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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三峡是清代学者陶澍在地理游记《蜀輶日记》中重点描写的对象，联系嘉道两朝出现的政治危机和学术转向，可以发现，陶澍在纪行三峡时，受当时经世思潮的影响，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严谨、凝练、节制的书写方式记录了自己的三峡见闻和情感体验；着重对三峡的地理历史情况进行了辨误考证，将“有实用”作为其行文宗旨。
关键词：《蜀輶日记》；陶澍；三峡纪行；理性精神；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1-0011-05
古往今来，长江三峡凭借着雄奇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的目光，他们游历其间，书写着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事功理想，给后世留下了众多的名篇佳作。郦道元创作《水经注》一书，其集雄奇险迈、俊丽秀美、悲寂凄凉为一体的三峡写景被视为历代山水散文中的经典之作。陆游和范成大分别在《入蜀记》和《吴船录》中以大量的篇幅向世人展现了独具个人情怀的长江三峡，或抚今追昔，或一任自然。
清嘉庆十五年，国史馆编修陶澍受命离京赴四川典试，于归途中乘船顺流而下，经过了长江三峡。陶澍在地理游记《蜀輶日记》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三峡之行，内容丰富详瞻、靡不赅备。不同于郦道元、陆游和范成大等人对长江三峡极富有艺术性的呈现，陶澍面向现实、理性发言，从“守土者，宜知所绸缪哉”[3]328的立场出发，将文章的重点放在了对三峡的地理历史实情的探寻考究，并就此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一、陶澍三峡纪行的创作缘起
自乾隆中后期起，清政府的统治已初见颓势。到了嘉庆、道光两朝，内忧外患更是接踵而至：朝廷官员们徇私舞弊、贪污成风，吏治可谓是极度腐败，趁机非法敛财的民间教会在全国各地更相涌现、滋乱扰众，伴随着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暴动，另外，在清廷入主中原之初就已种下的民族矛盾和西方工业化带来的鸦片入侵也使得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处在社会时代前列的文人士大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动荡的危险气息和伴随而来的重大机遇，纷纷走出“故纸堆”，逃离“考据”之藩篱，重新拾起救世热忱，大声呼喊立足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实学”，倡导不“为学问而做学问”，要“为政治而做学问”。[1]15文学与政治、学术的联系在此中衰之际变得异常紧密。
以保国固土为目标的地理学，在这种国家疆土内外遭忧的局面下，格外受文人学者的青睐，专业化的地学写作和模山范水的地理游记创作一时蔚为大观。四川一省遥处西南，古时人们往来京、蜀两地，或行陸路经人文丰美的冀、豫、晋、陕，或行水陆经过山清水秀的长江流域，祖国的大半河山都被收入眼底，与出入蜀地有关的地理游记创作亦十分流行，清代尤甚。在这其中，典试四川的科举考官贡献颇丰。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为了防止舞弊事件的发生，统治者会从翰林院、詹事府等处选拔调用异籍官员，赴异地住持乡试、会试。这些科考官员学识渊博、文采不凡，平日里主要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等事务，未有参政的实权。在蜀地之行中，他们亲历了祖国大地的辽阔，并忆起曾发生在此的盛衰兴亡，其欲以实学救国的理想抱负在这种广阔的时空感知里被无限放大，众多优秀的地理游记得以诞生。仅以长篇著作为例，有如《使蜀日记》（方象瑛）、《蜀道驿程记》（王士祯）、《星轺日记》（沈炳垣）、《蜀輶日记》（陶澍）等，若论记叙的详细、丰富及完备，陶澍的《蜀輶日记》可以说是最为出色的。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县人，清代著名文人、学者、政治家，有《陶云汀先生奏疏》、《印心石屋文钞》、《蜀輶日记》、《陶渊明集辑注》、《陶靖节年谱考异》等著作传世。陶澍为官三十多年，先后抚安徽、江苏两省，官至两江总督，在盐政、漕政、币制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果显著，有垂利百年之功，堪称是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先驱人物。受父亲陶必铨影响，陶澍“少负经世志”，在熟读经书的同时还广泛地涉猎了其他各种门类的知识，尤其喜爱史地之学，并立志躬身实践，“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尤其喜爱”。[3]345嘉庆十五年（1810）五月，在国史馆任编修的陶澍作为副考官与同僚史评等人行陆路，离京赴四川主持乡试。待乡试结束后，这一行人便乘船离开四川，一路顺流而下。在长达半年的四川之行中，陶澍收获良多，集往来行途见闻，成《蜀輶日记》一书。归途中经过的长江三峡在该书中的描写比重约占五分之一，作为这本书的重要呈现对象，具有很典型的研究价值。与同样有过相关创作经验的郦道元、陆游和范成大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陶澍在纪行三峡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
陈其泰先生认为，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中“能够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实际，符合事物发展法则和认识规律”的思想精华，是 “与歪曲客观实际、虚幻、迷信、盲从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带有朴素的科学性，具体表现为“重证据、戒盲从”、“ 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和“运用辩证思维”。 [7]作为推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思想动力，这种理性精神一直深刻的影响着历代儒家学者。乾嘉时期文网严密，汉学家迫于政治高压，解经流于繁琐，缺少对治学大方向上的把握，于时弊无益。陶澍注意到了这一点，顺应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从朴素的儒学理性精神中获得启示，将对义理的阐释融入到考据之中，强调要“有得于经”，要从儒家经典中习得实理，并将其致诸于用，以解决现实问题。陶澍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的理性精神亦贯穿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在陶澍的文集里，用于阐述政治举措和政治思想的奏疏文数量巨大，其遵循儒家诗教“言志”传统的诗歌创作则带有明显的匡时救世的倾向性，“未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2]110与经学研究一样，陶澍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实际出发的，他反对浮于表面的笔墨文字游戏，提倡用真实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创作，以求写出有价值、能积极作用于现实的文学作品，陶澍在《蜀輶日记》中的三峡纪行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价值取向。 二、陶澍三峡纪行书写方式的严谨、凝练与含蓄
游记，简而言之就是叙述游览经历的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曾以“赋”、“书”、“序”、“记”等多种文体形式出现过。相对于赋体游记因铺排夸张而不免有刻板失真之嫌，书信体和序体游记只是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熏染下的附带产物，记体游记因为灵活的书写方式和独立的文体性质，在元结、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下，开始大放异彩，并逐渐成为了文人记游的首要选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记体游记又衍生出了一种日记体的游记文体样式，这种文体样式能更成熟完整地表现游记创作的三大要素——“游踪”“景观”和“情感”。[8]陶澍纪行三峡，选择的便是这种容量更为庞大、内容更为丰富、写法更为自由的日记体文体样式。
日记体游记因为多了更多私人化的日常事务记载，而容易被写得零散混乱。陶澍在灵活自由的日记体文体框架下，以严谨、凝练、含蓄的书写方式来记载游踪、刻画景观和表达情感，注意在审美上把握规整，避免了如叙家常般的散漫无边。透过这种节制而规范的文学审美，我们可以看出陶澍纪行三峡的目的并非是要从山水间获取诗意，也并非是要捕捉刹那间的美感享受。在严谨、凝练、含蓄的书写方式下，其主体性灵与自然生机的交流被弱化了，游记创作的实用性需求大过审美性，这正是陶澍受理性精神影响的结果。
（一）严谨的行踪记载
郦道元的三峡纪行是以江水为综来转换游览视野的，各处地理景观的位置随着江水的流转而被点出，但只有东南西北的大致方向，活动踪迹较为模糊：“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兴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4]1173陆游和范成大将时间的变换和空间的移动结合起来，对行踪记载开始变得详细：“十日。早，以特豕、壶酒，祭灵感庙，遂行。过鹿角、虎头、史君诸滩，水缩已三之二，然湍险犹可畏。泊城下，归州秭归县界也”。[5]211“八月戊辰，朔。发归州。两岸大石连延，蹲踞相望，顽很之态，不可状名。五里，入白狗峡”。[6]222陶澍在处理这段长达三百里的巨幅画卷时，增加了行踪记载的比重，从陆游、范成大的创作中汲取经验，具体了对自身行为活动的描述，以更加明确精准的时空概念细化了对自己游历踪迹的记载，使得行文严谨、有条理。
陶澍写自己午刻登白帝城观瞿塘诸景：“二里，过卧龙山，拜杜工部草堂。其左为武侯祠。度石桥，循山而东，八里至下关城，一名子阳城，即古夔城也。残堞宛然，缭绕山颠，西峻东迤。其山脉稍南出，突起圆峰，如以线系匏，即白帝城也。两城之间，谓之马岭。从小石门内穿菜畦缘以上，如知子美‘城尖径仄旌斾愁’之句，确是白帝情形也……临眺久之。出小城，绕山腹而下，至观音洞，一石佛卧龛内。俯视瞿塘，水色黝然……归途望夔城，鳞屋森然。在莲花山下，一塔隐隐矗云端。”[3]310陶澍一方面通过具体的道理远近如“二里”“八里”和东南西北的方向定位，将自己所见到的地理景观的位置大概地绘制出来，一方面自然地穿插了对自身行为活动的交代，如“拜”“度”“过””上”“俯视”“归望”等，以起到连接局部和转换视野的重要作用，静态的地理表述和动态的行为刻画自然、有序地衔接融合，让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陶澍的游览踪迹。
记载行踪不只需要空间的位移，还可以依靠时间的变换。陶澍每日都会认真地记载游览踪迹，鲜有中断，在时间的铺展中，其三峡纪行亦有了流动变化的真实感。陶澍不局限于一时一景的展现，碰到反复游历的地方，会依实际情况进行合情合理的描写。如游滟滪堆，陶澍第一次是登白帝城时顺道远观，故看到的是其整体气势，并简要突出了其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第二日陶澍是行船至滟滪堆细观，故描写了其险隘难渡和相关的故事传说，正是得益于时间概念，山水游记里的空间才能重叠出现，陶澍也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方位来展现三峡风光。
（二）凝练的景观刻画
長江三峡美景众多，若要逐一描写，则会使文章累赘繁杂、缺少重点，故陶澍在比较全面地记录三峡的地理景观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景物，用比喻、拟人、引用等修辞手法，抓住其最突出的特点来进行刻画，凝练简洁，较少有文学性的生发。
陶澍游经西陵峡时，对这几日所见山川做过一个总体概述：“有方若城者，有圆若盖者，有岈若牙者，有竦若翼者，有仰若缶、覆若釜者，有簇矗若笋尖者，有跗葩骈萼、烂若芙蓉者，有单支片段、森若戈戟者，有牵衣掩袂、若仙子御风者，有扶筇荷筿、若老人负曝者，有纠互若蛇螭、锵舞若鸾凤者”。[3]319西陵山脉众多，若一一描绘，实篇幅有限，且多易有重者，陶澍通过精准刻削的选词用字和工整对仗的短语排比，集中凸显出西陵诸山千奇百怪、秀丽峭拔的形态特征，实于极简洁处见笔力。陶澍在纪行三峡时也常常会引用他人言语和文学作品来帮助写景，如在进入归州的一个小镇时，陶澍写道：“有小镇，旧设巡司一员，今废。东坡《夜泊牛口》云：‘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情景宛然在目。”[3]316他没有用自己的话对小镇的风貌进行描写，而是仅借苏东坡《夜泊牛口》一诗，以“情景宛然在”一句，通过诗歌所营造的意境缓缓道出了小镇的和乐安详，于质朴中别具韵味。
对于一些因缺少特色而被前人隐去的景观，陶澍仍秉持着真实记录的创作原则，或是罗列其名不见其形，又或是片言只字以赋物，皆是点到为止。如入巫山界时陶澍写道“五里，虎须子滩。南岸巨石侧立如梳齿。又曰‘门扇峡’。五里，九墩子、小青滩。十五里，龙宝子。五里，焦滩。十五里，三缆子”。[3]311陶澍没有展开描写，仅以道里远近点出所经之处，唯形象可观的“门扇峡”，以“侧立如梳齿”来刻绘，甚是简洁生动。
（三）含蓄的情感表达
郦道元沉醉于三峡的清隽雄壮，陆游感叹三峡的百年沧桑，范成大则喜爱挑战三峡的险绝难行，他们都将主体的喜怒哀乐与山水的生机变化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直白的情感还是深刻的人生体悟，他们是不吝啬于在三峡的山水间表达出来的。陶澍对三峡虽也有“壮矣哉”的赞美，但这种情感表达总是很少或者非常含蓄，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我们也未能从他的三峡纪行中感知到。 过新滩时，陶澍写道“于时水势未落，崩洪沄沄，遂放船而下。三老长年，齐声奋楫。余方倚窗槛观山色，倏觉雪花飞起，浪大于屋，舟掷其中，飘如一叶，瞥目间，已迅泻十数里。始悟杜诗‘身轻一鸟过’，殊肖此间情景”。[3]317陶澍先由滩水涨势、人事活动及舟船行流情况正面写新滩的险隘难行，末尾再以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一诗中将士杀敌的矫捷之姿来比喻舟船在迅猛水流中的疾行状态，从侧面凸出滩水之险浚。而这以景写景其实也是在以情写情，陶澍虽然没有直接写自己的心里感受，但通过这首诗歌所传达出的消灭敌人的那种昂扬奋勇之情，我们也似乎可以体会到陶澍在战胜险境时的那种爽快潇洒。
陶澍泊夔州奉节县时，当地太守招待其入府宴饮，“署后有望华亭，登之，城内外一览可尽。旁有甘夫人墓，以土垣卫之。古槐数株，苍翠尚茂。酒阑登舟，金鸡已唱晓矣”，行舟至巫山县，“晚来月色盈舟，推窗望阳台、高唐诸山，秀倩可惋。制军差官送出境，将以翌日自崖而返，秉烛作书报之”。[3]310古代文人平日里喜以雅事来修养身心，通过这些充满趣味的人文活动，他们彰显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感需求。陶澍在游记里写了登高寻古、饮酒谈笑和月下泛舟这些雅事，并佐之以三峡之景，虽然没有内心情感的直接表述，但透过这些文人雅事的美好和风景的秀丽，我们不难想象，陶澍是以一种很愉悦、轻松的情感态度来享受三峡之游的。
三、陶澍三峡纪行的实证与实用
陶澍纪行三峡，不耽于游玩之乐，以认真严谨的态度重点对三峡的地理历史实情进行了考证。郦道元、陆游和范成大在各自的三峡游记中，也都有此内容，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郦道元的考证是为了完善补充说明当地的地理历史情况，较少发疑，如同材料堆积的佐证；陆游和范成大有疑而问，考证色彩鲜明，但主要是兴趣使然，有了思考的过程，对于逻辑的把握却很随意；陶澍则是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根据有条理地辨误考证，更为重要的是，陶澍的考证并非仅仅为了考证而考证，而是试图探索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总结一些规律性的道理，以实用为重要归旨。
（一）务求“实证”
与陶澍同主四川会试的考官史评在为《蜀輶日记》做序时说道：“中丞则于一山、一水、一祠宇、一桥梁无不考其名，究其源委。”[3]244所谓 “考”“究”不是乾嘉汉学“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的训诂考据，而是指陶澍在游览中有存疑的地方时，能灵活的根据所学知识、参考各类书籍，亲自登览山地进行考察
在游至巫山神女峰时，陶澍对神女的身份、云雨一词的初始意义以及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真实性等问题进行了考据和订正。“巫山神女为西王母第二十三女云华夫人……禹疑问童律，对曰：‘上对凝气为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乃西华少阴之气也。’仆始读其书而骇异，既而深思之，所谓西王母者，有合于坤为母，兑为少女之义，阴阳不测，变化万物，岂不灼灼明甚。宋玉此赋，虽载《文选》，然王逸裒类《楚辞》甚详，独无此二赋，足知其赝……且怀、襄孱主，屡为秦困，襄王乃东徙于陈，其去巫峡远甚，亦可以为验也。”[3]314陶澍通过前人言语和书籍，推论神女当为西王母，“云雨”不过是她的变换形态之一，认为世人之所以释“云雨”为男女缠绵情爱，与《高唐》《神女》二赋的传颂有关。接着，陶澍依据《楚辞章句》断定这两首赋当为伪作，用以佐证“云雨”为情爱的文本资料从真实性上受到了怀疑。最后，陶澍又以楚襄王所居住的陈地离巫峡有很远的距离这一真实的地理情况，否定了楚襄王与神女相会于阳台的可能性。一环紧接一环的证明了，后世所谓“云雨”，不过是戏语罢了。推论中有待商榷的部分，但可以看出，陶澍对于问题的思考是很有条理的。
郦道元、陆游、范成大与陶澍四人都经过了长江三峡，但除了陶澍，其余三人对三峡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陶澍集中庾仲雍、韦庄、王洙等人对长江三峡的界限判断，参考宋代文学家盛宏之在《荆州记》中提到的：“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认为长江三峡（即大三峡）应该是由重庆奉节为起点，绵延至湖北宜昌。接着又与“今自夔府东至宜昌，将近六百里，奇险尽在其间”的亲身经历相结合，陶澍才最终确定了长江三峡的起始终点以及分段名称：以滟滪堆到虎须滩一段为瞿塘峡，又名广溪峡、夔峡；从空亡沱到门扇峡统称为巫峡；兵书峡至平善坝一段应为西陵峡。[3]其所得出的结论与今人的界定可以说相差无几。
（二）致力于“实用”
陶澍治学的态度始终从一“实”字出发，在《钟山书院课艺录》一文中，陶澍就提出了“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2]109的理论主张。所谓实学从狭义的研究对象来讲，是指在治经基础上有所扩大研究的天文、地理、历法、农业、水利、生物等自然社会科学，在三峡之行中就具化为了地理形势、建置沿革、古今战守和民风淳浇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感于宋学的空谈性命义理，陶澍在纪行三峡时格外关注这些实学内容，并善于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盛衰教训，以谋求治理之道。
陶澍同陆游一样，都很关注三峡的历史情况，只不过陆游是在历史兴衰中抒发自己的身世飘零之悲，陶澍则旨在以古鉴今，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救国治世的方法策略。如写夷陵州地（今宜昌）：“然白起、王濬与隋杨素之下陈，唐李孝恭之克萧铣，均以建瓴之势成功。若所据非宜，则田戎、步阐，终归败亡。即先主之连营七百，亦不免见欺小儿，狼狈西走。”陶澍认为夷陵州“地当三峡之口，为楚蜀咽喉，形胜所必争”，[3]320其军事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但通过对夷陵州地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役的分析，陶澍发现古今战将有如白起、王濬、杨素、李孝恭等攻占此地大获全胜的，也有守据此地如田戎、步阐、刘备而狼狈败走的，客观辩证了战争的成败不只基于地理优劣，还与战争双方的军事策略有很重要的关系。其所总结出的“乘高因险，亦视乎其人也”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历代战争或国家治理中的通用法则。
陶澍的三峡之行自奉节而起，跨越四川、湖北两省，在每游历完一省后，他都会写一段文字对该省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两省的地理、人情与治乱联系在一起，提出了顺应民情、因地而治的通达政治观。陶澍言四川：“嵚岩外巖，沃壤中蟠，货材所殖，粳稻尤蕃。地势居高临下，足以控扼东南，屏藩关陇”，认为其具备粮草充足和易守难攻的经济、军事优势，是从地理实情方面说明了蜀地的重要性。之后他又结合历史上所发生的与争夺蜀地有关的成败兴亡：“秦得之以弱楚，晋得之以吞吴，蒙古得之以亡宋；而成周、刘汉之兴，皆以蜀为前驱”，[3]315再次证实了四川一省对于国家安定的意义。在提出具体治理方针时，陶澍认为这片“清奇而露”的土地所涵养出的百姓子弟虽俊秀，却缺乏坚韧之质，管理之人宜恩威并施、善加引导。也正是基于对蜀地地理历史实情的清晰认识，他才在随后的四川任上，取得了显赫的政绩，成为了清朝封疆大吏蒋攸銛所赞誉的“四川第一”。言湖北，“居水路之冲要，为南北之喉膺，险要所在，节节皆关形胜”，陶澍突出其战略位置之重要，并特别指出湖北得以称为鱼米之乡，“良由人力劬，而堤垸之利普也”，[3]328认为水利建设对于湖北这个千湖之省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后陶澍在江苏、安徽、湖广任上疏浚河道、改良江河地区的生产环境，更是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落实到了实处。
结语
陶澍在三峡纪行中表现出理性精神不是那个时代的个例，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和章学诚等一批学者，都曾从地理、哲学、历史等不同的角度切入，对朴素的儒家理性精神进行过创造性的发展。陶澍作为后期之秀，在时代需求的召唤下，响应着前辈们对经世济民的热烈呼号。他行走在三峡的山水间，将自己欲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寄寓其中，独抒性灵的审美需求有意识地让位于“经世致用”的创作宗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其后来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也正是基于这种实事求是、主张经世致用、以辩证的观点对待事物的理性精神。
注 释：
[1]（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陈浦清主编：《陶澍全集卷六》，岳麓书社，2010年。
[3] 陈浦清主编：《陶澍全集卷八》，岳麓书社，2010年。
[4]（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5]（宋）陆游，蒋方校注：《入蜀记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
[7] 陈其泰：《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求实学刊》，2014第3期。
[8] 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責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孙 珂
关键词：《蜀輶日记》；陶澍；三峡纪行；理性精神；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1-0011-05
古往今来，长江三峡凭借着雄奇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的目光，他们游历其间，书写着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事功理想，给后世留下了众多的名篇佳作。郦道元创作《水经注》一书，其集雄奇险迈、俊丽秀美、悲寂凄凉为一体的三峡写景被视为历代山水散文中的经典之作。陆游和范成大分别在《入蜀记》和《吴船录》中以大量的篇幅向世人展现了独具个人情怀的长江三峡，或抚今追昔，或一任自然。
清嘉庆十五年，国史馆编修陶澍受命离京赴四川典试，于归途中乘船顺流而下，经过了长江三峡。陶澍在地理游记《蜀輶日记》一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三峡之行，内容丰富详瞻、靡不赅备。不同于郦道元、陆游和范成大等人对长江三峡极富有艺术性的呈现，陶澍面向现实、理性发言，从“守土者，宜知所绸缪哉”[3]328的立场出发，将文章的重点放在了对三峡的地理历史实情的探寻考究，并就此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一、陶澍三峡纪行的创作缘起
自乾隆中后期起，清政府的统治已初见颓势。到了嘉庆、道光两朝，内忧外患更是接踵而至：朝廷官员们徇私舞弊、贪污成风，吏治可谓是极度腐败，趁机非法敛财的民间教会在全国各地更相涌现、滋乱扰众，伴随着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暴动，另外，在清廷入主中原之初就已种下的民族矛盾和西方工业化带来的鸦片入侵也使得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山雨欲来风满楼，处在社会时代前列的文人士大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动荡的危险气息和伴随而来的重大机遇，纷纷走出“故纸堆”，逃离“考据”之藩篱，重新拾起救世热忱，大声呼喊立足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实学”，倡导不“为学问而做学问”，要“为政治而做学问”。[1]15文学与政治、学术的联系在此中衰之际变得异常紧密。
以保国固土为目标的地理学，在这种国家疆土内外遭忧的局面下，格外受文人学者的青睐，专业化的地学写作和模山范水的地理游记创作一时蔚为大观。四川一省遥处西南，古时人们往来京、蜀两地，或行陸路经人文丰美的冀、豫、晋、陕，或行水陆经过山清水秀的长江流域，祖国的大半河山都被收入眼底，与出入蜀地有关的地理游记创作亦十分流行，清代尤甚。在这其中，典试四川的科举考官贡献颇丰。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为了防止舞弊事件的发生，统治者会从翰林院、詹事府等处选拔调用异籍官员，赴异地住持乡试、会试。这些科考官员学识渊博、文采不凡，平日里主要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等事务，未有参政的实权。在蜀地之行中，他们亲历了祖国大地的辽阔，并忆起曾发生在此的盛衰兴亡，其欲以实学救国的理想抱负在这种广阔的时空感知里被无限放大，众多优秀的地理游记得以诞生。仅以长篇著作为例，有如《使蜀日记》（方象瑛）、《蜀道驿程记》（王士祯）、《星轺日记》（沈炳垣）、《蜀輶日记》（陶澍）等，若论记叙的详细、丰富及完备，陶澍的《蜀輶日记》可以说是最为出色的。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县人，清代著名文人、学者、政治家，有《陶云汀先生奏疏》、《印心石屋文钞》、《蜀輶日记》、《陶渊明集辑注》、《陶靖节年谱考异》等著作传世。陶澍为官三十多年，先后抚安徽、江苏两省，官至两江总督，在盐政、漕政、币制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果显著，有垂利百年之功，堪称是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先驱人物。受父亲陶必铨影响，陶澍“少负经世志”，在熟读经书的同时还广泛地涉猎了其他各种门类的知识，尤其喜爱史地之学，并立志躬身实践，“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尤其喜爱”。[3]345嘉庆十五年（1810）五月，在国史馆任编修的陶澍作为副考官与同僚史评等人行陆路，离京赴四川主持乡试。待乡试结束后，这一行人便乘船离开四川，一路顺流而下。在长达半年的四川之行中，陶澍收获良多，集往来行途见闻，成《蜀輶日记》一书。归途中经过的长江三峡在该书中的描写比重约占五分之一，作为这本书的重要呈现对象，具有很典型的研究价值。与同样有过相关创作经验的郦道元、陆游和范成大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陶澍在纪行三峡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
陈其泰先生认为，儒学理性精神是孔子学说中“能够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实际，符合事物发展法则和认识规律”的思想精华，是 “与歪曲客观实际、虚幻、迷信、盲从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带有朴素的科学性，具体表现为“重证据、戒盲从”、“ 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和“运用辩证思维”。 [7]作为推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思想动力，这种理性精神一直深刻的影响着历代儒家学者。乾嘉时期文网严密，汉学家迫于政治高压，解经流于繁琐，缺少对治学大方向上的把握，于时弊无益。陶澍注意到了这一点，顺应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从朴素的儒学理性精神中获得启示，将对义理的阐释融入到考据之中，强调要“有得于经”，要从儒家经典中习得实理，并将其致诸于用，以解决现实问题。陶澍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的理性精神亦贯穿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在陶澍的文集里，用于阐述政治举措和政治思想的奏疏文数量巨大，其遵循儒家诗教“言志”传统的诗歌创作则带有明显的匡时救世的倾向性，“未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2]110与经学研究一样，陶澍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实际出发的，他反对浮于表面的笔墨文字游戏，提倡用真实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创作，以求写出有价值、能积极作用于现实的文学作品，陶澍在《蜀輶日记》中的三峡纪行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价值取向。 二、陶澍三峡纪行书写方式的严谨、凝练与含蓄
游记，简而言之就是叙述游览经历的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曾以“赋”、“书”、“序”、“记”等多种文体形式出现过。相对于赋体游记因铺排夸张而不免有刻板失真之嫌，书信体和序体游记只是魏晋山水审美意识熏染下的附带产物，记体游记因为灵活的书写方式和独立的文体性质，在元结、柳宗元等人的努力下，开始大放异彩，并逐渐成为了文人记游的首要选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记体游记又衍生出了一种日记体的游记文体样式，这种文体样式能更成熟完整地表现游记创作的三大要素——“游踪”“景观”和“情感”。[8]陶澍纪行三峡，选择的便是这种容量更为庞大、内容更为丰富、写法更为自由的日记体文体样式。
日记体游记因为多了更多私人化的日常事务记载，而容易被写得零散混乱。陶澍在灵活自由的日记体文体框架下，以严谨、凝练、含蓄的书写方式来记载游踪、刻画景观和表达情感，注意在审美上把握规整，避免了如叙家常般的散漫无边。透过这种节制而规范的文学审美，我们可以看出陶澍纪行三峡的目的并非是要从山水间获取诗意，也并非是要捕捉刹那间的美感享受。在严谨、凝练、含蓄的书写方式下，其主体性灵与自然生机的交流被弱化了，游记创作的实用性需求大过审美性，这正是陶澍受理性精神影响的结果。
（一）严谨的行踪记载
郦道元的三峡纪行是以江水为综来转换游览视野的，各处地理景观的位置随着江水的流转而被点出，但只有东南西北的大致方向，活动踪迹较为模糊：“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溪水导源梁州晋兴郡之宣汉县东，又南迳建平郡泰昌县南，又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4]1173陆游和范成大将时间的变换和空间的移动结合起来，对行踪记载开始变得详细：“十日。早，以特豕、壶酒，祭灵感庙，遂行。过鹿角、虎头、史君诸滩，水缩已三之二，然湍险犹可畏。泊城下，归州秭归县界也”。[5]211“八月戊辰，朔。发归州。两岸大石连延，蹲踞相望，顽很之态，不可状名。五里，入白狗峡”。[6]222陶澍在处理这段长达三百里的巨幅画卷时，增加了行踪记载的比重，从陆游、范成大的创作中汲取经验，具体了对自身行为活动的描述，以更加明确精准的时空概念细化了对自己游历踪迹的记载，使得行文严谨、有条理。
陶澍写自己午刻登白帝城观瞿塘诸景：“二里，过卧龙山，拜杜工部草堂。其左为武侯祠。度石桥，循山而东，八里至下关城，一名子阳城，即古夔城也。残堞宛然，缭绕山颠，西峻东迤。其山脉稍南出，突起圆峰，如以线系匏，即白帝城也。两城之间，谓之马岭。从小石门内穿菜畦缘以上，如知子美‘城尖径仄旌斾愁’之句，确是白帝情形也……临眺久之。出小城，绕山腹而下，至观音洞，一石佛卧龛内。俯视瞿塘，水色黝然……归途望夔城，鳞屋森然。在莲花山下，一塔隐隐矗云端。”[3]310陶澍一方面通过具体的道理远近如“二里”“八里”和东南西北的方向定位，将自己所见到的地理景观的位置大概地绘制出来，一方面自然地穿插了对自身行为活动的交代，如“拜”“度”“过””上”“俯视”“归望”等，以起到连接局部和转换视野的重要作用，静态的地理表述和动态的行为刻画自然、有序地衔接融合，让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陶澍的游览踪迹。
记载行踪不只需要空间的位移，还可以依靠时间的变换。陶澍每日都会认真地记载游览踪迹，鲜有中断，在时间的铺展中，其三峡纪行亦有了流动变化的真实感。陶澍不局限于一时一景的展现，碰到反复游历的地方，会依实际情况进行合情合理的描写。如游滟滪堆，陶澍第一次是登白帝城时顺道远观，故看到的是其整体气势，并简要突出了其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第二日陶澍是行船至滟滪堆细观，故描写了其险隘难渡和相关的故事传说，正是得益于时间概念，山水游记里的空间才能重叠出现，陶澍也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方位来展现三峡风光。
（二）凝练的景观刻画
長江三峡美景众多，若要逐一描写，则会使文章累赘繁杂、缺少重点，故陶澍在比较全面地记录三峡的地理景观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景物，用比喻、拟人、引用等修辞手法，抓住其最突出的特点来进行刻画，凝练简洁，较少有文学性的生发。
陶澍游经西陵峡时，对这几日所见山川做过一个总体概述：“有方若城者，有圆若盖者，有岈若牙者，有竦若翼者，有仰若缶、覆若釜者，有簇矗若笋尖者，有跗葩骈萼、烂若芙蓉者，有单支片段、森若戈戟者，有牵衣掩袂、若仙子御风者，有扶筇荷筿、若老人负曝者，有纠互若蛇螭、锵舞若鸾凤者”。[3]319西陵山脉众多，若一一描绘，实篇幅有限，且多易有重者，陶澍通过精准刻削的选词用字和工整对仗的短语排比，集中凸显出西陵诸山千奇百怪、秀丽峭拔的形态特征，实于极简洁处见笔力。陶澍在纪行三峡时也常常会引用他人言语和文学作品来帮助写景，如在进入归州的一个小镇时，陶澍写道：“有小镇，旧设巡司一员，今废。东坡《夜泊牛口》云：‘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情景宛然在目。”[3]316他没有用自己的话对小镇的风貌进行描写，而是仅借苏东坡《夜泊牛口》一诗，以“情景宛然在”一句，通过诗歌所营造的意境缓缓道出了小镇的和乐安详，于质朴中别具韵味。
对于一些因缺少特色而被前人隐去的景观，陶澍仍秉持着真实记录的创作原则，或是罗列其名不见其形，又或是片言只字以赋物，皆是点到为止。如入巫山界时陶澍写道“五里，虎须子滩。南岸巨石侧立如梳齿。又曰‘门扇峡’。五里，九墩子、小青滩。十五里，龙宝子。五里，焦滩。十五里，三缆子”。[3]311陶澍没有展开描写，仅以道里远近点出所经之处，唯形象可观的“门扇峡”，以“侧立如梳齿”来刻绘，甚是简洁生动。
（三）含蓄的情感表达
郦道元沉醉于三峡的清隽雄壮，陆游感叹三峡的百年沧桑，范成大则喜爱挑战三峡的险绝难行，他们都将主体的喜怒哀乐与山水的生机变化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直白的情感还是深刻的人生体悟，他们是不吝啬于在三峡的山水间表达出来的。陶澍对三峡虽也有“壮矣哉”的赞美，但这种情感表达总是很少或者非常含蓄，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我们也未能从他的三峡纪行中感知到。 过新滩时，陶澍写道“于时水势未落，崩洪沄沄，遂放船而下。三老长年，齐声奋楫。余方倚窗槛观山色，倏觉雪花飞起，浪大于屋，舟掷其中，飘如一叶，瞥目间，已迅泻十数里。始悟杜诗‘身轻一鸟过’，殊肖此间情景”。[3]317陶澍先由滩水涨势、人事活动及舟船行流情况正面写新滩的险隘难行，末尾再以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一诗中将士杀敌的矫捷之姿来比喻舟船在迅猛水流中的疾行状态，从侧面凸出滩水之险浚。而这以景写景其实也是在以情写情，陶澍虽然没有直接写自己的心里感受，但通过这首诗歌所传达出的消灭敌人的那种昂扬奋勇之情，我们也似乎可以体会到陶澍在战胜险境时的那种爽快潇洒。
陶澍泊夔州奉节县时，当地太守招待其入府宴饮，“署后有望华亭，登之，城内外一览可尽。旁有甘夫人墓，以土垣卫之。古槐数株，苍翠尚茂。酒阑登舟，金鸡已唱晓矣”，行舟至巫山县，“晚来月色盈舟，推窗望阳台、高唐诸山，秀倩可惋。制军差官送出境，将以翌日自崖而返，秉烛作书报之”。[3]310古代文人平日里喜以雅事来修养身心，通过这些充满趣味的人文活动，他们彰显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感需求。陶澍在游记里写了登高寻古、饮酒谈笑和月下泛舟这些雅事，并佐之以三峡之景，虽然没有内心情感的直接表述，但透过这些文人雅事的美好和风景的秀丽，我们不难想象，陶澍是以一种很愉悦、轻松的情感态度来享受三峡之游的。
三、陶澍三峡纪行的实证与实用
陶澍纪行三峡，不耽于游玩之乐，以认真严谨的态度重点对三峡的地理历史实情进行了考证。郦道元、陆游和范成大在各自的三峡游记中，也都有此内容，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郦道元的考证是为了完善补充说明当地的地理历史情况，较少发疑，如同材料堆积的佐证；陆游和范成大有疑而问，考证色彩鲜明，但主要是兴趣使然，有了思考的过程，对于逻辑的把握却很随意；陶澍则是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根据有条理地辨误考证，更为重要的是，陶澍的考证并非仅仅为了考证而考证，而是试图探索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总结一些规律性的道理，以实用为重要归旨。
（一）务求“实证”
与陶澍同主四川会试的考官史评在为《蜀輶日记》做序时说道：“中丞则于一山、一水、一祠宇、一桥梁无不考其名，究其源委。”[3]244所谓 “考”“究”不是乾嘉汉学“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的训诂考据，而是指陶澍在游览中有存疑的地方时，能灵活的根据所学知识、参考各类书籍，亲自登览山地进行考察
在游至巫山神女峰时，陶澍对神女的身份、云雨一词的初始意义以及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真实性等问题进行了考据和订正。“巫山神女为西王母第二十三女云华夫人……禹疑问童律，对曰：‘上对凝气为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乃西华少阴之气也。’仆始读其书而骇异，既而深思之，所谓西王母者，有合于坤为母，兑为少女之义，阴阳不测，变化万物，岂不灼灼明甚。宋玉此赋，虽载《文选》，然王逸裒类《楚辞》甚详，独无此二赋，足知其赝……且怀、襄孱主，屡为秦困，襄王乃东徙于陈，其去巫峡远甚，亦可以为验也。”[3]314陶澍通过前人言语和书籍，推论神女当为西王母，“云雨”不过是她的变换形态之一，认为世人之所以释“云雨”为男女缠绵情爱，与《高唐》《神女》二赋的传颂有关。接着，陶澍依据《楚辞章句》断定这两首赋当为伪作，用以佐证“云雨”为情爱的文本资料从真实性上受到了怀疑。最后，陶澍又以楚襄王所居住的陈地离巫峡有很远的距离这一真实的地理情况，否定了楚襄王与神女相会于阳台的可能性。一环紧接一环的证明了，后世所谓“云雨”，不过是戏语罢了。推论中有待商榷的部分，但可以看出，陶澍对于问题的思考是很有条理的。
郦道元、陆游、范成大与陶澍四人都经过了长江三峡，但除了陶澍，其余三人对三峡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陶澍集中庾仲雍、韦庄、王洙等人对长江三峡的界限判断，参考宋代文学家盛宏之在《荆州记》中提到的：“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认为长江三峡（即大三峡）应该是由重庆奉节为起点，绵延至湖北宜昌。接着又与“今自夔府东至宜昌，将近六百里，奇险尽在其间”的亲身经历相结合，陶澍才最终确定了长江三峡的起始终点以及分段名称：以滟滪堆到虎须滩一段为瞿塘峡，又名广溪峡、夔峡；从空亡沱到门扇峡统称为巫峡；兵书峡至平善坝一段应为西陵峡。[3]其所得出的结论与今人的界定可以说相差无几。
（二）致力于“实用”
陶澍治学的态度始终从一“实”字出发，在《钟山书院课艺录》一文中，陶澍就提出了“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2]109的理论主张。所谓实学从狭义的研究对象来讲，是指在治经基础上有所扩大研究的天文、地理、历法、农业、水利、生物等自然社会科学，在三峡之行中就具化为了地理形势、建置沿革、古今战守和民风淳浇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感于宋学的空谈性命义理，陶澍在纪行三峡时格外关注这些实学内容，并善于从中发现问题，总结盛衰教训，以谋求治理之道。
陶澍同陆游一样，都很关注三峡的历史情况，只不过陆游是在历史兴衰中抒发自己的身世飘零之悲，陶澍则旨在以古鉴今，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救国治世的方法策略。如写夷陵州地（今宜昌）：“然白起、王濬与隋杨素之下陈，唐李孝恭之克萧铣，均以建瓴之势成功。若所据非宜，则田戎、步阐，终归败亡。即先主之连营七百，亦不免见欺小儿，狼狈西走。”陶澍认为夷陵州“地当三峡之口，为楚蜀咽喉，形胜所必争”，[3]320其军事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但通过对夷陵州地历代所发生的重要战役的分析，陶澍发现古今战将有如白起、王濬、杨素、李孝恭等攻占此地大获全胜的，也有守据此地如田戎、步阐、刘备而狼狈败走的，客观辩证了战争的成败不只基于地理优劣，还与战争双方的军事策略有很重要的关系。其所总结出的“乘高因险，亦视乎其人也”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历代战争或国家治理中的通用法则。
陶澍的三峡之行自奉节而起，跨越四川、湖北两省，在每游历完一省后，他都会写一段文字对该省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两省的地理、人情与治乱联系在一起，提出了顺应民情、因地而治的通达政治观。陶澍言四川：“嵚岩外巖，沃壤中蟠，货材所殖，粳稻尤蕃。地势居高临下，足以控扼东南，屏藩关陇”，认为其具备粮草充足和易守难攻的经济、军事优势，是从地理实情方面说明了蜀地的重要性。之后他又结合历史上所发生的与争夺蜀地有关的成败兴亡：“秦得之以弱楚，晋得之以吞吴，蒙古得之以亡宋；而成周、刘汉之兴，皆以蜀为前驱”，[3]315再次证实了四川一省对于国家安定的意义。在提出具体治理方针时，陶澍认为这片“清奇而露”的土地所涵养出的百姓子弟虽俊秀，却缺乏坚韧之质，管理之人宜恩威并施、善加引导。也正是基于对蜀地地理历史实情的清晰认识，他才在随后的四川任上，取得了显赫的政绩，成为了清朝封疆大吏蒋攸銛所赞誉的“四川第一”。言湖北，“居水路之冲要，为南北之喉膺，险要所在，节节皆关形胜”，陶澍突出其战略位置之重要，并特别指出湖北得以称为鱼米之乡，“良由人力劬，而堤垸之利普也”，[3]328认为水利建设对于湖北这个千湖之省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后陶澍在江苏、安徽、湖广任上疏浚河道、改良江河地区的生产环境，更是将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落实到了实处。
结语
陶澍在三峡纪行中表现出理性精神不是那个时代的个例，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和章学诚等一批学者，都曾从地理、哲学、历史等不同的角度切入，对朴素的儒家理性精神进行过创造性的发展。陶澍作为后期之秀，在时代需求的召唤下，响应着前辈们对经世济民的热烈呼号。他行走在三峡的山水间，将自己欲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寄寓其中，独抒性灵的审美需求有意识地让位于“经世致用”的创作宗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其后来所进行的政治改革，也正是基于这种实事求是、主张经世致用、以辩证的观点对待事物的理性精神。
注 释：
[1]（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陈浦清主编：《陶澍全集卷六》，岳麓书社，2010年。
[3] 陈浦清主编：《陶澍全集卷八》，岳麓书社，2010年。
[4]（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译注，《水经注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5]（宋）陆游，蒋方校注：《入蜀记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宋）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
[7] 陈其泰：《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求实学刊》，2014第3期。
[8] 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責任编辑：王作新
文字校对：孙 珂