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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贾平凹是20世纪70年代末文坛新崛起的个性独特的一位作家。2018年3月，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山本》出版。《山本》所涉及的虽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的历史事件，但作者的用心显然不在记录历史，而是将历史置入更为广阔的天地背景，用人事兴废来体现自然运行之道。文章主要通过分析这部小说中意象化的民间说史特点、精神悲劇及底层民众苦难生活来解析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
【关 键 词】《山本》；意象化；精神悲剧；苦难
【作者单位】赵文阁，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27
《山本》这部小说的关注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秦岭地区，“那年月，连续干旱着即是凶岁，地里的五谷都不好好长，却出了许多豪杰强人。这些人凡一坐大，有了几万、十几万的武装，便割据一方，他们今日联合，明日分裂，旗号不断变换，整年都在厮杀。成了气候的就是军阀，没成气候的仍做土匪，土匪也朝思暮想着能风起云涌，便有了出没在秦岭东一带的逛山和出没在秦岭西一带的刀客。”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各种势力纷纷在涡镇这个被作家贾平凹所虚构而成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山本》是一本关于秦岭的百科全书，也是一本很重要的对现代革命反思的沉痛之书。该书试图最大可能地写出历史和人性的复杂真相。
小说以女主人公陆菊人和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知己般相互依存又相互纠缠的命运为主线，上演了一部恢弘阔达、深情幽远的秦岭志。陆菊人家有一块被赶龙脉的风水先生相为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她带着这块神奇宝地嫁到涡镇的杨家，指望它带给自己和家族好运。阴差阳错，这块地被公公当作人情送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井宗秀，被用作安葬其父亲的坟地。陆菊人绝望之余发现井宗秀竟是个知恩图报、聪慧有为的青年，便把自己最初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故事由此开始了一段人性黑暗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历史的车轮终将会碾过，一切终成尘土，而陆菊人与井宗秀之间不动声色、如同知己般隐形的爱情令人难忘。著名批评家王春林说：“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贾平凹《山本》不仅有对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而且也有对近代中国的深度反思。一方面，该书对涡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另一方面，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山本》是一部生命之书，一部苦难之书，更是一部悲悯之书。”
一、意象化的民间说史
意象世界的营构是贾平凹的一种整体性思维。从小说的结构意识上分析，意象化是对其小说日常化、破碎性的一种修补，在失去情节化的意义模式后，意象化的营构可以进行更多维、更深刻的意义补充。在意义的寻求上，相比时间化的故事讲述，贾平凹更倾向于空间化的意象营构，正如作家自己所言：“要是故事性太强就升腾不起来，不能创造一个自我的意象世界。”在摒弃了靠情节来解构小说的做法之后，贾平凹转向了对意象世界的追求。他的小说中使用了很多整体意象，由时间性情节故事到空间性的日常琐事，由可见的日常琐事到不可见的奇闻逸事，两次转化、两者交错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小说世界。
《山本》延续了贾平凹采用整体意象解构全篇小说的特点，意象世界作为小说结构性因素，统摄着“象”与“实”，它或是作者观念形象化的载体。比如，小说中的那只黑猫代替作家进行了许多形而上的思考，或者作者所指飘忽、指向多极的象征物。因为有它的出现，我们获得了多重的象征意义，意象世界也有利于营造神秘气氛。
在小说《山本》中，作者除了运用以往的整体意象结构，还以秦岭山地为自然意象、民俗文化意象的承载地，涵盖了秦岭特有的风俗、民情、民生等，以及秦岭的山地和产物，尤其是自然山地附带生成的自然物象。这些意象的组合使得秦岭这个山地在作者笔下显得更出彩。贾平凹在众多作品中精心打造了一些神性意象，用意显然在于强化艺术的陌生化，以营造神秘的气氛，并通过这些来讲述他了解到的虚构民间史传。作者所讲的故事既有飞禽奔兽，又有魑魅魍魉，囊括了世间万物，却都依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书中还出现了很多涉及秦岭草木和禽兽的描写。比如，“释放时，麻县长是站在窗前，窗下有十几盆他栽种的花草，有地黄，有荜茇，有白前，白芷，泽兰，乌头，青葙子，苍术，还有一盆莱菔子。他喜欢莱菔子，春来抽高苔，夏初结籽角，更有那根像似萝卜，无论生吃或炖炒，都能消食除胀，化痰开郁”。再比如，“这一夜醒来得更迟些，知道树上是两只山鹧，一只在发出滴溜声，尾音上扬，一只在发出哈扑声，尾音下坠，听着听着，好像是在说着井宗秀和阮天保的名字” 。所有的这些文字和不时穿插在文本中的那些与秦岭的地理、文化习俗沿革相关的文字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作者如痴如醉的意象化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贾平凹还在《山本》中运用了大量民间乡野的口传、歌谣和戏文，他对这种叙事策略了熟于心，他注重意象的精神、情感的整体性，力求每一个意象都形成一个精神意象，显示他所热爱、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贾平凹自觉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的大写意特点，使读者在获得对日常事物感官满足的同时发挥他们无穷的想象力。作者在《山本》中概括了我们所处的时代骚动不宁而又充满生气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这一视角的焦点下描写出旧价值观的萌动，并且展现了民间的美好人情，以一种清新、淳朴的笔调营造出一个具有诗意美、意境美的艺术世界。
二、精神悲剧的文化心理阐释
悲剧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一种忧患意识。悲剧精神是悲剧主人公在悲剧意识的支配下，反抗命运失败而演绎出的生生不息的悲剧精神，在悲剧精神的衍生下，又形成了永不终止的悲剧意识。悲剧人物的核心是精神悲剧，主要特征是人物精神的痛苦与戕害，灵魂的苦难与毁灭，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
“悲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悲剧泛指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不幸、苦难、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性结局。狭义的悲剧是美学艺术范畴、领域的概念。悲剧是通过毁灭生活中被人们忽视的美好东西来让人意识到它的价值，这种毁灭残酷却具有极强的震撼力，能让人获得新的情感体验。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写道：“任何伟大的悲剧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观的，因为它表现恶的、最可怕的方面，而且并不总是让善和正义获得全胜；但是，任何伟大的悲剧归根结底又必然是乐观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表现壮丽的英雄品格，它激发我们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悲剧具有的积极作用大于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尤其在悲剧的净化作用中，它让人们获得情感的洗涤，体验从未有过的心灵之旅。正如舍勒所说，“人一方面是自然的存在者，另一方面又是价值的存在者，这就注定了人生具有悲剧性”。 贾平凹《山本》中体现的悲剧精神不同于西方的悲剧。西方悲剧可以被称为广义上的命运悲剧，它以历史必然驾驭于人之上的伟大权威来显示英雄人物精神的悲壮。而贾平凹的精神悲剧不是源自英雄人物的厄运或内在的性格矛盾，他重在写小人物的悲剧，不仅写小人物物质生命的匮乏，更注重精神生命的毁灭，并且表现被戕害的小人物自身的精神麻木和相互进行的精神践踏和消磨。就悲剧而言， 最让人无言以对和无可奈何的莫过于小人物的生存之痛和精神世界的缺失。小人物因为无力改变命运的现状， 在生存的境遇中更能体现无助感和孤独感。在《山本》中，杨钟就是如此，他生长在农村，并且没有多少文化水平，从小游手好闲、吃喝蒙骗，长大了也没有什么成就，做什么事情都没能成功，受到同龄人的打击和父亲、妻子的斥责，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同时，他的精神世界也很寂寞。因此，他转而去学习轻功来转移自己空虚的世界，并以此编造一些骗自己、骗他人的故事，可笑又可怜。贾平凹小说精神悲剧的核心是有价值东西的消磨和毁坏。人物精神就是消磨在那些极平常的事情中，人物精神的消磨使得其悲剧感愈加浓重。这种精神悲剧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有着画龙点睛的效果。
三、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价值探讨
贾平凹自1983年开始专业创作以来，在书写底层生活上收获颇丰，以《浮躁》《高兴》《秦腔》等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叙事把描写底层的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贾平凹凭借知识分子独有的敏锐和社会责任担当，把眼光和笔墨投向了底层社会，密切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反映社会大变局下农村的经济衰败和人们精神的匮乏，并对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消逝寄寓了沉重的缅怀，表现了浓郁的人文情怀。贾平凹对底层人民和生活的描写体现了他敢于对社会发言的勇气和人道主义关怀，对社会的发展和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重建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山本》这部小说中，在作者塑造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涡镇怎样繁华或者没落，百姓都是生活在苦难中的。正如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苦难好似成了底层民众与生俱来的生命特征之一，且他们无法摆脱这苦难的命运。在《山本》这部小说中，作者用丰富的题材展现了农民生存状态的变化与生活背景的变迁，把被遮蔽的、社会底层的伤疤真实地展现给读者，揭示了底层民众现代性的生存苦难。
在《山本》中，作者塑造的宽展师父与苦难命运这一形象密切相关，作者在描写她之前先提出了两种事象——地藏王菩萨庙和尺八。“地藏王菩萨庙也就一个大殿、幾间厢房，因庙里有一棵古柏和三块巨石，镇上人习惯叫130庙。”在佛教的谱系中，地藏王菩萨是一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菩萨，他种种言行的主旨皆在于普渡众生，渡尽人间的一切苦痛。贾平凹之所以要在涡镇安放这么一座地藏王菩萨庙，其用意就是要借此来超度涡镇的苦难。第二个物象尺八是一种竹制的传统乐器，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在《山本》中，宽展师父以尺八那苍凉如水般的吹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叙述者这样写道：“顷刻间像是风过密林，空灵恬静，一种恍若隔世的忧郁笼罩在心上，弥漫在屋院。杨钟说：‘这是笛还是箫？’陈先生眼睛看不见，仰起脸来眼仁珠全是白的，陈先生说：‘这是尺八……’尺八声突然惊悚起来，让人听得撕心裂肺，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都有了些狰狞。”也因此，宽展师父和她的地藏王菩萨庙以及尺八是为深陷苦难境地中的涡镇普通民众所提供的，突出了强烈的救赎意味。贾平凹在后记中强调说：“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有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贾平凹描写底层社会的作品是新世纪文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贾平凹成长的环境和其浓烈的乡土情结对他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由此，他呼吁社会要对底层人民进行人文主义关怀。他的文学个性和艺术风格丰富了当代描写底层生活文学的题材和结构。
四、结语
《山本》这部小说有一股所向披靡、极其洒脱的气势，带有现代启示录的意味。作者在精细逼真的社会世相描摹和现实写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的象征表现手法，来丰富作品复杂的主题内涵。此外，作者还广泛吸收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注意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山本》是一部写尽人间苦痛和欲望，也抽离出了人世间清醒和瞻远未来的大作，这是一部充盈着历史节奏和现实表现力的作品，在磅礴的时代中发现了人生精密的轨迹并兼顾记录了时代寿命和芸芸众生的肖像谱。贾平凹的创作既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又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本土文化，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审视本土民族文化，既有西方文学的大境界，又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贾平凹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和信仰，体现了作者身上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激励着每一个文人去实现自身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作家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作家使命或者说文学志向就是关注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在创作中全神贯注地付出所有心血，用生命去写作……对自己来说能力有限，既然生存在这个时期，而且特别是在一个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的年代，自己就应该多写一些，把这个时代表达出来，以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贾平凹. 山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乌纳穆诺. 生命的悲剧意识[M]. 段继承，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3]雷达主. 贾平凹资料研究[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4]王晓明. 人文精神寻思录[M].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关 键 词】《山本》；意象化；精神悲剧；苦难
【作者单位】赵文阁，新乡学院文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2.027
《山本》这部小说的关注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秦岭地区，“那年月，连续干旱着即是凶岁，地里的五谷都不好好长，却出了许多豪杰强人。这些人凡一坐大，有了几万、十几万的武装，便割据一方，他们今日联合，明日分裂，旗号不断变换，整年都在厮杀。成了气候的就是军阀，没成气候的仍做土匪，土匪也朝思暮想着能风起云涌，便有了出没在秦岭东一带的逛山和出没在秦岭西一带的刀客。”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各种势力纷纷在涡镇这个被作家贾平凹所虚构而成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山本》是一本关于秦岭的百科全书，也是一本很重要的对现代革命反思的沉痛之书。该书试图最大可能地写出历史和人性的复杂真相。
小说以女主人公陆菊人和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知己般相互依存又相互纠缠的命运为主线，上演了一部恢弘阔达、深情幽远的秦岭志。陆菊人家有一块被赶龙脉的风水先生相为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她带着这块神奇宝地嫁到涡镇的杨家，指望它带给自己和家族好运。阴差阳错，这块地被公公当作人情送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井宗秀，被用作安葬其父亲的坟地。陆菊人绝望之余发现井宗秀竟是个知恩图报、聪慧有为的青年，便把自己最初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故事由此开始了一段人性黑暗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历史的车轮终将会碾过，一切终成尘土，而陆菊人与井宗秀之间不动声色、如同知己般隐形的爱情令人难忘。著名批评家王春林说：“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贾平凹《山本》不仅有对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而且也有对近代中国的深度反思。一方面，该书对涡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另一方面，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山本》是一部生命之书，一部苦难之书，更是一部悲悯之书。”
一、意象化的民间说史
意象世界的营构是贾平凹的一种整体性思维。从小说的结构意识上分析，意象化是对其小说日常化、破碎性的一种修补，在失去情节化的意义模式后，意象化的营构可以进行更多维、更深刻的意义补充。在意义的寻求上，相比时间化的故事讲述，贾平凹更倾向于空间化的意象营构，正如作家自己所言：“要是故事性太强就升腾不起来，不能创造一个自我的意象世界。”在摒弃了靠情节来解构小说的做法之后，贾平凹转向了对意象世界的追求。他的小说中使用了很多整体意象，由时间性情节故事到空间性的日常琐事，由可见的日常琐事到不可见的奇闻逸事，两次转化、两者交错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小说世界。
《山本》延续了贾平凹采用整体意象解构全篇小说的特点，意象世界作为小说结构性因素，统摄着“象”与“实”，它或是作者观念形象化的载体。比如，小说中的那只黑猫代替作家进行了许多形而上的思考，或者作者所指飘忽、指向多极的象征物。因为有它的出现，我们获得了多重的象征意义，意象世界也有利于营造神秘气氛。
在小说《山本》中，作者除了运用以往的整体意象结构，还以秦岭山地为自然意象、民俗文化意象的承载地，涵盖了秦岭特有的风俗、民情、民生等，以及秦岭的山地和产物，尤其是自然山地附带生成的自然物象。这些意象的组合使得秦岭这个山地在作者笔下显得更出彩。贾平凹在众多作品中精心打造了一些神性意象，用意显然在于强化艺术的陌生化，以营造神秘的气氛，并通过这些来讲述他了解到的虚构民间史传。作者所讲的故事既有飞禽奔兽，又有魑魅魍魉，囊括了世间万物，却都依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书中还出现了很多涉及秦岭草木和禽兽的描写。比如，“释放时，麻县长是站在窗前，窗下有十几盆他栽种的花草，有地黄，有荜茇，有白前，白芷，泽兰，乌头，青葙子，苍术，还有一盆莱菔子。他喜欢莱菔子，春来抽高苔，夏初结籽角，更有那根像似萝卜，无论生吃或炖炒，都能消食除胀，化痰开郁”。再比如，“这一夜醒来得更迟些，知道树上是两只山鹧，一只在发出滴溜声，尾音上扬，一只在发出哈扑声，尾音下坠，听着听着，好像是在说着井宗秀和阮天保的名字” 。所有的这些文字和不时穿插在文本中的那些与秦岭的地理、文化习俗沿革相关的文字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作者如痴如醉的意象化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贾平凹还在《山本》中运用了大量民间乡野的口传、歌谣和戏文，他对这种叙事策略了熟于心，他注重意象的精神、情感的整体性，力求每一个意象都形成一个精神意象，显示他所热爱、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贾平凹自觉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传统的大写意特点，使读者在获得对日常事物感官满足的同时发挥他们无穷的想象力。作者在《山本》中概括了我们所处的时代骚动不宁而又充满生气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这一视角的焦点下描写出旧价值观的萌动，并且展现了民间的美好人情，以一种清新、淳朴的笔调营造出一个具有诗意美、意境美的艺术世界。
二、精神悲剧的文化心理阐释
悲剧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一种忧患意识。悲剧精神是悲剧主人公在悲剧意识的支配下，反抗命运失败而演绎出的生生不息的悲剧精神，在悲剧精神的衍生下，又形成了永不终止的悲剧意识。悲剧人物的核心是精神悲剧，主要特征是人物精神的痛苦与戕害，灵魂的苦难与毁灭，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
“悲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悲剧泛指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不幸、苦难、痛苦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性结局。狭义的悲剧是美学艺术范畴、领域的概念。悲剧是通过毁灭生活中被人们忽视的美好东西来让人意识到它的价值，这种毁灭残酷却具有极强的震撼力，能让人获得新的情感体验。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写道：“任何伟大的悲剧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悲观的，因为它表现恶的、最可怕的方面，而且并不总是让善和正义获得全胜；但是，任何伟大的悲剧归根结底又必然是乐观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表现壮丽的英雄品格，它激发我们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悲剧具有的积极作用大于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尤其在悲剧的净化作用中，它让人们获得情感的洗涤，体验从未有过的心灵之旅。正如舍勒所说，“人一方面是自然的存在者，另一方面又是价值的存在者，这就注定了人生具有悲剧性”。 贾平凹《山本》中体现的悲剧精神不同于西方的悲剧。西方悲剧可以被称为广义上的命运悲剧，它以历史必然驾驭于人之上的伟大权威来显示英雄人物精神的悲壮。而贾平凹的精神悲剧不是源自英雄人物的厄运或内在的性格矛盾，他重在写小人物的悲剧，不仅写小人物物质生命的匮乏，更注重精神生命的毁灭，并且表现被戕害的小人物自身的精神麻木和相互进行的精神践踏和消磨。就悲剧而言， 最让人无言以对和无可奈何的莫过于小人物的生存之痛和精神世界的缺失。小人物因为无力改变命运的现状， 在生存的境遇中更能体现无助感和孤独感。在《山本》中，杨钟就是如此，他生长在农村，并且没有多少文化水平，从小游手好闲、吃喝蒙骗，长大了也没有什么成就，做什么事情都没能成功，受到同龄人的打击和父亲、妻子的斥责，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同时，他的精神世界也很寂寞。因此，他转而去学习轻功来转移自己空虚的世界，并以此编造一些骗自己、骗他人的故事，可笑又可怜。贾平凹小说精神悲剧的核心是有价值东西的消磨和毁坏。人物精神就是消磨在那些极平常的事情中，人物精神的消磨使得其悲剧感愈加浓重。这种精神悲剧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有着画龙点睛的效果。
三、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价值探讨
贾平凹自1983年开始专业创作以来，在书写底层生活上收获颇丰，以《浮躁》《高兴》《秦腔》等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叙事把描写底层的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贾平凹凭借知识分子独有的敏锐和社会责任担当，把眼光和笔墨投向了底层社会，密切关注普通大众的生活，反映社会大变局下农村的经济衰败和人们精神的匮乏，并对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消逝寄寓了沉重的缅怀，表现了浓郁的人文情怀。贾平凹对底层人民和生活的描写体现了他敢于对社会发言的勇气和人道主义关怀，对社会的发展和底层民众精神世界的重建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山本》这部小说中，在作者塑造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涡镇怎样繁华或者没落，百姓都是生活在苦难中的。正如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苦难好似成了底层民众与生俱来的生命特征之一，且他们无法摆脱这苦难的命运。在《山本》这部小说中，作者用丰富的题材展现了农民生存状态的变化与生活背景的变迁，把被遮蔽的、社会底层的伤疤真实地展现给读者，揭示了底层民众现代性的生存苦难。
在《山本》中，作者塑造的宽展师父与苦难命运这一形象密切相关，作者在描写她之前先提出了两种事象——地藏王菩萨庙和尺八。“地藏王菩萨庙也就一个大殿、幾间厢房，因庙里有一棵古柏和三块巨石，镇上人习惯叫130庙。”在佛教的谱系中，地藏王菩萨是一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菩萨，他种种言行的主旨皆在于普渡众生，渡尽人间的一切苦痛。贾平凹之所以要在涡镇安放这么一座地藏王菩萨庙，其用意就是要借此来超度涡镇的苦难。第二个物象尺八是一种竹制的传统乐器，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在《山本》中，宽展师父以尺八那苍凉如水般的吹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叙述者这样写道：“顷刻间像是风过密林，空灵恬静，一种恍若隔世的忧郁笼罩在心上，弥漫在屋院。杨钟说：‘这是笛还是箫？’陈先生眼睛看不见，仰起脸来眼仁珠全是白的，陈先生说：‘这是尺八……’尺八声突然惊悚起来，让人听得撕心裂肺，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都有了些狰狞。”也因此，宽展师父和她的地藏王菩萨庙以及尺八是为深陷苦难境地中的涡镇普通民众所提供的，突出了强烈的救赎意味。贾平凹在后记中强调说：“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有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贾平凹描写底层社会的作品是新世纪文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贾平凹成长的环境和其浓烈的乡土情结对他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由此，他呼吁社会要对底层人民进行人文主义关怀。他的文学个性和艺术风格丰富了当代描写底层生活文学的题材和结构。
四、结语
《山本》这部小说有一股所向披靡、极其洒脱的气势，带有现代启示录的意味。作者在精细逼真的社会世相描摹和现实写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的象征表现手法，来丰富作品复杂的主题内涵。此外，作者还广泛吸收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注意情节和细节的描写。《山本》是一部写尽人间苦痛和欲望，也抽离出了人世间清醒和瞻远未来的大作，这是一部充盈着历史节奏和现实表现力的作品，在磅礴的时代中发现了人生精密的轨迹并兼顾记录了时代寿命和芸芸众生的肖像谱。贾平凹的创作既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又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本土文化，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审视本土民族文化，既有西方文学的大境界，又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贾平凹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和信仰，体现了作者身上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激励着每一个文人去实现自身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作家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作家使命或者说文学志向就是关注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在创作中全神贯注地付出所有心血，用生命去写作……对自己来说能力有限，既然生存在这个时期，而且特别是在一个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的年代，自己就应该多写一些，把这个时代表达出来，以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
参考文献
[1]贾平凹. 山本[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乌纳穆诺. 生命的悲剧意识[M]. 段继承，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3]雷达主. 贾平凹资料研究[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4]王晓明. 人文精神寻思录[M]. 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