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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损失惨重，在太平洋地区几无防守兵力。日军在半年内侵占了大部分南太平洋地区，西及缅甸，南至印尼，东达新几内亚及威克岛，逼迫驻菲律宾的美军投降。美国为了重振士气，1942年春，白宫和五角大楼计划轰炸日本本土。当时，美国海军战机航程不足，故决定用陆上轰炸机B-25在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日本本土。但是， B-25轰炸机无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便决定归航时到中国衢州机场降落。
美国大黄蜂号航母预定4月18日傍晚到达离日本四百处海面，随即B-25起飞，夜航轰炸东京以后，19日清晨飞到中国衢州机场降落。不料，大黄蜂号驶至离日本八百处，遭遇了日本巡洋舰。为避免日方发现，B-25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之后，飞到中国大陆已是晚上，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飞行员对航线陌生（有一架甚至飞到了海参威），再加上衢州机场未得到美机返航时间提早的通知，未能及时开放机场，致使15架B-25燃油用罄后全部坠毁，飞行员跳伞。
这就是二战史上著名的“杜立德行动”，距今已整整六十五个年头。
1942年4月19日凌晨三时许，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的官兵从收音机里听到东京被炸的消息，都兴奋不已。早晨五时许，陈又超站长召集各部门主管，通报美空军B-25将自东京回航衢州机场，命令各相关单位、人员、机具紧急待命，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务，具体分为空勤指挥降落、地勤通讯、消防、警卫。随即，官兵分乘吉普车和卡车奔赴位于市区东门外的机场各就各位，等待B-25的到来。
六时许，云层中传来隆隆机声，从东北方向自远而近，从飞机声判断，似在一架以上，估计自东京到衢州航程，可能分梯次到达。然而，官兵们等来的，不是B-25，而是3架黑色无国徽小型战斗机。这3架飞机先是低空侦察，继而机枪扫射，接着，又飞来几架轰炸机，自跑道东段开始狂轰滥炸，并在火车站和城区分段投掷烧夷弹和杀伤弹，车站和街道顷刻间烈火熊熊，尸横遍地。此时，空军勤务装备只好转而救火救民。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一种说法是由于18日晚上天下大雨，机场当局误以为日机侵犯而关闭机场所致。对于这一说法，1995年4月初，我采访过从台湾回衢州定居的原中国农民银行衢县支行办事处主任戴铭允先生。戴先生对我说，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站长陈又超先生是陈诚的侄儿，与他很熟。1943年在建瓯时，陈又超曾和他谈起B-25坠地事件，说出事那天虽然天下大雨，晚上七八点钟，空军官兵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不像日本蚊式飞机的声音（日本飞机一般晚上不出动），但他们不敢开放机场，因为接到的命令是B-25翌晨才能到达。想不到B-25提前起飞，提前归航，衢州方面又未及时得到通知，以致B-25在当晚8时至10时飞到浙江上空，油尽坠地，酿成悲剧。陈又超还说，当时即使知道是美国飞机，若没有重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也是不敢擅自开放机场的。
当时，16架B-25轰炸机中，1架（5人）迫降于苏联远东地区，飞行员即被苏联当局羁押。另外15架油料用罄后，飞行员分别在浙江、江西，或在浙闽、浙皖边境上空跳伞，飞机随之坠毁。机上75名美国飞行员中，除3人丧生、8人被日军抓获外，其余64人都得到坠机地区军民救助而脱险，衢县、遂昌、江山、常山、临安、上饶、沙溪、宜黄等地，均有美国飞行员获救。
B-25轰炸机群的飞行员，背上都缝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大多数会讲“衢州、蒋介石”这两个中文名词,还有几位会书写出发前上级告知的赴集中地点的中文求救信件。例如，一位飞行员降落后，从日记本上撕下纸片，用铅笔写道：“我是一个美国人。我需要到处州（株州）或者到中国飞机场。然后我能得一架飞机到达重庆。假使有人能领我（去）飞机场，那末，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此人能得到赏给。假使飞机场离此远的话，那末领我们到最近的中国兵队那里去。”另一位飞行员则写道：“你们知道美文否？我是一个美国籍航空员，我的飞机被伤于昨日。现在我正在往重庆行进，但先要到处州（株州）。现在如何可以到达处州？其余美国人，何时到此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中文求救信中的地点，都用了“处州”、“株州”字样，其实，应该是“衢州”。因为在外国人听来，“处州”、“株州”、“衢州”的发音是一样的，且“衢州”的“衢”字那么难写，于是便写成了“处州（株州）”。
燃料用罄后，3号机、5号机、10号机、11号机和12号机的飞行员，都在衢州附近上空跳伞；4号机、13号机、14号机上的飞行员，在上饶附近跳伞。从这8架B—25上跳下来的飞行员，从4月19日起，陆续由当地军政人员或老百姓送到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
现住台北当时担任空军第十三总站技术官员的钱南欣先生，曾经负责对获救美军飞行员的接待工作。他给我寄来过他当时写下的文字：“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时许，由农民送二位美军飞行员来。对农民的见义勇为精神，表示谢意，留下姓氏而去。嗣知二位飞行员经过衢州飞到常山上空油料用罄，跳伞落入稻田里，或因地心引力，使双腿插入田泥一多深。大清早农夫上田，眼见有人直立田中，背面挂青天白日国旗，还有“蒋介石”三个字……一时间来数人，将他们从泥淖中拔出，扶上田埂，清洗后用牛车送来石头山。”另一位飞行员跳伞后，“降落伞缠绕树梢，当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伞和索紧缠身上无法解脱，且已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睡着了。次日（19日）樵夫行经山顶，见树丛顶上有红黄色布条随风飘荡，但视距甚远，必须绕过另一山巅方可看清楚。那棵巨松还斜悬深谷。飞行员曾经挣扎，今晨初露，觉醒向下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自己悬在千仞之上。樵夫回来邀集牧童等身手矫健青年五六人共同救援，翻山越岭送到平地小山村。乡间男女老少齐集广场，有送水洗濯，送茶水饭菜……再由二三少年护送到石头山。总站方面也向所辖地方机关去函致谢。”
5号机驾驶员戴维·琼斯上尉和副驾驶罗斯·怀尔德中尉落地后相遇，两人结伴而行，在玉山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换上了干净的军服，饱尝了一顿丰盛饭菜，然后被送到衢州，此后几天，机组的其它成员也在中国军民的护送下陆续抵达衢州。
飞行员跳伞后，3号机坠毁在与江山交界的遂昌北洋村，飞行员一死一伤。北洋村农民刘芳桥发现了腿部受伤的领航员查尔斯·欧祖克，他边扶边背，从早晨6点一直到晚上7点，走了三十多里山路，才将他送到村公所。年仅20岁的机械师兼机枪手雷兰德·法克特跳伞时坠崖身亡。北洋村老百姓按中国人的習俗，夜里在山上守尸，以防尸体被野兽吃掉，次日用上好棺木入殓，从乌溪江顺流而下，水运至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
迪克·乔伊斯中尉的10号机接近中国大陆时，天气非常恶劣，除了看到黑蒙蒙的陆地知道已经进入大陆外，什么也看不清。乔伊斯的飞行技术相当不错，他完全依靠仪表飞行，准确飞到预定着陆的衢州上空，但没有收到任何导航信号，他继续飞行15分钟，确保进入中国军队占领区，此时燃料已所剩不多，便决定弃机跳伞。他的这个机组最为幸运，全体平安落地而且毫发无损，然后在当地军民的护送下陆续到达衢州。
11号机的5名飞行员在浙皖两省交界处山区着陆，当地老百姓将他们送到歙县县政府。歙县军邮站的站长曾健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便作为翻译负责接待。这5名飞行员在歙县小休几天，即在当地军民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衢州第十三总站。
另有4名飞行员跳伞降落在江山县的双溪口、长台、清河三镇的山区，被村民们发现后，扶着、背着，接到家里或祠堂里，供他们饮食，为他们治伤，并用轿子、人力车将他们送到当地政府。还有降落在乌溪江山区的飞行员，都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帮助。
第十三航空总站热情接待陆续送到的美国飞行员，由翻译官陈琳与懂英语的钱南欣与之沟通，并请来会做西餐的厨师和最好的西医。驻地四周有纪律最严明的警卫把守，可称万无一失。
杜立德和他的1号机组成员是在临安获救的。他在西天目山浙西行署休息了几天，然后由浙西行署的一位军官和一位译员护送到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与陈又超站长洽谈飞行员转移事宜。因此时日军已策动进攻衢州，情况异常紧急。4月29日，举行午餐会后，中美空军官兵互道珍重。杜立德率领在衢州的3号、4号、5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机组人员，一行34人，登上车篷密闭的军车，沿途由军警保护，奔赴衡阳。5月3日，杜立德一行由衡阳机场登机飞往重庆。在重庆短暂逗留期间，杜立德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接见，还获得了中国的勋章，并从中国战区副司令史迪威将军那里知道了自己已经被提升为准将。
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从在象山和南昌俘获的美国飞行员口中，了解到B-25轰炸机队的加油地点是衢州机场后，为摧毁浙赣两省的中国空军机场，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浙赣战役。1942年5月15日至8月中旬，日军对杜立德轰炸机队飞行员的主要集结地衢州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使用了细菌武器。军事重镇衢州于6月6日陷落。但日军在进攻衢州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5月28日，日军在兰溪市郊遇我军63师顽强阻击，敌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和4名幕僚在兰溪城郊被击毙，以致赶到现场处理善后事宜的日军南京留守处的石川少将惊呼：“现任师团长的阵亡，自陆军创始以来，这是首次。”
日军在占领衢州及所属县区后，即大抓民夫犁毁机场，烧毁街市房舍，掳走机器设备和金属制品，且随意杀人示威。据邑人汪梦松先生1942年7月17日日记载：“昨一和尚由衢城逃下云，五人只其一人逃出，余皆被难。敌已将电灯机件、电话线、瓷瓶等尽拆载于汽车待发，机场已破坏三分之二，城内不过千人。”1942年8月9日出版的《群力周报》记载：“敌溃后，街道尸首狼藉，尤以法院及衢中附小内横陈倒毙，何止数百。”又据1942年9月2日《东南日报》消息：“衢县敌溃退时，在城内外大肆纵火，城外民房尽成瓦砾，城内民房亦仅十分之一。”整个城市的生命财产，遭到日军的毁灭性摧残，衢州成了“死城”。“城亦无市面，只少数物摊而已”（汪梦松1942年9月23日日记）。此次日军犯衢，“总计损失，就衢一县言之，士兵死亡约一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万余间，耕牛被杀者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粮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江山损失亦重，龙游次之，常山又次之，开化之华埠等处，亦惨遭焚劫。至因敌寇蹂躏，其间接损失尤不可数计。”（徐映璞：《壬午衢州抗战记》）另据国民党衢县县党部统计，此次日军犯衢，仅衢州市区，经济损失达一亿四千二百万元。
在有美国飞行员获救的江山县长台镇和清湖镇，日寇采取了疯狂的报复，两镇居民被日军残杀27人，烧毁房屋88间，房产和财物损失达四十万元。被杀的居民中，有81岁的老公公和67岁的老婆婆。
“飞虎将军”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也记载着日军在浙赣战役中的暴行：“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中，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过杜立德轰炸机队的嫌疑人统统杀掉……中国人为杜立德的轰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并不抱怨。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那些降落在日本占领区的美国飞行员进行帮助。”
杜立德中校因“B-25行动”，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1942年9月担任驻北非的第十二航空队司令，1943年任驻地中海的第十五航空队司令，1944年1月任驻英国的第八航空队司令，军衔升至中将，而且他指挥的轰炸飞机飞过三个轴心国的首都：日本东京、德国柏林和意大利罗马。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退役。鉴于他对美国空军的杰出贡献，1985年，里根总统授予他四星上将军衔，1988年布什总统授予他美国最高文职勋章——总统自由勋章。
1992年3月13日，中国的五位耄耋老人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此行是应时年95岁的杜立德将军之邀，参加杜立德轰炸机队协会举办的“杜立德行动50周年”庆典活动。这五位老人是：曾健培、陈慎言、朱学三、刘芳桥、赵小宝。
在美国的十多天时间里，五位老人受到美国人民的种种礼遇和热情款待：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信问候，国防部长切尼亲切会见，美国明尼苏达州政府颁发给他们《荣誉市民证书》。救助过查尔斯·欧祖克的遂昌农民刘芳桥，被邀到查尔斯·欧祖克先生家作客。临别，查尔斯·欧祖克先生的女儿将一只祖传的画有银杏叶的瓷盘送给刘芳桥作纪念。
在“杜立德行动50周年”纪念会上，乔治·布什总统对这段历史作出了高度评价：“在突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謝他们作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德行动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些英雄们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作出贡献的中国人。”
1997年，衢州的友好城市美国雷德温市政当局赠送给衢州市政府一架B-25轰炸机模型。与这架B-25轰炸机模型一同珍藏在衢州市档案馆库房中的，还有一块1990年9月美国杜立德航空考察团到衢州考察时，团长布莱恩·穆恩先生赠送给衢州市政府的一块“多谢”铜牌，这块铜牌制作精美，上有健在的44位当年获救的B-25飞行员的签名。
1998年12月，当年在江山县双溪口东积尾村获救的约翰·伍尔德里奇先生，携夫人专程来到东积尾村，探望救助过他的毛继富及其他村民。一位叫毛洪章的老先生，将小时候从遂昌北洋村拣来的一块3号飞机残片，送给了约翰·伍尔德里奇先生。
（责编：耿国彪）
美国大黄蜂号航母预定4月18日傍晚到达离日本四百处海面，随即B-25起飞，夜航轰炸东京以后，19日清晨飞到中国衢州机场降落。不料，大黄蜂号驶至离日本八百处，遭遇了日本巡洋舰。为避免日方发现，B-25轰炸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地之后，飞到中国大陆已是晚上，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飞行员对航线陌生（有一架甚至飞到了海参威），再加上衢州机场未得到美机返航时间提早的通知，未能及时开放机场，致使15架B-25燃油用罄后全部坠毁，飞行员跳伞。
这就是二战史上著名的“杜立德行动”，距今已整整六十五个年头。
1942年4月19日凌晨三时许，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的官兵从收音机里听到东京被炸的消息，都兴奋不已。早晨五时许，陈又超站长召集各部门主管，通报美空军B-25将自东京回航衢州机场，命令各相关单位、人员、机具紧急待命，分配降落安全接待任务，具体分为空勤指挥降落、地勤通讯、消防、警卫。随即，官兵分乘吉普车和卡车奔赴位于市区东门外的机场各就各位，等待B-25的到来。
六时许，云层中传来隆隆机声，从东北方向自远而近，从飞机声判断，似在一架以上，估计自东京到衢州航程，可能分梯次到达。然而，官兵们等来的，不是B-25，而是3架黑色无国徽小型战斗机。这3架飞机先是低空侦察，继而机枪扫射，接着，又飞来几架轰炸机，自跑道东段开始狂轰滥炸，并在火车站和城区分段投掷烧夷弹和杀伤弹，车站和街道顷刻间烈火熊熊，尸横遍地。此时，空军勤务装备只好转而救火救民。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一种说法是由于18日晚上天下大雨，机场当局误以为日机侵犯而关闭机场所致。对于这一说法，1995年4月初，我采访过从台湾回衢州定居的原中国农民银行衢县支行办事处主任戴铭允先生。戴先生对我说，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站长陈又超先生是陈诚的侄儿，与他很熟。1943年在建瓯时，陈又超曾和他谈起B-25坠地事件，说出事那天虽然天下大雨，晚上七八点钟，空军官兵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不像日本蚊式飞机的声音（日本飞机一般晚上不出动），但他们不敢开放机场，因为接到的命令是B-25翌晨才能到达。想不到B-25提前起飞，提前归航，衢州方面又未及时得到通知，以致B-25在当晚8时至10时飞到浙江上空，油尽坠地，酿成悲剧。陈又超还说，当时即使知道是美国飞机，若没有重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也是不敢擅自开放机场的。
当时，16架B-25轰炸机中，1架（5人）迫降于苏联远东地区，飞行员即被苏联当局羁押。另外15架油料用罄后，飞行员分别在浙江、江西，或在浙闽、浙皖边境上空跳伞，飞机随之坠毁。机上75名美国飞行员中，除3人丧生、8人被日军抓获外，其余64人都得到坠机地区军民救助而脱险，衢县、遂昌、江山、常山、临安、上饶、沙溪、宜黄等地，均有美国飞行员获救。
B-25轰炸机群的飞行员，背上都缝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大多数会讲“衢州、蒋介石”这两个中文名词,还有几位会书写出发前上级告知的赴集中地点的中文求救信件。例如，一位飞行员降落后，从日记本上撕下纸片，用铅笔写道：“我是一个美国人。我需要到处州（株州）或者到中国飞机场。然后我能得一架飞机到达重庆。假使有人能领我（去）飞机场，那末，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此人能得到赏给。假使飞机场离此远的话，那末领我们到最近的中国兵队那里去。”另一位飞行员则写道：“你们知道美文否？我是一个美国籍航空员，我的飞机被伤于昨日。现在我正在往重庆行进，但先要到处州（株州）。现在如何可以到达处州？其余美国人，何时到此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中文求救信中的地点，都用了“处州”、“株州”字样，其实，应该是“衢州”。因为在外国人听来，“处州”、“株州”、“衢州”的发音是一样的，且“衢州”的“衢”字那么难写，于是便写成了“处州（株州）”。
燃料用罄后，3号机、5号机、10号机、11号机和12号机的飞行员，都在衢州附近上空跳伞；4号机、13号机、14号机上的飞行员，在上饶附近跳伞。从这8架B—25上跳下来的飞行员，从4月19日起，陆续由当地军政人员或老百姓送到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
现住台北当时担任空军第十三总站技术官员的钱南欣先生，曾经负责对获救美军飞行员的接待工作。他给我寄来过他当时写下的文字：“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时许，由农民送二位美军飞行员来。对农民的见义勇为精神，表示谢意，留下姓氏而去。嗣知二位飞行员经过衢州飞到常山上空油料用罄，跳伞落入稻田里，或因地心引力，使双腿插入田泥一多深。大清早农夫上田，眼见有人直立田中，背面挂青天白日国旗，还有“蒋介石”三个字……一时间来数人，将他们从泥淖中拔出，扶上田埂，清洗后用牛车送来石头山。”另一位飞行员跳伞后，“降落伞缠绕树梢，当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伞和索紧缠身上无法解脱，且已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睡着了。次日（19日）樵夫行经山顶，见树丛顶上有红黄色布条随风飘荡，但视距甚远，必须绕过另一山巅方可看清楚。那棵巨松还斜悬深谷。飞行员曾经挣扎，今晨初露，觉醒向下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自己悬在千仞之上。樵夫回来邀集牧童等身手矫健青年五六人共同救援，翻山越岭送到平地小山村。乡间男女老少齐集广场，有送水洗濯，送茶水饭菜……再由二三少年护送到石头山。总站方面也向所辖地方机关去函致谢。”
5号机驾驶员戴维·琼斯上尉和副驾驶罗斯·怀尔德中尉落地后相遇，两人结伴而行，在玉山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换上了干净的军服，饱尝了一顿丰盛饭菜，然后被送到衢州，此后几天，机组的其它成员也在中国军民的护送下陆续抵达衢州。
飞行员跳伞后，3号机坠毁在与江山交界的遂昌北洋村，飞行员一死一伤。北洋村农民刘芳桥发现了腿部受伤的领航员查尔斯·欧祖克，他边扶边背，从早晨6点一直到晚上7点，走了三十多里山路，才将他送到村公所。年仅20岁的机械师兼机枪手雷兰德·法克特跳伞时坠崖身亡。北洋村老百姓按中国人的習俗，夜里在山上守尸，以防尸体被野兽吃掉，次日用上好棺木入殓，从乌溪江顺流而下，水运至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
迪克·乔伊斯中尉的10号机接近中国大陆时，天气非常恶劣，除了看到黑蒙蒙的陆地知道已经进入大陆外，什么也看不清。乔伊斯的飞行技术相当不错，他完全依靠仪表飞行，准确飞到预定着陆的衢州上空，但没有收到任何导航信号，他继续飞行15分钟，确保进入中国军队占领区，此时燃料已所剩不多，便决定弃机跳伞。他的这个机组最为幸运，全体平安落地而且毫发无损，然后在当地军民的护送下陆续到达衢州。
11号机的5名飞行员在浙皖两省交界处山区着陆，当地老百姓将他们送到歙县县政府。歙县军邮站的站长曾健培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便作为翻译负责接待。这5名飞行员在歙县小休几天，即在当地军民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衢州第十三总站。
另有4名飞行员跳伞降落在江山县的双溪口、长台、清河三镇的山区，被村民们发现后，扶着、背着，接到家里或祠堂里，供他们饮食，为他们治伤，并用轿子、人力车将他们送到当地政府。还有降落在乌溪江山区的飞行员，都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帮助。
第十三航空总站热情接待陆续送到的美国飞行员，由翻译官陈琳与懂英语的钱南欣与之沟通，并请来会做西餐的厨师和最好的西医。驻地四周有纪律最严明的警卫把守，可称万无一失。
杜立德和他的1号机组成员是在临安获救的。他在西天目山浙西行署休息了几天，然后由浙西行署的一位军官和一位译员护送到驻衢空军第十三总站，与陈又超站长洽谈飞行员转移事宜。因此时日军已策动进攻衢州，情况异常紧急。4月29日，举行午餐会后，中美空军官兵互道珍重。杜立德率领在衢州的3号、4号、5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机组人员，一行34人，登上车篷密闭的军车，沿途由军警保护，奔赴衡阳。5月3日，杜立德一行由衡阳机场登机飞往重庆。在重庆短暂逗留期间，杜立德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接见，还获得了中国的勋章，并从中国战区副司令史迪威将军那里知道了自己已经被提升为准将。
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从在象山和南昌俘获的美国飞行员口中，了解到B-25轰炸机队的加油地点是衢州机场后，为摧毁浙赣两省的中国空军机场，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浙赣战役。1942年5月15日至8月中旬，日军对杜立德轰炸机队飞行员的主要集结地衢州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使用了细菌武器。军事重镇衢州于6月6日陷落。但日军在进攻衢州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5月28日，日军在兰溪市郊遇我军63师顽强阻击，敌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和4名幕僚在兰溪城郊被击毙，以致赶到现场处理善后事宜的日军南京留守处的石川少将惊呼：“现任师团长的阵亡，自陆军创始以来，这是首次。”
日军在占领衢州及所属县区后，即大抓民夫犁毁机场，烧毁街市房舍，掳走机器设备和金属制品，且随意杀人示威。据邑人汪梦松先生1942年7月17日日记载：“昨一和尚由衢城逃下云，五人只其一人逃出，余皆被难。敌已将电灯机件、电话线、瓷瓶等尽拆载于汽车待发，机场已破坏三分之二，城内不过千人。”1942年8月9日出版的《群力周报》记载：“敌溃后，街道尸首狼藉，尤以法院及衢中附小内横陈倒毙，何止数百。”又据1942年9月2日《东南日报》消息：“衢县敌溃退时，在城内外大肆纵火，城外民房尽成瓦砾，城内民房亦仅十分之一。”整个城市的生命财产，遭到日军的毁灭性摧残，衢州成了“死城”。“城亦无市面，只少数物摊而已”（汪梦松1942年9月23日日记）。此次日军犯衢，“总计损失，就衢一县言之，士兵死亡约一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万余间，耕牛被杀者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粮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江山损失亦重，龙游次之，常山又次之，开化之华埠等处，亦惨遭焚劫。至因敌寇蹂躏，其间接损失尤不可数计。”（徐映璞：《壬午衢州抗战记》）另据国民党衢县县党部统计，此次日军犯衢，仅衢州市区，经济损失达一亿四千二百万元。
在有美国飞行员获救的江山县长台镇和清湖镇，日寇采取了疯狂的报复，两镇居民被日军残杀27人，烧毁房屋88间，房产和财物损失达四十万元。被杀的居民中，有81岁的老公公和67岁的老婆婆。
“飞虎将军”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也记载着日军在浙赣战役中的暴行：“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中，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过杜立德轰炸机队的嫌疑人统统杀掉……中国人为杜立德的轰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并不抱怨。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那些降落在日本占领区的美国飞行员进行帮助。”
杜立德中校因“B-25行动”，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1942年9月担任驻北非的第十二航空队司令，1943年任驻地中海的第十五航空队司令，1944年1月任驻英国的第八航空队司令，军衔升至中将，而且他指挥的轰炸飞机飞过三个轴心国的首都：日本东京、德国柏林和意大利罗马。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退役。鉴于他对美国空军的杰出贡献，1985年，里根总统授予他四星上将军衔，1988年布什总统授予他美国最高文职勋章——总统自由勋章。
1992年3月13日，中国的五位耄耋老人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此行是应时年95岁的杜立德将军之邀，参加杜立德轰炸机队协会举办的“杜立德行动50周年”庆典活动。这五位老人是：曾健培、陈慎言、朱学三、刘芳桥、赵小宝。
在美国的十多天时间里，五位老人受到美国人民的种种礼遇和热情款待：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信问候，国防部长切尼亲切会见，美国明尼苏达州政府颁发给他们《荣誉市民证书》。救助过查尔斯·欧祖克的遂昌农民刘芳桥，被邀到查尔斯·欧祖克先生家作客。临别，查尔斯·欧祖克先生的女儿将一只祖传的画有银杏叶的瓷盘送给刘芳桥作纪念。
在“杜立德行动50周年”纪念会上，乔治·布什总统对这段历史作出了高度评价：“在突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謝他们作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德行动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些英雄们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作出贡献的中国人。”
1997年，衢州的友好城市美国雷德温市政当局赠送给衢州市政府一架B-25轰炸机模型。与这架B-25轰炸机模型一同珍藏在衢州市档案馆库房中的，还有一块1990年9月美国杜立德航空考察团到衢州考察时，团长布莱恩·穆恩先生赠送给衢州市政府的一块“多谢”铜牌，这块铜牌制作精美，上有健在的44位当年获救的B-25飞行员的签名。
1998年12月，当年在江山县双溪口东积尾村获救的约翰·伍尔德里奇先生，携夫人专程来到东积尾村，探望救助过他的毛继富及其他村民。一位叫毛洪章的老先生，将小时候从遂昌北洋村拣来的一块3号飞机残片，送给了约翰·伍尔德里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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