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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备受瞩目的研究分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红学不断面对各种挑战，考证派、评论派、索引派等派别林立，各成一家。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采用索引与考证的方法将名著《红楼梦》解读成一段清宫秘史，并自称其理论体系为“秦学”，掀起了草根红学研究的热潮。“秦学”是传统红学与新的文化消费相结合的结果。然而，在大众文化不断侵蚀主流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刘心武现象”的出现又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草根红学与各种媒体的绑定宣传使得红学的研究走下神坛，而各种方式的解读也纷至沓来，不再受限于学术规范，红学变得更为亲民，但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本文探究传统红学在大众文化包围下将如何应对并不失去自身的学术价值。
红学曾经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的三大显学，在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进入21世纪后，红学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发生了诸多改变。学术研究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常常作为社会中部分精英人群的专利，似乎距离普通民众距离较远。而2005年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携带着他的“秦学”研究理论登录《百家讲坛》，将红学研究推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而他那种掺杂丰富想象力的解读也让市井之间掀起了一场“红楼热”，而“草根红学”这个名词也因此进入了公众视野。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确立的核心和主要命题就是“秦可卿原型”。秦可卿名列“金陵十二钗”正册之末，首次出场是在小说第五回，而至小说第十三会就青春早亡了，出场不多，说话也很少。两百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评论。只有少数有关考证秦可卿死因的文章。至上个世纪40年代，红学家考证出在曹雪芹原稿中，秦可卿是因为她与公公贾珍之间的乱伦恋情败露而羞愧自缢的。评论秦可卿的文章由此而渐渐增多了。秦可卿本来清晰的形象却由此变得渐渐模糊。其实，作为当事人的畸笏叟已经将其中原委说得很清楚：“‘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夫因有风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事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可是，后世的学者不肯放过秦可卿这段早已被她的塑造者擦去的“秽迹”。刘心武先生更是对此大家加渲染，极尽所能地美化秦可卿与贾珍之间的乱伦恋情，并赋予秦可卿以皇室贵胄的身份，推测秦可卿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清康熙朝的废太子爱新觉罗·允礽的女儿，《红楼梦》的“真故事”其实就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阴谋。刘心武先生撇开宝黛的爱情，来强调小说故事的政治内涵，《红楼梦》说成是宫廷政治斗争的产物，附加上雍正夺嫡、弘皙逆案。人们有理由怀疑，曹雪芹如果一直被家族得失困扰着，他能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显然，文本中优游不迫的笔墨、对人生自然的纵情欣赏说明了一切：曹雪芹不是那种沉溺于一己悲欢的人，更不是睚眦必报的人。曹雪芹的目光穿越了历史，透视着社会，他所忧虑的不是一家一族的盛衰悲欢，而是历史与社会的忧患，所谓“忧愤甚广”“感念殊深”是也。《红楼梦》不是一种家族盛世的回忆，而是作者试图对历史深处决定人民命运的、中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铁律”的探求。刘心武先生用宫闱秘史来解读《红楼梦》实际上是贬低了《红楼梦》的政治意义。
学术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每一个结论都需要大量考证的支撑，不能以个人的猜想和推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刘心武先先生所著的《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红楼望月》等书中，论证过程缺少严谨的逻辑，而论据又多有不实之处。例如，刘心武先生举证说，《红楼梦》中荣禧堂上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是根据王士禛《居易录》中所记载的清废太子爱新觉罗·允礽所作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一联改编的。 但是，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已经查出“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乃是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与清废太子胤礽并无瓜葛。再如，刘心武先生在对贾元春年龄的推论上也自相矛盾，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刘心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结论产生怀疑。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虽然经不起专业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但是，它的出现在红学史上却是并非偶然的。
首先，从早期的红学研究来看，由于小说并非完本，其情节和人物诸多方面存在疑点。在传抄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谬误，在早期红学研究者中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声也而二歌，一手也而二牍”。作者使用“史家之曲笔”进行创作。一时间，“张侯家事说”“明珠家事说”“反清悼明说”“顺治与董小宛恋爱说”等，各执一理，曾经轰动一时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虽然索引的内容不同，且有肢解《红楼梦》的嫌疑，但是，它们几乎都围绕着《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做文章。其实，“秦学”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看，和以前的索引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索引的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可以说是索引红学的土壤孕育了刘心武先生的“秦学”。
其次，自王蒙倡议作家“学者化”之后，很多作家也在总结创作经验和探索文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其中，就有不少位作家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颇见功力和成果。作家将自己精湛的写作技巧和形象思维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就好像手持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严谨的学术研究带来不容小觑的伤害。作家往往要比学者更懂得如何调节读者的兴趣，更清楚如何让自己的观点引起民众的注意。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活跃的思维也很难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所以，在学术研究中，理解的成分有的还没有想象的成分多。
再次，从刘心武先生自身来看，作为作家的他在进行红学研究时，不是从他所熟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考证和探佚的角度展开研究。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对红学史和清史的了解要比专业的学者逊色得多，作家的惯性思维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依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的“秦学”理论往往忽视了历史实证的重要性。例如，刘心武先生在对“秦可卿原型”和“贾元春的原型”的论证中，不能在历史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只凭主观臆断进行猜想。这种“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无益的游戏。文学作品是通过具体来反映一般的，没有情感描写，沒有人物命运，在《红楼梦》中就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理想的追求，就无法体现作家的历史认识和社会观念，因为作家既然无法直接将自己的政治见解抽象地摆出来，而只能通过塑造人物，展现一种人生、人生的爱情、婚姻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表达作家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社会、文化的看法，或者说，《红楼梦》的政治意义是附丽于人物命运的。 由此可见，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只能算是作家学者化与中国传统的索引红学结合下的畸形产物。但是，它使社会上的“红学热”再度升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秦学”是在借助《红楼梦》经典名著的地位进行炒作。而《红楼梦》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古时有“选学”之说，那是因为萧统所遗之《文选》备受后世推崇。唐代以后，《文选》更是与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文人士子必读之书。这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颇为相似。所以，钱钟书将“选学”与“红学”并称，赞之“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红学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正是因为《红楼梦》所拥有的广博精深的内蕴及其精致多维的表现形式。清代曾经有人以一句竹枝词“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惘然”来描述当时《红楼梦》的受众之多，影响之深。在国人心中，《红楼梦》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和品味是其他作品难以超越的。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的文化视野也越来越广阔，欣赏品味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自身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博取大众的关注。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征是其导致“红学热”再度升温的内因。特征之一就是“学术的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就是把学术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它巧妙地避开关于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与治学依据的讨论，把理论之争转变为价值争论，用草根红学之名转移学术争论的重点，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群众座谈会，不仅无需再陷入学理之争的漩涡，还可以获取人人参与的热度。而大多数人都是在对名著崇尚的民族心理意识下，以娱乐的心情去听刘心武先生的讲座，而未必会有人认真地研究《红楼梦》。你讲得热闹，我听得有趣就可以了。
特征之二就是“探秘的趣味性”，“秦学”以学术的名义出现，但是其揭秘的解读方式可以制造大量悬念，而普通民众对于野史秘闻的猎奇心理正好因此得到满足。特别是对“宫闱秘事”的猜谜更深化了探秘的兴趣。 曾有人揶揄道，中国满清三百多年的历史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一批电视编辑，清宫戏是一个常青的主题，总能演绎一出又一出的故事，从《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到《皇太子秘史》，还有《西施秘史》和《武则天秘史》都因为迎合了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和想象，具备了争权、阴谋、秘闻、传奇等“畅销DNA”而大受欢迎。几千年的皇权政治使得国人对于宫闱秘史尤为热衷，而“秦学”恰恰恰恰拽住了通俗历史最大的这个卖点。那些发生在皇宫和深宅大院里的故事则统一成为话题的中心。 因为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最能普通民众产生无限遐想。 这样的一场“红学热”正体现出这个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畸形。
特征之三就是“受众的平面化”，在这场红学草根化的热潮中主要的观众是没有读过《红楼梦》或者对《红楼梦》了解不多的人，他们普遍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因此，刘心武先生以“文人说书”的风格，层层铺设悬念的讲述方式，通过对名著《红楼梦》的解读，娓娓道出骇人听闻的宫闱秘事，很容易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当刘心武先生打出“平民红学”的旗号，声称“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樊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并且大谈“学术空间共享”的时候，很容易在感情上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但是，这样一来，名著《红楼梦》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一部“谜语大全”， 而且作为文学小说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可能会受到忽视，也会影响他们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评定。
再次，媒介的宣传与炒作也大大提高了“秦学”的影响力。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纷纷介入学术研究，在文化推广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相对于阅读书籍的枯燥，试听宣传所具有的优势是阅读难以比拟的。《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与普通大众而言，与其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去阅读，不如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来观看一下相关的视频。而“秦学”正是借助《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媒介，用趣味性极强的揭秘方式来给大家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精彩的讲述，再配以形象的视频资料，令观者感觉与名著之间的距离瞬间就被拉近了。一直被高高地置于圣坛之上的经典似乎已经走下圣坛，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凡人，无需任何文化积淀，只需要一边休息，一边看看视频就可以轻轻松松了解一部经典名著隐藏的秘密，这对普通观众而言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同时，电视、网络等媒体本身也拥有大量的观众，以此为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想法，其受众之广泛是任何级别的学术会议都无法与之比肩的。而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又往往会为其构筑强大的宣传网，借助各种渠道来打造品牌效应，扩大影响力。而“秦学”正是借助电视播讲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变成了红学的电视代言人，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从书斋带进了电视媒体，而在观众的心中，也就成了颇具权威的红学代言人。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传统学术与新媒体结合后的一种异变。
最后，风起云涌的学术论争也是导致“红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红学家的公众担忧也日益加剧。但是，草根红学的提出拉近了“秦学”与观者之间的距离。而那些用严谨的考据资料和深奥的学术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也因此被放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普通观众的心中，这些学者是遥远的、模糊的，他们的理论和考据枯燥乏味，他们的形象都是皓首穷经的刻板的老学究，无法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所以，诸多紅学研究者对于“秦学”的口诛笔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草根红学与精英红学之间的争论。支持不同学派的红楼迷也饶有兴趣地加入了这场论争，却在客观上扩大了“秦学”知名度。
《红楼梦》诞生了两百多年，一直倍受世人的关注，“红学热”更是长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滚滚红潮。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探秘历史政治的一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而由“刘心武现象”掀起的这场“红学热”则凸显了严重的商业化倾向。换言之，就是说红学这片肥沃的土壤不仅仅吸引了学者与政治家的目光，连商家也希望能在这里开辟自己的种植园。而至此以后，草根红学更是一次次被提起，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越来越生活化，通过《红楼梦》来解读职场风云，分析人际关系等，《红楼梦》和红学完全从学术圣坛走入公众生活圈，红楼迷也开始在微信，腾讯等社交平台上建立自己的讨论群组，或抒发阅读感想，或阐述自己偶然获取的研究灵感，各种言论异彩纷呈。甚至在网络原创文学平台上还产生了大量的红楼同人网文，为《红楼梦》续写结局，或为其中的某个人物改写故事，或为原书写番外故事。总之，红楼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部经典名著的喜爱，也借助这份喜爱来展示着新生代红楼迷的风采。传统红学在经历了“秦学”带来的草根红学风潮之后，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必须开始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要坚守学术研究的规范，还要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尝试将自身与各种新媒体想结合，以便更好地引导公众正确阅读名著。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带动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同时提升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大众的文化视野得到扩展，开始关注部分学术领域，这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进攻的第一块阵地就选择红学界，也并非偶然。《红楼梦》以一部并未完成的古典小说在历时两百多年间发展成一门学科，并衍生出诸多流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而《红楼梦》雅俗共赏的特点也使它不同于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红楼梦》在任何时代都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而不像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学科需要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才能读懂其经典著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会在两百多年后获得这么高关注度和推崇，他原是希望他创作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但是，未完本的《红楼梦》本身就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猜不出真像的谜团，而书中“草蛇灰线”“伏线千里”的写作方法也很容易触动阅读者的探索兴趣。另外《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名著，但是书中所描述的是世态炎凉、人生琐事以及各种人情世故，书中人物的生活形式与今日相去甚运，而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情冷暖似乎又与今时并无太多差别。也因此，红学会比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也更容易被文化所影响。而且，红学不像经学、佛学、诗学等学科那样拥有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牢不可摧的正统学术地位。再加上《红楼梦》与大众群体的紧密联系就使得红学处在大众文化和正统文化的边缘，在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碰撞中，它自然会首先受到冲击。因此，传统红学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发生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大势所趋的必然。
“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大众文化向传统学术界发起挑战。多年来，传统学术界如静卧雪山之巅的冰湖，孤立在世界的边缘，遥远而冷漠。所以，当一种将具有亲民性的学术范式出现后，就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因为对于传统的学术研究不甚了解，普通民众往往无法辨别学术研究的优劣，反而更容易被以通俗性和娱乐性为内质的伪学术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统学术研究仍旧固守书斋，不肯接受大众文化的检视，不愿走下学术圣坛，仍旧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不仅使得自己的学术研究缺少民众基础，也会使得自己的研究空间越来越狭窄。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先生抛出“平民红学”这块石斗，投向学术界的深潭，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在客观上使得埋首于书斋中的学者如梦初醒，开始正视大众文化来势汹汹的冲击。也就是说，学术界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而更加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就学术发展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件好事，风浪越大，才能促使人们建造更为坚固的行船，学术领域也是这样，只有不断经历各种学术纷争，其本身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变得更加完善。
此外，传统红学若想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获得新生，还必须注意到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隐患。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指出了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实证与实录合一”的研究方法存在巨大的隐忧。用“实证”来进行科学合理的学术探究工作，是坚持学术严谨的最好体现，但是“实录”的理念与索引红学一样把还原《红楼梦》中隐含的历史事件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这就有悖于严谨的科研精神了。然而，这种“实录”的研究观念在红学研究历史上获得了强大旺盛的生命力。从与曹雪芹同时代的神秘的脂砚斋开始，持有这种理念的研究者一直不乏其人。从学术大家胡适到红学“泰斗”周汝昌，再到霍国玲、刘心武等人，都是用这种“实录”的理念来解读《红楼梦》的。由此看来，红学研究因为自身的某些特性而使它无法彻底跳出猜谜的“泥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 刘心武用的是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方法，作为作家，刘心武先生的想象力是学术规范所无法束缚的。《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某些漏洞，而且在传抄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谬误。刘心武先生把这些漏洞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为这些漏洞编造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阴的心理。在红学发展的两百多年间，希望反照“风月宝鉴”、猜透“红楼真谜”者，大有人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红楼梦》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迷雾中的高楼，人们可以仰视它的奇伟，却无法看清它的面容。
《红楼梦》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學作品，它那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迷人的人性光辉、动人心弦的审美力量使它拥有了永恒的艺术价值。《红楼梦》让人们穿越百年光阴，透过作者精心构建的艺术空间，看到了一个苍凉的时代背影，如爱恨生死、喜怒哀乐、人性在众生皆苦的叹息中执着坚守的美丽与沉溺、痛苦挣扎的无奈与丑陋。它淡化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每个人都好像在那个艺术世界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此，不同生活体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会在《红楼梦》中找到与自己灵魂相契合的地方。而红学研究也会因为研究者的人生体验不同而不断产生新的理论。从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第一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始，红学研究就已经开始走向世界。红学研究也应该在“刘心武现象”中得到启示，时代已经变了，如何在这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借助媒体来成功地与公众进行愉快、顺畅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其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根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不能用单一的态度去看待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刘心武现象”是中国传统红学在文化转型期发生的异变，它的出现会使传统的红学研究在经历冲击之后变得更加完善。传统红学也必然会在社会发展的文化转型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拓展红学研究的新领域。
（辽宁社会科学院）
红学曾经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的三大显学，在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进入21世纪后，红学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发生了诸多改变。学术研究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常常作为社会中部分精英人群的专利，似乎距离普通民众距离较远。而2005年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携带着他的“秦学”研究理论登录《百家讲坛》，将红学研究推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而他那种掺杂丰富想象力的解读也让市井之间掀起了一场“红楼热”，而“草根红学”这个名词也因此进入了公众视野。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确立的核心和主要命题就是“秦可卿原型”。秦可卿名列“金陵十二钗”正册之末，首次出场是在小说第五回，而至小说第十三会就青春早亡了，出场不多，说话也很少。两百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评论。只有少数有关考证秦可卿死因的文章。至上个世纪40年代，红学家考证出在曹雪芹原稿中，秦可卿是因为她与公公贾珍之间的乱伦恋情败露而羞愧自缢的。评论秦可卿的文章由此而渐渐增多了。秦可卿本来清晰的形象却由此变得渐渐模糊。其实，作为当事人的畸笏叟已经将其中原委说得很清楚：“‘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夫因有风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事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可是，后世的学者不肯放过秦可卿这段早已被她的塑造者擦去的“秽迹”。刘心武先生更是对此大家加渲染，极尽所能地美化秦可卿与贾珍之间的乱伦恋情，并赋予秦可卿以皇室贵胄的身份，推测秦可卿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清康熙朝的废太子爱新觉罗·允礽的女儿，《红楼梦》的“真故事”其实就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阴谋。刘心武先生撇开宝黛的爱情，来强调小说故事的政治内涵，《红楼梦》说成是宫廷政治斗争的产物，附加上雍正夺嫡、弘皙逆案。人们有理由怀疑，曹雪芹如果一直被家族得失困扰着，他能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显然，文本中优游不迫的笔墨、对人生自然的纵情欣赏说明了一切：曹雪芹不是那种沉溺于一己悲欢的人，更不是睚眦必报的人。曹雪芹的目光穿越了历史，透视着社会，他所忧虑的不是一家一族的盛衰悲欢，而是历史与社会的忧患，所谓“忧愤甚广”“感念殊深”是也。《红楼梦》不是一种家族盛世的回忆，而是作者试图对历史深处决定人民命运的、中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铁律”的探求。刘心武先生用宫闱秘史来解读《红楼梦》实际上是贬低了《红楼梦》的政治意义。
学术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每一个结论都需要大量考证的支撑，不能以个人的猜想和推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刘心武先先生所著的《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红楼望月》等书中，论证过程缺少严谨的逻辑，而论据又多有不实之处。例如，刘心武先生举证说，《红楼梦》中荣禧堂上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是根据王士禛《居易录》中所记载的清废太子爱新觉罗·允礽所作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一联改编的。 但是，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已经查出“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乃是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与清废太子胤礽并无瓜葛。再如，刘心武先生在对贾元春年龄的推论上也自相矛盾，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刘心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结论产生怀疑。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虽然经不起专业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但是，它的出现在红学史上却是并非偶然的。
首先，从早期的红学研究来看，由于小说并非完本，其情节和人物诸多方面存在疑点。在传抄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谬误，在早期红学研究者中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声也而二歌，一手也而二牍”。作者使用“史家之曲笔”进行创作。一时间，“张侯家事说”“明珠家事说”“反清悼明说”“顺治与董小宛恋爱说”等，各执一理，曾经轰动一时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虽然索引的内容不同，且有肢解《红楼梦》的嫌疑，但是，它们几乎都围绕着《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做文章。其实，“秦学”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看，和以前的索引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索引的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可以说是索引红学的土壤孕育了刘心武先生的“秦学”。
其次，自王蒙倡议作家“学者化”之后，很多作家也在总结创作经验和探索文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其中，就有不少位作家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颇见功力和成果。作家将自己精湛的写作技巧和形象思维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就好像手持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严谨的学术研究带来不容小觑的伤害。作家往往要比学者更懂得如何调节读者的兴趣，更清楚如何让自己的观点引起民众的注意。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活跃的思维也很难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所以，在学术研究中，理解的成分有的还没有想象的成分多。
再次，从刘心武先生自身来看，作为作家的他在进行红学研究时，不是从他所熟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考证和探佚的角度展开研究。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对红学史和清史的了解要比专业的学者逊色得多，作家的惯性思维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依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的“秦学”理论往往忽视了历史实证的重要性。例如，刘心武先生在对“秦可卿原型”和“贾元春的原型”的论证中，不能在历史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只凭主观臆断进行猜想。这种“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无益的游戏。文学作品是通过具体来反映一般的，没有情感描写，沒有人物命运，在《红楼梦》中就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理想的追求，就无法体现作家的历史认识和社会观念，因为作家既然无法直接将自己的政治见解抽象地摆出来，而只能通过塑造人物，展现一种人生、人生的爱情、婚姻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表达作家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社会、文化的看法，或者说，《红楼梦》的政治意义是附丽于人物命运的。 由此可见，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只能算是作家学者化与中国传统的索引红学结合下的畸形产物。但是，它使社会上的“红学热”再度升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秦学”是在借助《红楼梦》经典名著的地位进行炒作。而《红楼梦》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古时有“选学”之说，那是因为萧统所遗之《文选》备受后世推崇。唐代以后，《文选》更是与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文人士子必读之书。这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颇为相似。所以，钱钟书将“选学”与“红学”并称，赞之“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红学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正是因为《红楼梦》所拥有的广博精深的内蕴及其精致多维的表现形式。清代曾经有人以一句竹枝词“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惘然”来描述当时《红楼梦》的受众之多，影响之深。在国人心中，《红楼梦》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和品味是其他作品难以超越的。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的文化视野也越来越广阔，欣赏品味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自身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博取大众的关注。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征是其导致“红学热”再度升温的内因。特征之一就是“学术的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就是把学术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它巧妙地避开关于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与治学依据的讨论，把理论之争转变为价值争论，用草根红学之名转移学术争论的重点，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群众座谈会，不仅无需再陷入学理之争的漩涡，还可以获取人人参与的热度。而大多数人都是在对名著崇尚的民族心理意识下，以娱乐的心情去听刘心武先生的讲座，而未必会有人认真地研究《红楼梦》。你讲得热闹，我听得有趣就可以了。
特征之二就是“探秘的趣味性”，“秦学”以学术的名义出现，但是其揭秘的解读方式可以制造大量悬念，而普通民众对于野史秘闻的猎奇心理正好因此得到满足。特别是对“宫闱秘事”的猜谜更深化了探秘的兴趣。 曾有人揶揄道，中国满清三百多年的历史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一批电视编辑，清宫戏是一个常青的主题，总能演绎一出又一出的故事，从《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到《皇太子秘史》，还有《西施秘史》和《武则天秘史》都因为迎合了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和想象，具备了争权、阴谋、秘闻、传奇等“畅销DNA”而大受欢迎。几千年的皇权政治使得国人对于宫闱秘史尤为热衷，而“秦学”恰恰恰恰拽住了通俗历史最大的这个卖点。那些发生在皇宫和深宅大院里的故事则统一成为话题的中心。 因为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最能普通民众产生无限遐想。 这样的一场“红学热”正体现出这个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畸形。
特征之三就是“受众的平面化”，在这场红学草根化的热潮中主要的观众是没有读过《红楼梦》或者对《红楼梦》了解不多的人，他们普遍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因此，刘心武先生以“文人说书”的风格，层层铺设悬念的讲述方式，通过对名著《红楼梦》的解读，娓娓道出骇人听闻的宫闱秘事，很容易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当刘心武先生打出“平民红学”的旗号，声称“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樊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并且大谈“学术空间共享”的时候，很容易在感情上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但是，这样一来，名著《红楼梦》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一部“谜语大全”， 而且作为文学小说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可能会受到忽视，也会影响他们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评定。
再次，媒介的宣传与炒作也大大提高了“秦学”的影响力。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纷纷介入学术研究，在文化推广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相对于阅读书籍的枯燥，试听宣传所具有的优势是阅读难以比拟的。《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与普通大众而言，与其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去阅读，不如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来观看一下相关的视频。而“秦学”正是借助《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媒介，用趣味性极强的揭秘方式来给大家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精彩的讲述，再配以形象的视频资料，令观者感觉与名著之间的距离瞬间就被拉近了。一直被高高地置于圣坛之上的经典似乎已经走下圣坛，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凡人，无需任何文化积淀，只需要一边休息，一边看看视频就可以轻轻松松了解一部经典名著隐藏的秘密，这对普通观众而言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同时，电视、网络等媒体本身也拥有大量的观众，以此为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想法，其受众之广泛是任何级别的学术会议都无法与之比肩的。而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又往往会为其构筑强大的宣传网，借助各种渠道来打造品牌效应，扩大影响力。而“秦学”正是借助电视播讲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变成了红学的电视代言人，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从书斋带进了电视媒体，而在观众的心中，也就成了颇具权威的红学代言人。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传统学术与新媒体结合后的一种异变。
最后，风起云涌的学术论争也是导致“红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红学家的公众担忧也日益加剧。但是，草根红学的提出拉近了“秦学”与观者之间的距离。而那些用严谨的考据资料和深奥的学术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也因此被放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普通观众的心中，这些学者是遥远的、模糊的，他们的理论和考据枯燥乏味，他们的形象都是皓首穷经的刻板的老学究，无法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所以，诸多紅学研究者对于“秦学”的口诛笔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草根红学与精英红学之间的争论。支持不同学派的红楼迷也饶有兴趣地加入了这场论争，却在客观上扩大了“秦学”知名度。
《红楼梦》诞生了两百多年，一直倍受世人的关注，“红学热”更是长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滚滚红潮。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探秘历史政治的一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而由“刘心武现象”掀起的这场“红学热”则凸显了严重的商业化倾向。换言之，就是说红学这片肥沃的土壤不仅仅吸引了学者与政治家的目光，连商家也希望能在这里开辟自己的种植园。而至此以后，草根红学更是一次次被提起，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越来越生活化，通过《红楼梦》来解读职场风云，分析人际关系等，《红楼梦》和红学完全从学术圣坛走入公众生活圈，红楼迷也开始在微信，腾讯等社交平台上建立自己的讨论群组，或抒发阅读感想，或阐述自己偶然获取的研究灵感，各种言论异彩纷呈。甚至在网络原创文学平台上还产生了大量的红楼同人网文，为《红楼梦》续写结局，或为其中的某个人物改写故事，或为原书写番外故事。总之，红楼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部经典名著的喜爱，也借助这份喜爱来展示着新生代红楼迷的风采。传统红学在经历了“秦学”带来的草根红学风潮之后，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必须开始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要坚守学术研究的规范，还要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尝试将自身与各种新媒体想结合，以便更好地引导公众正确阅读名著。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带动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同时提升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大众的文化视野得到扩展，开始关注部分学术领域，这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进攻的第一块阵地就选择红学界，也并非偶然。《红楼梦》以一部并未完成的古典小说在历时两百多年间发展成一门学科，并衍生出诸多流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而《红楼梦》雅俗共赏的特点也使它不同于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红楼梦》在任何时代都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而不像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学科需要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才能读懂其经典著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会在两百多年后获得这么高关注度和推崇，他原是希望他创作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但是，未完本的《红楼梦》本身就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猜不出真像的谜团，而书中“草蛇灰线”“伏线千里”的写作方法也很容易触动阅读者的探索兴趣。另外《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名著，但是书中所描述的是世态炎凉、人生琐事以及各种人情世故，书中人物的生活形式与今日相去甚运，而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情冷暖似乎又与今时并无太多差别。也因此，红学会比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也更容易被文化所影响。而且，红学不像经学、佛学、诗学等学科那样拥有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牢不可摧的正统学术地位。再加上《红楼梦》与大众群体的紧密联系就使得红学处在大众文化和正统文化的边缘，在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碰撞中，它自然会首先受到冲击。因此，传统红学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发生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大势所趋的必然。
“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大众文化向传统学术界发起挑战。多年来，传统学术界如静卧雪山之巅的冰湖，孤立在世界的边缘，遥远而冷漠。所以，当一种将具有亲民性的学术范式出现后，就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因为对于传统的学术研究不甚了解，普通民众往往无法辨别学术研究的优劣，反而更容易被以通俗性和娱乐性为内质的伪学术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统学术研究仍旧固守书斋，不肯接受大众文化的检视，不愿走下学术圣坛，仍旧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不仅使得自己的学术研究缺少民众基础，也会使得自己的研究空间越来越狭窄。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先生抛出“平民红学”这块石斗，投向学术界的深潭，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在客观上使得埋首于书斋中的学者如梦初醒，开始正视大众文化来势汹汹的冲击。也就是说，学术界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而更加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就学术发展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件好事，风浪越大，才能促使人们建造更为坚固的行船，学术领域也是这样，只有不断经历各种学术纷争，其本身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变得更加完善。
此外，传统红学若想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获得新生，还必须注意到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隐患。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指出了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实证与实录合一”的研究方法存在巨大的隐忧。用“实证”来进行科学合理的学术探究工作，是坚持学术严谨的最好体现，但是“实录”的理念与索引红学一样把还原《红楼梦》中隐含的历史事件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这就有悖于严谨的科研精神了。然而，这种“实录”的研究观念在红学研究历史上获得了强大旺盛的生命力。从与曹雪芹同时代的神秘的脂砚斋开始，持有这种理念的研究者一直不乏其人。从学术大家胡适到红学“泰斗”周汝昌，再到霍国玲、刘心武等人，都是用这种“实录”的理念来解读《红楼梦》的。由此看来，红学研究因为自身的某些特性而使它无法彻底跳出猜谜的“泥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 刘心武用的是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方法，作为作家，刘心武先生的想象力是学术规范所无法束缚的。《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某些漏洞，而且在传抄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谬误。刘心武先生把这些漏洞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为这些漏洞编造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阴的心理。在红学发展的两百多年间，希望反照“风月宝鉴”、猜透“红楼真谜”者，大有人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红楼梦》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迷雾中的高楼，人们可以仰视它的奇伟，却无法看清它的面容。
《红楼梦》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學作品，它那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迷人的人性光辉、动人心弦的审美力量使它拥有了永恒的艺术价值。《红楼梦》让人们穿越百年光阴，透过作者精心构建的艺术空间，看到了一个苍凉的时代背影，如爱恨生死、喜怒哀乐、人性在众生皆苦的叹息中执着坚守的美丽与沉溺、痛苦挣扎的无奈与丑陋。它淡化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每个人都好像在那个艺术世界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此，不同生活体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会在《红楼梦》中找到与自己灵魂相契合的地方。而红学研究也会因为研究者的人生体验不同而不断产生新的理论。从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第一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始，红学研究就已经开始走向世界。红学研究也应该在“刘心武现象”中得到启示，时代已经变了，如何在这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借助媒体来成功地与公众进行愉快、顺畅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其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根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不能用单一的态度去看待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刘心武现象”是中国传统红学在文化转型期发生的异变，它的出现会使传统的红学研究在经历冲击之后变得更加完善。传统红学也必然会在社会发展的文化转型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拓展红学研究的新领域。
（辽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