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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从世俗的眼光看，他能够创建殷实的家业来让他的儿女亲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了。我家里有德国家庭教师，我们穿着外国出产的时髦皮鞋和外套，被父亲打扮得像体面的贵族公主、公子。当外面的人物来到丽江时，我父亲总是要想方设法让我们跟他们接触，他希望我们的见识不至于像丽江的普通孩子那么狭小。1928年我还没有出生时，他就跟着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到四川秘境去找熊猫，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男人。他受到过史迪威将军的接见，长期担任洛克的助手，与安恩溥这样的权贵关系密切，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胆识出众的男人。
20世纪30年代的丽江大地上种满了罂粟，鲜艳的花朵铺天盖地，就像今天的山区满山遍野种植的烟叶，那是当时的人们维持基本生计的手段，父亲却没有卷入其中。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靠正当手段谋生的男人。
这一切使我历来崇拜父亲，把他看做天下第一号人物。由于头上有了父亲这片天，我的世界阳光灿烂，我觉得自己比别的孩子重要，我期望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我渴望成为中心，而且以为自己永远比别人优越。这种踌躇满志的陶醉感一直保持到我腿受伤前的某一天。那天我被禁止进入某个房间，因为我的妈妈正在为我们的家庭诞生一位新成员。我不知道什么叫生產。我以为我妈妈会像平时那样从房间里走出来，看见我就把我抱在怀里。后来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神色庄严不停地忙碌，有人在议论刚出世就死去的男孩多么可惜，产妇多么可怜……然后他们怜惜地摸我的头顶，发出感叹，流下同情的泪水。我就这样突然失去了母亲。这件事使我圆满的心灵有了一个缺口，我突然就发现连父亲也不是万能的，他也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他无法为他的一群儿女留住他们的母亲，这是他的失败！承认父亲的失败在我内心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并不妨碍我尽情地欣赏他。我对他的崇拜并没有降低，但我对生活多了一层不安全感，一种模糊的不信任，这使我在观察和理解发生的任何事情时比别的孩子更有深度。人们所说的孩童的天真在我看来并不是没有缺陷的乐观，而是把缺陷藏起来伪装乐观。看破了真相却不说出来，把别人蒙在鼓里。在走过整个生命历程之后，我更加坚信了我当初的判断：乐观主义是演给人看的，悲观主义才是生命的本质，表面上越乐观的人实际上越悲观。我把这个理论拿来审视自己的父亲，不禁开始怀疑那个到处欢声笑语的父亲内心里究竟在上演什么样的剧情。我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诙谐幽默乐观风趣，但很多时候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真相，真正的我多愁善感，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在内心引起长久不能平息的波涛。这波涛在我的腿受伤后掀起了更大的波澜，我差一点就丢了命，说明我的命并不比别人值钱。我原本是完美的身体，现在却打破了它的完美，引发了亲人们致命的痛惜怜爱，他们那么爱我，甚至可以为我死，但他们却不能制止老天把悲剧突然投掷到我身上！我从此接受了生命本来残缺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是获得了早熟。
在丽江的伟大的人物中，有位姓和的先生名望最高，在民间有“丽江王”的美誉。他不仅学问过人，才华横溢，而且政治上大有作为，是丽江地下党的领袖和解放后第一届丽江政府的最高领导。在他的反复倡导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丽江设置了东巴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传承机构——东巴文化研究所，这样才有了后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东巴经的完整翻译工程和最终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实。回顾历史发展的历程，他的确称得上新丽江的开路人和排头兵，实在是功在千秋的人物。一天，我在云大医院门口遇到了副州长，他说自己得了病，已经看过医生，现在准备去看那位德高望重的和先生。他含蓄地暗示我，和先生的病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由于我过去的身份和特殊的历史，我对领导人物的态度向来是敬而远之，怕别人以为我有利可图。现在听了对方的话，觉得不去探望会留下遗憾歉疚，回去后就约了黄尔雅一起去探望，还带了相机。
他住在高干病房里。我们神色凝重地穿行在住院部的走廊，独特的消毒水味和医生护士们毫无表情的面孔增添了肃穆压抑的气氛。偶尔有家属推着重病人前往抢救室，家属和医护人员几乎不说话，更没有人喧嚷。我们走到他所住的房间，在医生引领下进了门。
出人意料的是，他病房里居然点着香条。他垫着两个枕头躺在床上，一眼就认出了我。毕竟是一代英豪，虽然瘦得只剩下一张皮，他还是虚弱而兴奋地对我喊：“上帝，你到底想起我来了！”
他叫我上帝。他这么称呼我，是因为我父亲和我都是基督徒。他喜欢展现幽默，虽然5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但他还是不忘记跟我开个小玩笑。
我走近他，紧张地问：“你为什么点香？不安全啊。”我看到他身边放着老式氧气瓶，那东西怕火。
他平定了一下呼吸，说：“我怕鬼，我得罪的人太多了。”
我宽慰他道：“不怕，你会好的，上帝会保佑。”
他一向好强，以信念坚定著称。但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放下了政治家的面具，显现了一个普通生命的本来面目。他意味深长地说：“烧起香，邪魔不能靠近我。就是不能。不管它有多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他的敌人，因为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我是劳改犯。但是现在，他和我是两个平等的生命，相识多年的人，仅此而已。
在短暂的虚弱后，他用剩余的全部力气打起精神，对我说：“我们来照相留个纪念。”说罢拔掉了插在鼻子里的氧气管。
我大吃一惊。他已经到了生命尽头，却依然在示威。我赶紧扑上去关闭了氧气瓶。
他像猴子一样瘦。当我企图帮助他坐起来，把手垫在他的腰背上帮他使力的一刻，我摸到了清晰的骨架。我用自己的手撑住他的身体，使他能够端坐。我知道他不能坚持多久，就催促老黄快拍。
他尽量努力使自己显得可以独坐，与此同时我在巧妙地支撑他，尽量使他显得像是独自坐着。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心照不宣地朝一个目标努力。我曾经怨恨过他，因为我被关了21年，他应该可以救我，或者至少为我说几句话，那样的话我的命运也许就不至于那么悲惨了。他要是在以前，也肯定不愿意跟“敌人”合影吧？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尽头，他接受了我的支撑，所有横隔在我们之间的东西忽然冰释，照相机喀嚓喀嚓响着，留下了两个丽江儿子的合影。
我们的胸怀在那一刻变得无比博大。他的目光里已经没有了从前常有的锋芒，我奇怪地从中读出了许多感慨，许多鼓励，许多热情，许多善意，甚至许多歉意……
当照相机响起，我们都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努力显现英雄本色。
无所谓输赢。每次我看到那天照的照片，都会在心里说出“人生无赢家”这句话。谁真正赢过呢？秦始皇？亚历山大？拿破仑？
一捧泥土是万物所归。
既然得到的一切最终都将被剥夺，那么，最大的赢家恰恰是最大的输家啊。
（摘自云南大学出版社《公民宣科》 口述：宣科 作者：蔡晓龄）（图片：45 （1）.jpg 图注：宣科6岁时和父亲宣明德合影。）
20世纪30年代的丽江大地上种满了罂粟，鲜艳的花朵铺天盖地，就像今天的山区满山遍野种植的烟叶，那是当时的人们维持基本生计的手段，父亲却没有卷入其中。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靠正当手段谋生的男人。
这一切使我历来崇拜父亲，把他看做天下第一号人物。由于头上有了父亲这片天，我的世界阳光灿烂，我觉得自己比别的孩子重要，我期望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我渴望成为中心，而且以为自己永远比别人优越。这种踌躇满志的陶醉感一直保持到我腿受伤前的某一天。那天我被禁止进入某个房间，因为我的妈妈正在为我们的家庭诞生一位新成员。我不知道什么叫生產。我以为我妈妈会像平时那样从房间里走出来，看见我就把我抱在怀里。后来家里来了很多人，他们神色庄严不停地忙碌，有人在议论刚出世就死去的男孩多么可惜，产妇多么可怜……然后他们怜惜地摸我的头顶，发出感叹，流下同情的泪水。我就这样突然失去了母亲。这件事使我圆满的心灵有了一个缺口，我突然就发现连父亲也不是万能的，他也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他无法为他的一群儿女留住他们的母亲，这是他的失败！承认父亲的失败在我内心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并不妨碍我尽情地欣赏他。我对他的崇拜并没有降低，但我对生活多了一层不安全感，一种模糊的不信任，这使我在观察和理解发生的任何事情时比别的孩子更有深度。人们所说的孩童的天真在我看来并不是没有缺陷的乐观，而是把缺陷藏起来伪装乐观。看破了真相却不说出来，把别人蒙在鼓里。在走过整个生命历程之后，我更加坚信了我当初的判断：乐观主义是演给人看的，悲观主义才是生命的本质，表面上越乐观的人实际上越悲观。我把这个理论拿来审视自己的父亲，不禁开始怀疑那个到处欢声笑语的父亲内心里究竟在上演什么样的剧情。我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诙谐幽默乐观风趣，但很多时候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真相，真正的我多愁善感，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在内心引起长久不能平息的波涛。这波涛在我的腿受伤后掀起了更大的波澜，我差一点就丢了命，说明我的命并不比别人值钱。我原本是完美的身体，现在却打破了它的完美，引发了亲人们致命的痛惜怜爱，他们那么爱我，甚至可以为我死，但他们却不能制止老天把悲剧突然投掷到我身上！我从此接受了生命本来残缺这样一个事实，可以说是获得了早熟。
在丽江的伟大的人物中，有位姓和的先生名望最高，在民间有“丽江王”的美誉。他不仅学问过人，才华横溢，而且政治上大有作为，是丽江地下党的领袖和解放后第一届丽江政府的最高领导。在他的反复倡导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在丽江设置了东巴文化的研究与保护传承机构——东巴文化研究所，这样才有了后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东巴经的完整翻译工程和最终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实。回顾历史发展的历程，他的确称得上新丽江的开路人和排头兵，实在是功在千秋的人物。一天，我在云大医院门口遇到了副州长，他说自己得了病，已经看过医生，现在准备去看那位德高望重的和先生。他含蓄地暗示我，和先生的病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由于我过去的身份和特殊的历史，我对领导人物的态度向来是敬而远之，怕别人以为我有利可图。现在听了对方的话，觉得不去探望会留下遗憾歉疚，回去后就约了黄尔雅一起去探望，还带了相机。
他住在高干病房里。我们神色凝重地穿行在住院部的走廊，独特的消毒水味和医生护士们毫无表情的面孔增添了肃穆压抑的气氛。偶尔有家属推着重病人前往抢救室，家属和医护人员几乎不说话，更没有人喧嚷。我们走到他所住的房间，在医生引领下进了门。
出人意料的是，他病房里居然点着香条。他垫着两个枕头躺在床上，一眼就认出了我。毕竟是一代英豪，虽然瘦得只剩下一张皮，他还是虚弱而兴奋地对我喊：“上帝，你到底想起我来了！”
他叫我上帝。他这么称呼我，是因为我父亲和我都是基督徒。他喜欢展现幽默，虽然5天以后他就离开了人世，但他还是不忘记跟我开个小玩笑。
我走近他，紧张地问：“你为什么点香？不安全啊。”我看到他身边放着老式氧气瓶，那东西怕火。
他平定了一下呼吸，说：“我怕鬼，我得罪的人太多了。”
我宽慰他道：“不怕，你会好的，上帝会保佑。”
他一向好强，以信念坚定著称。但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放下了政治家的面具，显现了一个普通生命的本来面目。他意味深长地说：“烧起香，邪魔不能靠近我。就是不能。不管它有多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他的敌人，因为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我是劳改犯。但是现在，他和我是两个平等的生命，相识多年的人，仅此而已。
在短暂的虚弱后，他用剩余的全部力气打起精神，对我说：“我们来照相留个纪念。”说罢拔掉了插在鼻子里的氧气管。
我大吃一惊。他已经到了生命尽头，却依然在示威。我赶紧扑上去关闭了氧气瓶。
他像猴子一样瘦。当我企图帮助他坐起来，把手垫在他的腰背上帮他使力的一刻，我摸到了清晰的骨架。我用自己的手撑住他的身体，使他能够端坐。我知道他不能坚持多久，就催促老黄快拍。
他尽量努力使自己显得可以独坐，与此同时我在巧妙地支撑他，尽量使他显得像是独自坐着。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心照不宣地朝一个目标努力。我曾经怨恨过他，因为我被关了21年，他应该可以救我，或者至少为我说几句话，那样的话我的命运也许就不至于那么悲惨了。他要是在以前，也肯定不愿意跟“敌人”合影吧？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尽头，他接受了我的支撑，所有横隔在我们之间的东西忽然冰释，照相机喀嚓喀嚓响着，留下了两个丽江儿子的合影。
我们的胸怀在那一刻变得无比博大。他的目光里已经没有了从前常有的锋芒，我奇怪地从中读出了许多感慨，许多鼓励，许多热情，许多善意，甚至许多歉意……
当照相机响起，我们都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努力显现英雄本色。
无所谓输赢。每次我看到那天照的照片，都会在心里说出“人生无赢家”这句话。谁真正赢过呢？秦始皇？亚历山大？拿破仑？
一捧泥土是万物所归。
既然得到的一切最终都将被剥夺，那么，最大的赢家恰恰是最大的输家啊。
（摘自云南大学出版社《公民宣科》 口述：宣科 作者：蔡晓龄）（图片：45 （1）.jpg 图注：宣科6岁时和父亲宣明德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