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红岩》，迄今发行已超过1000万册，堪称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它讲述1948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里，身陷囹国的共产党人与穷途末路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红岩》中的英雄烈士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革命意志，用生命诠释了“红岩精神”，诠释了何为信仰与忠诚，至今仍有无穷的感召力。

发表在《红旗飘飘》上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是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经过了三年多时间的精心打磨之后，隆重推出了署名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当时，支持和参与该作品创作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红岩》将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革命历史小说，成为几代人难以抹去的记忆。
　　《红岩》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个人回忆写作阶段，包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回忆文章和宣讲提纲，以及他们对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其他幸存者的回忆文章的整理。
　　后来，当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受组织的委派和出版单位的邀请，编写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回忆材料，对写作便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进入了写作的第二个阶段，或者可以称作国家记忆纪实文学阶段，具有了较为自觉的国家立场的追求。因此，红岩故事在第二个阶段的写作虽然在“纪实”这个基本特点上与此前的个人记忆写作保持了一致性，但在写作方式和写作效果等方面与前一个阶段有了明显的区别。
　　这里需要简要提及催生长篇小说《红岩》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向红岩故事作者约稿是在1957年4月。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据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回忆：
　　创刊伊始，我们制订了一个包括著名烈士和英雄人物的一百多人的回忆录或传记名单，向四方征稿。当我们正在安排第二期稿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
　　正是这封读者来信，促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罗广斌的第一次约稿。半年以后，他们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就是1958年2月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集上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这也是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

　　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将修改后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了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使红岩故事在全国广为传播，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新中国红色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也推动了红岩故事从回忆录向长篇小说的发展，红岩故事的写作也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长篇小说创作阶段。

重庆市委准许小说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看绝密级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素材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共重庆市委为小说《红岩》的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1958年10月，时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到四川组稿，专程到重庆会见了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肖泽宽。朱语今曾在南方局工作，对红岩故事中许多人物的经历都比较熟悉。他不仅在与肖泽宽会见时动情地建议重庆市委重视有关狱中斗争的文学创作，还专程到重庆长寿湖农场，与在那里劳动锻炼的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见面，鼓励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写好长篇小说《红岩》。
　　重庆方面，肖泽宽本身是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既与朱语今熟悉，也熟悉狱中许多同志。因此，肖泽宽十分赞同朱语今关于写狱中斗争小说的建议，经他提议并经市委同意，准许小说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看当时控制极严、轻易不让人接触的绝密级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素材。
　　长篇小说《红岩》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于1959年8月完成初稿。但有关方面读后反响并不好，提了很多意见，包括“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等，作者一时也陷入迷茫之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重庆有关方面并没有简单要求作者按照当时的主流话语修改作品，而是给予了热情关怀和鼓励，采用了一些更符合创作规律的方式帮助作者深入领会这一题材的意义以及文学的时代要求。据杨益言回忆：
　　隔了几个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却热情约我们到北京讨论初稿。重庆市委安排我们去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开阔眼界。1960年夏，罗广斌和我终于成行，到了北京。没有想到，我们到京以后，卻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我们一走进展览馆，就立刻发现：原来，小说里缺少的一个重要东西，就是我们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实，因而不敢放手描写那个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一看全局，那么尖锐复杂、变幻无穷、规模空前的战局，毛主席、党中央尚可若指掌，指挥若定，自己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小说中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组织了。 　　《红岩》书名的修改也是神来之笔。长篇小说《红岩》在此前的写作中，一直都是使用作者早先所起的《禁锢的世界》这个书名。直到小说最后修改定稿时，才被确定为《红岩》。该书名不仅格调高昂，而且预示了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与红岩村（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的关系，受到各方面一致认可。
　　当然，由于历史语境的局限，1961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遗憾，包括不少研究者指出的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史实错讹等。其中最大的遗憾是红岩故事的另外一位重要写作者刘德彬，1958年在极“左”思潮中被认为犯了错误，从而人为地被取消了参与作品修改和最后署名的权利，使这位真正的“红岩”之子抱憾终生。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教科书’的话，那么《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

　　长篇小说《红岩》在正式出版之前并不被看好，然而该书在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之后却好评如潮。高频度出现的评介文章和刷新纪录的出版发行量，掀起了一股“《红岩》热”，也使《红岩》迅速进入了文学经典化进程。
　　首都文学界一批著名评论家对小说的高度评价，为《红岩》走向社会和读者提供了基本定位。其中，罗荪、晓立的《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朱寨的《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和阎纲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较为突出的代表。朱寨在文章中认为：“《红岩》在近些年来我国出现的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中，受到读者热情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它突破了一般文艺作品的读者范围，即主要是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的范围，而走进更加广泛的社会读者群众中去，其中包括那些平时并不一定阅读和喜爱文艺作品的读者……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教科书’的话，那么《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阎纲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在1962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刊出。在阎纲看来，“作者以他们高亢的革命音调和现实主义真切动人的力量，讴歌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古今的博大胸襟，伸张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激发起人们向一切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的意志，而使他们的这部作品成为1961年长篇小说中十分突出的一部佳作。”
　　《人民日报》发表阎纲的这篇文章后，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大量发表有关《红岩》的评论文章和读后感，不少报纸采用开辟“专版”“专栏”的“重点报道”的形式，“青松”“红岩”图案也成为1962年报纸副刊上一再出现的符号，以至于这一年的报纸副刊可以当之无愧称为“红岩年”。
　　张羽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一件事，1962年2月，中宣部组织文艺理论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理论会议，其间，何其芳、王朝闻、张天翼、张光年、陈荒煤等17人让人买来《红岩》，每人一册。
　　经过来自权威机构和著名评论家的评论和推介，小说《红岩》的声誉不胫而走。不过，从根本上讲，“《红岩》热”的产生源自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与小说《红岩》的深刻契合。正如阎纲所说，“《红岩》一经出版，就博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日益增长着的审美要求的读者的普遍喜爱，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了《红岩》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已经突破了一般作品所难于突破的一关，而且是首要的一关——能够和广大读者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小說《红岩》出现一书难求的境况。各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前，人们排着长队争买《红岩》，成为那个时代的一大文化景观。

江姐的故事是《红岩》中最有华彩的篇章，仅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江姐”条目就多达4400余条

　　“《红岩》热”不仅表现在小说本身，而且还带来了小说在文化传播链条中的改编热潮。红岩故事的改编其实自1958年《红旗飘飘》发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后就已经开始，从起初的曲艺、电影、戏剧、连环画，到后来的电视剧乃至电子游戏，一直延续至今。有关小说《红岩》的衍生品多达数十种之多，充分说明了“《红岩》热”的丰富性和广泛性。
　　上世纪60年代“《红岩》热”的高潮是该作品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推荐为爱国主义教科书，小说《红岩》中的一些片段由此被选入教材，使得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在学校教育中受到《红岩》影响，《红岩》中的人物故事也因此在中国家喻户晓。
　　江姐的故事是《红岩》中最有华彩的篇章，仅国家图书馆文津搜索“江姐”条目就多达4400余条。特别是解放军空政文工团1964年改编的歌剧《江姐》获得巨大成功，使江姐成为中国当代最光彩夺目的女英雄形象。主题曲《红梅赞》是由词作者阎肃和曲作者羊鸣、姜春阳、金砂精诚合作、几易其稿创作出的经典。“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时至今日，《红梅赞》的旋律仍时常回荡在大型晚会和演出现场。2009年5月，《红梅赞》入选中宣部、中国文明办等10部委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新时期以来，《红岩》依然保持了长盛不衰的发行势头，持续产生着影响。
　　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对《红岩》的兴趣也有所变化，不仅有对作品中共产党人人格魅力的崇敬，也有因为小说题材背后还有太多的故事而产生的神秘感，进而衍生出一大批红岩故事衍生作品和红岩人物探索热潮，再一次显示了《红岩》作为一部具有丰富“可写性”文本的魅力。
　　《红岩》和“红岩精神”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至今仍在发挥革命的生活教科书的作用。这或许正是《红岩》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