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底到1931年4月，胡底和战友钱壮飞、李克农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按照党的指示，进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占据了重要位置。他们不畏艰险，极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中国革命，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是我党初期情报战线上的“三杰”。
　　1931年4月，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当时身在天津的胡底接到钱壮飞发来的电报后，在中共秘密交通线的协助下，凭自己的机智，突破国民党一道道封锁线，终于到达了中央苏区。
　　1932年12月，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这时，胡底已被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从事红军安全保卫工作。
　　1934年10月，胡底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他奉命到红一方面军，担任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使命是和保卫局同志们为大军做开路先锋，在侦察敌军暗探投毒、粉碎敌人煽惑沿途人心和武装破坏方面，做出了卓著的成绩。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同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将红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北上陕甘。胡底所在的中央纵队一分为二，他和一部分同志随左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总指挥为朱德，参谋长是刘伯承，掌握实权的却是政委张国焘。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突然拒绝北上，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第四、三十军分别南下，企图对抗党中央，去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跟随朱德、刘伯承在总部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不时有愤慨之言。在过草地时，胡底因不慎吃了有毒的蘑菇，连续高烧，神志不清，呓语中痛骂张国焘是法西斯，并说：“张国焘反对中央，是什么东西？我不怕张国焘。”张国焘知悉后，恼羞成怒，竟将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胡底，以“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的罪名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马和勤务员，让他自己背着大包袱“戴罪”行军。胡底在生病后身体十分虚弱，几乎天天掉队。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经常收容他。曾与胡底共过事的欧阳毅当时在红五军团工作，心痛他，便在秘密请示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后，将胡底留在红五军团，以便沿途照顾他。事情被张国焘知悉后，他当即派人将胡底抓走，扣押在张国焘直属的通讯营中，并当着朱、刘和欧阳毅等人的面，扬言要追究同意收留胡底的人。
　　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部长的欧阳毅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有一天，我去军团部开会，总部保卫局长曾传六派人把胡底抓走了。我们局的同志迅速跑到军团部向我报告。我立即骑马回到保卫局的帐篷，商议研究怎么办。有的同志主张追上去抢回来。我感到不妥。我们一追，抓他的人马上会开枪打死胡底，而且会与我们冲突起来，有碍大局。思虑再三，我立即骑马去总部，报告了朱总司令，希望设法营救。刘总长听了担心地说：“张国焘是要下毒手啊！”总司令皱着眉头，半天没有吭声。我见他为难，不便采取营救行动，便退了出来。后来，朱总司令去关押胡底的地方看望了他，给他送点东西，安慰了一番，但也无法营救了。胡底被抓走后，他给我写过一封信，由关押他的人送来的。说他被关在通讯营，张总政委找他谈过话，对他还好。又说他的一床毛毯比我的好，要送给我。读到这里我明白了他的真实处境。不敢写张国焘虐待他的实情，但已经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要送我毯子。我很难过，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毯子他自己最需要，不要送我，还托来人给他捎去一条牦牛腿。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再回四川阿坝，并南下经查理寺、斯达坝，向绥靖县转移，企图实现他另立中央，并自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密谋。为消除“隐患”，一个大规模杀害异己的计划在他心中酝酿，胡底作为重点目标。在部队行至斯达坝与松冈之间时，胡底被张国焘下令勒死，年仅30岁。
　　（摘自珠海出版社《十大红色特工》 作者：叶健君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