕了”，“艾力克·马可·希尔顿上午10时生于圣保罗医院”等等，大部分则都不堪回首了。例如：莫迪发出了最后通牒，他提的条件太苛刻……拜访格林伍先生，他是南方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他表示考虑给我贷款一事。罗斯福总统已下令关闭银行，这表明我们必须自寻出路……格林伍决定支持我了！……和律师商量有关格林伍、马西亚斯和多方之间的问题，得出了一些结论。马西亚斯到加州去了，他限我6周之内筹足欠款。格林伍去了圣路易，临行前他告诉我随时可以把钱送过来，最苦的日子总算挨过去了……诸如此类。
　　事实上，两天后，格林伍又从圣路易打来电话把我叫去。我把协议书的复印件带去交给他，并加以详细说明，他的律师提出的每项要求我也一一办到了，请他在协议书上签字。他要我再等上15分钟，一会儿，电话铃响了。
　　“我决定将这件事就此搁置。”他说。
　　“我认为您犯了个大错。”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对！可是我也不是头一次犯错了。”
　　“事情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没有！”他冷静地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那晚我的日记上这样写着：格林伍出尔反尔，真是冷酷至极！
　　这时，我连哭的时间都没有了，更来不及去探望玛莉和新生的男孩。我到处奔波，每一位想得起来的人我都拜访到了，希望他们支持我。赫尔敦告诉我，桑顿将派他的银行副经理里德来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艾尔帕索大厦工程的承包商麦吉与我洽谈后，尚未表明态度，后来他打来电话，为他不能给我帮助而致歉。马西亚斯也派他的经理来了。
　　我近乎绝望了，除非能有奇迹发生！
　　奇迹果然发生了。7位仍然对我有信心的朋友各自掏出5000元给我，其中6位是亲自把支票送来的。有一张支票上签着“玛莉·劳佛斯威勒·希尔顿”的名字，那是我的母亲！为了助我一臂之力，她已倾其所有。5000元，在1933年的秋天，对一个人具有极不平凡的意义，银行已奉命关闭6个月了，因此这笔钱决不是个小数目。
　　我收下了支票，送到银行去，然后走进马西亚斯的办公室。第二天上午9点45分，“艾尔帕索希尔顿”终于物归原主！
　　桑顿又把我拉进了一场价值11万元的赌博——投资石油。我借到了5.5万元，如果成功，数目就翻倍；如果失败了，我将再次变得一无所有，我在内心祷告着，装着余下的仅有的8角8分钱，在借据上签了字。上帝没有辜负我，以后的3年之中，这个油矿为我付清了所有的欠款。
　　随后我又收回了阿比林的一家旅馆。因为莫迪表示不想再经营下去了，而我又反对宣告破产，根据最新公布的法律“77B”，这个宣告被承认。这种办法是萧条时期的权宜之计，即公司可自行向法庭提出申请，由法官裁决，不许债权人随意取消抵押，使公司倒闭，公司可把债权人列出先后次序逐一付息。阿比林的旅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收回的。
　　我艰难地奋战，终于闯出了一条路来。但就在此时，我又面临着“第三个战场”——我和玛莉感情破裂，终至无法挽回。1934年初，莫迪家族与我的纠纷终告解决，他们将路巴克、达拉斯、帕兰佛三处的旅馆归还，同时向我贷款9.5万元：艾尔帕索6万，达拉斯3.5万。几个月以后，我和玛莉办妥了离婚手续。
　　我打了胜仗，同时也打了一场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