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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国时期一份湖南省教育厅督学的教育视察报告,呈现了当时省级教育督学对一所私立中学的视察过程,反映了该中学教育教学各方面的状况,以及督学对此的价值判断。深入分析,可见抗战期间湖南中等教育的发展、湖南教育主管部门为之付出的努力。湖南教育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所创造的辉煌,与当时主政湖南的官员群体的个体素质密切相关。
关键词: 抗战期间 湖南教育 督学 视察
前段时间,我在整理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标明是民国三十年(1941),也就是抗战期间,湖南省教育厅督学写就的关于广雅中学(注:长沙市的一所私立中学)的视察报告,报告篇幅不长,仅五百来字,现实录如下:
湖南省教育厅督学关于广雅中学的视察报告
一、该校赁湘潭石安乡中间大屋为校舍本部,住高中全部学生,计六班316人。初中九班共515人,校本部住104人,第一宿舍住45人,第二宿舍住133人,第三宿舍住34人,全部教室皆在校本部,三个宿舍均在校本部附近,宿舍学生膳食及日间自修,均在校本部。
二、该校教室计15间,除就原有房屋两间外,另建草盖教室13间房屋,差可敷用。
三、该校自建教室仅可蔽雨而未设备走廊,天下雨时交通不便,各宿舍皆房屋狭隘,仅容床位可供晚间一宿,晚间自修甚感困难(第二舍大厅摆有方桌数张供学生晚间自习之用,惟天气日渐寒冷,将来风雨交加时,必感困难),宜设法改良。
四、该校上期2月12日开学,至6月12日放假,实上课17周,据该校通告学生家长书言:“以星期日补课日数,共计实授课足19周。”
五、该校校董会现在因召集大会颇感困难,乃委托在校董事及雅礼大学同学组织临时委会代行校董会职权,审核预算决算。上年度决算计收入44699元,支出47131元,两抵亏2432元,但尚无经费稽核委员会。
六、查该校各科教学,尚无不合,各项练习课本批阅亦尚认真。
七、查该校学生共815人,仅童子军团长陈自信1人,兼教体育,加以课外体育指导之责,似为太忙,应增聘体育教师或指导员1人,指导学生各项课余运动,免使闲散。
八、该校附设民众学校计成人班38人,儿童班175人,成绩尚佳。
九、该校成立社教轮回识字组三组,每周轮回至附近乡村课读农民子弟,颇有成效。
右九页谨呈。
具报人(略)。
1941年11月24日于湘潭石安乡所作
视察的过程是这样的:省教育厅一位督学,来到这所位于农村的私立中学(该学校本是办在长沙城区的,1938年底长沙大火后,迁至湘潭县乡下的临时校址),他进教室听了课,实地走访了学生的宿舍,翻阅了学生的作业本,到学校的教务、人事、后勤、财务等部门查阅了相关的名册,核对了数据,并分别与学校的有关领导,部分老师、学生、家长,以及驻校当地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他是在对该校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后,再用专业的理论和当时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衡量,作出判断。在事实、数据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视察报告,呈交主管领导。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历史信息:一是民国时一个省级的教育督学,视察乡村的私立中学时,不但亲自,而且非常全面而深入;二是督学负有向上具报的义务,具报的文档,哪怕只是五百来字,也要郑重其事地进入档案留存。
也许我碰巧看到了一位特别勤勉、认真的官员,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彼时彼地。
据史料记载,在这份报告撰写的1941年,湖南省教育厅出台了几项关于教育经费增长、教学质量保障、教师生活待遇改善、师资队伍稳定等方面的政策。如,4月,省教育厅公布,将教育列为当年湘省三大中心工作之一,全省教育文化经费由800万元增至1200万元,为历年增长之最,并要求其中二分之一用于中等教育;6月,省政府第116次常委会通过《毕业会考办法及监考阅卷规则》;9月,教育厅宣布,调整中学校长、教员待遇:高中及同等学校校长月薪180—250元,教员180—240元;初中及同等学校校长月薪180—210元,教员140—200元;10月,教育厅要求,将教员按教学时数计薪改为专任制,每年俸给费省里再增加105.4万余元,“增薪使教职员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教学积极性亦有所提高”。[1]
但是,当我阅读《湖南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书籍时,居然发现,湖南的教育,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不但未呈衰退之势,相反,还一度得到发展,就全国来说,竟然是走在前列的。[2]
有统计显示,湖南八年抗战期间,小学所数,居全国各省之冠,学生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中学所数,次于四川、广东,居全国第三,学生数,次于四川、河南、广东,居全国第四。[3]
教育史研究还有个结论:抗战中,“湖南不仅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学校的布局也渐趋合理,质量亦有所提高”。[4]
也就是说,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缘故而放弃实施公平、合理的学校配置办法,放弃发展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公私立学校,特别是没有放弃从严择师、从严招生、从严执教和从严管理的标准。
学生使命之神圣在读书,教师使命之神圣在教书。学生们学到什么,怎样学的;老师们教些什么,怎样教的;学习的环境怎样,安全吗?课外活动如何安排的,有意义吗?应该说,所有教育的管理,都应关乎它们而进行。如果把教育比作一座冰山,那么这些,大约就是露在海面上的部分,是可见的学校教育、教学现象。而藏在海面下的不可见的部分,则是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若干事务人员对它们的服务、组织、协调、督导及保障,这就是管理。
学者易中天在以文化和历史的眼光研究一个城市时,非常看重这个城市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因为,如果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是适合的,则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精神、服务态度和价值取向才是合理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5]
同理,湖南教育在彼时创造辉煌的原因,固然有湖湘文化民风士气的影响,比如地方官吏重教兴学、先贤倾身投入和社会绅民捐资助学等因素,[6]但当时主政湖南的管理者的境界和见识却是不可忽视的。我们都知道,在同样的制度下,在有限的空间里,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管理者,完全有可能管理出不同的效果来。比如同样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影响屁股”;再同样一件事,是“缓办”还是“急办”,甚至“不办”,后果完全会不一样;再如选聘什么样的事务官办理事务,任命者的眼光如何,标准是什么;事务官如何办理事务,如何面对各种利益、各种矛盾……林林总总都考验着官员的个体素质。管理者群体是“相毁灭,亦相成就”的。幸运的是,湖南抗战时期的教育,从厅长朱经农始,上至省主席张治中,下至教育督学,用历史证明了,他们都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在湖南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再回到这份70年前写就的教育文本。
一个督学在对一所学校有所了解后,所关注的问题、肯定的问题,欣赏的问题、忧虑的问题,特别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会反映他的价值取向,也必然成为此后管理的出发点。
比如,他肯定学校各科老师的教学,以及对学生作业本的认真批改。反映的是战时一所临时学校在艰苦条件下的现实,也说明了一所学校的基本所在。另外,他非常赞赏学校组织的社会教育活动,赞赏学校以识字组的形式,组织学生轮流去附近的乡村进行文化普及工作。此举实际上是在贯彻张治中主席“以现代精神灌输于古老乡村”的“改造社会的运动”。[7]它之于当地村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60多年后,我曾很偶然地看到了一位在湘潭长大的大学副校长写的一段话:“我的祖籍在湖南省湘潭县石鼓镇、那个因闭塞贫困而被称为‘十四国’(清朝时属湘潭县第十四都)的红薯窝里。但是在抗日时期,因为长沙的广雅中学搬到石鼓办学,使整个‘十四国’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台阶。”[8]教育的影响就是这样深且远的。
又比如,他极其担忧学校的校舍问题。因为是临时的教室,所以没有备用的走廊,如遇到下雨,当学生下课后一齐涌出教室时,就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建筑的公共安全专业知识。我们在这里看到70年前的教育官员就已经掌握、重视并加以提醒,但70年后我们也看到当地的学校校园里曾发生了因这一原因而出现的踩死学生的惨痛事故,实在让人无语。
至于他特意提出要设法改进学生宿舍太狭窄,学生无法在此晚自习,而安排晚自习的大厅又因为冬季的到来,会给学生带来困难的问题时,报告用了“日渐寒冷”、“风雨交加”这样不常用于公文的词语。我敢肯定,这在官方文书里,至今也是不多的。虽如此,却把对学生的忧虑之情表露无遗。这种稍稍体现人情、人性的公文报告,因其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私立学校的管理和经费问题,在战争年代那颠沛流离时期,确实是较难解决的。省教育厅的这份视察报告,如实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呈报至主管领导后,如何解决,本文暂不讨论。但是,我手头有一张广雅中学1946年部分解放长沙后(1948年全部解放)所摄的校园老照片,照片上的学校颇有规模,教学楼也坚固、壮观。
参考文献:
[1]湖南教育大事记.岳麓书社,2002:234-236.
[2]湖南教育史.岳麓书社,2002:854.
[3]同上:840.
[4]同上:840.
[5]同上:844.
[6]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50.
[7]湖南教育史.岳麓书社,2002:896.
[8]湖南在线.http://ms.hnol.net/.
关键词: 抗战期间 湖南教育 督学 视察
前段时间,我在整理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标明是民国三十年(1941),也就是抗战期间,湖南省教育厅督学写就的关于广雅中学(注:长沙市的一所私立中学)的视察报告,报告篇幅不长,仅五百来字,现实录如下:
湖南省教育厅督学关于广雅中学的视察报告
一、该校赁湘潭石安乡中间大屋为校舍本部,住高中全部学生,计六班316人。初中九班共515人,校本部住104人,第一宿舍住45人,第二宿舍住133人,第三宿舍住34人,全部教室皆在校本部,三个宿舍均在校本部附近,宿舍学生膳食及日间自修,均在校本部。
二、该校教室计15间,除就原有房屋两间外,另建草盖教室13间房屋,差可敷用。
三、该校自建教室仅可蔽雨而未设备走廊,天下雨时交通不便,各宿舍皆房屋狭隘,仅容床位可供晚间一宿,晚间自修甚感困难(第二舍大厅摆有方桌数张供学生晚间自习之用,惟天气日渐寒冷,将来风雨交加时,必感困难),宜设法改良。
四、该校上期2月12日开学,至6月12日放假,实上课17周,据该校通告学生家长书言:“以星期日补课日数,共计实授课足19周。”
五、该校校董会现在因召集大会颇感困难,乃委托在校董事及雅礼大学同学组织临时委会代行校董会职权,审核预算决算。上年度决算计收入44699元,支出47131元,两抵亏2432元,但尚无经费稽核委员会。
六、查该校各科教学,尚无不合,各项练习课本批阅亦尚认真。
七、查该校学生共815人,仅童子军团长陈自信1人,兼教体育,加以课外体育指导之责,似为太忙,应增聘体育教师或指导员1人,指导学生各项课余运动,免使闲散。
八、该校附设民众学校计成人班38人,儿童班175人,成绩尚佳。
九、该校成立社教轮回识字组三组,每周轮回至附近乡村课读农民子弟,颇有成效。
右九页谨呈。
具报人(略)。
1941年11月24日于湘潭石安乡所作
视察的过程是这样的:省教育厅一位督学,来到这所位于农村的私立中学(该学校本是办在长沙城区的,1938年底长沙大火后,迁至湘潭县乡下的临时校址),他进教室听了课,实地走访了学生的宿舍,翻阅了学生的作业本,到学校的教务、人事、后勤、财务等部门查阅了相关的名册,核对了数据,并分别与学校的有关领导,部分老师、学生、家长,以及驻校当地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他是在对该校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后,再用专业的理论和当时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了衡量,作出判断。在事实、数据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视察报告,呈交主管领导。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历史信息:一是民国时一个省级的教育督学,视察乡村的私立中学时,不但亲自,而且非常全面而深入;二是督学负有向上具报的义务,具报的文档,哪怕只是五百来字,也要郑重其事地进入档案留存。
也许我碰巧看到了一位特别勤勉、认真的官员,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彼时彼地。
据史料记载,在这份报告撰写的1941年,湖南省教育厅出台了几项关于教育经费增长、教学质量保障、教师生活待遇改善、师资队伍稳定等方面的政策。如,4月,省教育厅公布,将教育列为当年湘省三大中心工作之一,全省教育文化经费由800万元增至1200万元,为历年增长之最,并要求其中二分之一用于中等教育;6月,省政府第116次常委会通过《毕业会考办法及监考阅卷规则》;9月,教育厅宣布,调整中学校长、教员待遇:高中及同等学校校长月薪180—250元,教员180—240元;初中及同等学校校长月薪180—210元,教员140—200元;10月,教育厅要求,将教员按教学时数计薪改为专任制,每年俸给费省里再增加105.4万余元,“增薪使教职员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教学积极性亦有所提高”。[1]
但是,当我阅读《湖南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书籍时,居然发现,湖南的教育,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不但未呈衰退之势,相反,还一度得到发展,就全国来说,竟然是走在前列的。[2]
有统计显示,湖南八年抗战期间,小学所数,居全国各省之冠,学生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中学所数,次于四川、广东,居全国第三,学生数,次于四川、河南、广东,居全国第四。[3]
教育史研究还有个结论:抗战中,“湖南不仅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学校的布局也渐趋合理,质量亦有所提高”。[4]
也就是说,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缘故而放弃实施公平、合理的学校配置办法,放弃发展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公私立学校,特别是没有放弃从严择师、从严招生、从严执教和从严管理的标准。
学生使命之神圣在读书,教师使命之神圣在教书。学生们学到什么,怎样学的;老师们教些什么,怎样教的;学习的环境怎样,安全吗?课外活动如何安排的,有意义吗?应该说,所有教育的管理,都应关乎它们而进行。如果把教育比作一座冰山,那么这些,大约就是露在海面上的部分,是可见的学校教育、教学现象。而藏在海面下的不可见的部分,则是政府主管部门通过若干事务人员对它们的服务、组织、协调、督导及保障,这就是管理。
学者易中天在以文化和历史的眼光研究一个城市时,非常看重这个城市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水平,因为,如果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是适合的,则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精神、服务态度和价值取向才是合理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5]
同理,湖南教育在彼时创造辉煌的原因,固然有湖湘文化民风士气的影响,比如地方官吏重教兴学、先贤倾身投入和社会绅民捐资助学等因素,[6]但当时主政湖南的管理者的境界和见识却是不可忽视的。我们都知道,在同样的制度下,在有限的空间里,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管理者,完全有可能管理出不同的效果来。比如同样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影响屁股”;再同样一件事,是“缓办”还是“急办”,甚至“不办”,后果完全会不一样;再如选聘什么样的事务官办理事务,任命者的眼光如何,标准是什么;事务官如何办理事务,如何面对各种利益、各种矛盾……林林总总都考验着官员的个体素质。管理者群体是“相毁灭,亦相成就”的。幸运的是,湖南抗战时期的教育,从厅长朱经农始,上至省主席张治中,下至教育督学,用历史证明了,他们都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在湖南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再回到这份70年前写就的教育文本。
一个督学在对一所学校有所了解后,所关注的问题、肯定的问题,欣赏的问题、忧虑的问题,特别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会反映他的价值取向,也必然成为此后管理的出发点。
比如,他肯定学校各科老师的教学,以及对学生作业本的认真批改。反映的是战时一所临时学校在艰苦条件下的现实,也说明了一所学校的基本所在。另外,他非常赞赏学校组织的社会教育活动,赞赏学校以识字组的形式,组织学生轮流去附近的乡村进行文化普及工作。此举实际上是在贯彻张治中主席“以现代精神灌输于古老乡村”的“改造社会的运动”。[7]它之于当地村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60多年后,我曾很偶然地看到了一位在湘潭长大的大学副校长写的一段话:“我的祖籍在湖南省湘潭县石鼓镇、那个因闭塞贫困而被称为‘十四国’(清朝时属湘潭县第十四都)的红薯窝里。但是在抗日时期,因为长沙的广雅中学搬到石鼓办学,使整个‘十四国’的文化水平上了一个台阶。”[8]教育的影响就是这样深且远的。
又比如,他极其担忧学校的校舍问题。因为是临时的教室,所以没有备用的走廊,如遇到下雨,当学生下课后一齐涌出教室时,就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建筑的公共安全专业知识。我们在这里看到70年前的教育官员就已经掌握、重视并加以提醒,但70年后我们也看到当地的学校校园里曾发生了因这一原因而出现的踩死学生的惨痛事故,实在让人无语。
至于他特意提出要设法改进学生宿舍太狭窄,学生无法在此晚自习,而安排晚自习的大厅又因为冬季的到来,会给学生带来困难的问题时,报告用了“日渐寒冷”、“风雨交加”这样不常用于公文的词语。我敢肯定,这在官方文书里,至今也是不多的。虽如此,却把对学生的忧虑之情表露无遗。这种稍稍体现人情、人性的公文报告,因其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私立学校的管理和经费问题,在战争年代那颠沛流离时期,确实是较难解决的。省教育厅的这份视察报告,如实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呈报至主管领导后,如何解决,本文暂不讨论。但是,我手头有一张广雅中学1946年部分解放长沙后(1948年全部解放)所摄的校园老照片,照片上的学校颇有规模,教学楼也坚固、壮观。
参考文献:
[1]湖南教育大事记.岳麓书社,2002:234-236.
[2]湖南教育史.岳麓书社,2002:854.
[3]同上:840.
[4]同上:840.
[5]同上:844.
[6]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50.
[7]湖南教育史.岳麓书社,2002:896.
[8]湖南在线.http://ms.hno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