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文学排行榜与文学评奖联袂登场、来势汹汹，它们在各类杂志及网络平台遍地生花，并动不动冠之以“中国”“当代”等巨大的时间修饰词，以示隆重、以示宏大，仿佛天下英雄尽入彀中。让人眼花缭乱又严重雷同的各类排行榜，制造了文学界你追我赶、欣欣向荣的盛世。有的杂志甚至将读者的网络打赏作为文学排行的依据，俨然在举办一场与商品消费共舞的嘉年华。文学界这番繁华盛景，恍然让人重回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有意味的是，这番热闹不过是幻境，汹涌的泡沫下，真正的经典却千呼万唤未出来，文学边缘化的哀叹仍不绝于耳。对于诸多发布排行榜的机构来说，难免自弹自唱的寂寞。被各类排行轰炸的读者也早就审美疲劳，置若罔闻。特别在网络平台方兴未艾的态势下，文学排行所引发的反应更趋于弥散。从某个角度来说，文学排行榜已然成为文学圈子内部自导自演自嗨的独角戏。
　　文学排行榜多以具象的、数字序列化的排序给人以客观精确的表象。然而，这一客观精确的光滑表象又抹平了多少充满峥嵘生机的文学样态？又遮蔽了多少失落于榜单之外的优秀作品？闪闪发光的榜单面前，某些上榜的作家固然额手相庆，但几篇排行作品就能轻而易举概括成千上万落榜的文学书写吗？在不断涌现的排行榜上，我们还应该追溯如下问题：排行的依据是什么？是由谁来操作的呢？为什么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仍乐此不疲？其中又包孕了何种权力机制和秘密？
　　如果说排行是由读者的投票决定，那么在假设普遍读者参与投票的境遇下，多数人的趣味就一定能遴选出真正的文学精品吗？很有可能，大众不过是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群众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读者就其所言只会对合口味的冲动而盲目，他们狂热的选择更依赖幻觉而不是相应的文学真理。如此抉择下，文学价值难免遭遇毁损。譬如某年的百年华人小说排行榜，号称以读者投票为依据，因此将鲁迅淘汰，金庸被推上了第一交椅，如此排座次难免引来纷纷侧目。发布排行榜的机构却理直气壮，因为金庸的粉丝最多，有华人处就有金庸，从畅销程度与受众面的多寡来说，金庸无愧第一。上述无知的莽撞自然让文学从业者痛心疾首。如果循此逻辑，那么卡夫卡、乔伊斯等文学大家早该被逐出文学界了，《城堡》（卡夫卡）的荒诞与迷离显然不是彼时读者所热衷的小说类型，而《尤利西斯》（乔伊斯）繁复的意识流编织仿佛一部“天书”，但它们的封闭与晦涩却无损为伟大的作品。由此可见，由盲目的、追逐可读性的读者群来推动排行榜，可能会走向文学的反面。
　　然而，由于资本力量与消费逻辑的双重挟持，诸多排行榜特别是各类书店、出版社隆重推荐的畅销书排行榜，仍孜孜不倦地将付费的读者作为唯一依据。某些图书的封面甚至会用硕大的字体醒目地标注：此书畅销一百万册！图书衍变为商品，而消费者化身为文学的指挥棒，无数匿名的读者形成了某种具有席卷性的召唤结构，召唤能积极适应他们需求的未来写作。这难免诱惑部分文学写作者在巨大的经济利诱与名声呼唤下成为跟着读者奔跑的斗牛。
　　当然，有的排行榜会信誓旦旦，指认该榜单是由专业人士共同推介的。这类宣告无疑会为排行加持公信力的光环，让普罗大众追随精英趣味进行阅读选择。然而，其中仍存在了相应的问题，其一，寥寥可数的几位专家能网尽恒河沙数的作品吗？更何况如今网络文学野蛮生长，它们旺盛的创造力与自由的书写形态往往被摈斥于专家目光之外，这无疑会带来遴选的不均衡。其二，专家评审就一定能保持公平公正么？由于现实的复杂性，评委们所具有的公正与公信力往往只是一种理想形态。一旦排行榜成为名利场，其排行推荐难免与国内的文学评奖一样充斥了复杂的人情纠葛与利益关联。如阿来所批判的：“很多奖评到最后往往变成了评先进、分果果，打招呼、拉关系的等各种不正之风也普遍存在，评出来的一些作品、作家名不副实。”[1]
　　当代意识形态日益分化的社会场域下，诸多文学排行榜在极力推动文学繁荣的同时，也可能只是在推動某一类型的文学，并在选择与放弃间演变为一种权力的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2]。譬如，某些有广告需求的排行榜，可能推选的标准不是文学水准的高下，而是未来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某些热衷于意识形态宣传的机构出于引导社会舆论、影响社会思潮、左右民众生活的需要，它们会在凸显某些作品的同时制造文学生产与文学阅读，通过排行榜的加持来指导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让读者认为排行榜书籍所讲述的便是这个社会的真理，其书写水准便是文学的评判标准，由此隐蔽地实现其权力机制。
　　排行榜的制造离不开眼球经济喧嚣至上的社会语境。排行榜致力于快速吸引人们眼球，某些作家作品由此会重复性上榜、频频亮相，造成名声的叠加效应。排行榜以借助各类媒介的传播方式，快速制造文学明星。然而，其炫目的光芒在聚焦少数上榜的幸运儿同时，也为多数沉默的书写者带来了荒凉的黑暗，一些优秀但一直默默无闻、无人喝彩的严肃作家可能会由此发生严重的自我怀疑。从文学生态来说，通过排行榜的加持倾斜性地扶持某些作家而忽视了其他作家，这在创造当代文学的虹吸效应同时，从根本上伤害了文学的自由与平衡。更何况作家才性各异，所创造的作品各有千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作家们各擅其长、各有其独特的面目与气息，特别是水平居于同一层面的作家，很难就各自风格的殊异来标明其高下。
　　而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实践主体与精神主体，面对各类目迷五色的排行榜，需要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定力，充分尊重自身的主体价值，尊重文学的终极价值，不为各类排行榜所羁绊而保其初心。如果一名作家其目的不是为了创造有价值的文本，而将排行榜或者获奖作为终极标准来规训自身，那么，这个作家无疑是失去主体性的，难免沦为可悲的他者之物。他的写作意义会在朝向名利的无尽奔波中被掏空，成为名利奴役的工具，主体性匮乏的作者又如何能创造伟大的作品呢？真正具有创造力量的作家总是在寂寞中完成对自我的认同，如卡夫卡，如波德莱尔，他们生前寂寂无名，可时间给予了他们最高的奖赏。
　　就文学自身特质而言，它天然与丰富、复杂相勾连，是朝向灵魂的对话，是根植于心灵的书写。它更需要的是读者的潜心细读、评论者的知音鉴赏，任何外在的评判与诱惑对于朝内的文学都难免是人为的伤害。消费时代的笼子悄然落下的今天，文学需要与商品进行自我分割，以精神向度为书写的标尺、以沉静的面目来抚慰迷惘的人心;而作家只不过需要安静地潜心书写，根深才能叶茂，要相信每本书都有自己必然的命运！
　　参考文献：
　　[1]阿来：《国内有些文学奖像评先进 对文学是伤害》，新华网2013年3月15日。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