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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7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向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的信息公开和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严律师提出,提前列表公开国家财政决算和预算执行信息,有助于全国人大代表有充足时间阅读和审议,更好地履行职责,同时,这也是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保障的重要形式。
自从国务院2008年11月份提出刺激经济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来,“4万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尤其是4万亿元投资的具体实施情况,社会各界异常关注。严律师的“严逼”代表了亿万民众的呼声。
近年来,“公民上书”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在一些事关全局性的公共问题上,诸如燃油税改革、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等,时常可见“意见公民”忙碌的身影。而在一些公共政策制定和协调领域,例如重庆出租车市场管理等问题,“官民直接对话”的场景也屡见报端。
此类事件的出现,对于我们这个具有传统“臣民文化”的社会而言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强化。然而,对于这些关系着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不仅仅是公民应该关注的问题,更是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和民意机关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正如严律师所言,一个人跟政府就某一个政策的落实进行政策博弈的时候,其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引入制度内的法定决策者。面对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民众反响强烈,人大显然不能旁观。
诚然,民众有诉求更多地借助于直接“上书”和“对话”等方式,而不“习惯”于通过人大这个体制内的“桥梁”和政府沟通,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大的地位和作用,老百姓尚不甚了解,尚需广泛宣传。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大目前在反映人民群众呼声,解决难点、焦点问题上,离人民群众的要求的确存在一定差距。民众宁可相信“上书”的功效,也不愿意诉诸人大。
这些年来,随着人大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否决、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人大刚性监督的事例时常见诸报端;“明星代表”的直言和“炮轰”,成了每年“两会”的风景线;一些地方,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建立、代表建议办理的公开等举措,则进一步加强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但是,毋庸讳言,在一些热点、焦点问题上,人大的反应和“出手”往往慢了几拍。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谋划今年工作时,还是按部就班,套用以往的工作计划,对当地政府大手笔的刺激经济之举,没有及时地制定监督计划。一些地方召开的人代会,人大代表对预算、计划的审查还是流于形式。所以,民间要求公开“4万亿”的呼声,对人大而言,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它要求人大在高涨的民意面前,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监督好人民的“血汗钱”。如果说严义明律师要求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公开信息是“严逼”,那对人大来说,则是一种“倒逼”,它逼着人大在事关国计民生的“4万亿”面前,再也不能“波澜不惊”“沉默是金”,而要出手迅捷,有力监督。
如何监督好“4万亿”?具体说来,作为人大代表,在人代会前要充分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收集资料,倾听选民的意见;在会中,要充分审议预算报告,对一些有异议的地方要敢于直言,提出修改意见。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专门的监督计划,就人大代表和民众普遍关注的重点工程和项目进行及时监督。换言之,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挺起了监督的脊梁,切实履行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诸如“公民上书”所反映的各类事件才能纳入到体制中来并在体制内得到解决。这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
自从国务院2008年11月份提出刺激经济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来,“4万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尤其是4万亿元投资的具体实施情况,社会各界异常关注。严律师的“严逼”代表了亿万民众的呼声。
近年来,“公民上书”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在一些事关全局性的公共问题上,诸如燃油税改革、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等,时常可见“意见公民”忙碌的身影。而在一些公共政策制定和协调领域,例如重庆出租车市场管理等问题,“官民直接对话”的场景也屡见报端。
此类事件的出现,对于我们这个具有传统“臣民文化”的社会而言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强化。然而,对于这些关系着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不仅仅是公民应该关注的问题,更是人大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和民意机关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正如严律师所言,一个人跟政府就某一个政策的落实进行政策博弈的时候,其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这就需要引入制度内的法定决策者。面对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民众反响强烈,人大显然不能旁观。
诚然,民众有诉求更多地借助于直接“上书”和“对话”等方式,而不“习惯”于通过人大这个体制内的“桥梁”和政府沟通,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人大的地位和作用,老百姓尚不甚了解,尚需广泛宣传。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大目前在反映人民群众呼声,解决难点、焦点问题上,离人民群众的要求的确存在一定差距。民众宁可相信“上书”的功效,也不愿意诉诸人大。
这些年来,随着人大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否决、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人大刚性监督的事例时常见诸报端;“明星代表”的直言和“炮轰”,成了每年“两会”的风景线;一些地方,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建立、代表建议办理的公开等举措,则进一步加强了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但是,毋庸讳言,在一些热点、焦点问题上,人大的反应和“出手”往往慢了几拍。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谋划今年工作时,还是按部就班,套用以往的工作计划,对当地政府大手笔的刺激经济之举,没有及时地制定监督计划。一些地方召开的人代会,人大代表对预算、计划的审查还是流于形式。所以,民间要求公开“4万亿”的呼声,对人大而言,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它要求人大在高涨的民意面前,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监督好人民的“血汗钱”。如果说严义明律师要求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公开信息是“严逼”,那对人大来说,则是一种“倒逼”,它逼着人大在事关国计民生的“4万亿”面前,再也不能“波澜不惊”“沉默是金”,而要出手迅捷,有力监督。
如何监督好“4万亿”?具体说来,作为人大代表,在人代会前要充分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收集资料,倾听选民的意见;在会中,要充分审议预算报告,对一些有异议的地方要敢于直言,提出修改意见。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专门的监督计划,就人大代表和民众普遍关注的重点工程和项目进行及时监督。换言之,只有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挺起了监督的脊梁,切实履行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诸如“公民上书”所反映的各类事件才能纳入到体制中来并在体制内得到解决。这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