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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构预计，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可能为负，同时美国将面临财政悬崖危机。这些外部因素趋于恶化，而曾经被视为“救世主”的中国经济也面临减速可能。
核心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现在必须思考的是减速的根源是什么？二季度数据公布后，国内反应普遍并不强烈，而外媒却大声惊叹，是我们太乐观还是他们太悲观？中国经济会在三季度触底回升，还是进一步跌破人们的预期？短期硬着陆的风险如何？
过去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但在外部环境恶化，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消退后，复苏的动力何在？依靠货币政策恐怕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未来如何真正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启动民间经济，拉动内需？
（以下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林毅夫 8%的增长潜力还有20年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原因有两个：上一轮的投资项目到现在基本收尾；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而目前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度依然比较高，现在外部环境不好，内部的投资基本到了尾声，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点。
这种情况下，新一轮的宽松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出台。
上一轮的反周期政策，更多的是货币政策，结果导致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问题。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我预计，中国还有20年每年保持8%的增长潜力。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提了两大反驳论据，但都是基于历史经验主义。一是说中国已经保持了30年近9%的增长，如果再保持20年8%的增速，就是50年保持超8%的增长速度，而历史上没有国家实现过；二是有些国家在保持了20年超8%的增长后，按照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而中国已经接近这个水平。
对于第一点，我想说中国已经维持9.9%的增速20年，历史上不曾有过。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代表在中国不能发生。
对于第二点，收入占比要比收入的绝对数值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潜力。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产品附加价值含量更高。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多快，靠的是其后发优势有多大。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前人的经验，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发展速度。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日本在1971年和德国在196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都达到1万美元，那时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的65%。而即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近万美元，也只有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25%，从25%到65%还有40%的差距。
并且，现在的1万美元比以前的1万美元更具后发优势。2008年，大陆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个比例代表整个技术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
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率，台湾地区每年8.3%，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日本1951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到1971年达到美国的65%；台湾地区1976年是美国的21%，到1995年达到美国的54%；韩国从1971年的21%到1997年达到美国的50%。
如果把这个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想抓住潜力就要利用后发优势，而不是实行赶超的政策。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和经济的矛盾，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和矛盾。
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只会造成短暂的泡沫式繁荣，货币政策退出后这些泡沫就会破掉。真正发展经济的应该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
我认为，对一个国家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短期的政策跟长期的可能性是高度相关的。基于对长期的分析，可以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跟长期政策相互配合，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为长期的增长创造条件。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
鲁政委 “汇率失调”的冲击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汇率不能有效反映经济基本面，经济“温吞水”的状态就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很可能重演1997—2003年的情况，而且可能更严重。因为那时海外尤其是欧美经济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当时国内还没有经历一个大幅的“加杠杆”过程。
为缓解经济的短期压力和长期风险，汇率机制应该进行调整，以便让汇率能够反映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成为未来金融市场改革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1980年以来，所有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直接触发因素无不是“汇率失调”，汇率对新兴经济的影响和风险远比人们想象的大。很少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其利率政策而导致经济崩溃的。
在当下利率市场改革大提速的背景下，汇率的改革却被忽视了。目前，这种刚性的汇率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未来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压力会越来越大。并且利率市场化越快，这种脆弱性还会被进一步加重。
与1997年相比，中国现在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要更弱。虽然现在外汇储备更充足，但是资本项下的管制能力，即调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堤坝比那个时候更加疏漏。在开放资本流动的时候一定要让汇率更富有弹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资本放开的程度越来越大，但汇率的灵活性没有加强。这恰恰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缓解国际资本冲击的办法，并非是将资本流动的大门关上，而是要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应对。美元贬值已超过十年，离美元进入趋势性升值的时间越来越近，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新兴经济体来看，衡量其汇改的成果标准就是汇率浮动恐惧的脱敏程度。但汇改7年，这种恐惧反倒与日俱增。这表明我国的汇改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使得经济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面对外贸部门的疲弱，国内的“政策思维定式”就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缓冲。但有数据显示，最近十年企业的负债率一直在上升，当前已达107%，大幅超过国际上认为稳健的负债率90%。过高的杠杆率也是企业稍遇政策紧缩便大喊“融资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没有经济减速的压力，企业不可能主动“去杠杆”。扩张性财政政策打断了经济调整的节奏，使得企业得以持续加杠杆。不仅如此，持续的刺激，还带来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升高，这导致了融资平台问题、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问题。
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下的，最终的结局就只能是财政赤字。面对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反复使用扩张性财政刺激，这种“政策药方”非常类似“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反思日本经济，当年日元汇率高估下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是所有问题的最主要根源。
在货币政策上，此前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的两次降息，已经诱发了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反弹，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化的端倪已露头角。
在财政方面，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汲取了日本的经验，要求当年预算赤字不能超过3%，甚至争取要逐年下降，试图维持财政状况的稳健。但在支出增加的背景下，维持财政的稳健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财政收入，但这会使得减税无法落到实处。过高的税负，遏制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实际汇率和实际税率的双杀”甚至比当年日本还要糟糕。
对于当前流行的“调结构”，只有市场才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合适的，这也正是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最根本原因。所以，调结构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王建 重振增长的要素
我在2005年7月就预测，中国经济下行会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原因是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出现，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不断下行趋势，甚至爆发危机。而走出低谷的主要措施，只有城市化。
中国上一轮经济增长峰值是在2007年二季度，当季的GDP增长率是14.9%，直到去年末再也没有出现超过12%的季度增长率。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低于7%的猛烈收缩，这是真正的“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了。
2009年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刺激措施，中国经济又获得了暂时的增长动力。去年以来没有新的刺激措施出台，而旧的措施对增长的刺激能力已经消失，所以经济增长又调头向下，到今年一季度增长率已低于7.5%了，二季度的增长率也是在8%以下。
从2007年开始算，中国经济的下滑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5年了。这不是短期原因，而是有长期因素在发生作用。什么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大趋势的内部因素？我认为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这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过度而消费严重不足，形成了典型的生产过剩。总的来说，我认为经济的下行趋势至少持续到明年下半年。
有人认为，政府已经看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通胀也没那么高，所以宏观政策又会回到“保增长”的轨道，政府会推出“4万亿2.0”版。但我认为很难，原因有三：
目前的过剩矛盾已经非常严重，这制约了出台更多的投资刺激措施。2009年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时候，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实际已经很严重了。投资虽然能刺激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增加投资的最终结果不是增加了总需求，而是增加了总供给。
国际环境不一样。2009年不仅有中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全球政府和央行也在实施大规模救市计划。若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使中国的外需显著恢复，仅靠中国的救市措施，是不可能出现较大的回升势头的。但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欧债危机使其今后会在宏观需求紧缩中停留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次贷危机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的巨额金融烂账，到目前也没有真正消化，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新危机。
有分析称，只要政府放松银根多给企业贷款，并配合“结构减税”政策，即对中小企业减轻税负，就可以恢复增长动力。我难以认同，因为放松银根与减税都是刺激供给，而中国目前的问题并非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严重不足。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而面对的却是一个逐渐萎缩的市场，哪有企业愿意贷款？最终需求没有增长的背景下，放松银根的结果只能是使交易货币向定期存款转变，而不可能发挥启动经济的作用。
所以综合地看，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中国已经很难推出“新4万亿”了，即使推出了效果也不会明显。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经确立，放眼全球，如果中国低于5%，美、日、欧的经济肯定是严重负增长。
展望未来十年，只有中国经济有能力从低谷中走出来，并凭借城市化和体制改革，重新恢复9%以上的高增长。其他各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金砖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都没有强劲的外需与内需引领他们走出来。因此，要尽快转入根本性调整与改革的轨道，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真正触底反弹。
王小鲁 经济放缓是必然
对短期形势，我的判断没有外媒说的那么糟糕。经济增长率即便在8%以下，也比所有发达国家高。不过，短期内经济走低，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失业增加、工薪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偏紧等。
但更主要的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过去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外需拉动，消费增长缓慢，正常的内需不足以拉动经济。现在出口形势不好，刺激政策退出，经济放缓是必然的。
关键是要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我不主张经济形势不好就放松房地产调控。另外，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或者再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都是不可取的，其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通胀率下去并不代表流动性过剩问题解决了。
现在，投资率过高、储蓄率过高，GDP的一半用来储蓄，而且资本形成几乎占了50%，这么高的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么高的投资率情况下，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但是消费没有同步增长，最终产品没有足够的市场。而且，投资增长越快，产能过剩越严重。比如钢铁行业是6亿吨的需求，9亿吨的产能。不赶紧解决需求的问题，却扩张供给，这是饮鸩止渴。
我也不赞成靠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有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上马，但不能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就大上投资项目。基础设施投资也会拉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现在钢铁产能过剩就是被以前的投资拉动刺激起来的。 关于宏观政策的重点，我认为应当放在结构性减税和改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上。政策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对小微企业全面减税，可以考虑所有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一档，原来17%的增值税调到13%，13%税率的调到9%。原来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可以扩大到所有微型企业。
同时应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要把进城的农民工包括在内，尽快解决他们的落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些政策都会启动内需。要把宏观政策和推进改革统一起来。
这几年中国在改革方面没有大的推进，而过去的改革红利也基本消失了，有些短期宏观政策透支了未来。这样的情况下不改变政策方向，还走过去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
另外，收入分配存在严重问题，大量灰色收入就是一个表现。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在于各项改革滞后，特别是政治体制方面，很多该有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收入分配的规则不明确，暗箱操作盛行，以权谋私严重，贪污腐败不止，而且有扩大趋势。有些法律法规界定不清楚或者没有落实，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和大量灰色收入。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问题，近年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短缺现象比较普遍，也促进了工资水平上升。但也要注意到其实农村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不让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很难继续保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这些问题解决了，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可以继续释放，同时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生产率才能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和消除。
朱海斌 看淡“保8”
二季度，中国GDP增速进一步放缓，但我认为7.6%是这一轮周期的最低增速。下半年基本上会持稳，呈现小幅的回升。
同比看，今年是一个L型增长曲线，加上明年将是一个U型。从环比来说，预计经济从三季度会触底复苏。
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强调“保8”，但我认为今年GDP增长率保持在7%-8%就挺好。如果保持低失业率，通胀也可以稳住，短期之内硬着陆的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从中长期来说，中国经济需求潜在增长率呈下滑趋势，所以不应该太拘泥于“保8”的心理概念。
近期中国经济引人担忧，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利润率在二季度同比一直下降，且降幅越来越大。一个直接的困境是，利润率下降后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反映到宏观方面就是内需疲软。这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内需疲软也可以从银行数据得到体现。今年上半年，中长期贷款占比非常低，历史平均数是50%—60%左右，今年下降至30%。这是与以往经济下滑最大的不同。
从货币政策的效果来讲，2008—2009年经济出现下滑，央行可以通过放松银根增加贷款，这是非常有效地刺激经济的办法。但是今年上半年，央行在某几个月对银行贷款也相对放松，但刺激经济的作用比较弱。
今年5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政策拐点。之前是比较中性甚至偏紧的政策，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要控制通胀。但5月之后，经济下滑成为一个更受关心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通胀和失业率并不特别令人担忧，而且经济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前两年发力调整经济结构的结果，包括对房地产的调控，以及对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这是直接导致经济下滑的内部因素。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下滑应是政府调控的预期结果。
中国政府调整政策依据的是两点：失业率和通胀。这两点今年都处于比较好的状态，并不那么令人担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没有多大的理由。
我有三个建议：其一，目前中国的政策调整空间，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相比2008年，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面相对小了很多。中国是全球信贷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加上非银行贷款体系，社会融资总额占GDP高达170%-180%。如果今年再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在未来两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更多负面作用。
其二，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减税。这对经济的复苏会更加有效，同时中长期可以促进经济转型。减轻企业的税负，短期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并且提高私人的投资，从而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在具体措施上，要加大结构性减税的范围，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
还有，长期而言，决策层更应该关注消费。“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经济工作计划都提到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率同比是下降的，今年比去年下降1%-2%。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少收入差距，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措施政府都已经在做。但是从政策的效果来说，这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一个措施，它更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转型过程，因此还需坚持推进这些政策的落实。
2011年大连达沃斯论坛部分嘉宾，针对“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发表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我们常说“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刺激政策无法发展经济。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丁远：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迹象，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率制度的不合理。低利率高通胀的环境使企业家充满危机感，更倾向于赚快钱。在央行多次上调准备金率后，货币市场实际已形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一些大型上市公司以官方价格获得资金，又按市场价格放贷，这种分配使得富者愈富，也鼓励了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胀，能够在长期内消化掉通胀。我觉得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只是控制通胀还需要一段时间。
渣打银行亚洲区总经济师关家明：金融海啸造成了两点后果，一是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了很多，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不太好的是，我们整个经济改革可能出现了不太顺利的情况，整个金融海啸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中国、美国、欧洲（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公营经济相对于私营经济在放大，因为市场经济不行，很多地方都要靠财政政策、靠货币政策。有人说现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比中国更厉害，但中国的情况是，相比三年前，很多公立机构拥有的资源比民营机构拥有的相对多了一倍，这对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也对我们现在一切要做的转型形成了挑战。
哈佛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很有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双底衰退。最担心人们因担心将来的经济安全而削减开支，结果导致将来肯定出现问题，即“自我应验的预言”。对于经济衰退的悲观情绪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希望能够继续控制保护主义的威胁，因为这能够降低我们陷入另一场衰退的可能性。
核心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现在必须思考的是减速的根源是什么？二季度数据公布后，国内反应普遍并不强烈，而外媒却大声惊叹，是我们太乐观还是他们太悲观？中国经济会在三季度触底回升，还是进一步跌破人们的预期？短期硬着陆的风险如何？
过去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但在外部环境恶化，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消退后，复苏的动力何在？依靠货币政策恐怕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未来如何真正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启动民间经济，拉动内需？
（以下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林毅夫 8%的增长潜力还有20年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原因有两个：上一轮的投资项目到现在基本收尾；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而目前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度依然比较高，现在外部环境不好，内部的投资基本到了尾声，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点。
这种情况下，新一轮的宽松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出台。
上一轮的反周期政策，更多的是货币政策，结果导致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问题。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我预计，中国还有20年每年保持8%的增长潜力。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提了两大反驳论据，但都是基于历史经验主义。一是说中国已经保持了30年近9%的增长，如果再保持20年8%的增速，就是50年保持超8%的增长速度，而历史上没有国家实现过；二是有些国家在保持了20年超8%的增长后，按照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而中国已经接近这个水平。
对于第一点，我想说中国已经维持9.9%的增速20年，历史上不曾有过。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代表在中国不能发生。
对于第二点，收入占比要比收入的绝对数值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潜力。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产品附加价值含量更高。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多快，靠的是其后发优势有多大。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前人的经验，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发展速度。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日本在1971年和德国在196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都达到1万美元，那时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的65%。而即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近万美元，也只有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25%，从25%到65%还有40%的差距。
并且，现在的1万美元比以前的1万美元更具后发优势。2008年，大陆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个比例代表整个技术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
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率，台湾地区每年8.3%，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日本1951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到1971年达到美国的65%；台湾地区1976年是美国的21%，到1995年达到美国的54%；韩国从1971年的21%到1997年达到美国的50%。
如果把这个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想抓住潜力就要利用后发优势，而不是实行赶超的政策。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和经济的矛盾，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和矛盾。
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只会造成短暂的泡沫式繁荣，货币政策退出后这些泡沫就会破掉。真正发展经济的应该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
我认为，对一个国家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短期的政策跟长期的可能性是高度相关的。基于对长期的分析，可以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跟长期政策相互配合，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为长期的增长创造条件。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
鲁政委 “汇率失调”的冲击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汇率不能有效反映经济基本面，经济“温吞水”的状态就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很可能重演1997—2003年的情况，而且可能更严重。因为那时海外尤其是欧美经济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当时国内还没有经历一个大幅的“加杠杆”过程。
为缓解经济的短期压力和长期风险，汇率机制应该进行调整，以便让汇率能够反映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成为未来金融市场改革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1980年以来，所有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直接触发因素无不是“汇率失调”，汇率对新兴经济的影响和风险远比人们想象的大。很少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其利率政策而导致经济崩溃的。
在当下利率市场改革大提速的背景下，汇率的改革却被忽视了。目前，这种刚性的汇率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未来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压力会越来越大。并且利率市场化越快，这种脆弱性还会被进一步加重。
与1997年相比，中国现在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要更弱。虽然现在外汇储备更充足，但是资本项下的管制能力，即调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堤坝比那个时候更加疏漏。在开放资本流动的时候一定要让汇率更富有弹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资本放开的程度越来越大，但汇率的灵活性没有加强。这恰恰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缓解国际资本冲击的办法，并非是将资本流动的大门关上，而是要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应对。美元贬值已超过十年，离美元进入趋势性升值的时间越来越近，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新兴经济体来看，衡量其汇改的成果标准就是汇率浮动恐惧的脱敏程度。但汇改7年，这种恐惧反倒与日俱增。这表明我国的汇改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使得经济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面对外贸部门的疲弱，国内的“政策思维定式”就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缓冲。但有数据显示，最近十年企业的负债率一直在上升，当前已达107%，大幅超过国际上认为稳健的负债率90%。过高的杠杆率也是企业稍遇政策紧缩便大喊“融资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没有经济减速的压力，企业不可能主动“去杠杆”。扩张性财政政策打断了经济调整的节奏，使得企业得以持续加杠杆。不仅如此，持续的刺激，还带来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升高，这导致了融资平台问题、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问题。
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下的，最终的结局就只能是财政赤字。面对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反复使用扩张性财政刺激，这种“政策药方”非常类似“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反思日本经济，当年日元汇率高估下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是所有问题的最主要根源。
在货币政策上，此前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的两次降息，已经诱发了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反弹，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化的端倪已露头角。
在财政方面，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汲取了日本的经验，要求当年预算赤字不能超过3%，甚至争取要逐年下降，试图维持财政状况的稳健。但在支出增加的背景下，维持财政的稳健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财政收入，但这会使得减税无法落到实处。过高的税负，遏制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实际汇率和实际税率的双杀”甚至比当年日本还要糟糕。
对于当前流行的“调结构”，只有市场才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合适的，这也正是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最根本原因。所以，调结构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王建 重振增长的要素
我在2005年7月就预测，中国经济下行会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原因是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出现，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不断下行趋势，甚至爆发危机。而走出低谷的主要措施，只有城市化。
中国上一轮经济增长峰值是在2007年二季度，当季的GDP增长率是14.9%，直到去年末再也没有出现超过12%的季度增长率。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低于7%的猛烈收缩，这是真正的“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了。
2009年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刺激措施，中国经济又获得了暂时的增长动力。去年以来没有新的刺激措施出台，而旧的措施对增长的刺激能力已经消失，所以经济增长又调头向下，到今年一季度增长率已低于7.5%了，二季度的增长率也是在8%以下。
从2007年开始算，中国经济的下滑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5年了。这不是短期原因，而是有长期因素在发生作用。什么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大趋势的内部因素？我认为是城市化严重滞后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拉大，这导致国内储蓄和投资过度而消费严重不足，形成了典型的生产过剩。总的来说，我认为经济的下行趋势至少持续到明年下半年。
有人认为，政府已经看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通胀也没那么高，所以宏观政策又会回到“保增长”的轨道，政府会推出“4万亿2.0”版。但我认为很难，原因有三：
目前的过剩矛盾已经非常严重，这制约了出台更多的投资刺激措施。2009年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的时候，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实际已经很严重了。投资虽然能刺激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增加投资的最终结果不是增加了总需求，而是增加了总供给。
国际环境不一样。2009年不仅有中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全球政府和央行也在实施大规模救市计划。若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使中国的外需显著恢复，仅靠中国的救市措施，是不可能出现较大的回升势头的。但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欧债危机使其今后会在宏观需求紧缩中停留相当长的时间。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次贷危机给美国金融机构造成的巨额金融烂账，到目前也没有真正消化，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新危机。
有分析称，只要政府放松银根多给企业贷款，并配合“结构减税”政策，即对中小企业减轻税负，就可以恢复增长动力。我难以认同，因为放松银根与减税都是刺激供给，而中国目前的问题并非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严重不足。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而面对的却是一个逐渐萎缩的市场，哪有企业愿意贷款？最终需求没有增长的背景下，放松银根的结果只能是使交易货币向定期存款转变，而不可能发挥启动经济的作用。
所以综合地看，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中国已经很难推出“新4万亿”了，即使推出了效果也不会明显。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已经确立，放眼全球，如果中国低于5%，美、日、欧的经济肯定是严重负增长。
展望未来十年，只有中国经济有能力从低谷中走出来，并凭借城市化和体制改革，重新恢复9%以上的高增长。其他各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金砖国家”，或者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都没有强劲的外需与内需引领他们走出来。因此，要尽快转入根本性调整与改革的轨道，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真正触底反弹。
王小鲁 经济放缓是必然
对短期形势，我的判断没有外媒说的那么糟糕。经济增长率即便在8%以下，也比所有发达国家高。不过，短期内经济走低，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失业增加、工薪收入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偏紧等。
但更主要的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过去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外需拉动，消费增长缓慢，正常的内需不足以拉动经济。现在出口形势不好，刺激政策退出，经济放缓是必然的。
关键是要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我不主张经济形势不好就放松房地产调控。另外，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或者再搞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都是不可取的，其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通胀率下去并不代表流动性过剩问题解决了。
现在，投资率过高、储蓄率过高，GDP的一半用来储蓄，而且资本形成几乎占了50%，这么高的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么高的投资率情况下，很多行业产能过剩，但是消费没有同步增长，最终产品没有足够的市场。而且，投资增长越快，产能过剩越严重。比如钢铁行业是6亿吨的需求，9亿吨的产能。不赶紧解决需求的问题，却扩张供给，这是饮鸩止渴。
我也不赞成靠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有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上马，但不能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就大上投资项目。基础设施投资也会拉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现在钢铁产能过剩就是被以前的投资拉动刺激起来的。 关于宏观政策的重点，我认为应当放在结构性减税和改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上。政策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对小微企业全面减税，可以考虑所有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一档，原来17%的增值税调到13%，13%税率的调到9%。原来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可以扩大到所有微型企业。
同时应加快推进社会保障的全面覆盖，要把进城的农民工包括在内，尽快解决他们的落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些政策都会启动内需。要把宏观政策和推进改革统一起来。
这几年中国在改革方面没有大的推进，而过去的改革红利也基本消失了，有些短期宏观政策透支了未来。这样的情况下不改变政策方向，还走过去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
另外，收入分配存在严重问题，大量灰色收入就是一个表现。其背后深层次原因在于各项改革滞后，特别是政治体制方面，很多该有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收入分配的规则不明确，暗箱操作盛行，以权谋私严重，贪污腐败不止，而且有扩大趋势。有些法律法规界定不清楚或者没有落实，造成公共资金流失和大量灰色收入。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问题，近年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短缺现象比较普遍，也促进了工资水平上升。但也要注意到其实农村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不让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很难继续保持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这些问题解决了，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可以继续释放，同时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生产率才能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缩小和消除。
朱海斌 看淡“保8”
二季度，中国GDP增速进一步放缓，但我认为7.6%是这一轮周期的最低增速。下半年基本上会持稳，呈现小幅的回升。
同比看，今年是一个L型增长曲线，加上明年将是一个U型。从环比来说，预计经济从三季度会触底复苏。
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强调“保8”，但我认为今年GDP增长率保持在7%-8%就挺好。如果保持低失业率，通胀也可以稳住，短期之内硬着陆的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从中长期来说，中国经济需求潜在增长率呈下滑趋势，所以不应该太拘泥于“保8”的心理概念。
近期中国经济引人担忧，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利润率在二季度同比一直下降，且降幅越来越大。一个直接的困境是，利润率下降后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反映到宏观方面就是内需疲软。这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内需疲软也可以从银行数据得到体现。今年上半年，中长期贷款占比非常低，历史平均数是50%—60%左右，今年下降至30%。这是与以往经济下滑最大的不同。
从货币政策的效果来讲，2008—2009年经济出现下滑，央行可以通过放松银根增加贷款，这是非常有效地刺激经济的办法。但是今年上半年，央行在某几个月对银行贷款也相对放松，但刺激经济的作用比较弱。
今年5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政策拐点。之前是比较中性甚至偏紧的政策，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要控制通胀。但5月之后，经济下滑成为一个更受关心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通胀和失业率并不特别令人担忧，而且经济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前两年发力调整经济结构的结果，包括对房地产的调控，以及对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控，这是直接导致经济下滑的内部因素。从这个角度讲，经济下滑应是政府调控的预期结果。
中国政府调整政策依据的是两点：失业率和通胀。这两点今年都处于比较好的状态，并不那么令人担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没有多大的理由。
我有三个建议：其一，目前中国的政策调整空间，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相比2008年，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面相对小了很多。中国是全球信贷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加上非银行贷款体系，社会融资总额占GDP高达170%-180%。如果今年再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在未来两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对中国经济会带来更多负面作用。
其二，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减税。这对经济的复苏会更加有效，同时中长期可以促进经济转型。减轻企业的税负，短期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并且提高私人的投资，从而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在具体措施上，要加大结构性减税的范围，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
还有，长期而言，决策层更应该关注消费。“十二五”规划和今年的经济工作计划都提到要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今年的经济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率同比是下降的，今年比去年下降1%-2%。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少收入差距，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措施政府都已经在做。但是从政策的效果来说，这不是短期就能见效的一个措施，它更需要一个中长期的转型过程，因此还需坚持推进这些政策的落实。
2011年大连达沃斯论坛部分嘉宾，针对“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发表观点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我们常说“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刺激政策无法发展经济。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因为扩大内需，经常会倒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为用刺激性的手段就可以把中国经济发展起来。而中国经济真正发展需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靠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是政府给不了的，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给不了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丁远：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迹象，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率制度的不合理。低利率高通胀的环境使企业家充满危机感，更倾向于赚快钱。在央行多次上调准备金率后，货币市场实际已形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一些大型上市公司以官方价格获得资金，又按市场价格放贷，这种分配使得富者愈富，也鼓励了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胀，能够在长期内消化掉通胀。我觉得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只是控制通胀还需要一段时间。
渣打银行亚洲区总经济师关家明：金融海啸造成了两点后果，一是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了很多，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不太好的是，我们整个经济改革可能出现了不太顺利的情况，整个金融海啸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中国、美国、欧洲（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公营经济相对于私营经济在放大，因为市场经济不行，很多地方都要靠财政政策、靠货币政策。有人说现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比中国更厉害，但中国的情况是，相比三年前，很多公立机构拥有的资源比民营机构拥有的相对多了一倍，这对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也对我们现在一切要做的转型形成了挑战。
哈佛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很有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双底衰退。最担心人们因担心将来的经济安全而削减开支，结果导致将来肯定出现问题，即“自我应验的预言”。对于经济衰退的悲观情绪可能引发保护主义，希望能够继续控制保护主义的威胁，因为这能够降低我们陷入另一场衰退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