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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探索，对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者来说，一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矿藏。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延安时期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与新闻传播方面的历史档案、报刊资料、个人回忆和日记的整理与出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实践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井喷态势，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在研究成果迭出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与缺憾。
【关键词】延安新闻学；研究现状；现存问题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第一次实现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随之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陕北十三年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等诸多方面的蔚为大观，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建构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了几近与“延安文学”比肩的、可以被称得上“延安学”之一的“延安新闻学”。回溯延安新闻学的既往研究，不难发现其主要始自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一）新闻思想研究
这方面主要集中于党报理论与民众新闻思想研究方面。延安时期的党报改革及党报理论，历来是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国内知名新闻学者大都曾专门研究过延安的《解放日报》改版与党报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内涵。陈力丹认为，改版实际上是党报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党在农村环境的斗争需要，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报亦须适时调整。①黄旦认为，《解放日报》当时处于“手工业工作方式”，改版矛头所向是那些“留恋落后的方式”，不积极利用现有党报，从而“客观上等于不想充分传播党的影响”的错误思想和行为。②李龙牧提出，《解放日报》实行改革的直接原因在于《文艺》副刊出了问题，1942年3月《文艺》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些倾向不好的文章，对整风运动的健康进行造成了危害，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生活微词颇多，由此引发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此后一些关于改版的著述多依此观点展开。③吴廷俊在分析改版前的问题时，认为“整顿《解放日报》是毛泽东纠正遵义会议以前错误路线的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④
梁家禄等人编著《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第十五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第五节“《解放日报》的创办与解放区报刊的改革”专门介绍了延安《解放日报》从1942年3月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期间这段改版过程。第一个阶段：1942年3月至8月，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检査办报工作中的党八股现象；第二阶段：1942年9月至1943年3月，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办报的群众工作；第三阶段：1943年3月到1944年4月，重点是根据报纸的特点改变了宣传方法，加大对先进典型、模范的报道；第四阶段：1945年4月到8月，解放区的报刊根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了整风运动以来的报刊工作经验，提出了“提高一步”的新口号。⑤对改版阶段的划分还有三分法，吴廷俊将之分为1942年4月至8月为版面改革，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为确立党性观念，1943年3月至1944年2月为树立全党办报观念三个阶段⑥，这一分法多为新闻传播学教材沿用。吴飞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思想整风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整风，来强化党员的党性，改造世界观。⑦陈昌凤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新闻事业代表了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其中《解放日报》及其改革完成了列宁主义的党报的建构。⑧李秀云认为，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是《解放日报》对大众化新闻实践的最高理论升华，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群众路线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落实。⑨
延安时期新闻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毛泽东新聞思想研究。这方面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⑩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两者均系统反映了毛泽东报刊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精华。其中《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按照时间顺序，从毛泽东早期报刊实践入手，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萌芽、形成以及在实践中的发展。另外，一些知名学者如童兵、郑保卫、宁树藩等人，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成果不断。童兵通过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与主要新闻观点，认为毛泽东引导中国新闻事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发展道路。在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理论定位与探源方面，郑保卫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阐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其重要部分，应该具有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宁树藩比较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报理论的进步，认为党报经由对广大党报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党报观念切合中国化的实际，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关于毛泽东新闻评论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如何以刚对毛泽东评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内容结构、文章风格、写作经历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与论证，对毛泽东评论文章的标题和导语写作方法、技巧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毛泽东早期新闻编辑思想方面，学者们同样倾其热情。朱栋梁较早对毛泽东编辑思想进行研究，他从毛泽东的编辑实践出发，阐述毛泽东编辑思想的理论体系，号召在当下的编辑过程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编辑思想。张汉文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毛泽东编辑实践活动的不同阶段的编辑思想进行了总结。
（二）新闻业务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典型报道与群众办报。在我国现当代“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实践史上，典型报道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对于典型报道的缘起，较多研究均认为起源于延安时期。譬如陈力丹就认为：“新中国新闻报道方式的传统，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而不是建立新中国的1949年。”吴廷俊、顾建明着重探讨了典型报道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关系问题，指出“典型报道理论是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并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特征”。张威运用比较新闻学的方法，将典型报道放在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认为“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阳海洪认为，有关吴满有等人的典型报道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物。朱至刚与阳海洪的观点基本相同。他认为，吴满有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因为他既符合40年代初期宣传新民主主义人物的需要，还符合陕甘宁边区形象建构的需要，而被边区认可为典范。此类典范人物的生产流程反映的是看重当前需要的工具理性。 其他有关典型报道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首先，把典型报道作为一种动员方式。郝仪从政治动员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进行了考察，其中宣传动员最主要的载体是延安《解放日报》。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数量众多的劳动模范进行了报道，激发边区群众的模仿心理和劳动热情。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普通劳动者进行的典型宣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一个部分。其次是典型报道的传播影响。罗宁辉、晏国政以传播效果为切入口，认为延安《解放日报》在包括大生产运动在内的一系列运动的宣传中，扮演了党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角色，形成了“魔弹论”的传播效果。他们从传者与受者的特点、两者的关系两个维度，分析了“魔弹论”效果出现的现实基础。具体来说，延安独特的信息环境、以延安《解放日报》为本位的信息输出、传受双方互动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刺激—反应”的传播效果。其三是典型报道与毛泽东经济思想具有正相关关系。许冲、孟令蓉认为，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典型报道，促进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传播。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模范的报道，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实践的间接传播，因为劳动模范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于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报道和其对毛泽东经济思想阐释的文章一起，成为促进毛泽东经济思想大众化的主要手段。其四是权力关系中典型报道的效能。周海燕以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为理论框架，将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报道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叙事文本来研究，将大生产运动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来考察，探究大生产运动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对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以及新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的影响。
“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党报理论的一种实践。关于“群众办报”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群众办报是群众路线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实践方式。汪罗认为，在历史沿革中，“群众路线”与“群众办报”体现为一种自然的过渡，而价值指涉、话语呈现及体制安排则从逻辑的维度构筑了统一性。此外，有学者将“群众办报”的研究视角拓展至实践载体及新闻改革。在实践载体的研究中，李文认为，将时间节点设置到1944年，“群众办报”的实践方式大致可分为群众办黑板报、群众读报、工农通讯员队伍的发展三个层面。他肯定了黑板报在“群众办报”实践中的作用，并对黑板报的具体文本及结构进行了阐释。田中初则以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为切入点，分析了各革命根据地“群众办报”的全面景观。淳风对新闻改革、新闻生产中如何贯彻“群众办报”进行了论述，认为新闻改革与新闻生产应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以此为基点，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三）新闻史研究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是一部全面评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脉络的专著，其中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第15章介绍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尤其详细介绍了延安新闻事业的概况、《解放日报》的创办、改版和主要功绩。
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一书，分为《解放日报》的发展历程、新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内部工作等章节，详细介绍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初创、整风改版、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等方面内容。以延安《解放日报》的宣传内容和方针为重点，记述了延安《解放日报》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并有对报社内部工作和新闻工作者活动的补充，是研究延安时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变迁的重要文献。
苏若望整理出版的《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一书，是93位延安时期老新闻出版工作者们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回忆了新华社、《解放日报》与《边区群众报》、新华广播电台与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与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厂时期的战斗经历。
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专著，因而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该书按阶段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新闻思想。
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一书30多万字，呈现了延安新闻史的研究成果。该书在史料挖掘与文献运用上详略得当，从新闻宣传的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侧面，详细描述了战争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各方力量在新闻战线上的对垒。书中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的报刊60余种，并有重要报刊的配图和简介。
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一书对延安出版10年的历史进行了纵向梳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延安出版的两个阶段——兴盛阶段和调整阶段的编辑、印刷、发行以及稿酬、广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作了纵向、横向的比较，对其原因进行了剖析。用大量的数据、事实生动再现了延安出版10年的艰难历程与丰硕成果，同时也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澄清。
王文斌《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一书按照地域、省份划分，收录了1919年至1949年全国12大城市、28省（區）、解放区、国统区和沧陷区的报史资料。其中，“解放区新闻战线”一章列举了《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之后，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各类报刊纸志，以及重要报刊的发刊词、编辑方针、宣传重点、主要领导人等，尤其详细列举了《解放日报》创刊时的人员构成。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著作较多沿用了传统新闻史写作的革命史范式、时间体例范式和个案传统，往往缺少对于特定社会背景和社会阶段特征的嵌入式描述，也就是说缺乏探究“社会思想整合与变迁”的叙述，没有能够从思想事件多元共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层面进行架构。但是这一点又于常情可以理解，毕竟这些著作并非以“延安时期”作为其论述的核心，其更加着眼于整体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变迁。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相对比较缺乏文化视野，研究成果往往“只见新闻不见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多来，冠以“延安”“延安时期”或“陕甘宁”“陕甘宁边区”标题的各类人文社科方向的研究，专著近900部、论文4500余篇（包括国外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但真正具有深度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延安时期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看，其上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二三十年代中国化的起步，中经《解放日报》改版与党报思想的成型，下接新中国党报理论的继续巩固与完善。现有的研究缺乏规模化、系统化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的论著。杨立川、郑萍的《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一书，作者试图把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置于文化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从而希望描绘出一幅延安红色新闻传播的文化图景。但其对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活、文化心态、文化价值观等的挖掘、探讨与研究的深度、广度与量度等均不尽如人意。 从文化研究视角来看，涉及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研究成果的不足，可以整体上概括为新闻传播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活、文化心态与文化价值观等在既往研究中有意无意地被忽视，尤其表现在缺乏对普通人物与新闻传播采编人员的新闻生活、新闻心态与倾向的具象考察与观照。虽然有不少研究成果涉及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理念与实践问题，但对新闻制度、新闻生活、新闻心态与新闻价值观等问题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与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关系与互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实践中的制度与规范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伦理价值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主体即新闻传播人物整体性、全面性问题研究，延安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与全国各主要抗日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延安革命文化对新闻传播文化的影响与塑造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对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的作用与推动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与国统区、沦陷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文化的联系与区别问题研究，延安时期对外新闻传播思想与实践问题研究等等，都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二）延安新闻史研究方法与视角往往过度依赖既往范式
就延安新闻史的相关论著来看，传统的研究范式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领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而对延安时期陕甘宁、晋察冀、冀热辽、晋绥、晋冀豫等全国18个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及其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则关注不够。
受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已有的关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成果往往易呈现出研究视角过于单一、研究过程过于程序化、研究结论过于固定化等倾向。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今后延安新闻学的研究，应尝试借助现代化、国家与社会、整体史、新制度主义等视角，采用比较分析、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进行研究，以期对已有研究有所超越与突破。
（三）研究选题往往过于集中，低层次、重复性成果较多
近些年来，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论研究文章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但多未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另外，一些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化。
一是在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研究方面，较少从整体上探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与宣传机构的社会作用与影响。最多的是有关延安抗战时期《解放日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前身）《边区群众报》《抗敌报》《群众》等中共媒体的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的个案考察。如张红春重点分析了《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果，科学评价了《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特点、价值及其历史贡献。刘继忠、梁运对《解放日报》的政治动员根源进行了挖掘。
二是在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方面，比较缺少对新闻传播伦理与价值的专题研究。除了郭勋亚《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形成原因探析》一文系公开发表外，其他研究散见于谢超《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研究》、李稳根《毛泽东新闻伦理思想研究》等多篇硕士论文。张曦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研究》，考察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从启蒙、形成、深化到运用及其发展的轨迹，从伦理学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分析归纳为四个方面：新闻党性原则是新闻伦理的本质属性，新闻自由是新闻伦理的价值指向，新闻真实是新闻伦理的实践依据，新闻正义是新闻伦理的最终目标。这些研究结论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创新之处。
三是有关延安新闻传播文化中人物的研究存在疏漏与不均衡现象。目前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决策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新闻传播者、参与者、理论研究者与广大受众，无论从整体角度或个体角度上，都呈现出相对不足的局面。如对吴冷西、恽逸群、张友渔、杜草甫、甘惜分等人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实践与思想的研究，就更显得不够深入与细致。吴冷西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2000年前后出版了几本有关他的新闻文选与回忆录外，学界对其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目前，研究吴冷西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文章不超过5篇，且都篇幅较小，如祝传鹏《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刘成文《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等。
注释：
①陈力丹：《试论党报工作传统的调整》，《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6期。
②黄旦：《党组织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全党办报”的历史学诠释》，《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
③参见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⑥吳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第340-342页。
⑤参见梁家禄、仲紫、赵玉明、韩松：《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⑧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64页。
⑨参见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湖南省新闻学会：《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参见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参见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郑保卫：《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
宁树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民主革命时期）》，《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6页。
参见何以刚：《毛泽东写作理论与实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朱栋梁：《毛泽东的编辑思想初探》，《娄底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张汉文：《毛泽东同志的编辑活动初探》，《新闻出版交流》1999年第5期。
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9期。
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8期。
张威：《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阳海洪：《论民粹主义与典型报道的起源——以“吴满有”报道为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
朱至刚：《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5期。
郝仪：《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动员研究》，湘潭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罗宁辉、晏国政：《延安时期的传播“魔弹论”效果》，《新闻记者》2004年第12期。
许冲、孟令蓉：《〈解放日报〉与延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大众化》，《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周海燕：《作为规训的生产——以大生产运动叙事为中心的话语考察》，《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汪罗：《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群众路线”与“群众办报”的关系解读》，《东南传播》2015年第6期。
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新聞知识》2008年第3期。
田中初：《黑板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方式——以中国革命根据地实践为视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
淳风：《“群众办报”与新闻改革》，《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苏岩望：《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1986年。
参见方汉奇：《序》，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参见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王文斌：《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杨立川、郑萍：《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参见张红春：《〈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湘潭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刘继忠、梁运：《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政治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2期。
郭勋亚：《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形成原因探析》，《今传媒》2012年第5期。
参见谢超：《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见李稳根：《毛泽东新闻伦理思想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见张曦：《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祝传鹏：《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新闻知识》2012年第1期。
刘成文：《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首届中国人物传播家大会暨第二届中国人物传播学研讨会，2010年12月。
【关键词】延安新闻学；研究现状；现存问题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第一次实现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随之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陕北十三年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等诸多方面的蔚为大观，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建构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了几近与“延安文学”比肩的、可以被称得上“延安学”之一的“延安新闻学”。回溯延安新闻学的既往研究，不难发现其主要始自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相关成果层出不穷。
（一）新闻思想研究
这方面主要集中于党报理论与民众新闻思想研究方面。延安时期的党报改革及党报理论，历来是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国内知名新闻学者大都曾专门研究过延安的《解放日报》改版与党报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内涵。陈力丹认为，改版实际上是党报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党在农村环境的斗争需要，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报亦须适时调整。①黄旦认为，《解放日报》当时处于“手工业工作方式”，改版矛头所向是那些“留恋落后的方式”，不积极利用现有党报，从而“客观上等于不想充分传播党的影响”的错误思想和行为。②李龙牧提出，《解放日报》实行改革的直接原因在于《文艺》副刊出了问题，1942年3月《文艺》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些倾向不好的文章，对整风运动的健康进行造成了危害，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生活微词颇多，由此引发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此后一些关于改版的著述多依此观点展开。③吴廷俊在分析改版前的问题时，认为“整顿《解放日报》是毛泽东纠正遵义会议以前错误路线的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④
梁家禄等人编著《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第十五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事业”第五节“《解放日报》的创办与解放区报刊的改革”专门介绍了延安《解放日报》从1942年3月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期间这段改版过程。第一个阶段：1942年3月至8月，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检査办报工作中的党八股现象；第二阶段：1942年9月至1943年3月，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办报的群众工作；第三阶段：1943年3月到1944年4月，重点是根据报纸的特点改变了宣传方法，加大对先进典型、模范的报道；第四阶段：1945年4月到8月，解放区的报刊根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了整风运动以来的报刊工作经验，提出了“提高一步”的新口号。⑤对改版阶段的划分还有三分法，吴廷俊将之分为1942年4月至8月为版面改革，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为确立党性观念，1943年3月至1944年2月为树立全党办报观念三个阶段⑥，这一分法多为新闻传播学教材沿用。吴飞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思想整风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整风，来强化党员的党性，改造世界观。⑦陈昌凤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新闻事业代表了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其中《解放日报》及其改革完成了列宁主义的党报的建构。⑧李秀云认为，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是《解放日报》对大众化新闻实践的最高理论升华，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群众路线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落实。⑨
延安时期新闻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毛泽东新聞思想研究。这方面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⑩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两者均系统反映了毛泽东报刊实践和新闻理论的精华。其中《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按照时间顺序，从毛泽东早期报刊实践入手，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萌芽、形成以及在实践中的发展。另外，一些知名学者如童兵、郑保卫、宁树藩等人，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方面成果不断。童兵通过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与主要新闻观点，认为毛泽东引导中国新闻事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发展道路。在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理论定位与探源方面，郑保卫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阐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其重要部分，应该具有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宁树藩比较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报理论的进步，认为党报经由对广大党报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党报观念切合中国化的实际，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关于毛泽东新闻评论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如何以刚对毛泽东评论写作的历史背景、内容结构、文章风格、写作经历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与论证，对毛泽东评论文章的标题和导语写作方法、技巧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毛泽东早期新闻编辑思想方面，学者们同样倾其热情。朱栋梁较早对毛泽东编辑思想进行研究，他从毛泽东的编辑实践出发，阐述毛泽东编辑思想的理论体系，号召在当下的编辑过程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编辑思想。张汉文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毛泽东编辑实践活动的不同阶段的编辑思想进行了总结。
（二）新闻业务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典型报道与群众办报。在我国现当代“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实践史上，典型报道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对于典型报道的缘起，较多研究均认为起源于延安时期。譬如陈力丹就认为：“新中国新闻报道方式的传统，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而不是建立新中国的1949年。”吴廷俊、顾建明着重探讨了典型报道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关系问题，指出“典型报道理论是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并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特征”。张威运用比较新闻学的方法，将典型报道放在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认为“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阳海洪认为，有关吴满有等人的典型报道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物。朱至刚与阳海洪的观点基本相同。他认为，吴满有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因为他既符合40年代初期宣传新民主主义人物的需要，还符合陕甘宁边区形象建构的需要，而被边区认可为典范。此类典范人物的生产流程反映的是看重当前需要的工具理性。 其他有关典型报道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首先，把典型报道作为一种动员方式。郝仪从政治动员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进行了考察，其中宣传动员最主要的载体是延安《解放日报》。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数量众多的劳动模范进行了报道，激发边区群众的模仿心理和劳动热情。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普通劳动者进行的典型宣传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一个部分。其次是典型报道的传播影响。罗宁辉、晏国政以传播效果为切入口，认为延安《解放日报》在包括大生产运动在内的一系列运动的宣传中，扮演了党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角色，形成了“魔弹论”的传播效果。他们从传者与受者的特点、两者的关系两个维度，分析了“魔弹论”效果出现的现实基础。具体来说，延安独特的信息环境、以延安《解放日报》为本位的信息输出、传受双方互动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刺激—反应”的传播效果。其三是典型报道与毛泽东经济思想具有正相关关系。许冲、孟令蓉认为，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的典型报道，促进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传播。延安《解放日报》对劳动模范的报道，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实践的间接传播，因为劳动模范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于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报道和其对毛泽东经济思想阐释的文章一起，成为促进毛泽东经济思想大众化的主要手段。其四是权力关系中典型报道的效能。周海燕以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为理论框架，将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报道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叙事文本来研究，将大生产运动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来考察，探究大生产运动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对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以及新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的影响。
“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党报理论的一种实践。关于“群众办报”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群众办报是群众路线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实践方式。汪罗认为，在历史沿革中，“群众路线”与“群众办报”体现为一种自然的过渡，而价值指涉、话语呈现及体制安排则从逻辑的维度构筑了统一性。此外，有学者将“群众办报”的研究视角拓展至实践载体及新闻改革。在实践载体的研究中，李文认为，将时间节点设置到1944年，“群众办报”的实践方式大致可分为群众办黑板报、群众读报、工农通讯员队伍的发展三个层面。他肯定了黑板报在“群众办报”实践中的作用，并对黑板报的具体文本及结构进行了阐释。田中初则以传播学经典的5W模式为切入点，分析了各革命根据地“群众办报”的全面景观。淳风对新闻改革、新闻生产中如何贯彻“群众办报”进行了论述，认为新闻改革与新闻生产应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以此为基点，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三）新闻史研究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是一部全面评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脉络的专著，其中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五四运动”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第15章介绍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尤其详细介绍了延安新闻事业的概况、《解放日报》的创办、改版和主要功绩。
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一书，分为《解放日报》的发展历程、新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内部工作等章节，详细介绍了延安《解放日报》的初创、整风改版、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等方面内容。以延安《解放日报》的宣传内容和方针为重点，记述了延安《解放日报》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并有对报社内部工作和新闻工作者活动的补充，是研究延安时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变迁的重要文献。
苏若望整理出版的《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一书，是93位延安时期老新闻出版工作者们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回忆了新华社、《解放日报》与《边区群众报》、新华广播电台与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与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厂时期的战斗经历。
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专著，因而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该书按阶段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新闻思想。
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一书30多万字，呈现了延安新闻史的研究成果。该书在史料挖掘与文献运用上详略得当，从新闻宣传的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侧面，详细描述了战争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各方力量在新闻战线上的对垒。书中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的报刊60余种，并有重要报刊的配图和简介。
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一书对延安出版10年的历史进行了纵向梳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延安出版的两个阶段——兴盛阶段和调整阶段的编辑、印刷、发行以及稿酬、广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作了纵向、横向的比较，对其原因进行了剖析。用大量的数据、事实生动再现了延安出版10年的艰难历程与丰硕成果，同时也对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澄清。
王文斌《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一书按照地域、省份划分，收录了1919年至1949年全国12大城市、28省（區）、解放区、国统区和沧陷区的报史资料。其中，“解放区新闻战线”一章列举了《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之后，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各类报刊纸志，以及重要报刊的发刊词、编辑方针、宣传重点、主要领导人等，尤其详细列举了《解放日报》创刊时的人员构成。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著作较多沿用了传统新闻史写作的革命史范式、时间体例范式和个案传统，往往缺少对于特定社会背景和社会阶段特征的嵌入式描述，也就是说缺乏探究“社会思想整合与变迁”的叙述，没有能够从思想事件多元共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层面进行架构。但是这一点又于常情可以理解，毕竟这些著作并非以“延安时期”作为其论述的核心，其更加着眼于整体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变迁。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相对比较缺乏文化视野，研究成果往往“只见新闻不见文化”
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多来，冠以“延安”“延安时期”或“陕甘宁”“陕甘宁边区”标题的各类人文社科方向的研究，专著近900部、论文4500余篇（包括国外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但真正具有深度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延安时期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看，其上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二三十年代中国化的起步，中经《解放日报》改版与党报思想的成型，下接新中国党报理论的继续巩固与完善。现有的研究缺乏规模化、系统化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的论著。杨立川、郑萍的《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一书，作者试图把延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置于文化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从而希望描绘出一幅延安红色新闻传播的文化图景。但其对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活、文化心态、文化价值观等的挖掘、探讨与研究的深度、广度与量度等均不尽如人意。 从文化研究视角来看，涉及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研究成果的不足，可以整体上概括为新闻传播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活、文化心态与文化价值观等在既往研究中有意无意地被忽视，尤其表现在缺乏对普通人物与新闻传播采编人员的新闻生活、新闻心态与倾向的具象考察与观照。虽然有不少研究成果涉及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理念与实践问题，但对新闻制度、新闻生活、新闻心态与新闻价值观等问题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与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关系与互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实践中的制度与规范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伦理价值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主体即新闻传播人物整体性、全面性问题研究，延安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与全国各主要抗日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延安革命文化对新闻传播文化的影响与塑造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对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的作用与推动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与国统区、沦陷区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文化的联系与区别问题研究，延安时期对外新闻传播思想与实践问题研究等等，都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二）延安新闻史研究方法与视角往往过度依赖既往范式
就延安新闻史的相关论著来看，传统的研究范式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领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而对延安时期陕甘宁、晋察冀、冀热辽、晋绥、晋冀豫等全国18个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及其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则关注不够。
受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已有的关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成果往往易呈现出研究视角过于单一、研究过程过于程序化、研究结论过于固定化等倾向。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今后延安新闻学的研究，应尝试借助现代化、国家与社会、整体史、新制度主义等视角，采用比较分析、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进行研究，以期对已有研究有所超越与突破。
（三）研究选题往往过于集中，低层次、重复性成果较多
近些年来，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论研究文章的数量一直在增长，但多未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另外，一些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化。
一是在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研究方面，较少从整体上探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与宣传机构的社会作用与影响。最多的是有关延安抗战时期《解放日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前身）《边区群众报》《抗敌报》《群众》等中共媒体的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的个案考察。如张红春重点分析了《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果，科学评价了《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特点、价值及其历史贡献。刘继忠、梁运对《解放日报》的政治动员根源进行了挖掘。
二是在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方面，比较缺少对新闻传播伦理与价值的专题研究。除了郭勋亚《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形成原因探析》一文系公开发表外，其他研究散见于谢超《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研究》、李稳根《毛泽东新闻伦理思想研究》等多篇硕士论文。张曦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研究》，考察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从启蒙、形成、深化到运用及其发展的轨迹，从伦理学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分析归纳为四个方面：新闻党性原则是新闻伦理的本质属性，新闻自由是新闻伦理的价值指向，新闻真实是新闻伦理的实践依据，新闻正义是新闻伦理的最终目标。这些研究结论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创新之处。
三是有关延安新闻传播文化中人物的研究存在疏漏与不均衡现象。目前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决策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新闻传播者、参与者、理论研究者与广大受众，无论从整体角度或个体角度上，都呈现出相对不足的局面。如对吴冷西、恽逸群、张友渔、杜草甫、甘惜分等人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实践与思想的研究，就更显得不够深入与细致。吴冷西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2000年前后出版了几本有关他的新闻文选与回忆录外，学界对其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目前，研究吴冷西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文章不超过5篇，且都篇幅较小，如祝传鹏《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刘成文《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等。
注释：
①陈力丹：《试论党报工作传统的调整》，《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6期。
②黄旦：《党组织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全党办报”的历史学诠释》，《新闻大学》2004年第3期。
③参见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⑥吳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第340-342页。
⑤参见梁家禄、仲紫、赵玉明、韩松：《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⑧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64页。
⑨参见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湖南省新闻学会：《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参见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参见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郑保卫：《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
宁树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民主革命时期）》，《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6页。
参见何以刚：《毛泽东写作理论与实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朱栋梁：《毛泽东的编辑思想初探》，《娄底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张汉文：《毛泽东同志的编辑活动初探》，《新闻出版交流》1999年第5期。
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9期。
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8期。
张威：《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阳海洪：《论民粹主义与典型报道的起源——以“吴满有”报道为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
朱至刚：《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5期。
郝仪：《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动员研究》，湘潭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罗宁辉、晏国政：《延安时期的传播“魔弹论”效果》，《新闻记者》2004年第12期。
许冲、孟令蓉：《〈解放日报〉与延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大众化》，《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周海燕：《作为规训的生产——以大生产运动叙事为中心的话语考察》，《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汪罗：《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群众路线”与“群众办报”的关系解读》，《东南传播》2015年第6期。
李文：《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新聞知识》2008年第3期。
田中初：《黑板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方式——以中国革命根据地实践为视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
淳风：《“群众办报”与新闻改革》，《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参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苏岩望：《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1986年。
参见方汉奇：《序》，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参见刘苏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王文斌：《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参见杨立川、郑萍：《延安红色新闻传播文化图景》，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参见张红春：《〈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湘潭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刘继忠、梁运：《论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政治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2期。
郭勋亚：《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形成原因探析》，《今传媒》2012年第5期。
参见谢超：《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见李稳根：《毛泽东新闻伦理思想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见张曦：《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祝传鹏：《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新闻知识》2012年第1期。
刘成文：《简论吴冷西新闻宣传思想》，首届中国人物传播家大会暨第二届中国人物传播学研讨会，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