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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化名)和李永辉(化名)是上海一家小公司的CEO和COO,虽然名片上如大多数公司一样,印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头衔和联系方式。甚至logo也和某国际知名通信运营商十分类似,但现阶段他们俩合办的这个小公司的员工只有他们俩。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座老式写字楼里,刘建和李永辉的公司几个月前悄无声息地开业了。门口庆祝开业的花篮似乎还没有褪色,但走进公司,置办好的十几台电脑前却空无—人。唯有俩人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放着各种各样的手机主板和宣传册。
刘建告诉记者,自己做的正是所谓“山寨手”,而具体到这条产业链中的环节,则是中间部分。而所有山寨手机的上游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字:联发科。
山寨手机起始于台湾
手机业界的从业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台湾联发科的鼎鼎大名。1997年,联发科成立,之后仅仅用了6年时间,联发科就在台湾科技百强企业中名列第一。而真正使得联发科在大陆包括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的。则是它开创性的手机解决方案。
在MTK的手机解决方案中,将手机芯片和手机软件平台预先整合到一起。这种方案可以使终端厂商节约成本,加速产品上市周期。MTK公司的产品因为集成较多的多媒体功能和较低的价格,在大陆手机公司和手机设计公司得到广泛的应用。加上MTK的完工率较高,基本上在60%以上,这样手机厂商拿到手机平台基本上就是一个半成品,只要稍稍的加工就可上架出货了口这也正是许多山寨手机都使用MTK的最主要的原因。
MTK时代始于台湾,高潮却在大陆,很多通信业的低端或者终端从业者突然发现,制造一款功能强大,成本低廉的手机原来是如此容易。一时间,大陆的仿制手机风起云涌。联发科的芯片平台在大陆几乎制造了一个新兴产业。而它的创始人蔡明介则被人戏称为“山寨手机之父”。
有了最基本的技术,刘建和李永辉为代表的技术人员所做的就是中游的布线和集成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将手机将要具有的功能排列组合,根据下游制造和销售商的要求组台出不同款的手机。至于手机的外壳和包装,在已经具有芯片技术的先决条件下,成本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有固定的销货渠道,南边,也就是广州深圳的商人是最大的买家,我们的活基本不会间断。”刘建这样告诉记者,而就在前两天,一笔来自美国的订单让这个小公司有了第一笔生意,数额不大,10万美元,但业务毕竟是启动了。
“国外对中国产的山寨手机的需求量很大,由于国外手机市场的细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功能的要求十分苛刻和奇怪,而在我们这里,这些全都不是问题。”李永辉介绍说,这一次美国的订单就是要定制一批老年人专用的手机,相对于普通手机,显示字体要求更大,还需具备发声功能,以及和美国交通和日常生活相对应的一些其他功能,在中国则基本不会用到。而基于MTK芯片技术的手机则像简单拼图一样轻易做到了这些。
国内手机市场三分之一是“山寨”
山寨手机截止到2009年底,在国内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占到了30%左右,也就是说,三部手机里就有一部山寨货。山寨手机其本身属于定位模糊的假冒产品,很多山寨手机也注册了自己的牌子,但并不缴纳增值税和销售税。外观与知名品牌的无限靠近并不能成为假冒的依据。更低廉的价格和更丰富的功能注定了它具有自己的庞大市场。当然,也有完全假冒国际知名品牌的手机,刘建告诉记者,手机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话是:瑞典的一个用户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出现问题拿到诺基亚去维修。技术人员打开机器才发现,这部手机居然是中国的山寨货。能成功蒙蔽用户和技术人员,中国“高端”山寨手机的功力可想而知。
“国内很多山寨手机的从业人员都是大的通信企业原来的员工,发现这里的钱远比原来的好赚,于是纷纷下水。”刘建这样说道。甚至包括他和李永辉也是从大公司出来单干的典型,俩人之前都做到了中层,年薪也达到了十万级别。但还是决定自己创业,投身山寨,一方面说明两个人的创业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山寨手机巨大的利润空间。
“利润已经不如前几年了,但还是可以的。”刘建和李永辉都认为,这些年的山寨手机市场新来者太多,蛋糕早已不似当年那么好分。据他们说,某个现在转做正规手机的“当年”山寨品牌,刚成立时第一年年底分红,会计直接让公司管理层每个人带一个双肩背,就在会议室里关起门来,将成捆成捆的现金发给大家。虽然一满包现金也未必有多少,但这种“大秤分金银”的豪气,恰恰说明了山寨手机市场初开时的暴利和较低的门槛。
山寨手机在中国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化,代表者和拥护者是低收入者和对性价比极度要求的人群。而针对山寨手机的未来之路,民间和官方有着多种看法。“招安”和“潜水”是放在面前的两条路。
摆脱山寨身份并不容易--
招安就是洗白,照章纳税,按规矩办事。摆脱自己不大见得光的身份,从此做一个有“身份”的企业。而潜水就是继续现在的道路,赚着好赚的钱,也担着一定的风险。但在刘建李永辉看来招安同样有风险。之前死去的无数知名国产家电品牌旗下的手机就是例子。百度一下“山寨手机”这个词条里有一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山寨手机业者们的担忧:“‘白白净净’地把企业做大做强肯定是山寨机企业的最大理想,但问题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哪能成功洗白呢?大多数山寨机只能选择继续山寨,而极少数的大山寨老板或许能成功地洗脚上岸,但这肯定是要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而且上岸后的前途是否一帆风顺,没有任何人能打包票。”
而让山寨手机有理由和底气继续“潜水”的还有消费者的力挺。对于花钱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来说,谁黑谁白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最关键的是钱花的值不值。山寨手机价格低廉,通常只有正规手机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而广为媒体和正规手机厂商诟病的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在广大消费者看来,也并不那么差。用某些网友的话来说,正规手机售后服务也不怎么样,何况有些山寨手机还有售后服务呢。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也是山寨手机的“核心竞争力”,是山寨手机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一切需求的努力精神和创新意识,在草根文化为基础的山寨手机市场,没有权威和官方的话语方式和做事风格,只有竞争力和市场需求。甚至有网友总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一时成为山寨手机的调侃式经典评价。
北京的西直门和木樨园是北京最大的两个山寨手机集散地,琳琅满目的山寨手机与市场上各大品牌都有类似之处。但价格却低得惊人。记者在这里购买了一款山寨苹果手机,市价4000多元的手机开价只有600多,砍价之后仅花了400多。使用起来也是像模像样。和正品手机比起来,手感差距较大,外观几乎一模一样,屏幕略小,界面略显粗糙。但考虑到性价比,尤其是能满足爱面子又不愿多花钱的一部分人的需求,可谓价廉物足。
虽然有着诸多优点,但从事这行的刘建和李永辉对未来的打算还是有着犹豫。在他们心中,从事山寨手机设计只是权宜之计,长远来看,他们还是偏向“招安”,即把自己的品牌正规化,如果可能的话,包揽中下游产业链,洗白自己,做出像类似天语那样的规模和口碑。这样的希望对于他们现在所持的态度不啻是一种矛盾,但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有一定实力和技术,同时观念较为正统,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的高学历从业者们的思想。
继续“潜水”还是“上岸”,虽不如哈姆雷特的哲学思考般深邃,但却是中国数百万山寨手机从业者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许,在中国社会里,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确实有着存在的必要,也不缺生存的土壤。但理想也永远存在,一旦做大,相当一部分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而转为正规是最为主流的一种。正如刘建和李永辉对未来考虑的矛盾一样,整个山寨手机行业势必在这种脱离与留下,不断的滚动循环中继续发展,继续扮演着自己应该有且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角色。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座老式写字楼里,刘建和李永辉的公司几个月前悄无声息地开业了。门口庆祝开业的花篮似乎还没有褪色,但走进公司,置办好的十几台电脑前却空无—人。唯有俩人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放着各种各样的手机主板和宣传册。
刘建告诉记者,自己做的正是所谓“山寨手”,而具体到这条产业链中的环节,则是中间部分。而所有山寨手机的上游几乎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名字:联发科。
山寨手机起始于台湾
手机业界的从业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台湾联发科的鼎鼎大名。1997年,联发科成立,之后仅仅用了6年时间,联发科就在台湾科技百强企业中名列第一。而真正使得联发科在大陆包括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的。则是它开创性的手机解决方案。
在MTK的手机解决方案中,将手机芯片和手机软件平台预先整合到一起。这种方案可以使终端厂商节约成本,加速产品上市周期。MTK公司的产品因为集成较多的多媒体功能和较低的价格,在大陆手机公司和手机设计公司得到广泛的应用。加上MTK的完工率较高,基本上在60%以上,这样手机厂商拿到手机平台基本上就是一个半成品,只要稍稍的加工就可上架出货了口这也正是许多山寨手机都使用MTK的最主要的原因。
MTK时代始于台湾,高潮却在大陆,很多通信业的低端或者终端从业者突然发现,制造一款功能强大,成本低廉的手机原来是如此容易。一时间,大陆的仿制手机风起云涌。联发科的芯片平台在大陆几乎制造了一个新兴产业。而它的创始人蔡明介则被人戏称为“山寨手机之父”。
有了最基本的技术,刘建和李永辉为代表的技术人员所做的就是中游的布线和集成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将手机将要具有的功能排列组合,根据下游制造和销售商的要求组台出不同款的手机。至于手机的外壳和包装,在已经具有芯片技术的先决条件下,成本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有固定的销货渠道,南边,也就是广州深圳的商人是最大的买家,我们的活基本不会间断。”刘建这样告诉记者,而就在前两天,一笔来自美国的订单让这个小公司有了第一笔生意,数额不大,10万美元,但业务毕竟是启动了。
“国外对中国产的山寨手机的需求量很大,由于国外手机市场的细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功能的要求十分苛刻和奇怪,而在我们这里,这些全都不是问题。”李永辉介绍说,这一次美国的订单就是要定制一批老年人专用的手机,相对于普通手机,显示字体要求更大,还需具备发声功能,以及和美国交通和日常生活相对应的一些其他功能,在中国则基本不会用到。而基于MTK芯片技术的手机则像简单拼图一样轻易做到了这些。
国内手机市场三分之一是“山寨”
山寨手机截止到2009年底,在国内手机市场的份额已经占到了30%左右,也就是说,三部手机里就有一部山寨货。山寨手机其本身属于定位模糊的假冒产品,很多山寨手机也注册了自己的牌子,但并不缴纳增值税和销售税。外观与知名品牌的无限靠近并不能成为假冒的依据。更低廉的价格和更丰富的功能注定了它具有自己的庞大市场。当然,也有完全假冒国际知名品牌的手机,刘建告诉记者,手机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笑话是:瑞典的一个用户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出现问题拿到诺基亚去维修。技术人员打开机器才发现,这部手机居然是中国的山寨货。能成功蒙蔽用户和技术人员,中国“高端”山寨手机的功力可想而知。
“国内很多山寨手机的从业人员都是大的通信企业原来的员工,发现这里的钱远比原来的好赚,于是纷纷下水。”刘建这样说道。甚至包括他和李永辉也是从大公司出来单干的典型,俩人之前都做到了中层,年薪也达到了十万级别。但还是决定自己创业,投身山寨,一方面说明两个人的创业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山寨手机巨大的利润空间。
“利润已经不如前几年了,但还是可以的。”刘建和李永辉都认为,这些年的山寨手机市场新来者太多,蛋糕早已不似当年那么好分。据他们说,某个现在转做正规手机的“当年”山寨品牌,刚成立时第一年年底分红,会计直接让公司管理层每个人带一个双肩背,就在会议室里关起门来,将成捆成捆的现金发给大家。虽然一满包现金也未必有多少,但这种“大秤分金银”的豪气,恰恰说明了山寨手机市场初开时的暴利和较低的门槛。
山寨手机在中国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化,代表者和拥护者是低收入者和对性价比极度要求的人群。而针对山寨手机的未来之路,民间和官方有着多种看法。“招安”和“潜水”是放在面前的两条路。
摆脱山寨身份并不容易--
招安就是洗白,照章纳税,按规矩办事。摆脱自己不大见得光的身份,从此做一个有“身份”的企业。而潜水就是继续现在的道路,赚着好赚的钱,也担着一定的风险。但在刘建李永辉看来招安同样有风险。之前死去的无数知名国产家电品牌旗下的手机就是例子。百度一下“山寨手机”这个词条里有一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山寨手机业者们的担忧:“‘白白净净’地把企业做大做强肯定是山寨机企业的最大理想,但问题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哪能成功洗白呢?大多数山寨机只能选择继续山寨,而极少数的大山寨老板或许能成功地洗脚上岸,但这肯定是要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而且上岸后的前途是否一帆风顺,没有任何人能打包票。”
而让山寨手机有理由和底气继续“潜水”的还有消费者的力挺。对于花钱买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来说,谁黑谁白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最关键的是钱花的值不值。山寨手机价格低廉,通常只有正规手机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而广为媒体和正规手机厂商诟病的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在广大消费者看来,也并不那么差。用某些网友的话来说,正规手机售后服务也不怎么样,何况有些山寨手机还有售后服务呢。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也是山寨手机的“核心竞争力”,是山寨手机想方设法满足消费者一切需求的努力精神和创新意识,在草根文化为基础的山寨手机市场,没有权威和官方的话语方式和做事风格,只有竞争力和市场需求。甚至有网友总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一时成为山寨手机的调侃式经典评价。
北京的西直门和木樨园是北京最大的两个山寨手机集散地,琳琅满目的山寨手机与市场上各大品牌都有类似之处。但价格却低得惊人。记者在这里购买了一款山寨苹果手机,市价4000多元的手机开价只有600多,砍价之后仅花了400多。使用起来也是像模像样。和正品手机比起来,手感差距较大,外观几乎一模一样,屏幕略小,界面略显粗糙。但考虑到性价比,尤其是能满足爱面子又不愿多花钱的一部分人的需求,可谓价廉物足。
虽然有着诸多优点,但从事这行的刘建和李永辉对未来的打算还是有着犹豫。在他们心中,从事山寨手机设计只是权宜之计,长远来看,他们还是偏向“招安”,即把自己的品牌正规化,如果可能的话,包揽中下游产业链,洗白自己,做出像类似天语那样的规模和口碑。这样的希望对于他们现在所持的态度不啻是一种矛盾,但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有一定实力和技术,同时观念较为正统,只是暂时寄人篱下的高学历从业者们的思想。
继续“潜水”还是“上岸”,虽不如哈姆雷特的哲学思考般深邃,但却是中国数百万山寨手机从业者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许,在中国社会里,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确实有着存在的必要,也不缺生存的土壤。但理想也永远存在,一旦做大,相当一部分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而转为正规是最为主流的一种。正如刘建和李永辉对未来考虑的矛盾一样,整个山寨手机行业势必在这种脱离与留下,不断的滚动循环中继续发展,继续扮演着自己应该有且短时间内不会消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