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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思想上,余华的文学创作深受卡夫卡的启发。卡夫卡对生存的思考诱发了他自己的生存思考,他的痛苦绝望与卡夫卡西方式的情绪一拍即合,异曲同工。表现在具体作品中,两人都超越了生活的表象,揭示了困惑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本文将从文本形式、主题思想和创作观三方面阐释卡夫卡对余华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余华 卡夫卡 文本形式 主题 创作观
余华是一位写作数量不多,然而质量很高的当代作家,他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上,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和民间叙事的技巧,发扬中国文学传统的内敛含蓄的审美风格,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对生命、人性、世界和历史的独特感受。但西方文学对余华的影响程度之深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对余华而言,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并非简单的技巧学习问题,各种外来影响已冲破了体用的框架,完全融化到他的艺术思想与创作中,成为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影响余华创作的最主要的两位作家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奥地利的卡夫卡。余华自述,1982年至1986年间他曾对川端康成迷恋有加。“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1]川端康成对物体“生机勃勃”的感知,使得余华在描写客观物体时增添更多的主观感受,而川端式的虚幻空灵在余华创作中则以大量漂浮不定的幻觉出现。川端使余华的感觉触角异常灵敏,但余华却更多地将触觉伸向了人性罪恶、丑陋、凶残的一面、与川端的唯美、清丽典雅的文风迥然不同。余华作品中“高度主观主义视点与叙述者超然、冷漠、客观之眼的奇特的合并而产生的特殊张力”。[2]但当他陷在川端康成的笼罩下无以自拔的时候,卡夫卡的出现,却将他从文学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下文将讨论卡夫卡对余华创作上的深刻影响。
一、对余华文本形式的影响
余华深受卡夫卡的影响,追求的是虚伪的形式和冷淡的语言,以此来表现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情感。在文本形式上,卡夫卡的启示使得余华悟得:“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心情是否愉快来决定。”[3]余华从传统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的特定关系中跨越出来,有利于创作上的自由的想象。“《乡村医生》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4]余华的文本交织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成分,这也正是他身处在世界文学语境之下,对外国文学尤其是卡夫卡夫卡创作的创造性吸收的反映。不同的是,他不再像现代主义大师们一样致力于精神上的启蒙,他竭力保持零度情感进行叙述。
余华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意义空缺的静态描述和委琐的悲剧形式冲击了传统的写作、阅读习惯,被称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所寻求的无我的叙述方式,也正是基于对传统真实观的反拨,余华和卡夫卡在写作时都采取纯客观的冷漠化叙述。余华在一篇序言中说道:“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如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5]卡夫卡用荒诞的想象构筑了一个世界,并用冷漠、毫不惊讶的语气去描述这个世界,在一个令人压抑而悲凉的故事中把玩有趣或无谓的细节,余华则吸取了卡夫卡的创作形式,同样采用摄像机式的语言进行叙述。在他的小说中,余华没有价值评判,没有议论,更没有情感,有的只是不动声色的讲述,仿佛一个圣者在审视世间的荒谬与残酷。“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是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真实。”[6]所谓使用虚伪的形式,也就是指他要拒绝各种先验秩序,还原世界的自在状态,并发掘出埋藏在常规经验之下的东西来。余华借鉴卡夫卡,用虚伪的形式表现真实的社会、真实的情感。只有通过这种假设、荒诞与离奇的故事,才能完全地传达出作家心中真切的感受和深层的绝望,只有用这种极端的寓言,才能凸显现实社会的本质和冷漠、残忍与暴力,造成了一种与现实既超脱又联系的效果。
二、对余华创作主题的影响
在创作主题方面,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是观念上的、整体上的,卡夫卡对生存的思考诱发了余华自己的生存思考,他的痛苦、绝望与卡夫卡西方式的情绪一拍即合,异曲同工。两人都在作品中表现了人类的宿命性的生存状态。表现在具体作品中,两人都超越了生活的表象,揭示了困惑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有着丰富的哲理内涵。卡夫卡的小说用文学形象表现着荒诞、异化等哲学性问题,而余华是中国先锋小说家中较多地表现哲学性主题的作家,他对人性恶的展示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余华和卡夫卡都借刑罚的叙述展示了对人性、权力、历史等的思考。只不过卡夫卡有着复杂的犹太情结,其文本寓意因指向宗教而显得深刻和有精神依托。他表达了宗教在现代西方遭遇的普遍尴尬,也体现了现代派文学与基督教的精神联系。与卡夫卡的神学关怀不同的是,余华以历史警示当下生存,以暴力和混乱颠覆文明,使我们陷入全面的价值虚空。余华的作品恰恰应和与体现了80、90年代中国文学精神的潜在演进,即从“文革”记忆、追溯历史到形而上学问题的哲学关照。余华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他的小说《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正是借鉴卡夫卡《乡村医生》的尝试之作,两部作品在形式上都表现出真实与虚构复合的特点,又都在荒诞的文本中隐喻了世界本原意义上的混乱。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余华以解构伦理来阐释这种混乱,表达出对生存的关注,卡夫卡则以反讽圣经故事表达出对西方化的犹太人宗教情感的失望,有着浓厚的神学内涵。但文学的终极意义在于它对美好生存的执着呼唤,所以两位作家在作品中又都表达出焦灼的期待。
卡夫卡成长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应证了尼采宣告的“上帝死了”,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依托与心灵慰藉。人们对世界普遍产生了荒诞感、危机感、幻灭感和恐惧感。而生性敏感、体质孱弱的卡夫卡,时时还被笼罩于排犹主义的歧视与父亲的专制暴力之中,他的世界观是虚无的、悲观的,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他对世界有着比他人更为深刻的荒诞意识,卡夫卡的小说就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在他的《变形记》、《乡村医生》、《审判》和《城堡》等作品中,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可思议的行为与事件充斥其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充满了恐惧、孤独与异化的感觉。而卡夫卡作品的深刻性,就体现在对荒诞世界中“人”的种种异化的存在状态的深切关注之中。与卡夫卡遥相呼应的是,余华笔下亦是一个荒谬与无序的世界。余华早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就曾借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了世界的可怖与荒诞,其后的作品也一再印证这世界的无常。余华在此显然不是在简单地模仿卡夫卡,他对世界的如此感悟应归结于他对人生社会的深层思考。而卡夫卡为余华提供了这感悟与思考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卡夫卡的创作源自他对外部世界的憎与惧,他有关荒诞的言说所指的是外部世界的虚无和人的异化,那么余华有关世界荒谬的言说虽也源自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他更偏向于人性恶的揭示。关注人的精神空间,书写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便成了余华在80年代中后期始终如一的追寻。卡夫卡笔下的追寻者,都是直面荒诞的生存者,都昭示出主人公们意识深处的悲剧精神。卡夫卡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宣告结束,这似乎意味着死亡是无法超越的。卡夫卡清醒而冷酷地直面死亡的存在,并平静地走向了死亡。因为,当积极的反抗的作用消失以后,死亡通常是人们在荒诞世界保持内心纯洁与优美的唯一归宿。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余华更多是在书写死亡与宿命的息息相生。在余华的笔下,死亡是宿命,无法抗拒。他把死亡当作生命的自然内容来对待,死亡是恒定的,是一个无因之果;一切都是死的和即将要死的;过去只是通往死亡之路,将来只是对死亡的证实。
三、对余华创作观的影响
余华认为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从文革里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他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他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这正是余华进行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简言之,余华作品是从形而下的现实中去再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不真实,即哲学中的悖谬主题,这样在创作观上两位作家可谓异曲同工。余华的《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显示出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与诡谲,小说主人公在一个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步步退让,以致最后被人强行拖去为一个素不相识“朋友”守灵,并去充当死者母亲的孝子。荒诞不经的行为道出了一种心理体验的真实即人生在世的不由自主和无可奈何的尴尬境遇。该小说借鉴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创作而成,两者在形式与思想上均有诸多相近之处。无论是余华对东方伦理的解构,还是卡夫卡对圣经典故的反讽,两位作家都体悟着现代人的绝望和痛苦。在颠覆了传统伦理道德之后,余华再次选择向古典情趣回归。他在《活着》前言中写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7]而卡夫卡也仍有深情的期待,认为“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这样,余华和卡夫卡在人类的生存观和创作观上再次重逢,那是对意义和价值的呼唤。由于余华怀着对经验常识的怀疑和断然舍弃的态度,他的文本也相应呈现了一个完全有悖于凡俗常俗、既定传统和既定秩序的独异天地,颠覆常识,于是成为余华文本表现世界的一个核心语码。
余华的创作观是有新颖性和深刻性的。“他常常把问题逼到没有回旋的境地”,生发出自己的思想、观念、理论,对合法化、规范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体系构成威胁乃至颠覆。在他眼中,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他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所以他“宁愿相信自己”,而不愿相信生活给他提供的那些东西。为了能从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生活中突围,他使用了一种“虚伪的形式”以接近个人精神上的真实,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他的秩序和逻辑。这些观点以决绝的姿态对不可信的现实进行反叛和颠覆,这样的创作观不无卡夫卡的影响。
结语
正是吸收和借鉴了卡夫卡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点,以及自己对他作品的独特感受,余华用虚伪的形式来表现真实的精神成为他独特的创作观。总之,余华与卡夫卡的作品都以荒诞离奇的风格著称,余华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吸取了卡夫卡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艺术技巧,从而导致他们的作品在主题、技巧、风格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在余华创作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拯救了他,使他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文本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和创新,从而确立其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观念。
参考文献:
[1][3][4][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52,92,92,160.
[2]魏安娜.一种中国的现实:阅读余华.文学评论,1996,(6).
[5]余华.余华精品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7]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
关键词: 余华 卡夫卡 文本形式 主题 创作观
余华是一位写作数量不多,然而质量很高的当代作家,他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上,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和民间叙事的技巧,发扬中国文学传统的内敛含蓄的审美风格,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对生命、人性、世界和历史的独特感受。但西方文学对余华的影响程度之深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对余华而言,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并非简单的技巧学习问题,各种外来影响已冲破了体用的框架,完全融化到他的艺术思想与创作中,成为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影响余华创作的最主要的两位作家是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奥地利的卡夫卡。余华自述,1982年至1986年间他曾对川端康成迷恋有加。“在川端康成做我导师的五、六年,我学会了如何去表现细部,而且是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去表现。”[1]川端康成对物体“生机勃勃”的感知,使得余华在描写客观物体时增添更多的主观感受,而川端式的虚幻空灵在余华创作中则以大量漂浮不定的幻觉出现。川端使余华的感觉触角异常灵敏,但余华却更多地将触觉伸向了人性罪恶、丑陋、凶残的一面、与川端的唯美、清丽典雅的文风迥然不同。余华作品中“高度主观主义视点与叙述者超然、冷漠、客观之眼的奇特的合并而产生的特殊张力”。[2]但当他陷在川端康成的笼罩下无以自拔的时候,卡夫卡的出现,却将他从文学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下文将讨论卡夫卡对余华创作上的深刻影响。
一、对余华文本形式的影响
余华深受卡夫卡的影响,追求的是虚伪的形式和冷淡的语言,以此来表现真实的社会和真实的情感。在文本形式上,卡夫卡的启示使得余华悟得:“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自己心情是否愉快来决定。”[3]余华从传统小说的内容与形式的特定关系中跨越出来,有利于创作上的自由的想象。“《乡村医生》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4]余华的文本交织着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成分,这也正是他身处在世界文学语境之下,对外国文学尤其是卡夫卡夫卡创作的创造性吸收的反映。不同的是,他不再像现代主义大师们一样致力于精神上的启蒙,他竭力保持零度情感进行叙述。
余华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意义空缺的静态描述和委琐的悲剧形式冲击了传统的写作、阅读习惯,被称为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所寻求的无我的叙述方式,也正是基于对传统真实观的反拨,余华和卡夫卡在写作时都采取纯客观的冷漠化叙述。余华在一篇序言中说道:“我始终为内心的需要而写作,理智代替不了我的写作,正因如此,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5]卡夫卡用荒诞的想象构筑了一个世界,并用冷漠、毫不惊讶的语气去描述这个世界,在一个令人压抑而悲凉的故事中把玩有趣或无谓的细节,余华则吸取了卡夫卡的创作形式,同样采用摄像机式的语言进行叙述。在他的小说中,余华没有价值评判,没有议论,更没有情感,有的只是不动声色的讲述,仿佛一个圣者在审视世间的荒谬与残酷。“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现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是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真实。”[6]所谓使用虚伪的形式,也就是指他要拒绝各种先验秩序,还原世界的自在状态,并发掘出埋藏在常规经验之下的东西来。余华借鉴卡夫卡,用虚伪的形式表现真实的社会、真实的情感。只有通过这种假设、荒诞与离奇的故事,才能完全地传达出作家心中真切的感受和深层的绝望,只有用这种极端的寓言,才能凸显现实社会的本质和冷漠、残忍与暴力,造成了一种与现实既超脱又联系的效果。
二、对余华创作主题的影响
在创作主题方面,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是观念上的、整体上的,卡夫卡对生存的思考诱发了余华自己的生存思考,他的痛苦、绝望与卡夫卡西方式的情绪一拍即合,异曲同工。两人都在作品中表现了人类的宿命性的生存状态。表现在具体作品中,两人都超越了生活的表象,揭示了困惑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有着丰富的哲理内涵。卡夫卡的小说用文学形象表现着荒诞、异化等哲学性问题,而余华是中国先锋小说家中较多地表现哲学性主题的作家,他对人性恶的展示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余华和卡夫卡都借刑罚的叙述展示了对人性、权力、历史等的思考。只不过卡夫卡有着复杂的犹太情结,其文本寓意因指向宗教而显得深刻和有精神依托。他表达了宗教在现代西方遭遇的普遍尴尬,也体现了现代派文学与基督教的精神联系。与卡夫卡的神学关怀不同的是,余华以历史警示当下生存,以暴力和混乱颠覆文明,使我们陷入全面的价值虚空。余华的作品恰恰应和与体现了80、90年代中国文学精神的潜在演进,即从“文革”记忆、追溯历史到形而上学问题的哲学关照。余华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他的小说《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正是借鉴卡夫卡《乡村医生》的尝试之作,两部作品在形式上都表现出真实与虚构复合的特点,又都在荒诞的文本中隐喻了世界本原意义上的混乱。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余华以解构伦理来阐释这种混乱,表达出对生存的关注,卡夫卡则以反讽圣经故事表达出对西方化的犹太人宗教情感的失望,有着浓厚的神学内涵。但文学的终极意义在于它对美好生存的执着呼唤,所以两位作家在作品中又都表达出焦灼的期待。
卡夫卡成长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应证了尼采宣告的“上帝死了”,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依托与心灵慰藉。人们对世界普遍产生了荒诞感、危机感、幻灭感和恐惧感。而生性敏感、体质孱弱的卡夫卡,时时还被笼罩于排犹主义的歧视与父亲的专制暴力之中,他的世界观是虚无的、悲观的,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他对世界有着比他人更为深刻的荒诞意识,卡夫卡的小说就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在他的《变形记》、《乡村医生》、《审判》和《城堡》等作品中,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不可思议的行为与事件充斥其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充满了恐惧、孤独与异化的感觉。而卡夫卡作品的深刻性,就体现在对荒诞世界中“人”的种种异化的存在状态的深切关注之中。与卡夫卡遥相呼应的是,余华笔下亦是一个荒谬与无序的世界。余华早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就曾借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了世界的可怖与荒诞,其后的作品也一再印证这世界的无常。余华在此显然不是在简单地模仿卡夫卡,他对世界的如此感悟应归结于他对人生社会的深层思考。而卡夫卡为余华提供了这感悟与思考的表达方式。
如果说,卡夫卡的创作源自他对外部世界的憎与惧,他有关荒诞的言说所指的是外部世界的虚无和人的异化,那么余华有关世界荒谬的言说虽也源自他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他更偏向于人性恶的揭示。关注人的精神空间,书写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便成了余华在80年代中后期始终如一的追寻。卡夫卡笔下的追寻者,都是直面荒诞的生存者,都昭示出主人公们意识深处的悲剧精神。卡夫卡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宣告结束,这似乎意味着死亡是无法超越的。卡夫卡清醒而冷酷地直面死亡的存在,并平静地走向了死亡。因为,当积极的反抗的作用消失以后,死亡通常是人们在荒诞世界保持内心纯洁与优美的唯一归宿。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余华更多是在书写死亡与宿命的息息相生。在余华的笔下,死亡是宿命,无法抗拒。他把死亡当作生命的自然内容来对待,死亡是恒定的,是一个无因之果;一切都是死的和即将要死的;过去只是通往死亡之路,将来只是对死亡的证实。
三、对余华创作观的影响
余华认为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从文革里压抑的荒诞,到今天泛滥的荒诞,当他试图正面去描述这些时,他的作品也就同样荒诞了。荒诞是虚构作品中重要的叙述品质,因为荒诞的叙述不是为了离开现实,而是为了回到现实,这正是余华进行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简言之,余华作品是从形而下的现实中去再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不真实,即哲学中的悖谬主题,这样在创作观上两位作家可谓异曲同工。余华的《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显示出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与诡谲,小说主人公在一个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步步退让,以致最后被人强行拖去为一个素不相识“朋友”守灵,并去充当死者母亲的孝子。荒诞不经的行为道出了一种心理体验的真实即人生在世的不由自主和无可奈何的尴尬境遇。该小说借鉴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创作而成,两者在形式与思想上均有诸多相近之处。无论是余华对东方伦理的解构,还是卡夫卡对圣经典故的反讽,两位作家都体悟着现代人的绝望和痛苦。在颠覆了传统伦理道德之后,余华再次选择向古典情趣回归。他在《活着》前言中写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7]而卡夫卡也仍有深情的期待,认为“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这样,余华和卡夫卡在人类的生存观和创作观上再次重逢,那是对意义和价值的呼唤。由于余华怀着对经验常识的怀疑和断然舍弃的态度,他的文本也相应呈现了一个完全有悖于凡俗常俗、既定传统和既定秩序的独异天地,颠覆常识,于是成为余华文本表现世界的一个核心语码。
余华的创作观是有新颖性和深刻性的。“他常常把问题逼到没有回旋的境地”,生发出自己的思想、观念、理论,对合法化、规范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体系构成威胁乃至颠覆。在他眼中,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他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所以他“宁愿相信自己”,而不愿相信生活给他提供的那些东西。为了能从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生活中突围,他使用了一种“虚伪的形式”以接近个人精神上的真实,这种形式背离了现实世界提供给他的秩序和逻辑。这些观点以决绝的姿态对不可信的现实进行反叛和颠覆,这样的创作观不无卡夫卡的影响。
结语
正是吸收和借鉴了卡夫卡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点,以及自己对他作品的独特感受,余华用虚伪的形式来表现真实的精神成为他独特的创作观。总之,余华与卡夫卡的作品都以荒诞离奇的风格著称,余华从卡夫卡的作品中吸取了卡夫卡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艺术技巧,从而导致他们的作品在主题、技巧、风格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在余华创作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拯救了他,使他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文本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和创新,从而确立其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观念。
参考文献:
[1][3][4][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52,92,92,160.
[2]魏安娜.一种中国的现实:阅读余华.文学评论,1996,(6).
[5]余华.余华精品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7]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