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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恐怖的是，这些被日军投过病毒的地区，不是在爆发过一次疫情之后就完了，而是会在此后不定期地再次出现，每年都会带来一场大灾难！1940-1948年间，患上述传染病者达30万，病死者竟高达5万人以上！
灾难
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另一场更加惨无人道的战争悄然打响，这就是细菌战。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本军用飞机在衢州市（当时的衢县，以下用旧称）上空低空飞行，盘旋之后散布了夹杂在小麦和谷子中感染鼠疫的跳蚤。飞机飞走后，县城（市区）里的柴家巷、罗汉井一带的居民在房顶和地面上到处都发现了散乱的空投物。
衢县的灾难来了！对这场已经过去了70多年的屠杀式灾难，杨大方老人曾回忆：空袭17天后，衢县县城大量的死老鼠出现；20天后，更多人开始发病，在高烧、头疼、鼠径腺肿大、呕吐中扎挣三四天后随即带着一副可怕的表情死亡，谁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县卫生院在20日诊断为腺鼠疫。
杨大方的父亲杨惠风不幸身患鼠疫去世，一夜之间，这个丰足的家庭就破亡了，杨大方从一名富足的钟表匠的儿子，沦为了细菌战的小难民。但灾难并不止于此，之后更是一连串亲人的相继离去！
鼠疫引发了这个家庭的巨大倾覆，也让衢县灾疫流行，难民丛生，混乱迭起。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只有衢县，金华、义乌、龙游、衢州、江山、丽水、玉山、广信……都被日军投放了鼠疫、炭疽、鼻疽、伤寒、霍乱、疟疾、疥疮等各种病毒，细菌被投放在水井里、水塘中、麦饼、水果被注入细菌放在百姓家中的桌上……
更为恐怖的是，这些被日军投过病毒的地区，不是在爆发过一次疫情之后就完了，而是会在此后不定期的再次出现，每年都会带来一场大灾难！就拿衢县的鼠疫来说，当年的11月出现第一波流行，第二年的2、3月鼠疫又气势汹汹来了第二次大流行，以后总有鼠疫时不时地冒出来，直到1948年，每年都会卷土重来的鼠疫，才停歇了。1940—1948年间，患上述传染病者达30万，病死者竟高达5万人以上！
阴谋
这场感染及病死人数众多，波及范围很广的灾疫，肯定是日军刻意为之，经过周密谋划的，这就是一场屠杀中国民众的阴谋！这样的阴谋虽然比正面战争更险恶，造成贫民死亡也很多，损失也很惨重，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渐渐被忽略掉了。
1940年的世界形势是，欧洲希特勒发动了全面进攻，英法因大战而无暇东顾，日本认为其向东南亚的扩张机会来了，于是想减少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从中国抽身，快速向南扩张。于是，日本陆军省、部會议决定：到昭和十五年（1940年）末，在华武力大致保持现状，积极支援政略和谋略。所谓政略即为中国派遣军代表今井下武在香港和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的秘密谈判；谋略则是决定在华中的浙江、江西等地进行“保号”细菌战，并把细菌战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
“保号”作战在6月便开始秘密策划，由日本大本营动员了731部队等细菌生产部门、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作战部门、航空部门等各个与细菌战有关的环节，直到10月实施，酝酿准备了整整四个月，最后选定的是浙赣线沿线城市：衢州、宁波、金华、台州、温州、丽水、玉山、及杭州——上海一线。使用的细菌不仅是鼠疫，还有伤寒、霍乱等多种。
日军对衢州进行了多次细菌战，第一次是1940年实施的浙江细菌战。从9月18日到10月7日，日军对浙江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据《井本日记》记载，这期间在宁波及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投撒1公斤，金华和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霍乱和伤寒，又在温州大面积投放低浓度弹药（菌液）和集中投放高浓度弹药（菌液）。
但当时的民众压根就没发现日本空投与鼠疫流行之间的因果关系，都简单的以为自家亲人就是得了鼠疫死掉了。即使最后知道了日本人放毒，当年老百姓以为放的是砒霜，要“像毒死老鼠一样毒死中国人”。
日军在衢州投毒后，又在1942、1944两次占领衢州，美军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给日本极大的冲击，日本看到浙江及江西的机场群有可能成为美国将来对日本空袭的理想降落地，轰炸机航油难以支撑返回航母，但浙江衢州、丽水等机场距离正合适，于是想方设法毁掉这些地方。一个城市两年间被两度攻陷，烧杀抢掠自不待说，日军依然狂热的在暗地里采用细菌战手法，配合正面里枪炮对决的正面交锋，日军所进攻的主要城市：金华、义乌、龙游、衢州、江山、丽水、玉山、广信、广丰等地都经过了恶疫多年的反复流行，细菌战对于社会经济、军心民心、战斗力及战后恢复重建的综合影响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详。
控诉
1996年7-8月，王选带着日本律师、市民调查团首次前来调查细菌战，杨大方开始知道50多年前发生在衢州的那场不为人知的隐秘战场，知道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悲剧的原由。同年11月王选再次带着日本律师来衢州，并开始商谈细菌战受害者到日本诉讼，杨大方由此结识了邱明轩和吴世根，三个人如当年朝鲜战场出征前结下的生死战友，开始了他持续了20年的第二场战事。
吴世根也是个退伍军人，本姓陈，弟弟妹妹得鼠疫而死，父亲被日军刺死，表妹被日本兵轮奸，房屋被日军烧毁，吴世根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无以为生，就投奔到廿里镇石塘背村一个吴姓的人家，跟着母亲改嫁后的吴世根和妹妹，从此改为姓吴，失去父姓的陈姓。
邱明轩也是衢州人，和杨大方是高中同班同学，衢州鼠疫时他9岁，虽然家里直系亲人没有人直接死亡，但看到同班同学的死，他立志长大要做医生。高中毕业时他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衢县和衢州卫生防疫站当医师，一直干到防疫站站长，兼任浙江省防治地方病技术指导组成员，对传染病有职业的敏感，邱明轩从60年代就悄悄开始收集疫情资料的初始。1990年衢州编撰地方志，他担任医药卫生篇撰写，开始收集翻阅民国时的档案。他成为新中国最早注意到细菌战并进行研究的人。
三个人年龄相当，经历过战争，都有惨痛记忆，他们成了衢州细菌战受害调查最积极的推动者，先是从衢州城里调查，然后跑衢州所辖的开化、常山、江山、龙游等地，寻找受害者，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乡下，自带着干粮。
杨大方有热情和鼓动性，邱明轩则严谨慎密，吴世根苦大仇深，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受害者被找到，一个个受害地点得到确认，封尘于档案馆的报纸和档案被梳理出来，包括找到杨大方父亲死亡时民国政府登报的死亡者名录、政府的防疫报告。
杨大方和吴世根成了控告日本政府进行细菌战的原告。十年间，杨大方共去了四次日本。他在东京接受世界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起诉的目的并不是想获得多少赔款，我们是想让日本政府能够直面历史，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真相。尊重历史，以史为鉴！”
在日本诉讼期间，杨大方去参观了靖国神社，游就馆（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里播放的战歌，摆放的军旗，尤其是陈列的零式战斗机，激得他热血上冲，跳着脚说恨不能开着轰炸机炸了它。冷静下来也不得不服日本人的宣传手段。一个想法萌生了出来：“我不能炸了你，但我也可以建立一座纪念馆，把历史留下来给后人看，给世界看。”于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诞生，日本细菌战从谋划到实施也得到了完整展示。
2017年2月10日晚，85岁的杨大方老人溘然长逝。
“杨大方的逝去是一个象征，一代有战争记忆的人正在成为历史。但关于衢州细菌战死难者，老杨他们整理出了2000多人的名單，留下口述历史的，不足20个人，谁去记录，谁去抢救这段历史？”王选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说。
（《国家人文历史》）
灾难
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另一场更加惨无人道的战争悄然打响，这就是细菌战。1940年10月4日，一架日本军用飞机在衢州市（当时的衢县，以下用旧称）上空低空飞行，盘旋之后散布了夹杂在小麦和谷子中感染鼠疫的跳蚤。飞机飞走后，县城（市区）里的柴家巷、罗汉井一带的居民在房顶和地面上到处都发现了散乱的空投物。
衢县的灾难来了！对这场已经过去了70多年的屠杀式灾难，杨大方老人曾回忆：空袭17天后，衢县县城大量的死老鼠出现；20天后，更多人开始发病，在高烧、头疼、鼠径腺肿大、呕吐中扎挣三四天后随即带着一副可怕的表情死亡，谁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县卫生院在20日诊断为腺鼠疫。
杨大方的父亲杨惠风不幸身患鼠疫去世，一夜之间，这个丰足的家庭就破亡了，杨大方从一名富足的钟表匠的儿子，沦为了细菌战的小难民。但灾难并不止于此，之后更是一连串亲人的相继离去！
鼠疫引发了这个家庭的巨大倾覆，也让衢县灾疫流行，难民丛生，混乱迭起。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只有衢县，金华、义乌、龙游、衢州、江山、丽水、玉山、广信……都被日军投放了鼠疫、炭疽、鼻疽、伤寒、霍乱、疟疾、疥疮等各种病毒，细菌被投放在水井里、水塘中、麦饼、水果被注入细菌放在百姓家中的桌上……
更为恐怖的是，这些被日军投过病毒的地区，不是在爆发过一次疫情之后就完了，而是会在此后不定期的再次出现，每年都会带来一场大灾难！就拿衢县的鼠疫来说，当年的11月出现第一波流行，第二年的2、3月鼠疫又气势汹汹来了第二次大流行，以后总有鼠疫时不时地冒出来，直到1948年，每年都会卷土重来的鼠疫，才停歇了。1940—1948年间，患上述传染病者达30万，病死者竟高达5万人以上！
阴谋
这场感染及病死人数众多，波及范围很广的灾疫，肯定是日军刻意为之，经过周密谋划的，这就是一场屠杀中国民众的阴谋！这样的阴谋虽然比正面战争更险恶，造成贫民死亡也很多，损失也很惨重，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渐渐被忽略掉了。
1940年的世界形势是，欧洲希特勒发动了全面进攻，英法因大战而无暇东顾，日本认为其向东南亚的扩张机会来了，于是想减少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从中国抽身，快速向南扩张。于是，日本陆军省、部會议决定：到昭和十五年（1940年）末，在华武力大致保持现状，积极支援政略和谋略。所谓政略即为中国派遣军代表今井下武在香港和重庆政府代表宋子良的秘密谈判；谋略则是决定在华中的浙江、江西等地进行“保号”细菌战，并把细菌战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
“保号”作战在6月便开始秘密策划，由日本大本营动员了731部队等细菌生产部门、关东军、中国派遣军作战部门、航空部门等各个与细菌战有关的环节，直到10月实施，酝酿准备了整整四个月，最后选定的是浙赣线沿线城市：衢州、宁波、金华、台州、温州、丽水、玉山、及杭州——上海一线。使用的细菌不仅是鼠疫，还有伤寒、霍乱等多种。
日军对衢州进行了多次细菌战，第一次是1940年实施的浙江细菌战。从9月18日到10月7日，日军对浙江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据《井本日记》记载，这期间在宁波及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投撒1公斤，金华和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霍乱和伤寒，又在温州大面积投放低浓度弹药（菌液）和集中投放高浓度弹药（菌液）。
但当时的民众压根就没发现日本空投与鼠疫流行之间的因果关系，都简单的以为自家亲人就是得了鼠疫死掉了。即使最后知道了日本人放毒，当年老百姓以为放的是砒霜，要“像毒死老鼠一样毒死中国人”。
日军在衢州投毒后，又在1942、1944两次占领衢州，美军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给日本极大的冲击，日本看到浙江及江西的机场群有可能成为美国将来对日本空袭的理想降落地，轰炸机航油难以支撑返回航母，但浙江衢州、丽水等机场距离正合适，于是想方设法毁掉这些地方。一个城市两年间被两度攻陷，烧杀抢掠自不待说，日军依然狂热的在暗地里采用细菌战手法，配合正面里枪炮对决的正面交锋，日军所进攻的主要城市：金华、义乌、龙游、衢州、江山、丽水、玉山、广信、广丰等地都经过了恶疫多年的反复流行，细菌战对于社会经济、军心民心、战斗力及战后恢复重建的综合影响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详。
控诉
1996年7-8月，王选带着日本律师、市民调查团首次前来调查细菌战，杨大方开始知道50多年前发生在衢州的那场不为人知的隐秘战场，知道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悲剧的原由。同年11月王选再次带着日本律师来衢州，并开始商谈细菌战受害者到日本诉讼，杨大方由此结识了邱明轩和吴世根，三个人如当年朝鲜战场出征前结下的生死战友，开始了他持续了20年的第二场战事。
吴世根也是个退伍军人，本姓陈，弟弟妹妹得鼠疫而死，父亲被日军刺死，表妹被日本兵轮奸，房屋被日军烧毁，吴世根的母亲和两个孩子无以为生，就投奔到廿里镇石塘背村一个吴姓的人家，跟着母亲改嫁后的吴世根和妹妹，从此改为姓吴，失去父姓的陈姓。
邱明轩也是衢州人，和杨大方是高中同班同学，衢州鼠疫时他9岁，虽然家里直系亲人没有人直接死亡，但看到同班同学的死，他立志长大要做医生。高中毕业时他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衢县和衢州卫生防疫站当医师，一直干到防疫站站长，兼任浙江省防治地方病技术指导组成员，对传染病有职业的敏感，邱明轩从60年代就悄悄开始收集疫情资料的初始。1990年衢州编撰地方志，他担任医药卫生篇撰写，开始收集翻阅民国时的档案。他成为新中国最早注意到细菌战并进行研究的人。
三个人年龄相当，经历过战争，都有惨痛记忆，他们成了衢州细菌战受害调查最积极的推动者，先是从衢州城里调查，然后跑衢州所辖的开化、常山、江山、龙游等地，寻找受害者，收集资料，骑着自行车跑乡下，自带着干粮。
杨大方有热情和鼓动性，邱明轩则严谨慎密，吴世根苦大仇深，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受害者被找到，一个个受害地点得到确认，封尘于档案馆的报纸和档案被梳理出来，包括找到杨大方父亲死亡时民国政府登报的死亡者名录、政府的防疫报告。
杨大方和吴世根成了控告日本政府进行细菌战的原告。十年间，杨大方共去了四次日本。他在东京接受世界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起诉的目的并不是想获得多少赔款，我们是想让日本政府能够直面历史，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真相。尊重历史，以史为鉴！”
在日本诉讼期间，杨大方去参观了靖国神社，游就馆（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里播放的战歌，摆放的军旗，尤其是陈列的零式战斗机，激得他热血上冲，跳着脚说恨不能开着轰炸机炸了它。冷静下来也不得不服日本人的宣传手段。一个想法萌生了出来：“我不能炸了你，但我也可以建立一座纪念馆，把历史留下来给后人看，给世界看。”于是，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诞生，日本细菌战从谋划到实施也得到了完整展示。
2017年2月10日晚，85岁的杨大方老人溘然长逝。
“杨大方的逝去是一个象征，一代有战争记忆的人正在成为历史。但关于衢州细菌战死难者，老杨他们整理出了2000多人的名單，留下口述历史的，不足20个人，谁去记录，谁去抢救这段历史？”王选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说。
（《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